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变与出版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转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跨世纪的宏伟纲领，为“九五”和2010年的发展远景描绘了宏伟蓝图。出版事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把这一宏伟纲领作为理论支柱，同时也需要在这一蓝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需求。由于出版事业既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阵地，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发展规划要自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其政策路向要同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相适应。五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出版改革的整体思路应该而且必须顺应这两个转变，要围绕这两个转变做好文章，做足文章。
一、根据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在出版部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这里主要谈两点——建立出版集团和推行代理制。
（一）建立出版集团
党和人民交给出版部门的核心任务是多编好书、多印好书、多发好书。出版部门的真正优势，也在于编书、印书、发书。因此，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来集中精力抓好出版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版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出版业“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行业宗旨也在日益强化。这样，就使得业已存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从深层次上化解这一矛盾，在抓好出版工作的同时，打破单一出版格局，建立出版集团，开展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以副业推动主业，可以说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一种选择。
一方面，建立出版集团是出版单位适应市场经济走向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的出版单位经济状况普遍较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对文化事业的优惠和扶持。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这些具有计划经济特点的政策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因此，出版单位要早做准备，抓住历史机遇，发展多种经营，增强经济实力，尽快完成资本积累。以后出版业的发展，只能靠自身优势，而不是什么优惠。另一方面，组建出版集团是保证国有出版业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要求。出版单位的利润主体上属国有资产。无论从维护国有资产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维护职工的长远利益考虑，分光花光都是不可取的。出于出版业市场容量有限，把多办报纸、杂志作为唯一投资方向是不明智的。所以，出版单位需要选择更多的投资方向，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求较快较优的投资回报，真正管好、用好国有资产。
在集团化战略的实践方面，宣传领域的报业和发行业已带了好头。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例如，从1992年开始，《广州日报》就着手组建报业集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广州日报》除报纸本身外，初步形成了包括《足球报》、《广州文摘报》、《现代育儿报》等6 家系列报和广州日报印务中心、大洋广告公司、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大洋多媒体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等11家系列公司的实业群体。1996年新年伊始，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广州日报》成为全国第一家组建报业集团的试点单位。再如大庆市新华书店，它在经济转轨时期认识到，光靠主业单腿走路，不仅走不快，也不会有大的作为，应该在办好主业的同时兴办副业，以副业反哺主业。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该店先后建立了建筑、安装、金银首饰、餐饮、娱乐、广告、化脂、畜牧等8个产业公司，累计为书店投入380万元资金，使书店的经营状况和职工的福利待遇明显改善。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了新闻出版署和人事司的联合表彰。
出版部门在开展多种经营时，要注意吸收其他文化产业的经验，开展调查研究。根据发挥优势、讲求效益、先易后难、量力而行的原则逐步发展，切忌乱立项目，冲击主业。
建立出版集团的意义在于，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如何全面地依靠市场机制，保持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而维护“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行业宗旨。在多元经济回报的支持下，学术研究、文化积累等方面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图书就能得以源源不断地问世，出版业内部“两个效益”的矛盾同时可以得到缓解。
（二）推行代理制
在旧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出版部门只是简单的生产单位，重生产，轻流通，并将生产和流通相互割裂。日常工作强调以编辑为中心，很少考虑市场发行。由于发行不力，导致了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恶性循环。编辑与发行是出版工作的两翼，只有两翼共振，才能跃上云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里，出版部门顺应改革形势，遵循出版规律，正处于从传统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中，发行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已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发行变革的出路在哪里？从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内其他行业的实践看，推行代理制是最佳选择。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新闻出版署《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要“倡导出版物发行代理制”。同年7月， 李岚清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代理制的会议上，也强调要“把推行代理制作为产销体制的一个变革”，并把它提高到“对整个国家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有好处”的高度。
首先，推行代理制是解决目前出版与发行两个环节风险承担不均的有效之举。在经销制下，发行环节承担风险比例过大，严重影响发行单位进货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图书的发行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推行代理制（指代理制与经销制平行），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分担发行环节的经营风险，提高流通环节开拓市场的积极性，从而扩大图书发行量，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其次，推行代理制是出版部门自主选择中间商、充分拓宽流通渠道的最佳选择。随着代理制的推行，出版部门将不受地域限制，根据市场需求及自己确立的营销决策自由选择中间商，解决现行体制下的“地方割据”状态，拓宽本版书的发行渠道，提高本版书的发行量。最后，推行代理制还是提高流通领域竞争性，促使中间商改善服务，提高发行环节服务质量的可行办法。在现行体制下，发行单位各自据守着“分封”来的“领地”，缺乏足够的竞争性，服务质量总是难以提高，出版单位对此不满意。如果推行代理制，出版单位可以自由选择中间商。那么，服务质量不好、打不开市场的中间商（即书店）不仅会失去计划体制下“分封”得来的“领地”，而且更难以争取到新的主顾。这就迫使其改善服务，积极参加市场竞争，从而搞活整个流通环节。
代理制对于出版单位，对于发行企业，甚至对于广大读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了代理制的有效推行和健康发展，还需要明确出版单位和代理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除了靠双方在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协商一致外，政府部门还应制定法规，建立规范的代理合同，并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以规范和保证代理制的正常运行。
二、根据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推动整个出版业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
由“规模数量”向“优质高效”转变的“阶段性转移”方针，是新闻出版署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行业的现状在几年前就制定出的，这一方针原则上同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局性的另一个根本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致的。五中全会文件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这个精神对出版部门同样适用。为了推进“阶段性转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出版业应该在两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一是顺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大力发展电子出版物；二是着眼综合素质的提高，积极树立新型人才观。
（一）发展电子出版物
电子出版物是科技发展的产物。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磁、光、电为介质的电子出版物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悄然兴起，并呈后来居上的趋势，对传统的以纸为介质的出版物造成巨大挑战。电子出版物有FD（软磁盘）、CD—ROM（只读光盘）、CD—I（交互式光盘）、IC Card（集成电路卡）等多种形式，具备体积小、容量大、 速度快等特点。在北京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仅一张工程索引数据库光盘，就贮存了世界范围工程及相关领域的技术报告、会议记录、论文摘要等15万条信息，读者在触动计算机按键的瞬间就可以查阅到所需的各种资料、数据。据统计，1994年世界CD—ROM光盘驱动器拥有量已超过2600万台，全球电子出版商已逾3000家，出版物品种达11837种，发行量为9.8万部。世界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的负责人预测：到2000年，包括CD—ROM 光盘在内的各类电子出版物将占世界图书总销量的五分之一，而传统纸介质图书在市场的份额将降至80%。
电子出版物将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出版业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高科技产业。可以说，电子出版物代表了出版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国电子出版物起步于80年代中期，十余年来从无到有，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与国际电子出版业的水平和实力相比仍差距甚远。这固然与科技水平有一定关联，但关键在于出版部门对发展电子出版物的深远意义认识不够。那么，发展电子出版物究竟有何深远意义呢？
首先，发展电子出版物是加速社会进步的要求。出版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意义在于通过信息传播和知识积累推动社会进步。在历史上，我国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以纸为介质的出版物，不仅推动了本国文明的繁荣昌盛，而且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今天，新兴的电子出版物无论在信息传播的速度还是在知识的积累的广度上，都有着传统纸介质出版物无法比拟的优势。只有抓住机遇，及时赶上这趟“电子快车”，才能实现加速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其次，发展电子出版物是拓展经济增长点的要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电脑拥有率的增加以及计算机知识的普及，电子出版物的市场正在中国逐步形成。在继续开发传统纸介质图书市场的同时，及时进入潜力巨大的电子出版物市场，对出版单位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力量。“领先一步，快人一路。”这个市场占领得越早，日后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越明显。最后，发展电子出版物是增强民族文化竞争力的要求。据知，国外的电子出版商已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几乎是一张白纸的中国CD—ROM光盘市场，推出了一些产品， 对大陆市场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出版物是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力量的积淀物。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推出反映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电子出版物来占领市场，那么，我们就将会在这场文化竞争中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在社会的精神领域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鉴于各类电子公司已占据了国内电子出版物市场的主要地盘，今后一个时期，初涉此道的出版部门的最佳操作模式是与电子公司携手合作，双方分别发挥选题资源和技术力量的优势，共同创造我国电子出版物的灿烂前景。
（二）树立新型人才观
人才是事业的基础。就出版行业而言，人才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阶段性转移”实现的程度。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人才问题的关键是人才观问题。在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出版部门应该而且必须树立起一种既熔铸时代精神又体现行业特点的新型人才观，并以这种人才观为导向，把出版人才的成长引导到有利于出版事业发展的轨道上。那么这样一种新型人才观应该如何界定呢？“多功能+学者化”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把出版者培养成为既有很强工作能力又有较深学术造诣的综合素质型人才。
首先看“多功能”。“多功能”是就工作能力而言的。出版工作是一项融实践性、知识性、操作性、文化性于一体的工作，对人的工作能力有很高要求。可是，在传统出版体制下，出版人被分别框定在编辑、校对、印刷等各个部门，能力发展是单向的而不是多元的，与出版工作对人才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社会是信息流通数量异常多和传播速度异常快的信息社会，与以前相比，对出版人的要求又有了新的提高。只有打破既定限制，擦亮“千里眼”，竖起“顺风耳”，多方捕捉信息，多元拓展能力，才能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多功能”出版人才。这样的人才，熟悉策划、组稿、编校、印刷、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是“全天候”式的多面手；这样的人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把握了出版发展规律，能够始终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对于“多功能”的出版人才来讲，日常工作可以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即使遇到突发事件，也照样能够处变不惊、潇洒应对。
再来看“学者化”。“学者化”是就学术造诣而言的。从客观方面来看，“学者化”是学科进步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科正朝高度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仅不同的学科门类，就是同一学科门类中也存在着超越专门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只有具备某一学科领域内系统化、前沿性的学识水平，才有资格参与相应学科书稿的组稿、编校和宣传，从而在保证图书学术水平的同时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从主观方面来看，“学者化”是出版人主体性确立的需要。出版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各科人才。可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为他人作嫁衣”一说，常常使出版人抬不起头来。这种说法固然有失偏颇，但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能使出版人在劳作之余产生主体性失落的忧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做好本职工作、推出图书精品固然重要，但是，提高自我理论水平、不断发表学术文章和专著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下大力气、花大功夫，钻研出版业务和相关学科，使自己成为出版行家和学术专家，出版人才能真正赢得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尊敬，才能摆脱“编辑匠”的嘲讽，也才能使自己的主体性得以最终确立，从而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多功能”和“学者化”是新型人才观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只能并举不可偏废。“多功能”是“学者化”针对性和生动性的可靠保证，“学者化”又是“多功能”的理论支点和资源宝库。“多功能+学者化”是一个理想目标，实现起来并非易事。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它的合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前进的压力，同时也是奋发的动力。
本文结合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精神，从建立出版集团、推行代理制、发展电子出版物、树立新型人才观等四个方面，谈了对出版改革的主要想法。这只是就其要点而谈，难免挂一漏万，还望各方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