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增长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分析_哲学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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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07)01-0021-06

所谓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属于认识的范畴。人们习惯上常把知识归纳为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两大类,或者加上哲学知识归纳为三大类①。伯顿·R·克拉克把“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②。事实上,学科概念从其形态上可以区分为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和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③。知识则是双重形态学科的基本材料和构成要素。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是有关知识的系统整合和理性升华,离开了作为“基本材料”的知识,学科就无从建构,就成了空中楼阁,是知识的增长促进了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变迁。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对“基本材料”的知识进行操作的学术组织,是围绕知识来组织和开展活动的。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发展,推动了知识的“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使之不断创新、拓展和增长。按我们的理解,可以把知识增长与学科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建模如下图1。

图1 知识增长与学科发展关系模型

一、知识的增长促进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变迁

1.知识的保存和提炼——最早学科分类的产生

克拉克认为,“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④。在古代,整个社会的知识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古希腊人把所有知识都概括为一门知识——哲学。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学问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把知识统称为哲学。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早期的哲学包含天文学、气象、政治、语法、修辞等等内容,这些学问交织在一起,成为统一的“智慧”的组成部分。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将哲学和其它智慧区别开来,“作为存在的本质”、本性的性质、变化的原理和终极原因等为“第一哲学”;研究自然、运动的原因和原理为“第二哲学”。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包含在哲学里的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语言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这些知识虽然还不能从哲学里独立出来,但在哲学内部产生了把这些知识系统化的需要,一些哲学家便开始对知识进行分类的尝试,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学科分类,如柏拉图的知识分类法(见图2)⑤。

图2 柏拉图的知识分类体系

2.知识的专门化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分化

从人类的认识发展来看,初期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是一个囫囵含糊的“整体”,随着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知识的不断探求,并对“囫囵整体”进行逐块逐层的分解研究和有效管理,就出现了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不断分化⑥。近代以来,“专业日益增多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就是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分化及其主要表现。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实验科学和人文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迅速兴起。16世纪的科学革命主要是天文学和生命科学的革命,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的革命,18世纪则是一场技术革命和化学革命。经过16-18世纪各门学科的革命,导致了古代混沌的哲学的分化,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一门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体系,如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天文学等等,形成了呈树状发展的学科结构。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科学分化已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学科,知识体系日益膨大。这时,建立正确的知识体系结构便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最早对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培根主张以人的理性能力作为学科结构的分类依据,他将科学分为历史学、诗学、哲学(神学)⑦。

3.知识的无限集聚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综合互涉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知识分化必然会走向综合交叉。20世纪中叶以来,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比近代科学更精细、更深入,另一方面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横断学科(如数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从方法上把各门学科贯通和联系起来了;第二,一批代表高技术的综合学科相继问世(如信息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航天科学),更明显地表现了科学整体化的特点;第三,学科交叉呈现更大跨度的趋势,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渗透,实现着科学和技术的综合化过程,不但如此,而且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之间开始广泛交叉。总之,在现代科学知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有机统一中,综合交叉居于主导地位,它日益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和各门学科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丰富内容。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建立更为完善的学科结构体系,建立起一门门外延更广、内涵更深并具有新质的综合学科,而这些学科无不具有知识密集性和广博性的特点。

4.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发展与知识的系统繁殖

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是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它的分化、发展有效地推进了知识的系统繁殖。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来看,每一门学科本身都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未成“学” (科)之前,总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总是感性认识或部分理性知识的杂合,一旦成为“学”(科),它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但却相互延伸并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各个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组成的知识系统⑧。因此,它具有系统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的功能和价值。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有利于教育者和管理者系统、完整地从事知识传递和管理活动。按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所组织的教学,能使整个教学工作前后衔接、井然有序、系统完整。同时,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有利于科学知识系统地发展。科学知识分化为系统的学科知识本身就是科学知识系统发展的标志,而且学科知识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又能促进科学知识的丰富和完善。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有助于他们系统地掌握知识并在一定的知识系统中去创造知识。因此,现代社会学科日益增多,知识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知识爆炸现象层出不穷。

二、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1.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劳动组织的变迁

人的存在方式突出地表现为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⑨。从知识劳动的主体来讲,知识劳动的方式分为个体劳动和群体劳动。这两类劳动本质上并没有分别,但是由于组织方式不同,结果就有很大的差别。

人类初期,知识的群体劳动是一种自发的活动,当时人类只有在群体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积累经验知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劳动成为少数个体的特权,一部分个体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运用前人积累的知识,不断总结新的生产劳动经验和人类生活中所获得的各类知识,并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劳动就是以个人单独研究这种形式展开的。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备了让更多的人专门进行知识劳动的物质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人类不断深化自身对于世界的认识,要求知识也要同生产力一样,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然而,由于个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原先那种靠经验积累知识的方式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遭遇认识的瓶颈,个体知识劳动的能力和效率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对于知识生产的要求了。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生产方式迅速从个体走向了群体,知识劳动组织便应运而生了。17世纪开始形成了一大批知识劳动团体和科学组织,如意大利的西芒托学社(1657年成立)、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成立)、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成立),19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专业实验室,如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实验室等等。知识劳动组织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增长。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还出现了集体化的知识劳动组织。这时的知识劳动,不论从范围、规模、深度和广度,还是从参加人员及投入的物力和财力来看,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知识劳动表现为集体的行为,“学术科学正在丧失社会整体中具有自主性的一部分的地位及其独立的标准与目标,并且被纳入‘合作’的控制之下。”⑩1942年,为了研制原子弹,美国动员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科技人员十四万人,他们密切合作,充分交流,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历时三年,完成了世界上的第一颗原子弹。可以说,这一研究成果是众多科学家、不同知识劳动组织间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的结果。

2.大学职能的演化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要素发展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固有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 19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基本上都坚持以培养人才为唯一职能的观点。纽曼(1801-1890)就坚决主张“大学是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其目的一方面是理智的培养而非道德的训练;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与推广而非知识的发展”(11)。当时,大学学术组织的职能也集中在知识传授、教学事务上。德国的威廉姆·冯·洪堡(1767- 1835)明确提出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的大学职能观。他以“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创办的柏林大学,体现了他的大学职能观。大学从此开始具有发展科学、创造知识的第二职能。在此影响下,大学也就相应地出现了承担起知识创造任务的学术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的第三职,即要为社区或科学发展提供直接服务,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端并确立了地位,美国的《莫雷尔法案》(1862)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范·希斯在其主持威斯

康星大学期间,提出了“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12)。此后,大学越来越经常被喻为“服务站”。于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除了从事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的学术组织之外,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知识应用、知识服务的学术组织。

显然,大学职能与大学学术组织职能的一致性是毋庸置疑的,大学职能的变化制约了大学学术组织的演变。现代大学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为一体,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就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问题纷纷展开讨论,在大学内部寻找并建立一种集知识传播、运用、创造职能为一体的知识劳动的集约化学术组织,以提高知识产出的效率。于是,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就应运而生了。

3.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知识生产的集约化组织

克拉克曾概括道,“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13)而高校传统的基层学术组织在功能上相对单一,不能同时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专业教研室是基于课程的学术组织,侧重于教学;研究所是基于项目、课题的学术组织,侧重于科研。目前,高校普遍关注学科建设,通过GOOGLE搜索引擎可以查到18300000条包含“学科”字眼的条目,中国期刊网上也可以查到15412篇关于“学科”的文章。由此可见,大家对学科的关注度之高和学科的重要性。各高校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队伍、平台、项目等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围绕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要素在加强学科建设。

大学组织的基本结构是学科。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基于知识劳动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唯一能够实现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造功能的集约化组织,并且,实际上是大学目的性活动的承担者。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科队伍的培养,这一功能通过学科内的专业教育、学位点的建设甚至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等途径来实现;科学研究活动是学者们依据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组成研究机构和队伍,建立研究基地,争取各种科研项目进行的知识创新活动,在学科组织内部能较好地调和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的基本矛盾。教学科研任务在学科中的整合,为每一个教师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提供了便利,而科研的开展,更新和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科研成果的取得为学科扩展社会服务的功能提供了可能,这对学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但也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只有学科敢于走出实验室、走出图书馆、走出校门,到广阔的市场上去寻求发展,才能修炼“内功”,显示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学科将知识的传播、应用、融合与创造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知识生产链和知识生产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产出的集约化程度。

三、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有效促进知识的增长

1.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

大学是世界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而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它直接地承担了知识的生产任务。笔者曾提出“学科是大学组织的细胞”,“大学组织的基本结构是学科,表现大学本质现象、实现大学传播、应用、融合和创造高深学问的功能只能由学科来承担并实现”(14)。

据统计,全世界2/3的《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论文,3/4的诺贝尔奖是大学发表、获得(见表1),我国大学发表的SCI论文占全国发表论文总数的3/4以上。一类机构在主要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其科学研究的水平,其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世界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况,是其知识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

诺贝尔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全世界的大学获得四大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次占同期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总人次的3/4左右(表2)。

从高水平论文发表和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可以看出,大学是世界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实现了表现大学本质现象、实现大学传播、应用、融合和创造高深学问的功能。正是由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成为了推动知识生产的集约化组织,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产出的效率。

2.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能保持知识的可持续创新

创新经济学家们发现:如同生产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一样,在某个学科领域,在一定规模水平范围内,有效集中科技资源(人力、物力和资金)可以获得平均(或单位)研究项目的成本递减。他们还进一步发现:这种研究领域的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现象遵循一种“阈值规律”,即:当科技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时,科技成果会出现从随机输出转向稳定的系统输出。

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凝练学科方向,每个学科都具有若干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方向是紧密结合社会的重大需求或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并呈现出阶段的稳定性,具有显著的优势。稳定的学科方向是保证学科具有厚实积累、蓄势待发的良好状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保证学科成员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前提。它使学科成员对同一方向的知识创新目标有共同追求,有强烈的知识创造欲望和动机,主动地、满怀热情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学科团队的创新活动之中。

学者们通过对一定学科方向的知识进行传播、扩展和创造,日积月累,构筑起一个个富有特色的高深知识的平台系统。后来的学者们又在这一学科方向,在原知识平台的基础上攀援而上,避免了知识生产的低层次重复。一定学科方向的知识积累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笔与生俱来的财富和一个较高的起点,而这一个起点有可能是那些没有学科组织归属的独行者在学术道路上终生奋斗也无法企及的。

3.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能增强知识的“集团创造力”

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由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具有一定梯队的优势互补的学者群体组成的。这里所说的“优势互补”,是指在围绕学科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学科成员知识结构、能力、思维方式、研究经验的优势互补,以及年龄、性格特征、工作风格、人文素养的优势互补。学科发展的任务就是通过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团结协作精神和研究开发能力较强的学术梯队来完成的,他们在学科组织内部承担着各自不同的但又紧密联系的任务,对知识的创造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学科内部,不同层次、梯队的学者围绕学科的研究目标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不同的方向上共同推进学科任务的完成;同时,不同层次的学者共同探讨和相互交流,每个个体的研究思路、思考方法、认识角度等产生不同的触发、回应、涟漪,形成各种信息流,思维信息流的相互辐射、折射和撞击,使学科成员的灵感得到触发,创造性的激情充分激发。这种创造过程是孤军奋战的科学家无法体验的,知识创造的效率也是无法比较的。有梯队的群体劳动对学者个体研究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性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从而超越了学者个体智力和创造力的简单叠加。不同学者群体合作的过程,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体潜在的创造能力,从而形成一种“集团创造力”。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科学思想、理论方法的“锻炉”,在这个“锻炉”中,一方面,新的知识、理论受到学科内部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锤炼”,使新知识、新理论在接受科学界的评价、选择、确认以前趋于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在“锤炼”新的科学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充满创造激情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造气氛和环境。正如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海森堡认为“这是一种集体的天才,或者说是工作中的集体创造性,是某种超于每个物理学家个人才能之上的东西。”(15)

收稿日期:2006-09-21

注释:

①金薇吟.克拉克知识与学科理论发微——兼论学科的分化与综合[J].扬州大学学报,2004,(10).

②[美]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 [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91.

③宣勇等.学科“考辨”[J].高等教育研究,2006,(4).

④[美]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 [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

⑤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7.

⑥同①.

⑦同⑤.

⑧杨天平.学科概念的沿演与指谓[J].大学教育科学, 2004,(1).

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

⑩[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张平、孟建伟等译.元科学导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社,1988.

(11)Newnan.J.I.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New York:

Doubleday,1959:11.

(12)康健.“威斯康星思想”与当今高等教育[J].外国教育,1988,(3).

(13)[美]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 [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07.

(14)宣勇.论大学学科组织[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2,(5).

(15)刘念才等.名牌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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