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纽带论文,钱币论文,桥梁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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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对外交往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中国丝绸的向外流布，形成了“丝绸之路”；随着中国陶瓷的异国远播，形成了“陶瓷之路”。同样道理，中外各国钱币的相互流动，事实上已形成了一条维系中外关系的“钱币之路”。但是，“钱币之路”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对之作初步探讨，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予以关注和研究，使这条维系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之路重现历史的辉煌。
一
只要认真审视我国的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在我国古代通往世界各国的西北陆上通道、东南海上通道以及西南陆上通道上，都存在着“钱币之路”。而且，与丝绸、陶瓷的单向流动不同，钱币的流动是双向的——既有中国钱币向世界各国的流布，又有国外钱币向中国的传输。
先说西北陆上通道。它以我国的古都西安、洛阳为起点，西经甘肃、青海、新疆一带，通向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这条通道，汉唐时极度繁荣，曾是我国对外交往的大动脉。中唐以后，随着东南海路的发展，西北陆上通道渐受影响，但并未衰竭，仍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线。
在这条通道上，早在汉代，随着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汉王朝的五铢钱就开始外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斯坦因在中亚探险考古，就曾发现汉五铢铜币。之后，铜钱的外流没有停止。前苏联撒马尔汗东六十八公里的潘秀肯特（Pyanjikent）遗址曾发掘出土了北周保定元年铸造的“布泉”铜币和唐“开元通宝”就是最好的证明。唐代，鉴于铜钱的外流，“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这恰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铜钱外流的事实。
众所周知，通过西北陆上通道，我国输出的最大宗商品是丝绸。汉唐时期，在我国国内，丝绸绢帛曾长期当作货币使用，唐代有所谓“钱帛兼行”。既然丝绸绢帛在国内被广泛地用作货币，那么，外流出去的丝绸绢帛是否有此用途呢？据1253年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到钦察草原去见拔都之子撒里答的法国佛兰德斯鲁布鲁克林人威廉的记载，当时，在东欧一些地区，“用金银买不到东西，只能用亚麻布或其他丝绢才买得到”。（注：《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 何高济中译本第224 页， 中华书局1985年版。）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种用作货币的丝绸是中国输出的，但可以肯定，欧洲曾有用丝绸作货币的传统。
到了元代，随着蒙元的对外扩张和元王朝的建立，在西北陆上通道上，中国钱币的外流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纸币向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传布。当时，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元统治者将中国纸币推广到了波斯（伊朗）、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重点是推向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波斯伊利汗国曾于1294年9月12 日正式仿元朝交钞制度发行纸钞。据奥都剌《瓦撒夫书》和多桑《蒙古史》记载，伊利汗国的纸钞，从形制到面额，再到发行管理几乎完全都是仿照元朝的交钞制度。伊利汗国这次实行钞法，虽然两个月后便由于人民的抵制而废止，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波斯人、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纸币并深深地影响至其货币文化。直至今天，波斯语中仍将纸币称作“钞”（chao），这便是中国纸币文化影响的结果。
与此同时，国外的钱币也沿北陆上通道流入我国，这主要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波斯萨珊王朝是继安息王朝之后的又一王朝。它从公元224年兴起，至651年亡国，前后共约四百余年。汉晋之际，我国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就对安息有了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萨珊王朝兴起后，波斯国之名频见于《魏书》、《周书》、《隋书》、《新旧唐书》等史籍。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载：“货用大银钱。”在萨珊王朝统治的四百多年里，不断与中国发生联系。特别是中亚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更加密切了萨珊王朝与我国的贸易关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波斯萨珊银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日本学者冈崎敬和我国学者姜伯勤等人称之为“白银之路”。自1915年斯坦因第一次在我国发现萨珊银币至今，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乌恰、库车、吐鲁番以及青海西宁、甘肃敦煌莫高窟、宁夏固原、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河北定县等地，已30余次发现萨珊朝银币，累计达1167枚，包括自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至伊斯泽提德三世（公元632～651年）的历代萨珊王朝的银币。上述发现萨珊银币的地点，正是我国西北陆上通道所经过和所联系的地区，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白银之路”的存在。
拜占庭即东罗马，我国汉唐史书称之为拂菻国。从公元395 年东西罗马分治开始，到1453年土耳其俄托曼族攻克君士坦丁堡，前后共存在了1058年。长期以来，波斯萨珊王朝一直垄断着与东方的贸易。公元6世纪，为争夺与东方的贸易控制权，获取中国丝绸， 拜占庭多次与波斯萨珊王朝交战，但最终以拜占庭的失败而告结束。到查斯丁二世统治时（公元565～578年），拜占庭与突厥汗国取得联系，与东方联系有所加强。同时，中亚粟特人往来中国与拜占庭之间，推动了双方贸易的发展。随之而来，拜占庭金币流入我国。在我国西北，1915年，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发现3枚东罗马金币仿制品。1956年， 西安市郊土门村又发现1枚。1959年，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出土东罗马金币1枚。1966 年至1969年，吐鲁番再次发现3枚金币仿制品。1982年，宁夏固原南郊出土3 枚金币仿制品。1989年，西安东郊唐墓再次出土1枚。 与波斯萨珊银币相比，拜占庭金币的发掘量虽然并不算多，但它的地域分布还是较为广泛，并且连续发现。这说明，拜占庭金币流入我国的时间应该是持续了较长的时期。
次说东南海上通道。它系指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太平洋、印度洋而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各国和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这条通道，唐以前即有一定发展。自中唐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空前繁荣，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最重要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自唐代开始，历宋、元、明三朝，直至清代，中国铜钱持续不断流向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科威特以及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流布十分广泛。据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朝时，中国商人“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到海外国家贸易。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
自19世纪以来，铜钱的这种外流不断为考古发掘和实地调查所证明。在我国近海海域和上述提到的国家，均发现了大批中国古铜钱。在许多国家，都发现了数额巨大的中国古铜钱。如日本，截止80年代中期，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出土的清代末期以前中国铜钱约有300万枚之多。 印度尼西亚，据于春水在《走马看泉，话东南亚泉情》一文中估计，仅巴厘岛和龙目岛两地，民间保存的中国铜钱可能有1000吨或者更多。南朝鲜，仅在新安郡的前海海底， 一次就打捞出中国古铜钱470 箱， 重26775公斤。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铜钱外流的规模相当大； 另方面说明这条通道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铜钱交流，存在着一条“铜钱之路”。
经东南海上通道流入中国的钱币，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汉唐和宋元时期，流入的主要是波斯萨珊银币和拜占庭金币。1960年在广东英德南齐墓、1973年在广东曲江南朝墓、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都发现了波斯萨珊银币，总计约30余枚。由于银币和金币的不断流入，当时的人在东南沿海一带常能见到这种钱币。南宋洪遵的《泉志》收有钱币348枚， 其中外国钱币有85枚，近1／4。书中还说：“右大食国钱。《广州记》记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钱、银钱各千文入贡。’余按，此钱以金为之，面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尚见之。”明清时期，随着我国白银货币化的推进，国外的白银和西方国家的银币不断流入我国。1971年至1975年，在福建的南安、晋江、惠安等县，曾先后5次发现西班牙银币。1977年，在广东的一座明代墓中， 又发现了威尼斯银币。1978年，在上海黄浦区大沽路成都浴室附近则发现了两罐墨西哥银元和清代的银锭。这些均是外国银币流入我国的实物证明。
最后说西南陆上通道。它包括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到南亚、东南亚的多条交通线。这条通道，若以蜀身毒道的开通时间算起， 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通。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成了我国对外联系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通过西南陆上通道，南亚、东南亚的海贝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云南并长期作为货币使用。解放以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春秋战国、秦汉墓葬中，大量发现南亚、东南亚海贝。据有的学者研究，这些海贝已被作为货币使用。汉唐之间，随着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与南亚、东南亚联系的加强，海贝输入的更多，使用更为普遍。《新唐书·南诏传》说，云南“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元代，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元王朝试图推行交钞，但因云南用贝由来已久，不可废止，不得不停止用钞而专行海贝，贝币使用大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废贝行钱”，海贝才最终退出流通领域。云南用贝作货币长达两千余年，这在货币史上较为罕见。
云南的这些海贝，来自南亚和东南亚。《马可波罗游记》在记述元代大理地区用贝作货币时即说：“亦用前述之海贝，然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截至目前，除上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之外，云南其他一些市县也不断发现海贝。云南省博物馆的王大道先生根据云南出土的货币绘制了一幅《云南出土货币分布图》。结果显示，贝币除少数分布于与南亚、东南亚接壤的地区外，大多沿西南陆上通道主干线，分布于腾冲、大理、楚雄、晋宁、昆明、曲靖等地及其周围地区。（注：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概述》，刊《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南陆上通道就是一条连接我国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的“贝币之路”。
二
我们知道，钱币既是一种商品，但同时又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商品；它是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与丝绸、陶瓷等商品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唯其如此，“钱币之路”自然起着“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更何况钱币之路的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首先，钱币之路有效地沟通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从钱币之路形成的背景和条件来看，钱币的流动乃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些钱币主要是伴随着中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作为国际货币流动到异国的，并在异国继续作为货币流通。如中国铜钱在日本和东南亚就主要是作货币流通，并且是流通中的主币。又如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既是中亚一带的国际货币，又在我国西北部分区域作货币使用。再如东南亚、南亚贝币，也曾在我国云南作货币流通。还有一些钱币，其流往异国，不是作货币使用，而主要是一种文化交流、仿效和鉴赏。如中国铜钱流到东亚的朝鲜，即没有作货币使用，而是“藏之府库，时出以示官属传玩焉”，（注：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径》。）纯粹是一种文化意义。至于中国铜钱在东南亚被用于宗教仪式，波斯萨珊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在我国被用于丧葬，则文化意义更为明显。但是，不论属于何种情况，没有钱币之路，就没有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由于钱币之路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结果，毫无疑问，它反过来会进一步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钱币之路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大为扩张，同时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另方面，钱币的特殊性增强了钱币之路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中国东南海上联系东亚、东南亚、南亚以至西亚、非洲的这条“铜钱之路”来说，由于铜钱大量流往日本，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到室町幕府时代，“在日本国内，永乐通宝到处在广泛地流通着。”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针对这一情况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室町时期的日本，可以说是属于明朝的市场和交通圈之内的。”（注：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中译本第19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显然， 伴随着铜钱的外流，日中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论是在深度上抑或广度上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超过历史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可见，“铜钱之路”对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影响极大。不仅如此，由于铜钱深受海外国家和地区所喜爱，它们均千方百计地发展与我国的交往和友好关系，以期获得更多的铜钱。如东南亚的阇婆，为吸引中国铜钱，曾更改国名发展同中国的贸易。东亚的日本，为吸引中国铜钱，遣使越来越频繁，贡物数量越来越多。正是在这样一种交往中，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紧密，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今天，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大量中外钱币已成了文物和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物证，但在当时，钱币之路确曾像桥梁和纽带，沟通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
其次，钱币之路使得大量中外钱币在异国作货币使用，直接推动着世界各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外钱币的流动之所以会形成钱币之路，就在于这些钱币的流动是大规模的和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钱币流动是中外市场关系和贸易关系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在中国铜钱的外流上表现极为明显。中唐以后，铜钱大量流往东亚、东南亚等地，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市场迅猛向外扩展，将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中国的市场圈和货币流通圈。铜钱外流正是这一市场圈和货币流通圈经济关系自发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历代统治者虽然严禁铜钱外流，但铜钱外流却依然屡禁不止。
置于中外市场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下来考察，钱币之路对推动世界各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极为明显。中国铜钱外流日本和东南亚，长期在其流通界起着主币的职能，有效地克服了它们因技术和资源限制而不能完全铸造流通所需货币的矛盾。如在日本，“当时在日本流通的铜币尽管种类繁多，但绝大多数是宋钱，其后则是明钱”。（注：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中译本第192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中国铜钱大量流到日本时说：“这笔钱币，对于日本国内钱币的流通，当然发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货币史上和经济史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注：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第58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不言而喻，没有中国铜钱的大量流入，其货币经济发展要大受影响。同样的道理，东南亚、南亚海贝流入我国云南，较好地适应了云南商品交换水平较低的特点，或为云南的主要货币，推动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是云南长期用贝作货币的重要原因。波斯萨珊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流入我国西北地区，也极大地刺激了西北一些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史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而明清外国的银和银元流入我国，则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这一作用，远非丝绸和陶瓷所能相比。
第三，钱币之路促进了世界各国货币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中外钱币频繁流动的过程中，世界各国货币文化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货币文化圈。较为典型的有三：
一是铜钱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文化圈内，海外国家和地区不仅大力从中国吸引铜钱去直接作货币使用，而且纷纷仿铸中国铜钱作为本国货币。最早仿俦中国铜钱的是日本。 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 即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日本模仿唐“开元通宝”钱铸造“和同开珍”。 本世纪以来，日本和越南先后发现唐代“开元通宝”石模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仿铸中国铜钱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形成了自己的货币文化。它们对中国铜钱的模仿，一方面是模仿其形制、式样、 配料等工艺。 11至14世纪，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直接使用中国铜钱，另方面也开始铸自己的货币。见于记载的主要有满刺加国、苏门嗒剌国、锡兰国、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溜山国、祖法儿国、阿丹国、榜葛国、忽鲁谟厮国、天方国等。其铸造的多为金钱、银钱、锡钱。据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这些金钱、银钱、锡钱，第一，均为圆形，底面有纹，与中国铜钱形制极为相同；其二，其铸造的原料，多为金、银、锡、铜等金属混合而成。而中国的铜钱，虽名之为“铜”，实则是铜、铁、铅、锡等金属的合金。二者配料方法基本一致。二是模仿中国铜钱的文字，所铸之钱，大多名之以“宝”或“通宝”，甚至干脆铸造与中国铜钱同名的货币。上海钱币学会姜树勋先生根据《东亚钱志》、《昭和钱谱》、《日本古泉便览》及《中国古泉图说》等资料列有“中国、日本、越南古泉同品名对照表”。根据该表，日本共有三十七种货币与中国铜钱同名，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汉元通宝、周元通宝、唐国通宝、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等。与中国铜钱同名的越南货币共有十五种，如：顺天元宝、乾元重宝、（越南作“乾元通宝”）、汉元通宝、（越南作“汉元圣宝”）、建中通宝、宋元通宝、太平通宝、天圣元宝（越南作“天圣通宝”）等。（注：上海钱币学会主编《古钱的鉴定和保养》第39 ～41 页， 上海翻译公司1985年版。）从形制、式样、配料、文字、名称等多方面对中国铜钱的模仿，使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与中国基本一致的货币文化，并共同构成一个与西方货币文化有别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可以说是一个铜钱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二是金银货币文化圈。古代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许多地区，主要使用金银货币。这在中国史籍中多有记载。中国古代的河西地区，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使用中国的铜钱，而主要是以金银作货币，从而使这一区域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显示出极大区别，而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许多地区相同，共同构成一个金银货币文化圈。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极为特殊的现象。究其原因，当是西北陆上通道的贸易将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是贝币文化圈。古代的东南亚、南亚普遍以海贝作货币。通过西南陆上通道，东南亚、南亚海贝大量流入我国云南，并长期作货币使用。这样，双方就共同形成了一个贝币文化圈。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认为，云南使用海贝渊源于我国上古三代贝币的使用。实际上，这一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云南用贝作货币始于春秋和战国，上距夏、商、周几百年，无直接承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上古三代的贝币单位为朋，计算方法是采用十进位制，即十贝为朋。与此不同，云南贝币的单位为庄、手、苗、索，计算方法是采用四五进位制。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其贝子计算方法，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注：马欢：《瀛涯胜览》“傍葛剌国”条。）与我国云南完全相同。难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自然，结论只能是它们同属同一货币文化圈。
世界货币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说明了古代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钱币之路则是维系这种整体性的重要因素。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至少会对下面三个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是关于丝绸之路。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的西北陆上通道、东南海上通道以及西南陆上通道，许久以前，中外学者就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主张定名为“丝绸之路”。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以及我国的一些学者针对东南海路，又提出陶瓷之路的概念，主张定名为“陶瓷之路”。此后，双方围绕定名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但从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的通道，不论称之为“丝绸之路”还是“陶瓷之路”，它本质上都应该是一条包括“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钱币之路”……多种文化形态在内的复合型之路。因此，我们不应该因其称之为“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而忽视对其丰富内涵的研究。
二是关于货币的文化职能。众所周知，货币具有五大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但只要我们仔细一看，这些全是货币的经济职能。在本文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外钱币的流动，除了经济意义外，还有文化上的意义——它可以作为文化鉴赏，可以作为文化模仿，可以形成独特的货币文化圈。由此，我们完全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即货币除了经济职能外，还具有文化职能。据上面的初步分析，货币的文化职能主要表现在币材、形状、配料以及货币上的图形、文字等各个方面，值得加以认真研究。货币的文化职能与经济职能互为条件，共同主导着货币的流通和发展。
三是关于中国在古代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对古代世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大家在论述这种影响时，往往表述成，中国的某项技术、某项制度、某一文化传到国外，刺激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姑将这种认识称之为“要素刺激型”。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外钱币的流动，主要是市场关系和贸易关系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中国铜钱外流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并作为其流通中的主币使用，这是中国将这些国家卷入中国市场圈和流通圈的结果。这种卷入，直接推动着海外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由此看来，中国在古代世界中的影响，不仅是一种“要素刺激型”，还是一种“整体拉动型”。
迄至目前，人们对古代世界整体性和有机联系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全球通史》中强调要树立世界整体性的观念。应该说，这是一种十分正确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探讨的“钱币之路”，从一个方面再一次说明了古代世界的整体性和有机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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