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目睹的奇怪的媒体现象_新闻界论文

我亲眼目睹的奇怪的媒体现象_新闻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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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写过《青春的敌人》而深受青年读者欢迎的阿忆博士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商界从事过营销,后又搞公关策划,长期与各类记者打交道,对新闻界的现状及真实面目不可谓不熟悉。我们编发此文,意在换一个角度、更近距离地透视当前新闻界令人忧心的现状,以期引起主管部门、纪检、司法界乃至全社会的注意。让我们为处于经济大潮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大学毕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新闻界,也不认识任何一个记者。但1987年大学毕业进入一家著名化妆品厂从事公关及产品营销的工作之后,与记者打交道便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每次发布会,我们都会送出一批化妆品,消费几桌山珍海味,丢失几套餐具。但第二天,报纸、电台、电视台就会播发我们一手制造的“新闻”。

那段时间,我见过的真正的记者只有两位:一位是《北京日报》的张雅宾,他曾在老板自夸洗面奶用的是鲜奶时反诘道:“你能提供给我购买鲜奶的发票吗?”老板语塞。另一位是《中国青年报》的袁晓露,她曾以消费者来信为据,指责我们生发灵的有效性,我请她来工厂后,她拒绝留下吃饭。

有些不会发难的记者,人很善良,“名记”纪一就是一例。他从未领受过一分钱,他奋力宣扬我们厂以及老板个人,完全是被道义上的假象所迷惑。他对老板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老板被开除后,他恰好也被报社开除。后来我在书摊上看到他写的《大气功师出山》,觉得他这样天性善良的人被所谓的“气功大师”所骗,简直太正常了。

到我调离工厂时,我再也不信我曾用来说服家人的那些文章,特别是关于我们企业文化的那些吹捧。几件孤立而冲动的重奖重罚,经过“御用文人”的修饰,却成了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几个工程。在报刊、电视里泛滥成灾的宣传中,这家工厂的赢利被说成是1000万元以上,但只有高级职员才知道,这不过是假账真算的结果,实际上它从未赢利,相反身负巨债。

我对新闻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只要你适时地出一些钱,它便是你的工具;如果你不能满足它,它可以依据同样的事实成为你的敌人。当某消费者报的几个记者的胃口大于两瓶香水而遭到拒绝后,他们马上把一些真实的情况刊登了出来,在展览会上和王府井大街向人们赠送报纸。工厂的聋哑人曾自发地去抢夺报纸,但仍无法挽回影响。这次风波,使退货压满了仓库,老板一下苍老了,我发现他常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工作闲暇时,常处于半睡状态。

我被另一家大公司看中的原因之一,是我身后畅通的新闻渠道。这家公司贪图虚名,不务正业,它用与它注册资金不相称的巨大贷款一下办了40多个子公司。我被安排在它的饮料公司,接手的第一项工作是迅即在1988年底搞一个向南方前线赠送饮料的仪式,目的有3 个:第一,造成我们有强大后台的假象;第二,商业促销宣传;第三,以极少的赠数换得美名。这样重的任务,只能借助记者去完成。我把打过交道的40多位记者全部拉来,许诺发出消息者每人一双“耐克”运动鞋,中央电视台记者与公司高级职员还共进晚餐。当时,我得到准确消息,某军事会议将在京西宾馆举行,于是我们把赠送仪式地点定在那里的一楼大厅,预计只要将军们听说楼下有个向前线赠送的仪式、下楼留影,新闻界就肯定会宣扬出去。果然,开会休息时,顺便下楼观看的仅上将就有11位。这使我们产品的标牌一下子罩上了神秘色彩,而我们付出的仅仅是50箱饮料,码放起来没有一张写字台大,价值仅仅3400元。在所有记者里,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孔剑青提出过“我想知道赠送饮料的确切数目”。当她第3次追问、眼看总经理再也无法招架时, 秘书小姐宣布新闻发布结束。后来,我与她成了忘年之交。她在广播稿中,删去了其他记者使用“此产品已远销海外”的假话。

这是一个空前的骗局,却是一个出色的公关业绩。

当我再也背负不起此类“业绩”时,在同行的惋惜声中,我退出了企业界。

没想到,1993年的时候我进入了新闻界。由于经历、资产、年龄增长的原因,我不容易被受访者的假象所蒙蔽,也不可能被收买,而更多地是一个旁观者。

这个时候,香水、饭局、“耐克”鞋已不能打动记者了,企业搞一次新闻发布会或变相新闻发布会,发给到会记者“车马费”,不吃饭的送200元“红包”,吃饭的则给50元, 这已是企业界和新闻界交易的惯例了。这样做的确于记者的生存状况有好处,但却套住了记者的手脚。在商业时代,“我出钱,我可以骂娘;你拿钱,必须为我做事”已成了“公平”交易。你拿了商家的钱,自然要成为商家的代言人。有一家经济台就是最好的一例,由于电台创收和主持人公饱私囊,由于该台的商业推销色彩的日渐浓重,听众在日益减少,几近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做过营销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各地晚报上发布消息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捷径,同时也清楚,走捷径必须交出走捷径的买路钱。一个普通商业消息的收费常常在600至1500元之间, 而且这类交费要冒着交了钱也没能发出消息的风险的。我的朋友曾写了一部《摇滚梦寻》,想在一家晚报上发个书讯,交了800元, 但由于消息无法编排得具有新闻由头而迟迟登不出来,但800元钱也是迟迟不见退回。 由于你不知道做下一件事时是不是还要求助于他,所以也不敢贸然索还。

去年,一个制片人为了让他的一部连续剧卖出大价钱,决计让新闻界先行吹捧自己和自己制作的连续剧。他的秘书找我帮忙,我看了两三集样片,觉得不是太恶心,便为秘书小姐介绍了些媒介人员。事情过了3个月,这部戏已被炒红,并在中央电视台卖了个天文数字。 小姐给了我一个清单,是安排吹捧文章、专题节目花费的礼金,她说没有人主动敲诈,但你事先告诉记者事情不会白做之后,他们会答应得更痛快,而且不会在采访报道中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而甘愿遵从你的意志,做传声筒。当你把钱袋子交给他时,他不会推脱,而是迅速把钱收起来。在这个清单里,我发现了我非常喜欢的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名字。

通过这些媒体的有偿渲染,这部我原本认为“不恶心”的连续剧,成了“旷世佳作”。

这时,你无法不相信新闻界的包装能量。

像这样一些做个节目、发个消息、送点千元小钱的事,在新闻界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没有谁会去追究如此“无足轻重”的小交易。比起在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中推波助澜、提取高额赃款,这些事可谓小巫见大巫。更出格的记者常常是家私万贯,行有私车,动辄欢宴。几年前,某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无意中提及记者拥有私车的现象,谁知触动了该台一位记者的敏感神经,他左思右想,觉得一定是自己露了马脚,当晚便坠楼自杀。要是在现在,他压根用不着如此神经过敏。只要你到各个电视台、电台的停车场看一看,那里大多已车满为患,其中为数不少的是私人轿车或私用轿车。当你问方向盘前踌躇满志的记者,车是你买的吗?你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答案——朋友借的。

我与一家电视台合作节目,吃饭时听制片人说起前任节目组组长的佚事。这位组长在80年代末一次骑车时,中风晕倒在地,抢救人员从他尿湿的裤子里无意间翻出两万多元现金。后来在他去世后,大家清理他的保险柜时,刚一拉开门便被哗哗掉下来的钱捆惊呆了。据估计,这些钱很可能是在他审批企业专题片和外单位送播的节目时,索要或接受的贿赂。

去年10月,我为某家电视台制作一部关于发明与创造的专题片。当去外地拍摄一些发明企业家的素材时,他们大多避而不见,如临大敌。后来才从一家企业得知,他们已被这家电视台要钱要怕了,一位著名男主持人要了7万块钱,但在片子里出钱单位只出现了不足5秒钟的镜头。

在我进入商界,与新闻界接触之前,我心目中的大众传媒是一个向民众描述真实世界的明镜,它的特点是快捷、全面、深刻、代表至善。但眼下摆在我面前的、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尽管在其中我结识了许多高素质、有信仰的好记者,但为数不少的记者在商业大潮中放弃了天职中本质的东西,蜕变成商家的代言人。我不知道,他们伪造的这个虚假世界会给大众带来什么影响?会将我们的新闻事业带向何方?

谁能改变这一切?

我期待着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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