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关于多元主义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主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的经济学正处于更大的变革压力之中。2000年6月，法国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矛头直指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请愿书，由此揭开“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以下简称“改革运动”）的序幕。①这场由学生率先发起的“抗议”活动很快赢得200多位法国经济学家签名支持，并引起法国新闻媒体和教育部的高度关注。该运动迅速蔓延到英国和美国许多著名学府，如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等。改革运动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突出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的多元主义精神。几年来，这一议题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几乎所有经济学流派的领军人物都参与了有关争论。②多元主义成为改革运动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
一、未来的经济学更需要多元主义精神
只要对经济思想史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即多元主义是经济思想成长过程的基本特征。今天，更重要的是，多元主义为探索未来经济学的主题和呼唤经济学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因此，笔者不赞成从策略上定位多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济思想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民族文化性。③任何经济思想都是对某个时代的经济现象和某个区域的经济特征的揭示，并且具有无法割舍的民族文化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无论是作为研究主体的经济学家还是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个人、群体、集团乃至国家都不可能是超历史和超制度文化的，像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化的、原子般的和孤立的“经济人”那样。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事物的有机组织性和发展演化性，再加上德英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曾经遭到德国国家主义和历史学派的抵制。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凯雷(Carey)以反对李嘉图和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普适性理论而著称。现代经济学成长之初就已经表现出多元主义的特色。19世纪下半叶古典经济学解体之后，经济思想的发展进入学派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④
各种经济学思想的传播、接纳和被确立为“正统”的过程是一种涉及到民族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和地缘关系等因素的复杂历史过程。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经济思想传播速度受到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制约。例如，罗宾逊和张伯伦几乎同时研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卡莱茨基和凯恩斯几乎同时发现有效需求问题等。上述复杂过程会使许多经济思想的传播随着时光流逝不断地弱化、衰落甚至消失，各种思想之间的交锋力度是有限的。思想成长和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滞后性使许多经济学流派都曾经在各自的“本土”上维持相当长时间，而且在每个“本土”的特定时期里都有自己的主流思想。经济思想的“春秋战国”局面至少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漫步在许多条人类思想的缓缓溪流旁，心平气和地注视着“异己”。尽管存在争执，多元主义是探索文明源头的心照不宣的规则，殊途同归是共同的信仰。“二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经济学的对峙，而且使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泾渭分明。⑤
然而，“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再次促进了各种经济思想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与此同时，东西方主流经济学也陷入各自的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持久的方法论危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亟待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张扬了21世纪人类急需解决的三个“和谐”问题：社会和谐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即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间的和谐问题，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对立统一。因此，未来的经济学不应该再回避诸如教育、伦理、公平、环境和安全等重大问题。今天，在经济学家族中生长出一些新成员，如人本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等。它们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补充，毋宁说是对“我向思考”(autistic)的主流经济学的扬弃。
经济实践和社会现实为什么对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如此不满？根本原因是人们希望经济学能够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以绿色GDP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问题。然而，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范式显得苍白无力。今天，一些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以资源稀缺性为假设，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原则，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交易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无论其理论多么丰富和高级，它所描述的也只是人类复杂经济活动中的一个“侧影”。而且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反思和对生态环境的愈益关注，这个“侧影”显然越来越远离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表现出“我向思考”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因此，在改革运动中许多学者呼吁，经济学要从传统的交易经济学转向生产经济学，以人为本，更加关注绿色环境、资源创造和经济系统的创新。从冷战对峙到多极化和全球化，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旧体制到新经济的转型，这些新问题不仅孕育着新的经济思想，而且呼唤新思想的“助产士”——多元主义的到来。多元主义虽然不能直接创造出新思想，但经济思想成长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革命离不开它的催生。因此，多元主义绝不是反对某种理论的简单工具或策略。
改革运动中的多元主义旗帜反映出青年学生对新思维的渴望、对未来的关注和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感。事实上，在该运动出现之前，多元主义已经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1992年，一批经济学家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⑥1993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和社会经济学协会等30多个经济学团体建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其宗旨是推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从而在批判性的竞争性的思想交流中提高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水平。⑦事实上，法国学生的请愿书与上述事件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绝不是出于某种历史巧合，而是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让那些远见卓识的学者，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走向多元主义论坛。2006年7月14日，异端经济学协会(AHE)第8届年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召开，年会的主题是“经济学、多元主义和社会科学”。
二、探索作为方法论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有其深刻的方法论基础，多元主义宗旨必须定位在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上。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理论的交锋归根到底是方法论的分歧。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思想，划分经济学流派的关键依据就是方法论。在改革运动中，由于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和老制度主义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封闭系统观，主张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系统观、认识论上的知识不完全性和有限理性等，这就使多元主义争论一开始便具有浓厚的方法论色彩。关于多元主义的争论既是理论发展规律的必然，又是新的学术思潮的表现。
经济思想史中诸多流派的产生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流与非主流地位的演变总是基于某些哲学思想或方法论上的革命、传播和被广泛接受。例如，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孕育着经济学研究的两种方法论：经济均衡论与经济演化论。在古典经济学解体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分别在牛顿经典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那里各自汲取科学哲学的营养。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标志着均衡论告别古典经济学，并与演化论思想分道扬镳。20世纪30年代，证伪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把均衡论思想推向主流经济学的“神坛”。然而，到20世纪后期，系统论、控制论、现代生物学、非平衡热力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复兴了作为经济思想史中涓涓细流的演化论，使演化经济学诸流派如新熊彼特经济学、调节学派、美国老制度主义和新奥地利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再次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危机极大地刺激了多元主义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构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此后，波普的证伪主义又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极大影响。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和证伪主义的逻辑悖论及其运用范围的有限性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替代性方法论。经济学的多元主义诉求就是对这种学术思潮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批判的多元主义(critical pluralism)、后现代主义、修辞学（解释学）、巴比伦方法论和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等⑧作为替代性的方法论几乎同时出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倡导经济学的多元主义。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运动再次将方法论意义上的多元主义推向高潮。
当前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从方法论上完整地科学地阐述多元主义的基本类型、含义和主张。笔者认为，多元主义不仅涉及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且在同一思维模式中还存在不同层次的多元主义含义。许多学者对多元主义的讨论不仅来自于不同的方法论层次而且分属于不同的思维模式。一般说来，属于同一思维模式中的不同方法论层次的多元主义争论在本质上仍是一致的，多元主义的根本争论实际上是在三种思维模式或三种“广义方法论”之间展开的。
方法论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方法论是指“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是为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确立标准理论。⑨由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构成了方法论的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对某种方法论的论证以及对方法论研究中的许多分歧的考察必然要追根溯源到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就具有了本体论、认识论和狭义方法论的“三位一体”的广义性。“广义方法论”实际上就是人类构建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有三种思维模式或三种广义方法论：即建构主义、机械的封闭系统观和有机动态的开放系统观。⑩封闭系统观坚持的是一元本体论、二元认识论、实证主义方法论(11)和数学演绎方法。在它看来，多元主义充其量是方法的多样性，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方法论”的方法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具有“虚无主义”特征，它试图用唯心主义的多元论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一元论。开放系统观的本体论强调“存在”的开放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演化性，强调认识的有限性和知识的不完全性，认为无论是普通的经济行为者还是经济学家，面对一个共同的“实在”都不可避免地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理解，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全盘考虑到与“实在”相关的所有因素。与建构主义不同的是，它相信人类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规则性；与封闭系统观不同的是，它主张使用一系列研究方法，把多元主义看成是促进人类理解自身开放系统的知识增长的工具。多元主义不仅能够深化对经济学的科学本质的理解，而且通过阐明各种可能的方法论的性质及论证它们的优缺点，促进经济学家之间进行更好的思想交流，促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理论存在的某些偏见，并就这些偏见进行反思。(12)由此可见，只能在广义方法论层次上讨论多元主义，只有开放系统观中才能真正容纳多元主义争论。
三、从方法论上科学定位主流经济学和数学工具
多元主义争论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如何从方法论上科学定位主流经济学和数学工具。下面的分析将会说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数学演绎主义其实是封闭系统观的产物；建立在开放系统观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反对的不是科学与数学工具，而是主流经济学的封闭系统观及其信奉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数学演绎主义。
必须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元化或方法的极端数学化是有其深厚的广义方法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封闭系统观存在两大误区。首先，它把现实经济生活视为类似于自然科学实验中的封闭系统，被分析的经济系统的边界是预先确定的。系统中的所有变量的性质和范围也是预先确定的，并且可以被区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可知的，要么是随机的。当外部条件既定时，只有那些特定的外生变量才以给定的方式影响到对系统的分析；当内部条件既定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机械的、既定的。其次，它把规律性等同于事件呈现出的经验规则性，等同于通过经济计量技术所发现的数据序列中的稳定性。
自边际革命以来，封闭系统观、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支持并激励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通过假设数学演绎方法刻画真实经济过程，放弃以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历史性为背景的制度演化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封闭系统观、实证主义和数学演绎方法所追求的内在一致性、精确性和结论的确定性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机械的封闭系统观所坚持的简化论、公理演绎主义、实证主义等都是数学方法得到流行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封闭系统的本体论预设下，数学演绎主义的解释模式或数学演绎主义建模获得了其必需的预先假定，而且数学工具勉为其难地充当了经济学的科学标志或进入门槛。一旦超越封闭系统观的确定性假设，数学工具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使用数学工具就成为研究者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若不从这个基础上剖析数学演绎主义的一元化积弊，则任何关于数学工具的分析都难免是片面的和肤浅的。
开放系统观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封闭的实验条件，直接通过控制实验发现的事物之间的规则性是相当有限的。任何经济规律只能表现为某种趋势，不可简化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开放系统的各要素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构不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有机性和演化性特征，其中各种“可再生”的权利、结构、机制、制度和风俗等构成经济系统的重要因素，经济系统的扩张路径具有缪尔达尔式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征。(13)在开放系统观看来，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不过是封闭系统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后所呈现出的一种“自然观”。自然科学通过封闭性控制实验获得规律性认识的科学活动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实证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把这种特殊情况普遍化了。以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科学主义长期支配着经济学研究，在广义方法论上完全排斥多元主义，表现为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元化现象，并导致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迷失在“想像的世界”和“鲁宾逊·克鲁索式经济学”之中。(14)
总之，在主流经济学和数学工具的方法论定位问题上，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来自于它所依据的封闭系统观也是人类构建知识体系的一种思维模式。在经济实践中某些问题可能更需要在封闭系统假设下思考，需要得到精确的形式化的结论，在这种特定思维模式中数学将起着不可替代的工具性作用。问题是，真正能够反映经济实践本质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开放系统观，而且经济学的未来更需要现实主义关怀，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应当将更多的智力转向开放系统观的经济学研究，并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恰当地把握数学工具的使用范围。
四、多元主义与共同的评价标准
多元主义实践中是否存在一致的评价标准，这是多元主义争论和实践探索中最具有现实性和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封闭系统观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建构主义的唯心主义多元论又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上述问题只能在开放系统观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多元主义要想避免成为相对主义、折中主义或拼凑主义，那么它的实践就必须接受来自批判实在论的评价标准。批判实在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它对科学研究过程、规律的性质和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阐述已经为越来越多的非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为经济学的多元主义提供了实践方向和绩效标准。
批判实在论首先强调了自然科学实验过程与社会科学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它发现，在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大部分规律性事实只能发生在隔离封闭的实验环境中，离不开实验设计者的特定干预。实验者把所有其他潜在的、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出去，以便分离出某种机制，从而使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机制得到确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规律总是隐藏在现象背后，使事物呈现出某种持久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其他趋势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不断变动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但我们又无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环境和实验程序来发现它们。
其次，批判实在论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规律或某种历史趋势，绝非事件在时间序列中所呈现出的经验规则性。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趋势就是事物存在的复杂的不及物的结构和相应的运动机制。它们在本体论上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整体性(holistic)。开放性是指，事件的规则性不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当事件呈现出多重的、持久的和混杂的因果关系时。只有在确定领域中的特殊条件下，维持某种事件规则的封闭体系才会出现。整体性是指，把社会看作是由各种内在因果关系过程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动态性是指，在非线性动力机制的控制之下，经济系统会在多重稳定状态或多重演化分叉点之间进行选择性相变。相变过程绝非从一个稳态迈向另一个预期的稳态，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时间不可逆性、新奇、突变、间断均衡或创造性毁灭。其间一个非常小的偶然扰动都有可能通过非线性动力机制和正反馈机制而使经济系统从一个偶然事件走向必然，发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锁定或路径依赖现象。结构化的开放的社会系统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发展演化过程中。(1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认为，任何一门科学之为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存在着可以被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正因为它展示出像在天体力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它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对此，批判实在论反驳道，计量经济学家们一再发现很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经济事件的规则性。所谓普遍存在的规则性只是主流经济学的一种预先假定而不是客观事实。事实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除天体力学外，规律或规则性不仅极少，而且几乎局限于精确控制的实验环境之中。(16)
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基于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在一个开放的和结构化的世界中，社会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和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17)因此，所谓的利用规律就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激活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从而把只能在实验环境中才能呈现出的规律或规则性成功地应用于现实之中。因此，经济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机制、结构和过程，并通过结构性转变或制度创新来扩大机遇，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而不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努力制造一个封闭体系，并在确定性假设下通过固定某些事件以达到控制或预测其他事件的目的。
劳森认为批判实在论的解释或抽象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和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在提供解释、使用抽象和推理时所涉及的方法既不能是纯归纳的，也不能是纯演绎的。劳森主张采用“不明探测法(abduction)”或“回溯法(retroduction)”。回溯法就是借助于类比与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关系机制。回溯法会产生因果关系机制的多样性假定，这就需要对各种理论进行多元主义立场的批判性评价。(18)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在经济规律的发现过程中统计计量技术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这是因为现实世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自然状态下，统计计量技术只能发现石头的确比羽毛先落地，并“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科学性”。自由落体运动或万有引力定理还有另一个重要启示：数学演绎方法可能因为前提假设的非现实性从而得出极为荒谬的结论。这与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相反。弗里德曼著名的观点是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预测性，至于它的假设有无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
五、结语
关于多元主义的争论远不止上述内容。本文只概括了其中关键的五个方面问题并作出相关评述。而且，批判实在论能否真正成为多元主义的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尽管如此，笔者仍希望能够通过此文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对多元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明确定位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发展趋势，决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改革运动及多元主义争论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当我国不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并倡导以追赶西方主流前沿为指针的国际接轨之时，殊不知从西方频频传来它的危机消息和要求经济学多元主义的呼声。(19)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正面临着从西方经济学“舶来品”的引进阶段向“批判和借鉴”阶段的转变。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确实应该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入手，并响应时代的召唤，为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崛起而不懈努力。(20)在这种过程中，多元主义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智力环境因素。
注释：
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②⑤(14)(19)参见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第158-159页，第18页，第1-9页。
③参见Jeroen Van Bouwel,Towards a Framework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No.30,2005,in http://www.btinternet.com/。
④参见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年版。
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2):xxv上刊登了《多元主义的严谨的经济学请愿书》，由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梅基(Uskali M
ki)和麦克洛斯基(D.McCloskey)等人发起，有44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上面签了名，其中有我们熟知的莫迪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西蒙(Herbert Simon)和丁伯根(Jan Tinbergen)。
⑦该协会网站是http://www.econ.tcu.edu/icare/home.html，在短短几年里发展很快，到1997年，该协会拥有的资源有30个专业协会、32个理论和政策杂志、11个出版社、16个学部（系）、16个研究中心和9个专门项目。
⑧罗杰·E.巴克豪斯：《导言：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载罗杰·E.巴克豪斯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见V.Chick and S.C.Dow,Formalism,Logic and Reality:a Keynesian Analy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5(6),2001。
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⑩贾根良、马国旺：《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多元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
(11)波普的证伪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世界是开放的。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却很少付诸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仅仅是“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12)希拉·道：《方法论多元主义与方法的多元主义》，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另参见希拉·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参见P.Arestis,Post-Keynesian Economics:Towards Coherenc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996。
(14)贾根良：《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第3期。
(15)见托尼·劳森：《回到现实》，载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另参见T.Lawson,Reorienting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16)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参见T.Lawson,Reorienting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20)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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