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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确保粮食的供给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无粮不稳”这句话简洁而明了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汉书》中的“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现在也常被引用，这两句话都体现出了为政者决不能让民众面临饥饿的中心思想。我国的粮食政策是在理解了国人心理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反映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思想上，自给自足自然就成了基本方针。当前，我国粮食供需基本无虞，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供给紧张，粮食的供给永无忧吗？
一、总产量连续五年下滑，播种面积持续减少
从1995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粮食丰收，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局面。由于种粮食的效益较低播种面积连年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粮食作物达到80年代峰值11378.7万hm[2]，到2003年已减为10152.1万hm[2]，较1998年减少1200多万hm[2]，粮食产量也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3亿，一路降低到2003年的4307.6亿，为10年来最低点，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跌到350以下，为20年来最低点。（见表1）
表1：1998—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对照表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播种面积（万hm[2]） 11379 11316 10846 10534 10389 10152
总产量（亿吨）
5.123 5.084 4.625 4.526 4.571 4.307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水、耕地等粮食生产资源不仅数量有限，且仍在惯性递减
（一）水资源约束下的粮食生产
水资源的缺乏、有效灌溉面积的不足制约着我国的粮食生产。主要表现在：（1）农业用水总量短缺。我国是世界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我国陆面年降水量为6.188万亿m[3]，其中约3.387万亿m[3]消耗于陆地生物圈，2.81万亿m[3]转化为径流和地下水等水资源。现阶段我国人均水资源量约2300m[3]，为世界平均的25％，单位耕地面积的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的80％，而单位灌溉面积的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19％。因缺水以及由此引发的灌溉成本上升，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自1975年以来一直维持在4800—4870万hm[2]之间，年灌溉用水量维持在3500—3800亿m[3]的水平，有效灌溉面积中每年尚有667万hm[2]左右得不到灌溉。（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匀。我国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5％，而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20％，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尤以华北和西北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季风气候致使降水年内分布极不均匀，6—9月夏季降水占全年的60—70％，华北地区高达80％。农业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不仅给水资源开发利用带来困难，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洪涝和旱灾。（3）农业增水能力有限，缺水程度加剧。一方面，为满足新增人口农产品供应，农业用水需求趋增。另一方面，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又逐年下降，故供给总量不可能有大的增长。1949—1975年我国灌溉用水量和灌溉面积逐年上升，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1997年的4.92亿吨，农业年用水总量占全国年总用水量的比重却从88％下降到72％，基本维持在3900—4000亿m[3]，灌溉用水占总用水的比重也由80％下降到65％，约维持在3500—3800亿m[3]左右。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高峰时，全国总用水量将增加到8000亿m[3]，农业用水的比重将从目前的72％下降到52％。总之，农业用水特别是灌溉用水总量不可能有大的增加而粮食总产量最低要达到6.4亿吨，故农业生产缺水程度势必将加剧。
（二）耕地资源约束下的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耕地是土地之精华，耕地资源安全的实质是粮食安全问题。而我国的耕地资源安全状况同样令人担忧。（1）耕地资源绝对量大、人均量小，总量和人均量持续下降的势头一定时期内难以逆转。据全国土地利用详查数据，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hm[2]，人均耕地仅有0.11hm[2]，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2。特别是耕地总量和人均量仍在持续减少，1953～1988年的36年间耕地净减0.12亿hm2，1986～1996年的10年间，村镇建设、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及农村居民点建设占用耕地，加上农业结构调整所占用的大量耕地，共占0.097亿hm[2]左右，平均每年耕地净减少50万hm[2]，人均耕地不足0.067hm[2]的有7个省（市、区），其中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FAO确定的0.054hm[2]警戒线。随着今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建设对耕地的需求压力仍然很大，耕地总量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减少。（2）土地资源整体质量欠佳，优质高产田在减少，劣质低产田在增加。据统计，全国平地占国土面积的33.6％，丘陵占19.9％，山地占46.5％，山地和丘陵合计占国土面积的2/3，与世界上同等领土面积的国家相比，我国山地和丘陵比重最大。并且相当一部分是沙漠、戈壁等难利用土地。现有耕地中，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不到2/5，受各种因素限制的占3/5，坡度在15°以上的占13.6％，606.07万hm[2]陡坡耕地需退耕还林牧，耕地总体质量欠佳。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2.5％～4％的水平；并且耕地减少主要集中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南方地区，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资料反映，位于城镇周围的耕地已减少2/5左右，有的地方甚至超过3/5，这些耕地多属优质高产田；与此相反，新增耕地大都分布在边远省份和丘陵山区，多为限制因素较多的劣质低产田，开发和复垦增加的新耕地质量较低，往往3亩以上才能弥补1亩耕地的损失，总体上优质高产田在减少，劣质低产田在增加。（3）后备耕地资源量少、质差，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据调查，我国后备耕地资源不足0.33亿hm[2]（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用），经过实施改良和保护措施、开垦后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毛面积只有约0.133亿hm[2]，如全部开垦成耕地，人均耕地增加尚不足0.067hm[2]。此外，尚有可供开垦的沿海滩涂资源约100万hm[2]，可复垦为耕地的废弃地约0.1亿hm[2]。全国无限制或有限制农用土地资源仅9.8％，其中受中、高度限制的农用地占总面积的60％以上，耕地中，质量较低的中、下等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69％。大面积的后备耕地资源主要分布在北纬40°—50°之间热量不够丰富的一年一熟地区，同时又是降水量小、干燥度高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难度较大，与占用耕地相比经常是得不偿失。（4）耕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水土资源匹配严重错位。我国耕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以大兴安岭—长城—兰州—青藏东南边缘为界，东部季风区气候湿润、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开发条件优越，但人多地少，土地占全国的47.6％，拥有全国90％的耕地和93％的人口；西部干旱、半干旱或高寒区难利用的沙漠、戈壁、裸岩广布，交通不便，开发困难，相对人少地多，土地占全国的52.4％，耕地和人口分别只占10％和7％。区域水土资源匹配错位，以秦岭—淮河—昆仑山—祁连山为界，南方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4/5，耕地不到全国总耕地面积的2/5，水田面积占全国水田总面积的90％以上；而北方水资源、耕地资源分别占同类地全国总量的1/5和3/5，耕地以旱地居多，占全国总面积的70％以上，且水热条件差，大部分依赖灌溉。耕地资源分布不均衡性和水土资源的严重错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粮食供需关系的紧张和品种调剂的困难。
三、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弃耕、抛荒现象仍然存在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一是种粮成本过高，农民收益甚少。近几年来，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等，价格一直在高位徘徊，导致农业生产单位成本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农副产品尤其是粮食销售不畅，价格不涨反跌，不少地方农民收入减少；二是配套服务薄弱，农民种田困难太多。不少地方都存在着机耕、排灌、技术、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再加上各级服务不规范，一家一户难以形成有效的劳动方式，使农民种田困难加大；三是比较利益悬殊，农民开始走出家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不少农民到城市以打工为生，其打工收入也比农民种田普遍高出许多。这也就难怪一些信息灵、脑筋快的农民对土地由依恋到抛弃，最终走上弃农经商或弃农打工之路；四是实行自由种植，农民心中无数。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了过去“包种包收”的模式。虽然近两年来，国家大力号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但农民对“该种什么、种什么赚钱”依然心中没底，特别是对近两年来已逐渐放开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大量积压现象产生了畏惧感，不少农民开始担心种田风险过大；五是部分地方对农业重视不够，出现放松农业生产的现象。有些地方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经济开发上，对农业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研不够，解决不力，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突出。
四、部分粮食统计数据难以令人信服，信息不对称的表现明显
在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尚稳定，国家粮食库存尚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粮价攀升现象，甚至认为粮价拐点比供求拐点提前到来。这本身就是十分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件事。这固然有二元化（产区垄断、销区放开）的粮食市场结构对粮价拐点提前到来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一是各地上报的粮食库存可能不实，重点出在国有粮食企业的周转粮。当前，全国许多国有粮食企业正在搞改革，会不会出现为了安置职工而把周转粮卖了不出账的情况（因为怕农发行收贷而无钱安置职工，故在统计报表上不出现），笔者不敢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社会稳定采取明里或暗里支持的态度而大大增强。二是只看库存数量，不看质量，而市场上认可的粮食库存，是既重数量又重质量。目前国家粮食库存中，一部分为储备粮，一部分为周转粮，而谁都承认无论是储备粮或周转粮，目前绝大多数都是老粮，这些粮食用于救灾救荒尚可，用于平抑粮价，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我们又赋予储备粮以救灾和平抑粮价双重任务。
五、技术隐患
技术隐患是指技术储备不足和技术发展方向的偏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强、农业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成了粮食增产唯一可以依靠的途径。但是，我国近年来在粮食生产技术方面有明显的隐患。
1.由于国家农业技术政策的偏差和投入不足，致使技术储备不足，出现了技术缺位和断档。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都集中于遗传育种技术方面，使栽培技术和田间生产管理技术缺位；在杂交水稻技术问世推广以后，再无大的突破性的农业技术问世。
2.在技术研究发展方面，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基因工程手段，进行基因食品的研究，而忽视了其他技术的发展。目前在国内外转基因牛、羊、鱼、虾、蔬菜、水果、粮食都相继问世，在美国有七成加工食品为转基因食品，在英国则有几千种食品中含有转基因产品和基因修饰产物的成分，这对于增加食物产量，保证粮食供给的数量安全无疑起到了进步作用。但是转基因食品中所应用的“外源性基因”通常是受者体中原本没有的和针对受者体本身的某种缺陷及不足的原因，因而人们在享受其转基因食品的同时不得不对其是否安全和有利于健康产生怀疑，欧美甚至出现了反基因工程食物的浪潮，试问一些转基因水果和水稻，连农药都无效的害虫都不敢食用，而我们人类食用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试验和验证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不能盲目过分地投资于转基因工程技术。试想一旦真的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和不利于健康，我们用什么技术来替代基因工程技术？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在何方？
六、政策隐患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从根本上讲，政策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政策的偏差和不当往往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有关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政策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政策，我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但也有隐患，这就是固化了小规模分散经营，阻滞了土地资源在经营者之间的流动性和高效率配置，使农业及粮食生产失去了规模经营之利，效率难以提高，缺乏市场竞争力。
2.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这项政策的目标和效能是最大限度的保护粮农的利益和粮食供给的安全，以期强行拉动粮食持续发展，但是政策的切入点和具体操作方式有偏差，使粮食安全存在一系列的隐患：其一安全储备、商业储备、农业储备结构被破坏，农户把自有储备向国家储备并靠和转嫁；其二，正常的市场平衡调节机制被破坏，强力拉动粮食持续增产，使市场按照价格与产量互动的法则来平抑粮价及产量的功能失效；其三，保护价的定位不准确，一般定位于略高于市场价，但在市场价格持续下滑和波动时也随之下滑及波动，就等于丧失了保护功能，有人把目前的粮食保护价按物价指数换算到改革开放之初，其结果只有几毛钱一斤，充分说明保护价已丧失了保护功能；其四，保护价执行者是国有粮食收储经营企业，他们还有一个“顺价销售”的职责，因而为了“顺价销售”往往是“低价保护”，致使粮农利益得不到保护，粮食安全存在隐患。
3.近几年来国家为了拉动内需对事业企业行政单位职工的工资多次上调，但是却没有及时同步提升农产品价格和有效的扩大农产品的消费，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持续下滑，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从改革开放之初1986年的1.6∶1扩大到目前的2.9∶1。而且城乡居民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承担子女教育费，提供交通建设费方面都存在不平等的待遇，使得农民对待自己经营的产业——农业和自己生活的场所——农村失去了信心，再过20年谁愿意种粮、务农当农民，已成为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
粮食安全的隐患是粮食安全存在的一种安全风险，不是现实的粮食安全危机，但是隐患必须得到及时的根治，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机。为此，应该多管其下，创新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一是保护耕地，藏粮与土；二是藏粮与民，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三是治理农村水环境，保障粮食的安全生产；四是科技兴粮，提高单产；五是建立粮食安全的预警机制，使各涉粮主体信息畅通。通过这些措施形成一个开放的相对稳定的自律系统，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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