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改名“回鹘”的史籍与事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籍论文,事实论文,回纥论文,回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纥改名回鹘，史书记载多有不同。《旧唐书》、《旧五代史》等说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1〕《新唐书》等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2〕；而《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又说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3〕。逮至司马光等纂修《资治通鉴》时，通过考核最终同意了《新唐书》的说法，定在贞元四年，〔4〕而将其他两种说法放在其另撰的《通鉴考异》之中，说：《旧回纥传》：“元和四年，里迦可汗请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崔铉《续会要》：“贞元五年，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改‘纥’字为‘鹘’，”与《统纪》同。《邺侯家传》：“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与李繁《北荒君长录》及《新回鹘传》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传》不应言之。今从《家传》、《君长录》、《新书》。但司马光的主张，一直未能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坚持元和四年说者有之，〔5〕坚持贞元五年说者亦有之。〔6〕
1958年出版的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诸先生同撰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坚持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观点。这虽是一本纲目体裁的史料汇编，但由于它比较完备和系统，其影响之大及于国内外，贞元四年回纥改名回鹘说似已成为历史的定论。〔7〕1980 年刘美崧同志发表了《回纥更名回鹘考》重新指出回纥更名回鹘是在元和四年，力矫贞元四年说之误〔8〕。1986年，笔者和刘美崧、 徐伯夫合译[日]安部健夫的《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亦透露了著者关于唐元和中回纥改名回鹘的观点〔9〕。再后， 刘美崧同志在其《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一书中又重申了元和四年说。〔10〕看来，回纥改名为回鹘的年代问题尚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
《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会要》记载关于回纥改名回鹘的年代各有所本。前揭司马光《通鉴考异》已指出，《新唐书·回鹘传》的贞元四年说本于李繁的《邺侯家传》和《北荒君长录》，《唐会要》的贞元五年说本于崔铉的《续会要》和陈嶽的《唐统纪》〔11〕；而对《旧唐书·回纥传》的元和四年说，司马光则未指出其所本。根据明文徵明《重刻〈唐书〉序》和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16《〈旧唐书〉源委》、《〈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可知，元和四年说则本于崔龟从的《续柳芳〈唐历〉》（简称《续唐历》）。
《续唐历》是诏修国史，其本身又有所本，那就是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实录》。这三朝《实录》共有五种：德宗朝两种，一为《建中实录》10卷，沈既济撰，〔12〕二为《德宗实录》50卷，蒋乂、韦处厚、独孤郁等撰修，裴垍监修〔13〕；顺宗朝两种， 一为《顺宗实录》5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等撰，李吉甫监修，〔14〕二亦为《顺宗实录》，3卷，韦处厚撰；〔15〕宪宗朝只有一种， 即《宪宗实录》40卷，参与修撰者先后有沈传师、郑澣、宇文籍、 韦表微、韦处厚、路随、蒋系、李汉、陈夷行、苏景允等，监修者先后有杜元颖、韦处厚、路随。从修撰者的情况看，他们都可以说是中晚唐时期金闺上彦，操笔石渠的优秀史家，都曾置史馆或任史馆修撰，故可姑称之为史馆派。沈传师的《建中实录》“为时所称”；〔16〕蒋乂等的《德宗实录》“时称信史”。〔17〕韩愈等的《顺宗实录》虽因“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18〕但那不过是它“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19〕，穆宗、文宗才累诏史臣修改的；到韦处厚监修国史时，朝中大臣及史官都认为韩撰《顺宗实录》不宜添改，同时与韦一齐修撰《宪宗实录》的蒋系、李汉二人皆韩愈子婿，更不便担当添改《顺宗实录》之任务，无奈之中，他只好另撰《顺宗实录》，至三卷而暴卒，所以韦撰《顺宗实录》实际上是个未完成稿。最后，路随接任韦处厚监修国史，按文宗旨意只将韩《录》中贞元、永贞间宦官所不喜的数事删去，刊为定本。〔20〕韩愈等撰的《顺宗实录》是唐朝《实录》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实录》，收在《韩昌黎集·外集》和《海山仙馆丛书》中，于此我们尚可见其优秀的“史笔”风范。《顺宗实录》经过那么多人的修撰和监修，虽经会昌中重修，到大中初崔龟从最后以太和中旧本刊落，更说明它记时、叙事、状物的真实性、可靠性。
《建中实录》、《顺宗实录》和本题回纥改名回鹘的关系不大，暂可不论。深研与本题有关的《德宗实录》、《宪宗实录》和《续唐历》就可发现，它主要都出自蒋乂与蒋系、蒋偕父子之手，是一脉相承的。按蒋乂（747—821）原名蒋武，常州义兴人，代为名儒，而他又是盛唐著名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祖父家富墳史，他自幼常出入于外祖父家书房，记览不倦，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建中初，其父蒋将明任集贤殿学士，判院事，鉴于集贤殿图书溷杂，常带他入院整比图书，宰相集贤殿学士、修国史张镒见而奇之，署为集贤小职，开始走入仕途。整比图书逾年，即勒成部帙二万余卷，迁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793）转右拾遗， 充史馆修馔。贞元十八年（802）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元和二年（807）奉诏与许孟容、韦贯之、 柳登等删定玄宗开元以来的敕、制，成《开元格后敕》30卷。〔21〕该书实际上是蒋乂独自完成的。〔22〕后改秘书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等修撰《德宗实录》。元和五年（810）书成，由监修国史裴垍与蒋乂共上之。《德宗实录》也是几乎由蒋乂独自完成的。因为修《德宗实录》时蒋乂已年逾六旬，官秘书少监，从四品上， 早已有儒学高名，〔23〕而独孤郁（775—814）贞元十四年（798）始登进士第，元和初又应制举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遗、太子司议郎，元和五年才以右补阙（从七品）兼史馆修撰，预修《德宗实录》。不久，其岳父权德舆入相，郁不宜再居谏职，于是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郎（从六品上），再迁考功员外郎（从五品上），仍兼史馆修撰，并判馆事。这样一年三迁，预修《德宗实录》恐怕只是名义上的。至于韦处厚（773—828），元和初才登进士第，又应贤良方正，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元和三年（808）宰相裴垍奏其以本官充直史馆，任史馆修撰还是后来穆宗长庆年间（821—824）事，故其在修《德宗实录》时起的作用应不大。〔24〕在《德宗实录》修成时，宰相裴 垍与蒋乂同时联名进上，〔25〕亦说明蒋乂在修撰《德宗实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元和六年（811）李吉甫替代裴垍为相，兼监修国史，他以前宰相裴垍因患风痹已解史任，不宜添名冒奏《德宗实录》为由，奏迁裴垍为太子宾客，蒋乂也因此罢去史馆修撰，改授太常少卿。总计蒋乂“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26〕他性朴直，好学不倦，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蒋乂有五子，蒋系是其长子，他“太和初受昭应尉， 直史馆，二年（828）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有父风， 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830）书成，奏御……”〔27〕。蒋系参与修《宪宗实录》时，该《录》虽已修撰了八九年，但因诸事踏杂，参修者与监修者调动频繁，加上朝廷多故，仅“创具凡例”〔28〕而已。自蒋系等参加进来，两年之间《宪宗实录》即能迅速修成奏御，蒋系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一点，似从《旧唐书·宪宗本纪》后所引“史官蒋系曰”云云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蒋乂的次子蒋伸曾登进士第，宣宗大中二年（848）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他可能参加了崔龟从对《宪宗实录》的最后判定，大中末位至宰相，懿宗即位更兼刑部尚书、监修国史。蒋乂的第五子即蒋偕， “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馔，转补阙。咸通（860—874）中，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29〕故《旧唐书·蒋乂传》最后归结说：“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 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30〕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即崔龟从监修并有蒋偕参加的《续柳芳〈唐历〉》是否即《蒋氏日历》，或以《蒋氏日历》为底本添改而成的？两《唐书》均未记载《续唐历》诏修年月，但考虑到崔龟从是在刊落《宪宗实录》之后才被诏修和监修《续唐历》，那它最早开修年月也在大中三年（849）三月周墀罢相并解监修国史之后了。从此至五年（851）七月书成，其间只有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算崔龟从、蒋偕、韦澳、张彦远、李荀等分年次编撰，只依据德、顺、宪三朝五部百零八卷《实录》，如无更简的《日历》为纲鉴，恐怕是难以完成的。更何况，韦澳入史馆不周岁即迁转知制诰；〔31〕张彦远自完成他的《历代名画记》（写成于大中元年，即847年）后一直为刊刻此忙忙碌碌， 兴趣不在修撰《续唐历》上；〔32〕李荀事不详。所以蒋偕在修撰《续唐历》的地位和作用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即便《续唐历》不是《蒋氏日历》，也是在《蒋氏日历》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
上述情况说明，《德宗实录》、《宪宗实录》和《续唐历》都主要出自蒋氏父子之手。这里自然不会有前后错舛之处，更不会一事既记载于《德宗实录》贞元年间，又记载在元和年间。刘昫（实际上应为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照等）撰《唐书》（即《旧唐书》）时，手头虽然有《德宗实录》和《续唐历》，但他们将回纥改名为回鹘放在元和四年（809），肯定是抄自《续唐历》，而不是抄自《德宗实录》；崔龟从的《续唐历》又是录自《宪宗实录》而不是录自《德宗实录》。这也就排除了那种常论者所认为的崔龟从在撰《续唐历》时是将贞元四年间事误置在元和四年的说法。《德宗实录》根本没有“贞元四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请改回纥为回鹘”的记载。再说，回纥汗国自开国之日（744年）起， 可汗都称“毗伽可汗”（意即“智慧可汗”）或“登里囉没密施合俱禄毗伽可汗”（意即“英勇伟大成为国家治理者的智慧可汗”），〔33〕但那只是回纥人的称呼，但在汉文中，直到怀信可汗时（795—808）止，都在“毗伽可汗”之前或之后加可汗名或唐册封的名号，如骨力裴罗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磨延啜称“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移地健（登里可汗，牟羽可汗）称“登里颉咄登密施合俱禄英义建功毗伽可汗”，顿莫贺称“汩咄禄长寿天亲可汗”，多逻斯称“爱登里逻没密施俱禄毗伽忠贞可汗”，骨咄禄称“腾里逻羽禄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怀信可汗”，有的直称为“武义功成可汗”（指长寿天亲可汗）、“奉诚可汗”（指阿啜），等等，从没有单独称“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的。保义可汗后，汉文记载比较混乱，如保义可汗有时只称“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崇德可汗有时只称“登罗羽禄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昭礼可汗有时只称“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等等。〔34〕“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只有保义可汗当之，顿莫贺长寿天亲可汗在汉文中从来没叫过这个名子。设此无误，那么说《续唐历》“元和四年”乃“贞元四年”之误者大可止息了。
二
对证上文，“贞元四年”（788）和“贞元五年”二说就很靠不住了。
《新唐书·回鹘传》的“贞元四年”说出自李繁的《邺侯家传》，并有同是李繁的《北荒君长录》为其佐证。按李繁，两《唐书》皆有传，都是附在其父李泌传下，新《书》基本上是据旧《书》删削而成，惟最后多这么一句话：“繁下狱，知且死，恐先人功业泯灭，从吏求废纸掘笔，著‘家传’十篇，传于世。”这就指出了李繁的《邺侯家传》是在临死前于狱中写的，写书的目的是为其父树碑立传。 其父李泌（722—789）是个神奇人物，好神仙道术，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颇受恩遇，终于在贞元三年（787）六月官拜宰相，累加集贤殿、 崇文馆学士，知院事，监修国史，封邺县侯。他的最大功劳，就是说服刚愎自用的唐德宗重新与回纥汗国缔结和亲， 恢复亲密关系。 贞元五年（780）三月，李泌卒，赠太子太傅，有文集20卷。〔35〕如果在李泌为相的贞元四年真有回纥改名回鹘之事，那么在李泌《文集》的《策》《状》《书》《表》中不会不记载下来，何需李繁的《邺侯家传》才去提及？李繁酷似乃父，才警无行，贞元十五年（799）初任左拾遗时， 就以“伪言累上”而贬播州参军。〔36〕宪宗元和三年才徵为太常博士，四年夏权德舆为太常卿，又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参军。后十多年中，虽得其父故交左右援拯，得累居郡守，但在罢职之后在京城闲住，直到宝历二年（826）九月才除大理少卿，复加弘文馆学士，不料谏官、 御史章疏相继，不得已出为亳州刺史。太和初（827）以在毫州“滥杀无辜”系狱，被监察御史舒元舆按问成罪，太和三年（829）十一月赐死于京兆府狱中。贞元四年，李繁还只是个不足20岁的纨袴子弟，〔37〕像回纥改名回鹘之事，在其生活中大概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能像《家传》所自诩的那样，连月份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元和四年，他从太常博士（从七品上阶）左迁河南府士曹参军（正八品下阶），进一步阻挡了他的进身之路。这对进入不惑之年的官迷心窍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对元和四年讳莫如深。宪宗一朝，李繁在其父故友宰相的拔擢之下，虽然得累居郡守，但都在内地，既未领边疆大吏，也未派充四夷，不知他的《北荒君长录》是如何写出来的。此书可能是他垫居京城时所作，时代应比《邺侯家传》为早。《君长录》既有“贞元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的记载，看来他伪造历史是处心积虑的。《北荒君长录》当同《邺侯家传》一样，都是为其先人歌功颂德而写的。《北荒君长录》的内容虽然今天已见不到了，但从司马光《通鉴考异》中所引《家传》多为荒诞不经的事实，亦可想见《君长录》是什么货色了。宋祁、欧阳修在《新唐书·李泌传赞》中亦说：“繁为《家传》，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谬言好鬼道，以自解释。既又著泌数与灵仙接，言举不经，则知当时议者而不与，有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实者著于《传》。”
宋祁、欧阳修是同意李繁的“贞元四年”说的，以为它“近实者”，所以在《新唐书·回鹘传上》贞元四年条下忽然加这么一句：“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这是在李繁的误导下，将《旧唐书·回纥传》上“元和四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改头换面地搬到了贞元四年。其说之靠不住，将在下述。
如果说李繁为其父歌功颂德而信口雌黄、移花接木，故意将元和四年回纥改名回鹘之事放在贞元四年；那么崔铉将回纥改名之事放在贞元五年，则是在李繁的误导之下，对历史别有用心的篡改。
按崔铉，新旧《唐书》皆有《传》，都是附在其父《崔元略传》下。崔铉初举进士第，会昌初入朝，只不过是个左拾遗，“凡三岁至宰相”，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喜欢独断专行，不喜欢其他宰辅居其右。崔铉为相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居于其右的李德裕和李绅身上，结果被罢知政事、出为陕虢观察使。从此，崔铉对李德裕、李绅等恨之入骨。宣宗初即位，经宰相白敏中推荐，崔铉被召为御史大夫。其时李德裕被罢为东都留守，李绅已故，白、崔二人抵掌戟手，掎摭构致李德裕，致使李德裕罢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白敏中、崔铉于此还不肯罢休，又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令狐綯一起，揭发李德裕、李绅等擅自改张重修《宪宗实录》和李绅镇淮南时处死贪脏枉法的江都县尉吴湘之事，并唆使吴湘之兄、前永宁县尉吴汝纳鸣冤叫屈，声言是李绅恃李德裕之势枉杀其弟，从而将李德裕下御史台鞠按。〔38〕大中三年（849）四月，崔铉再次入相，令狐綯转为御史中丞， 白敏中居总宰之位，他们将李德裕、李绅等鞠成大罪：李德裕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李绅追削三任官诰。〔39〕按说，至此崔铉应该满意了，然而，不，“崔铉辅政，欲专任，患敏中居右。会党项数寇边，铉言宜得大臣镇抚，天子响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宁节度、招抚、制置使。”〔40〕在白敏中于大中五年（851）外镇之前，宰相四辅中， 还有崔龟从、魏扶、令狐綯三人。魏扶与崔铉同日拜相，令狐綯是大中四年（850）十月才拜相，位居崔铉之下，并以崔铉马首是瞻； 惟有龟从比崔铉拜相略早半年（是在大中二年十一月），〔41〕位居崔铉之右，崔龟从拜相之日，即受诏最后刊定《宪宗实录》，由另一宰相监修国史周墀负责监修。三年（849）三月，周墀罢相，崔铉接替为相， 但监修国史的任务却交给了崔龟从。这样，争夺监修国史之职就成了崔铉和崔龟从的主要矛盾。崔铉任用亲信郑鲁、杨绍复、段瓖、薛蒙等参于议论，可看做是针对崔龟从的。京师“时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鲁、绍、瓖、蒙’。”〔42〕大中五年（851）七月，崔龟从进上他与蒋偕、韦澳等修撰的《续唐历》， 十月，白敏中罢相，崔铉成为首铺。同年十一月，崔龟从罢相，监修国史之职却给了宰相魏謩。七年（853）十月崔铉以弘文馆学士杨绍复、崔瑑（应为崔琢）、薛逢、郑言等所撰《续会要》四十卷进献唐宣宗，修撰官皆“赐物有差”。〔43〕八年（854）三月，“宰相、 监修国史魏謩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44〕同年七月，魏謩以平章事转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解去监修国史的任务，崔铉才最后攫取此职，监修《武宗实录》。大中九年（855）八月， 崔铉被罢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宣宗并以隆重的宴饯赋诗送其上任。崔铉监修国史只有一年，《武宗实录》并未修成。从此，崔铉再未入朝，直到懿宗咸通九年（868），以庞勋为首的徐州戍卒起义从广西桂、 管地区北上欲还淮、泗，移镇襄州并充湖南节度的崔铉率兵扼江、湘防守，遂最后病死在江陵。〔45〕因此，可以说，一贯争权的崔铉，组织修撰《续会要》，与他陷害李德裕、李绅，排斥白敏中、崔龟从等一样，是他邀宠固位的手段。
崔铉的《续会要》只比崔龟从的《续唐历》晚出二年零三个月。如果说《续唐历》在上给唐宣宗之后，由唐宣宗诏崔铉最后审定和负责刊刻，那完全是可能的；这样，弘文馆学士杨绍复、崔瑑、薛逢等人则可能都见到了《续唐历》，并根据《续唐历》改编出《续会要》。两书皆起自德宗建中元年，迄于宪宗元和十五年，但《续唐历》只有30卷，而《续会要》却达40卷，从卷数看即多出四分之一。因此又可肯定《续会要》除《续唐历》外，又参考了他书。这些书可能不包括藏于中书省秘府的德、顺、宪三朝《实录》。第一，杨绍复、崔瑑等当时都是弘文馆学士，不是史馆修撰。弘文馆属门下系统，史馆则在中书系统。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合署虽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但一般说来，还是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职掌各有不同。门下的弘文馆学士和校书郎，虽有详正和校理图书典籍之责，也只限于公开刊修的图书，藏于中书秘府的《起居注》、《时政记》以及根据这些《注》《记》撰修的《实录》不在其详正和校理的职责范围之内。这和史馆修撰大不相同。第二，《宪宗实录》自大和四年（830）撰成之后，长期为不刊之书， 中经一次重修，至大中三年（849）才由崔龟从最后刊定， 一直放在宣宗皇帝处，〔46〕不仅弘文馆学士当时难以见到，就是其时复任宰相的崔铉恐怕也难以见到。第三，《续会要》不是诏修，而是私撰，崔铉在命弘文馆学士修撰《续会要》时，还只是弘文馆大学士兼宰相的身分，而没有监修国史，他不能、也不敢征调各朝《实录》为己用。
那么，《续会要》改编《续唐历》为什么要将元和四年回纥改名回鹘放在贞元五年呢？除政治上打击、排挤，思想上忌妬对手之外，则可能是受了李繁《邺侯家传》的影响。崔铉、杨绍复、崔瑑、薛逢和李繁一样，都可称为弘文馆派；李繁的《家传》行于世，不待说杨绍复等在修撰《续会要》是见到的。《续唐历》说是元和四年，《家传》说是贞元四年，中间足有二十一年之差！同意《续唐历》之说，无疑是提高《续唐历》的身价，这与撰写《续会要》的本意相反；同意《家传》之说，又觉太不实际；贞元四年十月才到长安的回纥迎亲使臣怎么会在当年七月请改“纥”字为“鹘”呢？于是在《续会要》中就出现了“贞元五年，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改‘纥’字为‘鹘’”这样一句不负责任的话。
三
从实际情况看，回纥改名回鹘，也不应在德宗贞元四年或五年，而应在宪宗元和四年。
回纥和唐朝有着悠久的亲密关系。回纥从其部落勃兴时起，历代胡禄（活）颉利发（大首领）如菩萨、吐迷度等都坚持与唐朝地合一家，请同编户、置为州府的政策。这一政策在骨力裴罗（唐封怀仁可汗）建立回纥汗国后进一步得到加强。历代可汗都受大唐封爵，部落首领入朝做官者代不乏人。“安史之乱”，回纥出兵助唐平叛立下大功，可汗家族与大唐皇室缔结和亲，使本来就已亲密和好的关系更进一步。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辅助之下，经过40余年的发展，初期游牧的回纥汗国内部暴露出许多矛盾，开始向农牧封建制急剧过度。正如《资治通鉴》所说：“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国中为之虚耗。”〔47〕但这不是坏事，它说明回纥进步了，生产范围和生活眼界扩大了。问题是回纥汗国的统治者没有、也不会把目标放在发展农牧业生产上，却去加倍地残酷压榨本部劳动人民，尤其是加倍压榨在他统治下的其他各部劳动者，对其“求取无涘。沙陀别部六千帐，与北庭相依，亦厌虏裒索。至三葛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怨苦。”〔48〕妄自尊大的登里可汗，还不满足于唐朝丰厚的赐与，不断将兵掠拢大唐边境。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内亦虚耗，再拿不出更多的赏赐送于回纥可汗。同时，回纥与唐朝茶马、马绢交易一直在扩大，使唐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唐朝，继肃、代之后的唐德宗李适，是个刚愎自用而疑忌之心很强的人，由于他为雍王兼天下兵马元帅时曾与回纥登里可汗（即牟羽可汗移地健，唐封英义建功毗伽可汗）率领的回纥兵在陕州共同攻打史朝义中受过登里可汗的一些羞辱，车鼻将军并鞭笞雍王部下左右厢兵马使荣子昂、魏琚、行宫判军韦少华、行军司马李进等，致使韦少华致死等等，故一直对牟羽可汗耿耿于怀，因此，在他继位之后，即多方面采取措施限制回纥人以及依附回纥的“九姓胡”在京师的活动，甚至勒令他们归国等等。而登里可汗则走得更远，他对唐朝派遣的告代宗薨逝的使者不但骄不为礼，而且听信“九姓胡”的唆使，“欲悉师向塞”〔49〕，这些都是违背唐朝和回纥汗国各族人民的本意的。建中元年（780）春， 回纥汗国发生政变，登里可汗的从父兄顿莫贺达干等不愿看到回纥和唐朝关系的破裂，举兵击杀登里可汗，并遣使至唐修复旧好，唐德宗只是依例遣使册其为武义成功可汗，其他限制回纥的措施依旧照行。这年八月，当久住京师而被勒令回归的回纥使臣突董（顿莫贺之叔）等率回纥、“九姓胡”九千余人携辎重行进到振武军时，振武军留后张光晟竟将之驱杀殆尽，“聚为京观”。〔50〕噩讯传到回纥时，正逢唐朝册封武义成功可汗使源休等到达回纥牙帐，顿莫贺竟不与会见，宰相颉干迦思等要杀源休以泄愤。既而，虽不杀源休，但借此勒索帛十万疋、金银十万两。〔51〕建中四年（783），唐朝发生“经原兵变”，朱泚据长安僭称帝号，德宗出奔奉天。与唐朝经常战斗的吐蕃此时尚且出兵助唐以收复长安，而回纥不但坐视不救，反发兵三千助朱泚之弟朱淊进行叛乱，以声援朱泚。 〔52〕由此可以看到唐与回纥的关系是如何地冷淡了。
“经原兵变”以朱泚的被杀而告终。 吐蕃如约向唐索要伊州、西州和北庭之地，唐朝不与，吐蕃加强了对上述各地的进攻，并在内地攻陷了灵、夏等州。这也威胁到回纥的安全，因为北庭、伊、西附近的大草原亦即浮图川是回纥重要的服用食物之场所，上述地区如果失陷于吐蕃，那么回纥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势力就将全部瓦解。为共同对付吐蕃，唐朝和回纥从贞元初开始了改善关系的过程。开始，骨咄禄毗伽可汗屡求和亲，德宗皆未之许。贞元三年（788）六月李泌拜相后， 制定了一个北和回纥、南通云南以困吐蕃的战略方针，并劝德宗为社稷大计迅速与回纥和亲，唐德宗在态度上才有所转变。李泌于时向顿莫贺可汗提出：“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按：指汉人）及商胡出塞”〔53〕等项条件，亦为顿莫贺完全接受。该年八月丁酉，回纥遣使臣墨啜达干、多览将军和合阙达干一行到长安，贡方物且请和亲，德宗允以咸安公主妻顿莫贺。九月癸亥，遣墨啜达干等赍咸安公主画像回国报命。对于贞元四年之事，《旧唐书·回纥传》是这样写的：“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门见之。时回纥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上言‘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又詈辱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领等妻妾，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胪、将作。癸巳（19日）见于宣政殿。乙未（21日）德宗诏回纥公主、出使者对于麟德殿，各有颁赐。庚子（26日）诏咸安公主降回纥可汗，仍置府，官属视亲王例。以殿中监、嗣腾王湛然为咸安公主婚礼使，关播检校右仆射、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纥可汗使。”对此，《新唐书·回鹘传上》却是这样写的：“明年（按指德宗贞元四年），可汗遣宰相、
跌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跌至振武，为室韦所抄，战死，有诏其下七百皆入朝，舍鸿胪。帝御延喜门见使者，是时，可汗上书甚恭，言：‘昔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如鹘然。……”两书相较，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第一，《新唐书》把回纥宰相、跌都督当成这次逆主的主要人物；《旧唐书》则强调了回纥公主；第二，新《书》说跌都督至振武为室韦所抄，战死，德宗诏其下七百人皆入朝；旧《书》只在《北狄传·契丹传》中提到“贞元四年，（契丹）与室韦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以及在《北狄传·奚国传》中提到“贞元四年七月，奚及室韦寇振武”，而对回纥迎亲的跌都督于此战死讳而不谈。对跌都督余下的七百人，德宗诏朔州、太原两地分留之，并未入朝。第三，新《书》说回纥入朝人等皆“舍鸿胪”；旧《书》则说分舍鸿胪、将作。第四，新《书》言可汗书中有“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之语；旧《书》只言“又詈辱吐蕃使者”，而无“子请以兵除之”。最后，新《书》有“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而旧《书》却根本未提。
看来，《旧唐书·回纥传》的记载是对的。因为回纥这次遣使是专门为迎请咸安公主为可敦而来的，天亲可汗派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为主要迎亲使，不仅表明他对此次缔结姻缘的高度重视，而且更合乎婚姻礼节；加派宰相前来则说明可汗把这次和亲是按隆重国礼对待的。由于派了可汗亲妹及诸大首领妻妾，携带聘马二千匹，所以才派跌都督率千人护送。孰料当浩浩荡荡的迎亲大队到达振武时，正遇室韦、契丹和奚部落到振武军掠夺人畜，于是跌都督等战死，余众700 人落荒向朔州奔去。朝中知此消息，诏令朔州、太原两地分别收留这700人。 由于聘马被掠，这700百人也就没有入朝的必要了，否则， 与李泌和回纥相约的“每使来不过二百人”也不相合。在唐朝军队护送下，只有骨咄禄毗伽公主、大首领妻妾50人及回纥宰相等五六人到达长安，因为有男有女，所以别于鸿胪寺和将作监两处歇息。两《唐书》均未说回纥公主一行是何时从回纥牙帐出发的，但从七月已到达振武军的情况来看，那么其从牙帐起程至迟也是在这年的春夏之交牧草青青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能保证千匹聘马的吃食，以使聘马赶到京城时膘肥体壮。然这支人马途遇不测，到京城时已是十月戊子（十四日）了。这样，两头都不在七月，那么，李繁《邺侯家传》所谓“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岂非异想天开的梦呓！在长安，唐德宗诏见回纥公主一行共有两次，一次是十月十九日（癸巳），另一次是十月二十一日（乙未），若是这两次中的一次回纥公主递上可汗书“请易回纥曰回鹘”，那么《新唐书·回鹘传上》干脆直书“癸巳”或“乙未”岂不更明确，何须用“又请”二字？可见是不真实的。
那么，回纥更名回鹘会不会如《唐会要》所说在“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纥’字为‘鹘’字，盖欲誇国俗俊健如鹘也。德宗允其奏，自是改为回鹘”〔54〕呢？看来也不可能。这一抄自崔铉《续会要》的条文，同崔铉一样，是不负责任的。贞元四年十月十四日，回纥公主一行才到达京城迎咸安公主为可敦，十月二十六日诏咸安公主降回纥可汗，并诏殿中监、嗣腾王湛然为咸安公主婚礼使，诏关播检校右仆射为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纥可汗使，同时还诏给事中兼御史中丞赵憬为关播之副，诏太常博士兼史馆修撰张荐为判官等共同从咸安公主入蕃。〔55〕嗣后，朝中一直在准亲王例为咸安公主开府第、置官属，忙忙碌碌，直到第二年（789）七月， 嗣腾王李湛然才以太子宾客送咸安公主使、与关播、赵憬、张荐及回纥公主等一行由京城上路。〔56〕由京城长安至回纥衙帐乌德鞬山娑陵水附近少说也有八千里，包括车骑、仪仗、 官属在内的男男女女婚礼大队，如一天按八十里计，风雨兼行，尚须一百天才能达到，那么公主至衙帐，至少已经是十月中下旬了。这样，《唐会要》所说：“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纥’字为‘鹘’字就完全不可能。同时，《唐会要》的记载本身就很矛盾：就算是公主至衙帐的时间是在贞元五年七月，那么天亲可汗再派使臣李进义至唐请改“回纥”为“回鹘”，八千里路使者日夜兼程，一天按三百里计，费时犹需一月方达，大概是凉秋八月了。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贞元五年七月。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咸安公主一行至回纥时，顿莫贺可汗是否还活着？上引《唐会要》卷98接着说：“其年九月，天亲可汗卒”，而《旧唐书》之《德宗本纪》及《回纥传》皆载其卒于十二月，与《资治通鉴》同。〔57〕由此看来，天亲可汗可能卒于贞元五年九月，迄十二月，唐始闻其死讯，如果咸安公主一行十月分始达，则天亲可汗已死，那么二人就没有合卺成婚的可能。设或咸安公主一行七月从京城出发，九月即达回纥衙帐，她虽能与可汗成婚合卺，但不几天，天亲可汗也就去世了。所谓顿莫贺可汗再派使者入朝请求更名，纯属子虚。
总的来说，回纥骨咄禄毗伽可汗顿莫贺一代（780—789）是比较弱的。他在举兵击杀登里可汗自立为汗后，开始并没有控制国内局势。登里可汗三子及一些相国、梅录等各拥兵数千，自相鱼肉；汗国西部地区，葛逻禄、白服（眼）突厥、沙陀别部等部族相继以吐蕃为援，欲极力摆脱回纥汗国的统治，回纥大有失去西域的危险。嗣后，汗国的政治、军事大权就落在了冒姓药罗葛氏而实际出生于跌氏族的大相颉干迦斯（即后来的怀信可汗）手里，顿莫贺可汗形同傀儡。为了巩固其汗位，他不惜卑词厚礼与唐朝修复旧好，缔结和亲，以风烛残年之身甘当子婿，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改回纥为回鹘，使回纥轻捷如鹘呢？何况唐德宗又是一个疑忌心特别强的人，早把吐蕃和回纥看成两大祸患，顿莫贺要使回纥回旋轻捷如鹘，不怕唐德宗产生更大的疑虑，使刚刚修好起来的亲密关系化为乌有？因此，不论从那方面说，顿莫贺可汗改回纥为回鹘的说法，不管是德宗贞元四年，或是贞元五年，都是靠不住的。
回纥改名回鹘，确实应在宪宗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 其理由有三：
第一、回纥汗国经过改朝换代，元和四年标志着新的跌氏汗朝统治的正式确立，更名应属当然之事。
回纥长寿天亲可汗顿莫贺达干去世之后，其子多逻斯继位，唐封其为忠贞可汗，然仅一年，即为其弟所弑而自立，时大相颉干迦斯正率兵在西域与吐蕃和葛逻禄等作战，贞元六年四月次相率国人共杀篡位者而立年仅十五岁的忠贞可汗之子阿啜为可汗，第二年受唐册封为奉诚可汗。时值大相颉干迦斯西讨回国，可汗与次相等惧其有废立意，“皆俯伏自说废立之由，且请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陈（汉使所送）器币赠颉干迦斯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儿愚幼无知，今幸得立，惟仰食于阿爹。’可汗以子事之，颉干迦斯以卑逊兴感，乃相持号哭，遂执臣子之礼焉。尽以所陈器币颁赐左右诸从行将士，已无所取，自是其国稍安”。〔58〕但奉诚可汗仅仅立有五年，便于贞元十一年（795）四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无子，国人共立其相骨咄禄，亦即颉干迦斯为可汗，唐遣秘书监兼史馆修撰张荐册封为怀信可汗。
《新唐书·回鹘传上》载：“骨咄禄本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可汗）时数主兵，诸酋敬畏。至是，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所记与此同，胡三省有注曰：“自怀信立，回纥药罗葛氏绝矣。此后，史皆书册其嗣，以表怀信子孙也。”怀信可汗的事迹，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都记载不详，从立于回纥牙帐哈喇巴勒哈逊（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该碑建于唐元和九年即814年，清光绪十六年即1890 年始被发现）的汉文碑录来看，至少从第12行至18行〔59〕都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与杰出成就的。碑文中称他为“天可汗”，说他“坐筹帷幄之下，决胜千里之外，温柔惠化，为国经营，筭莫能纪”（第十三行）；“英雄智勇神武”（第14行），曾大破坚昆（即黠戛斯）、从吐蕃手中收复北庭、龟兹，追奔逐北至珍珠河（今吉尔吉斯境内的纳林河），使这里的国王、百姓都臣服于他（第15—18行）。他奠定了回纥汗国再兴的基础，只是由于他自幼为药罗葛氏（即回纥汗室氏族）所养，才不敢自名为跌氏（九姓回纥之一），仍称自己为药罗葛氏，按回纥习惯亦娶咸安公主为可敦。但他又将真正的药罗葛氏可汗的子孙“内之朝廷”，为跌氏族替代药罗葛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去世（《唐要会》《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皆记其卒于元贞元年亦即805年， 学者们考证其应卒于宪宗元和三年亦即808年）〔60〕之后， 其子蔼德曷里禄没弭施毗伽可汗（唐册封为保义可汗）继位。第二年，即元和四年（809），他遣使请改回纥为回鹘， 以表示与旧汗朝完全断绝关系及新汗朝的新生，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故有人指出：回纥更名回鹘标志着“一场禅让式的政权交替”，〔61〕可谓一语中的。
论者常以为《旧唐书·回纥传》关于“元和四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记载，既不见于本书《宪宗本纪》，更不见于《新唐书·回鹘传》和《唐会要》，只能算是一个孤证，没有说服力，甚至元和四年回纥有无遣使至唐也可怀疑。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鲜为人注意的佐证，证明元和四年，唐和回纥交往非常频繁。那就是《旧唐书·回纥传》在紧接上面“贞元四年……”那句话后，有这么两段话：“八年四月，回鹘请和亲，使伊难珠还蕃，宴于三殿，赐以银器缯帛。”“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诏宗正少卿李孝诚使于回鹘、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谕其来请之意。”这里所谈的“回鹘请和亲”以及诏李孝诚、殷侑使回鹘都是发生在元和年间。其理由有三：一、咸安公主死于元和三年，她自贞元四年许嫁长寿天亲可汗后，历配天亲（？）、忠贞、奉诚、怀信四可汗，在回纥二十一年之久，对回纥和唐朝的亲密关系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故元和四年保义可汗继位，依然想保持这种关系，故派和亲使前来请求和亲。这位和亲使臣很可能即伊难珠。二、元和四年，是宪宗开始用兵河北，裁抑成德、卢龙、魏博藩镇的年分。这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称留后，河北三镇竞相效尤，朝廷欲革这种世袭之弊，遣谕王承宗割德、棣二州更为一镇，但王承宗不奉诏，并囚其妹婿，原德州刺史、新任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十月制削王承宗官爵，下诏讨伐。〔62〕这就是“方有诛讨，”未与回纥和亲的原因。三、宗正少卿李孝诚、太常博士殷侑使于回鹘亦在元和中，见《旧唐书·殷侑传》。殷侑归国后，拜虞部郎中，正逢王承宗拒命，于是朝廷更命殷侑“衔命招谕”，终使王承宗禀朝旨，“献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此事在《新唐书·殷侑传》中载为出使回鹘在元和八年，招谕王承宗在王承宗遣盗刺杀宰相武元衡后的元和十年。
上述情况说明，“元和四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改为回鹘”，是完全可靠的，不容怀疑的。
四
回纥改名回鹘，是否如两《唐书·回纥（鹘）传》等记载的那样“义取回旋轻捷如鹘”呢？不是的，那种解释只是汉文史家望文生义的解释，难以揭示“回鹘”的真谛。
“回纥”，乃onvighat（袁纥）的简称，亦读韦纥，On意为“十”或“十姓”，vighat意为靠动物母奶生活的人，全意为10个靠游牧生活的氏族、部落，可称为“十姓回纥”。而“回鹘”，乃Toghuy Vigour的简称，Toghuy意为“九”或“九姓”，Vigour，意为聚集、联合、同盟者、辅助者意义，后变音为Vighr；全称为“九姓回鹘”， 而波斯学者直译为“托古兹古兹”或“托古兹古尔”。从Vighat和Vigour两字尾音看，ghat读如“核”；gour读如“忽”；“核”即“纥”，“忽”即“鹘”，二者并不对音，难有发生音变和对转。如今，人们在叙述回鹘时，往往习惯地在其后加个括号曰“亦即回纥”，这从回纥汗国政权名称来看或许不错，但从其实际意义来考虑，二者却大相径庭，回鹘并非亦即回纥。
回纥改名回鹘，首先说明回纥汗国的政权由十姓回纥转到了九姓回鹘手中，这就是跌氏替代了药罗葛氏政权。药罗葛氏是十姓回纥的可汗之姓，跌氏则属于九姓回鹘。这虽被称为“一场禅让式的政权交替”，但也经过相互征伐的流血斗争（见前）。取得胜利的颉干迦斯及其继承者保义可汗等为使自己改朝换代的汗国政权合法化，借助摩尼教徒，制造了许多回鹘人先世居斡儿寒河畔分为二部，最后由神异的卜古汗（实际为怀信可汗）因娶顿莫贺可汗之女而禅让其国的故事。〔63〕因此，回纥在完全与药罗葛氏没有任何瓜葛的跌氏保义可汗继位后，更改国名是必然的。
其次，回纥汗国自骨力裴罗开始至保义可汗，已经历了60余年，在汗国征服下的铁勒诸部，原本就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这时在汗国政权的强力作用下，渐次都融合或同化在一起了。特别是怀信可汗和保义可汗的西方经略，“西至拔贺那国”〔64〕（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盆地），居住在这里以及以东以南的处月、样磨、葛逻禄、突骑施诸族都归于汗国的统治之下，并赐给他们以“回鹘”（同盟、辅助者）的称号。阿拉伯史家也从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开始称这些突厥部落为托古兹古兹（回鹘），〔65〕回鹘，成了“九姓铁勒”和上述突厥诸族共同的称呼。回纥改名回鹘之后，所谓回纥者，也同契苾、仆骨、同罗、拔野古、浑、思结、拔悉密等部落或部落联盟一样，都渐次不见于史乘，统一用“回鹘”来称呼自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回纥改名为回鹘，则是原回纥汗国的诸部落和部落联盟向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所谓部族的发展，并为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纥改名回鹘之前，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无自己的文字。回纥人的语言，同铁勒诸部的语言基本相同，都属实厥语，使用的文字也是突厥文，这从在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记叙回纥葛勒可汗功绩的《铁尔浑碑》和《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的碑文就可知道。回纥发展壮大成回鹘，吸收的氏族部落增多，很需要统一语言文字来规范各部不同的方言，并使用统一的含有民族特性的文字。回纥改名回鹘前后，在粟特商人和摩尼教徒的影响下，回鹘人除使用汉文和突厥文外，还开始用粟特文字母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和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了。这种文字即称回鹘文。众所周知，保义可汗在位（809—821）时，主要叙述其父怀信可汗（天可汗）功绩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碑文，就是用汉文、突厥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我们虽然尚不知道回鹘文具体创始和使用在哪一年，但从回鹘西迁后不久（约在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用回鹘文翻译了汉文和梵文的大量佛经和摩尼教经典，还广泛使用回鹘文书写大量的公文、契约和文学作品，说明回鹘文已变成最通行的文字了。据此我们猜想，回鹘文的创始是在回纥改名为回鹘同时或稍后不久，这大致不会有什么错误。
注释：
〔1〕《旧唐书·回纥传》，《旧五代史·回鹘传》。
〔2〕《新唐书·回鹘传上》。
〔3〕《唐会要》卷98；《册府元龟》卷976。
〔4〕参看[元]胡三省注本《资治通鉴》卷223《唐纪四十九》。
〔5〕见《宋史·回鹘传》、《宋会要辑稿》卷197《册回鹘条》以及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卷4等。
〔6〕见翦伯赞先生著《中国史纲》第2卷等。
〔7〕就笔者所见， 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1962年版）；张传玺、李培浩、张寄谦先生合撰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册（1982年版）以及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等还一直坚持贞元五年说。
〔8〕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9〕见该书汉文版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1〕《册府元龟》的说法是据此《唐会要》、《续会要》而来。
〔12〕《旧唐书·沈传师传》、《新唐书·沈既济传》。
〔13〕两《唐书·蒋乂传》、《旧唐书·宪宗纪》、 《旧唐书·裴垍传》等。
〔14〕《旧唐书·韩愈传》、《旧唐书·宇文籍传》。
〔15〕《旧唐书·韩愈传》。
〔16〕《旧唐书·沈传师传》；王谠《唐语林》卷1 《沈吏部传师》条。
〔17〕《旧唐书·韦处厚传》。
〔18〕《旧唐书·韩愈传》。
〔19〕《旧唐书·路随传》。
〔20〕《旧唐书·路随传》。
〔21〕《旧唐书·许孟容传》、《旧唐书·柳登传》、《新唐书·蒋乂传》。
〔22〕《旧唐书·权德舆传》。
〔23〕《旧唐书·郑絪传》。
〔24〕《旧唐书·韦处厚传》。
〔25〕《新唐书·蒋乂传》。
〔26〕《旧唐书·蒋乂传》。
〔27〕《旧唐书·蒋乂传》附《蒋系传》。
〔28〕《新唐书·韦处厚传》。
〔29〕《旧唐书·蒋乂传》附《蒋偕传》。
〔30〕《新唐书·蒋乂传》附《蒋偕传》记载与此意同， 唯文字上有添改。
〔31〕《旧唐书·韦贯之传》附子《韦澳传》。
〔3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序》，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33〕见《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
〔34〕以上皆见《旧唐书》之《本纪》及《回纥传》。
〔35〕两《唐书·李泌传》。
〔36〕《旧唐书·德宗纪》。
〔37〕《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大历三年条》言这一年（768）四月，代宗才为李泌“娶卢氏女为妻”，如其婚后即孕而生李繁，那么至贞元四年，李繁最大不过十八九岁。
〔38〕《旧唐书·李德裕传》、《旧唐书·李绅传》及附《吴汝纳传》。
〔39〕《旧唐书·宣宗纪》。
〔40〕《新唐书·白居易传》附《敏中传》。
〔41〕《旧唐书·宣宗纪》。《新唐书·宣宗纪》记载崔龟从大中四年六月始拜相，不确。
〔42〕《新唐书·崔元略》附《崔铉传》。
〔43〕《旧唐书·宣宗纪》。
〔44〕《旧唐书·宣宗纪》。
〔45〕以上参看两《唐书·崔铉传》及《旧唐书·宣宗纪》。
〔46〕《唐语林》卷七有“宣宗读《元和实录》”云云，可证。
〔47〕《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48〕《新唐书·回鹘传上》。
〔49〕《新唐书·回鹘传上》。
〔50〕《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51〕《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
〔52〕《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
〔53〕《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54〕《唐会要》卷98。
〔55〕《旧唐书·赵憬传》；《旧唐书·张荐传》。
〔56〕《旧唐书·德宗纪》。
〔57〕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58〕《旧唐书·回纥传》。
〔59〕此据罗振玉《辽居杂著》所收校的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的录载为依据。
〔60〕参见拙译[日]安部健夫著《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14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1〕刘美崧《回纥更名回鹘考》，《江西师范学院学报》， 1980年第1期。
〔62〕《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五十四》。
〔63〕参见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62—615页；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72—173页；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高昌王神道碑》等。这些故事始起于九世纪初。
〔64〕见《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碑文第20行。
〔65〕拙译[日]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195—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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