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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3－0074－03
上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表达了全球对于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共生的深切关注，这是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反思与修正。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发展观的细化与解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回应。理论界普遍认为，培养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围绕此一问题，当前的研究无论是从其内涵还是到评价体系等也是见仁见智，视角众多。鉴于此，本文拟从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层面对其加以总结，以期对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作出展望。
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系统论，二是着眼于承载力。
首先，系统论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一个特定系统在规定目标和预设阶段内可以成功地将其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稳定地约束在可持续发展阈值内的概率”。这是以牛文元为组长的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归纳，其中，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是其本质特征。“发展度”以财富增长、正当需求的满足、生活水平提高为内容，是可持续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动机。“协调度”指通过调节使可持续能力不断优化，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协调，如人际、代际、城际、区际之间的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自由竞争与有序规范之间的协调；开拓创新与有效继承之间的协调等。“持续度”用来衡量可持续能力的质量，是可持续能力不断维系的促进剂。指向自然的索取不要超过阈值，充分建立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机制。同时，强调尊重自然与文化遗产，扩大文明积累，从而逐步实现“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上三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结构具有完整性，并能够通过调整互相适应。
其次，在承载力方向，这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杜黎明（2006）在可持续发展承载力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了科技和制度对承载力的动态影响，把可持续发展能力抽象为下述函数：SD（t）＝N（t）＋C（t）＋I（t）。其中，SD（t）为可持续发展能力；N（t）为资源的多样性与存量，包括系统整体的承载能力、自然系统被人为活动改变的程度、自然系统被干扰后的自我恢复和维持的能力；C（t）为发展的创新能力，包括人的基本素质、技术创新能力、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I（t）为制度能力，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研究者还借助于对一个抽象的孤立区域开发历程的分析，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模型，并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将区域分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综上，中科院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创了系统论的先河，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解释与机理分析较为全面深入，相应指标体系也比较完善。但是，系统论也由于自身指标过多，难以对某些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精确识别，从而成为一个缺憾；从承载力方向看，其研究特色在于，对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进行了提炼，但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归结为最终依赖于科技进步而不是人力资本的结论值得商榷。综合比较，系统论的理论基础比较坚实，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发展方向。
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研究的深入
近十年来，人们已经从可持续发展的语义、属性以及哲学概念的辩论中逐渐解脱出来，更多地去关注人类面临的紧迫性问题，如何调控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关键，各国也将其视为战略核心。正如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具体地说，能力建设包括一个国家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对政策和发展模式评价和选择的能力，这个能力提高的过程是建立在其国家人民对环境限制与发展需求之间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有国家都要增强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能力”。
随着国际上对发展观理论研究的进展，我国学者一方面也从资本的相关范畴对此加以深化。如周海林等（1999）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这里的资本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含了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容量——自然资本；人类已经生产和创造的物质资本；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人类获得的技术、知识等各方面的能力——人力资本；以及保障、促进人类发展的社会资本等。它的提出使人们能够明确目标，并实施监测。由此，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可以归纳为：技术能力的提高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及制度效能的构建等。在此基础上，向志强（2002）则着重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其他三种资本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提高人类发展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自然支撑能力，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因此，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延续系统论的观点，牛文元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系统在特定时刻所具有的数量和质量表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则是获得此种表征的动因来源和促进未来继续增长的潜在准备。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就不可能产生和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不可能对其能力建设进行动态比较和有效度量。他进而设计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程：CSD＝F（Q，M，T），其中，CSD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整体度量；Q表示数量维特征；M表示质量维特征；T表示时间维特征；F表示一组复杂的函数关系。
比较以上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资本的角度透视能力建设比较直观，注重于人力资本的培育比较简明，不足之处是能力建设与能力的基础研究缺乏传承；而第二种则是与基础理论中的能力概念一脉相承，逻辑体系完整，但没有突出能力建设是以人民和国家为主体。今后的研究如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体现能力建设理论体系的完整与可操作性。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进展
构造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种信息，即为人们掌握环境和资源的变化状况以及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提供一个有效工具。目前，国内相继提出的综合评价模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概念模型，二是线性组合模型。概念模型主要从相关角度去解释可持续发展，如从资源存量、资本存量、可持续收入、国家财富水平、真实储蓄、环境承载力的变化等，以此构造评价指标进而综合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能力；线性组合模型则是从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出发，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线性组合。目前多在压力—状态—响应体系基础上选择一些指标进行组合。由于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相应的监测手段，并受到区域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不可测因素影响，至今还没有一个模型得到公认并被推广，现有模型的应用也大多限于具体地区的试验性研究。
首先，运用概念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如：吴颖（2006）以三峡库区为例，分析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廖志杰（2000）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来衡量一个区域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整体状况（SDI）和综合潜力，该区域PRED系统对人口的吸引力与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呈正相关；梅琳等（2007）从湖北省12个地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来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较好地区，对应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基于生态观点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更多地关注生态系统的功能，周洲（2007）借用生态足迹理论中生态足迹供给的模型，结合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实践，分析了其用于区域可持续能力评价的可行性，并以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区域开发为案例进行了研究。
其次，基于线形模型的评价方法可以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系统研究方法为例，他们从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探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整体结构、动态过程和有机协调等，在此基础上针对各省选取二百多个指标进行计算，并对时间序列进行计算。也有研究者（乔家君等2003）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定量研究从系统功能的层面入手，根据区域发展的系统功能，设计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改进的嫡值法确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各指标的权重，最后运用系统发展模型分析了郑州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发展演化及地域分异规律。两者的区别在于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了计算结果。
此外，针对省一级行政区运用线形模型进行的研究如：陈利顶等（2000）在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时，以长江流域7省1市1991—1996年的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通过指标筛选，从自然和经济相互联系的系统角度评价了长江流域人工资本积累、人力资源支持能力、科学技术资源支持能力、自然资源支持能力、环境资源支持能力和人口压力在1990年代以来的动态变化过程。马子清等（2004）在分析了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压力和瓶颈，以及可持续发展在全国的地位的基础上，设计构建了评判山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一个具有统一基础、可比、可评判的动态体系之中，是我国第一项全面揭示省域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成果。覃成林等（2005）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角度构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MapInfo技术等分析方法，对河南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评价。
综上，概念模型的构建是从要素出发，计算结果便于解释，而线形模型的计算结果易于比较，两者各有优劣。由于以上两种实证结果以不同理论为支撑，选取的指标差别很大，针对的区域特点也不同，因此很难得到公认，对理论的实证支持并不明显。即使是基于线形模型的系统论方法，对系统作用机制的理解不完善，权重的采用方法差别很大，权重标准缺乏公允，也导致结果难以横向比较。
四、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展望
虽然国内研究者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上取得了成绩，但一些领域仍需保持关注。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笔者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走向展望如下：
一是有待完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明确研究对象与提炼分析框架两部分。由于以往研究之间缺乏传承，使得概念或模型往往是一次性的。在这些领域，一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界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概念时，缺乏国内相同概念之间的比较研究，这不仅削弱概念自身的特色，也不利于为后来者借鉴。此外，应提炼一般性的框架，而对于具有较强个性色彩的分析部分，可作为在分析个别领域时对一般性框架的补充。
二是有待开创的领域。如定义核心概念、描述行为特征、描述其他参与者、概括作用机制等。对于上述领域，不容忽视的是同样存在前面所提的问题。对此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行为特征的描述，是一般性分析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后续逻辑分析的前提假设。对其他参与者的描述以及主体与一般参与者作用机制的概括，则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受到实际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多，而这正是补充性研究分支的内容。
三是有待调整的领域，在此指案例研究。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案例研究相对丰富，这既是为了适应我国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由本领域所处研究水平所决定。从地方建设到国家大型工程，从产业集聚到自然资源共享，均要求在更广泛的领域和层次开展更积极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广泛和高效的合作正是区域治理所期望实现的社会资本积累结果，这些是开展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然而要提升案例研究的理论价值及指导实践的价值，则必须改变目前重描述轻分析及推理演绎的倾向。
四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尺度问题。尺度是近年来在地理学研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时空尺度问题也不容忽视，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总是针对一定时间和空间而言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不同的问题和状态。例如，对于不同的空间基本单元，即使采用同一测度指标衡量，得到的结果肯定不同；即使基于相同的空间单元，采用相同的测度指标，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考察，得到的结果也未必一致。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尺度问题包括尺度效应和尺度转换两方面。前者主要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时空尺度不同所引起的研究结论或成果的差异；后者则是指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之间是否存在转换的可能，及其转换的方法、模型和尺度阈值等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兴起源于全球变化研究，经过多年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之后，在诸多研究的个案成果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推广应用于另外尺度的区域，是可持续发展研究走向广度和深度的必然要求，而这方面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尺度转换。另外，基于不同时空尺度研究得出的各种结论的时空尺度效应问题也应该被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关注。
五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地域结构的整合。在研究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学者们普遍把区域作为均质对象来处理，从而忽略区域内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建议使用点位角度进行研究。借用微观技术Mapinfo等进行分析，从而增强能力建设措施的有效性。
收稿日期：2008－12－09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发展能力论文;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