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阈中的技术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技术论文,哲学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科技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核心概念。针对卡尔·波普尔提出的科学知识增长的证伪主义模式的缺陷，库恩在该书中对科学知识的增长给出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解释，范式概念是其理论核心。遵循库恩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范式被认为存在于许多科学领域中，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文学、艺术和历史等等。库恩本人对这种范式应用领域的扩展情况也感到震惊，因为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但大多数范式概念的应用则导致了一种无处不在却毫无意义的相关琐碎的类推情况，导致了似乎存在一种“超级理论”[1]。但把科学哲学中的某些概念适当地加以改造并移植到技术哲学中，并用之解释诸多关于技术哲学层面的问题以及丰富技术哲学的内容却未必不可取，毕竟科学和技术之间有着诸多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在当今科技一体化的时代。
1 什么是技术范式
要搞清楚什么是范式，首先要从什么是范式的问题入手。库恩认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 (P4)，“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2] (P158)，并且库恩还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 (P157)。
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对库恩的范式概念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第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范式或者元范式(mataparadigm)，即把范式当作一组信念，一个神话，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规范等；第二部分是社会学方面的范式，即社会学范式(socialogical paradigm)，像一套政治制度，也像一个公认的法律制度；第三部分是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较富有心理特色，如一个格式塔图形[3]。
把范式概念应用于技术变革的尝试来自十几年后其他领域对范式概念的应用[4] (P25)。对此，匈牙利学者伊默尔·赫荣斯基·杜作过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伊默尔的研究成果，深化对技术哲学视域中的技术范式的理解。1980年，在一个关于技术史的个案研究中，E.W.孔斯坦特第二(E.W.Constant Ⅱ)为技术变革建立了一个通用模型[5]。在这个模型中，技术上的变革被知识上的变化所描述并被赋予一个发展认识论的观点。孔斯坦特认为，技术变革有时就是技术革命，“我们将技术范式定义为一个公认的技术操作模式……当它被一个相应的技术从业者共同体所定义和接受时，就成了一个常规系统。一个技术范式……像一个科学范式一样，也是由基本原理、实践、程序、方法、仪器操作和一个特殊的感知一系列技术所共有的方法等组成。它是一种认知”[6]。技术史学家斯托顿迈尔(Staudenmaier)恰当地强调了孔斯坦特结论的重要性：首先，一种技术传统主要是一个认知本体。一种特殊的技术感知方法将有关的设备和技术结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和一个管理概念，而管理概念比传统中的任何单个要素都更为重要。其次，管理概念基本上依赖于一个技术从业者共同体，这些从业者认可他们自己是这样的并恰好创造了管理概念，因为他们必须定义那些规范以便使那些有意成为共同体成员的人感到满意。第三，这个管理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代一代向下传递的知识体系。一个传统管理概念的两个明显的功能是：它详细说明了其组成部分的所有装置和技术的涵义，以及确定了共同体里成员的准则……我们能识别第三个功能，即通过该功能概念培养了发明者有创造性的洞察力。知识在传统的创造物中进行传递……有可认识边界的参照系、有做技术事情的对或错的方法。这种智力的结构是新洞察力出现的必要背景[7]。
1982年，技术创新经济学家G.多西将技术范式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之中，认为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原理”[8]。
2 技术范式的宏观特征
那么，技术范式应具备哪些要素及其特征呢？技术范式与科学范式有何差别？对此，可以从技术史专家孔斯坦特对技术范式的解读来考察——关于这一点，伊默尔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伊默尔认为，由于孔斯坦特使用范式概念时没有理解库恩的概念中一个“样本”(exemplar)的绝对必要的作用，从而阻碍了孔斯坦特去发现通过包括适合于艺术和工艺认知在内的范式概念，并把一个共有的基础发展成为技术分析的可能性[4] (P64)。加廷也承认当样本在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却能引导范式发展时，“样本”就有必要的作用。因此，伊默尔认为孔斯坦特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类似于库恩所欣赏的：技术范式的概念挑战通过个人坚持不懈地努力——通过为可选择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洞察力提供认知传统和共同体而引发增量式发展的主流思想。
伊默尔认为，孔斯坦特的模型可被看作是一个范式变革，它使史学家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通过发展这种不同的世界，它不仅强调科学变化的范式模型的相似性，而且也解决一些差别。技术范式的变革不仅因为固执己见的“功能失效”，而且还因为假定的东西——某些在科学范式概念中没有类推的东西。“假定异常”(Presumptive anomalies)成为像技术变革一样的模式的一个主要因素。简言之，在一个早先的技术范式和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也许已经能够显示限制其正常的科学发展的时期，它可能会在不同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而不起作用。因此，仍然起作用的技术范式的一个跨越性步骤，通过对一个“假定异常”的承认已能得到保证。除了由于引入“假定异常”的模式而使科学变化具有明显的差别外，孔斯坦特还察觉到技术范式与科学范式的几个差别：
首先，是关于“技术共同体”和它们的不同角色。伊默尔认为孔斯坦特的技术共同体是混合的东西，它能包括制造商、各种用户、政府和共同体的代理人以及其他方面。技术共同体，如果由孔斯坦特模型的参与者所组成，那么就是能生产技术人工物的实际的共同体。他们首先是关于生产—消费—规章的共同体，作为实际的共同体它们生产现实生活的人工物(并且作为副产品，也将知识或认知融入其中)。因此，伊默尔认为孔斯坦特的技术共同体是一种只有通过其活动的副产品才能认识的共同体。但这又容易让人把整个实际的共同体，看作是和那些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技术变革方面适当的知识负责的共同体一样的东西。
其次，伊默尔认为技术可能会在它们专业化的开发者共同体以外被使用，而且确实是这样，技术共同体中所有被列举的参与者都是在特别的观察可能性的立场中，并且在这种性质方面都是相关的认知参与者，他们多少也生产一些经验性的知识。
第三，伊默尔认为技术研究是面向目标的。因此，任何技术研究必须面对一种与科学面对有所不同的异常情况。这可以被称为“由于时间压力或缺乏工具而产生的异常”。还有另外一个来自目标定向的限制条件，即就广义而言的最后的产品作为人工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面对异化的难题，一个科学家可能更容易通过减少他的目的、通过提供有用的工具、通过关联暂时不能匹配的东西而改变他的行为。技术专家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设法保持他们所得到的任务。
第四，伊默尔认为科学研究是能解决甚至是能完全明确任务，技术专家们通过收集能支持他们研究的全部可得到的知识，已经严重地依赖于可能被称为“现成工具”(bricolage)的东西。这种方法在技术方面的认知共同体中一般比科学的要模糊，加之这种可被察觉的、作为某种事情真的办砸了的异常可能会比在科学中的更为直接，更不用说在一个不同的范式中需要解决的事情了。
孔斯坦特认为，在技术发展的认知领域中有像公司或其他这样集体的参与者，但是他没有提及它们特殊的认知角色。科学方面也有集体的参与者，但是它们的认识角色好像比技术研究中的要更明确和不同。公司，除了它们的实验室和各职能部门——作为专业的文字和意会知识的所有者和载体——是参与者以外，在技术认知中的参与者还是比个人高出许多倍，比科学中的多，而且也是不同于科学的。
3 技术范式的微观层面分析
雷切尔·劳丹(Rachel Laudan)对技术范式的解读能为进一步理解技术范式提供必要的帮助。对此，伊默尔也有一些研究。由雷切尔·劳丹于1981年组织的会议，成为在技术范式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劳丹的意图是为“在技术本身的范围内理解变革与发展”而做贡献[4] (P4-7)。劳丹认为他的关于时间的经济学分析并没有考虑作为他们工作外源因素的技术，并且是确定作为“技术本性”、“技术本身”、“内在动力”等而不去考虑。他还建议通过与库恩范式模型的比较，从而以变更技术知识来使技术变革模式化。
伊默尔认为这种即使当有共同体和认知传统模式时也能显示一系列差别的方法也是一种技术认知，一种在它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认知，它能显示模式。能更好地把一个技术传统作为范式体制而不是范式本身来加以考虑。一个范式体制可能会被通过一些要素的发展而改变，但这些要素本身并不是范式革命的结果。
伊默尔认为技术传统只能部分地维持认知权威和自由，这种技术共同体的局部认知权威是由于“假定异常”的存在。此外，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技术共同体被混同于共同体了。这种被混淆的状态产生两个结果，其一是至少可以通过“使用产生创新”或者通过识别建筑物中的薄弱环节来为技术创新做相当多的贡献。在这种相关因素的估量中也有技术专家的认知权威。
伊默尔认为由技术固有本性而引起的技术变革的速率与方向问题也会被提起。大约在1980年以前，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就已经在接受某种范式概念的思想指导下研究技术认知问题，并提出一个“技术政体”(technological regimes)的概念。一个“技术政体”可能是一个发展时期的特性，在该发展时期内，某一指导模式的改进决定着意识到一条“技术轨迹”的行为。范式逐渐走向一种稳定的为生存而竞争的状态。在正常的科学变化过程中，当没有稳定的处于竞争状态的范式时，技术“范式”可能会表现得有所不同[9]。
4 技术哲学中的技术范式
就上述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及伊默尔对技术范式的分析，可以将这种微观层面的技术范式概念应用于宏观层面的技术哲学，以便从总体上考察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范式的转换及演变轨迹。在技术哲学界，诸多技术哲学家曾对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范式变化的现象做过论述，只是没有使用“技术范式”的概念而已。F.拉普认为，技术是一种历史现象，技术对象的产生和使用总有一定的条件，而这些具体条件又有自己的历史背景。特定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它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活动的实际后果，在不同时期是如此不同，使其称之为不同现象间的“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而不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10]。技术哲学家埃吕尔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谈论任何时代的技术，就会觉得任何时代作为技术本质的东西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是极端错误和危险的。换言之，他们认为技术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这种改变就是一种技术范式的变化——技术传统、技术认知、技术共同体等方面均发生变化。E.舒尔曼则将现代技术与古典技术进行比较，认为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涉及到诸方面：环境、材料、能源、技巧、工具、技术实施的步骤、技术中的合作、工作程序、人们在构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技术发展的本性[11] (P10-11)，并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说明，最后总结为：“古典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比较研究，揭示出技术构形领域的重大差别。在早期技术中，人们以他们的力量和技能行使和决定着进程。在现代技术中，人类技巧被置入由形式化的、自然的能源实现了的技术活动者中；构形的过程是由自动化联系提供的。对人来说，工作方法在现代技术中已完全改变”[11] (P31)。舒尔曼鲜明地勾勒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范式的转换——由古典技术范式向现代技术范式的转变，并说明了两个技术范式间的差异。
马克思则在对机器大工业的描述中，从另一方面表达了技术范式转换时新旧两个范式间的矛盾冲突。“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如以铁代替木材；——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对于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12]。一个技术范式在与已有技术范式的矛盾冲突中能够成为主导范式，关键是要确立自己的主导技术，形成自己的主导技术群以及技术体系。取得了一个技术范式，也就取得了该范式所相容的那一类技术特征、技术认知以及技术共同体等构成一个范式所必需的要素，这是任何一个主导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成熟的标志，而且，“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2] (P101)。
中国技术哲学界著名专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凡先生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张明国先生更明确地表达了技术范式的转换、演变路径的思想[13] (P14-26)。陈凡首先将技术要素按其表现形态分为三类：经验形态的技术要素、实体形态的技术要素和知识形态的技术要素；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都是由这三种技术要素组成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技术要素的相互结合却形成了不同的技术结构——即经验型技术结构、实体型技术结构和知识型技术结构。接着，陈凡分析了技术结构的历史发展模式，就是从单相技术结构向双相技术结构和三相技术结构逐步演化的过程，即：古代的单相技术结构模式—近代的双相技术结构模式—现代的三相技术结构模式。
这里，陈凡先生揭示了技术范式的转换图景和演化路径。我们认为一种技术结构就是一种技术范式。因为一个技术结构向另一个技术结构的转变，随着发生变化的有技术传统——古代的手工型经验技能、近代的机械型经验技能和现代的知识型经验技能，正如列宁所说：“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14]，技术共同体——古代的工匠个体、近代的行会和现代的工程师协会，技术认知的变化——由于人们对技术的认知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时代不同，社会各异，人们对技术的认知也就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这种认知差别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科技认知的社会特点，而且也整合出不同国家的科技发展方向等等[13] (P90-91)。通过这些认知差别，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思潮——技术统治论、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控制主义等等，勾勒出技术范式的轮廓及其变化。技术范式有其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路径。一种技术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技术范式的过渡，便是技术通常的发展模式。当然，也不能将技术范式的转换简单地理解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完全取代，只是主导技术及其形成的技术群的变换而已，正如陈凡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现代技术结构的模式是三相技术结构，但除知识型结构外，实体型和经验型的技术结构现时仍然存在，三相技术结构并存将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陈凡先生还就技术结构的演化机理作了详细分析，认为技术结构的演化主要由技术要素与技术结构的矛盾、技术结构与社会技术基础的矛盾以及社会技术基础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等几个基本机理所决定[13] (P27-30)。这为理解技术范式演变的内在动力提供参考。
5 结论
总之，范式概念的类推扩展证明，它在对技术的应用中是有启发意义的。技术范式的概念可能会通过使原先的模式适应技术的特性而被解答。技术认知通过其肯定和否定这两方面的类推而变得更加清楚。同时，在技术哲学领域运用“技术范式”的概念也能丰富和深化对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