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知识分子论文,阶级论文,曲折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3—0009—09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表述。为了提出、坚持和丰富这个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艰辛、漫长的道路。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这个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科学内涵，对于做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基本思想，是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提出的。1949年3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必须争取知识分子，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党的领导人给予明确的回答。
最早全面和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领导人是刘少奇。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科学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问题。刘少奇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各个群体的阶级属性作了分析：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工程师、技师等职员，都是“雇佣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这样，刘少奇就将知识分子阶层的各个群体一般地划入了工人阶级。刘少奇认为，“脑力劳动者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他指出：“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贫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只是半无产阶级而已。”“工程师虽然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资产阶级较接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他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出卖劳动力”，“基本上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出卖劳动力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而就将之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很错误的，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危害性，就会分裂工人阶级”。刘少奇还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内当时所处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他指出，“无产阶级中心是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很少”，因而“是可贵的”。“将来社会改变了，人们都可以读大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别便会消灭。”①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也对此进行了探讨。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1] 同月23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1](p.364) 周恩来将精神劳动者和职员一般地划入了工人阶级，从而在事实上也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外，其他一些领导人也曾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0年8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郑重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2]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这些界定，完全是从经济地位出发的，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将其他方面统一进来。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在各项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党和政府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给予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给予应有的地位。此外，鉴于知识分子阶层中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的人还是少数，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领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旧思想，接受和树立工人阶级思想。1951年9月29日，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的邀请，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讲话。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不断地进步的过程。他说，知识分子要“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当然，“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但是“要促进这个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3]
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进行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逐步接受了工人阶级思想。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 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p.162)。与过去单纯从经济地位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不同，这一次周恩来则联系到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实，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3](p.181) 的重要思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3](p.160)。到1956年1月，我国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有384万人，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约10万人，[3](p.164) 他们是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时我国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对旧知识分子界定工人阶级属性时只能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还没有也不可能同他们的思想状况结合起来。周恩来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经有了“巨大的成绩”[3](p.176)，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3](p.163) 需要“在知识分子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3](pp.188～189)，争取“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要“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在那个时候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3](p.180) 虽然周恩来也确认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3](pp.162～163) 这个事实，这些新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受到党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对他们可以把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不可能这样做。同年，邓小平也确认“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着重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4]
三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本应及时地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了异常曲折的道路。
实际上，对1956年1 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把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界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不同意见，思想并不统一。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就没有使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将知识分子称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5]。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认为“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又重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6] 没有确认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观的事实，这为后来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定性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埋下了伏笔。1957年3月，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7] 在这里，毛泽东离开了从经济地位出发界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马列主义方法，而是片面地从世界观出发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且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判断又离开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表现。10月，他还说，知识分子“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7](p.487)。1958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尚未转变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间派”；“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8]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正式确认。这样，就将本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入了剥削阶级。改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必然导致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一系列的失误。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有几十万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相继明确提出要培养工人阶级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等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曲解为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展“教育革命”，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使知识分子受到了长期的不公正的对待，给知识分子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党逐步有所察觉，并且试图通过制订一系列的工作条例加以纠正。1961年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重申企业中的职员和技术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科研、教育和文艺的工作条例或者没有涉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或者仍然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纠正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错误，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指出：“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3](p.335) 这显然是指1956年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的原则。那些原则有很多条，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是知识分子从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个方面来看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特定任务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而基本完成。周恩来于1961年强调这些原则“仍然存在”，在实际上就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站在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已经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来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1年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郑重提出，今后一般地不再叫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是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指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和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在广州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聂荣臻、陶铸等人共同研究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一致认为应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组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3](pp.354、358、354) 这就重申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个方面的统一。周恩来进一步指出，1956年只是“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3](p.361)，现在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和深入的估计。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说：“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3](pp.367～368) 这和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是“特定的历史任务”、此后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3](p.180) 的说法是相呼应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的事实，[3](p.361) 认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是“一小部分”，[3](p.363) 在客观上肯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世界观，从而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了。周恩来在讲话中将这三方面看作知识分子的三条“根”。[3](pp.355～356) 由于这三条“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3](p.361)。受周恩来委托，陈毅在会议上讲话，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向与会代表脱帽鞠躬。在广州会议的基础上，周恩来于3月28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得出如下结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10] 这样，在1961、1962年间，周恩来最早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于1963年1 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3](pp.412、414) 指明了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周恩来等人为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中意见仍不一致。“周总理、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柯庆施同志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同志的讲话。在周总理要求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主席也没有说话。到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11]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升级，但是没有正面触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只是在会议的公报中强调“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9](p.712)。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赞成广州会议的意见；另一方认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右的表现，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9](p.712)。11月26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对此，邓小平表示支持。他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11](p.1007) 尽管如此， 随着我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还是进一步发展起来。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干扰和破坏下，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讲的是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但被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这就进一步否定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世界观的事实，否定了周恩来在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和1961、1962年间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结论。当时，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公开地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七一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2] 虽然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强调科技人员是劳动者等重要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在理论上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两个估计”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一个枷锁。
四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告别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为了推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于1977年7 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12](p.43) 恢复工作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科技和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邓小平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对待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两个估计”。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12](pp.49、51) 9月， 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强调：“《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12](pp.66～67) 这就否定了“两个估计”，重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中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思想上发生根本变化的事实。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2](p.89)。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在经过长时间的曲折和失误以后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曾提出和论述过的重要思想。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20年时间内，这个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和贯彻，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我们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纠正了以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种种错误，继承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的积极成果，同时又根据新的实践赋予了新的内容，因而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首先，坚持了把经济地位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的马列主义原理。邓小平分析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的根本变化和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的实际状况，从经济地位上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针对长期存在的片面从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方法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着重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12](pp.88～89)
——其次，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出发，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确认知识分子已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知识分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努力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这些现实表现，邓小平确认知识分子已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所说的为谁服务，不等同于过去所说的依附于谁。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社会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依附于旧社会并为旧社会服务的。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服务。邓小平还强调，对于知识分子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12](p.93)
——最后，把世界观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认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从而说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站在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已经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属于思想范畴，是一个人全部思想的基础所在。邓小平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12](p.92) 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实，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了工人阶级立场上，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在思想上有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了。同1961、1962年间周恩来初步形成的这三方面的统一相比，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形成的这三方面的统一，基础更牢固，观点更明确，内容更丰富，理论更系统，它从此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了。在这三方面统一的基础上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首要内容，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其他部分的根本立足点，同时为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五
从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最早从经济地位出发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到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前后整整29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界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历史任务，知识分子终于取得了与工人阶级中的体力劳动者相同的资格，这就解决了“共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也就是“个性”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所涉及，但那时的重点是“共性”问题；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个性”问题才逐步成为解决的重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有过很多精辟论述。邓小平认为我们事业的关键在人才，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和使用数以亿计的人才。他强调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13]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3](p.120) 这样，邓小平就将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重要思想，针对当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13](pp.274、275)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做了很多新的深刻论述。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14] 是“工人阶级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14](p.13) 他们“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15] 这些论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优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对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浪潮方兴未艾，工人阶级要继续保持先进性就必须用现代化的科学文化武装自己。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说明知识分子是联结工人阶级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整个工人阶级知识化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2000年以后，江泽民反复提出和深刻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进一步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强调，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要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是要“使他们更好地承担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16] 所有这些论述，深化了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围绕着人才强国战略，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继续进行了探索。胡锦涛指出，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17] 这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之，通过研究和探讨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和科学内涵，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能否将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和丰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重要思想。
［收稿日期］2004—03—24
注释：
① 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曾受到一些指责和非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肆意歪曲和诋毁，成为刘少奇的“罪证”之一。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虽然“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对于我们“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说，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知识分子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团结和带领知识分子胜利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本段引用的刘少奇论述出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于1980年1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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