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处理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种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化与论文,新思路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1-015-05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只有工业化才能将科学变为生产力,才能彻底改变封闭落后的农本经济结构,形成专业化、社会化、高效化的现代生产体系。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工业化的条件和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先进技术,后者只是成熟技术或中间技术,其产业的技术梯度落差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实际面临着双重压力,一个是改造传统经济结构,发展现代化的压力;另一个是追赶发达地区,改变依附地位的压力。实践表明,发展中地区只有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实行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才有可能突破超稳定的二元结构,走出低梯度的陷阱,最终赶上或超过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一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工业化
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发展中地区最初就只存在单一的传统农业部门,当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的社会分工出现,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机器生产体系不断替代手工生产,于是单一的传统经济结构被打破,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就形成了。然而,二元经济结构仍是不发达的表现,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二元经济结构最终要过渡到一元的现代经济社会,其过渡的动力还是在于手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不过,这个阶段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现代的工业化了。所以,伴随着发展中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和消除,工业化也形成了两个典型的历史时期:由单一传统经济社会向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形成了传统工业化的时期;由二元经济结构再向单一的现代经济社会转换即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形成了现代工业化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化有不同的功能和要求,应该合理地衔接。特别是要选择科学的工业化战略,缩短传统工业化的生命周期,加快现代工业化的发展,这就是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所要达到的目标。
1.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期的传统工业化。
传统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瓦解单一的传统经济社会,改造农业经济结构,以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这是经济结构质变的过程。它既象征进步,同时也表现出落后。就传统工业化对单一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工业部门产生了,自然资源得到了初步的加工利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产品比以前丰富。然而,这种工业生产仍然是有限的,传统农业生产还占有很大比重,劳动力仍以农业生产就业为主,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率还很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很差,是一种自然约束型的经济。另外,产品的档次不高、附加值低,因而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都不高。从这个角度看,二元经济意味着落后。所以,发展中地区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有一个悖论:没有农业的基础,工业部门难以迅速扩张,大批量的初级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对农业原料的相关系数极高,这规定着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业的扩张;然而如果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传统农业就无法进行根本性改造,农业效率又难以提高。但传统工业化是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工业化,还不可能向农业大规模提供生产机械和手段。所以,工业与农业之间缺乏相互大发展所要求的相互支持条件,即发展工业有可能限制农业的发展,而发展农业又会在资源配置上束缚工业的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期的这一悖论,形成了“落后的增长”,是制约传统工业化进一步向现代化工业化转化的难题,使得落后的因素往往大于进步的因素,造成发展中地区同发达地区差别的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67年至1987年的20年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扩大了5倍。这种差距的扩大,实际就是落后本身的增长,会形成贫困的累积性效应,即越是落后,就越是贫困;而越是贫困,又不断地导致再贫困,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的命题:“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贫困。”(纳克斯,1953)因为人们的收入水平低(即贫困),储蓄能力就小,资本积累率便低,投资不足,工业化的发展便会受阻。而人们的收入水平低又是生产水平低的反映,要增加收入就只能靠提高生产水平,然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又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于是,这便形成了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但同时,传统工业化也是产业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传统农业所占比重逐步降低,工业部门的比重迅速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上提升。这就意味着,落后因素即“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要靠这种剧烈的结构变化来消化。
2.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期的现代工业化。
我们将工业化划分为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化,是要说明发展中地区经济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因为从单一的农本结构到二元结构是产业化的“质变”,其基本目标是打破单一结构,创立工业部门,提高生产率。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思路就是用无生命动力源取代有生命动力源,组织大机器生产体系,对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进行工业加工。而从二元结构再转化到单一的现代经济结构,就不仅仅是一般的“质变”问题了,而是产业化的“质升”,即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质量的提升,既要全面取代传统经济结构,且产业技术又要不断创新和进化,由清洁的可持续的动力源逐步取代无生命动力源,建立高新技术生产体系,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总之,“质变”的工业化尽管相对于单一的农本经济结构来说是现代部门,但同“质升”的工业化来比却又只是属于工业化的传统水平了。对于发展中地区来说,实现“质变”的工业化还只是经济发展的起步,最关键的是如何加快推进“质升”的工业化即现代工业化,最终建成现代经济体系。
很显然,发展中地区只有达到了现代工业化的目标,才能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向发达地区的跨越。那么,传统工业化如何加快向现代工业化演进呢?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是传统工业化的周期长、效率低,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结合工业化自身的规律以及新的国际经济条件,笔者提出,发展中地区由传统工业化到现代工业化,不能完全采取梯度推移的方式,而应该高度重视外在经济的效应,以反梯度推移的方式来向现代工业化跨进。
二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根本内涵
我们知道,区域二元结构就是处于高梯度的核心区与处于低梯度的边缘区并存的一种空间结构,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便产生了梯度转移的经济运动,这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然而,这种梯度转移的经济运动仅仅是一种形式还是多种形式?是否就只是处于高梯度的核心区向处于低梯度的边缘区转移?边缘区可否抓住某种机遇,借助某种力量,在某些方面大规模开发并向核心区反推移呢?!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多争论,便形成了梯度推移与反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论的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由于资源、地理以及历史的原因,经济技术的发展在各地区间总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技术的梯度。然而有梯度就必然会有空间的梯度推移,首先扶植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加快发展,然后再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随着推移速度的加快,地区间的差距就可以逐步缩小,区域的二元结构便可最终消除。这种推移之所以能进行,一是作为扩散地的核心区有内在动力和外在的市场压力,愿意或主动进行推移;二是接受地的边缘区存在吸收扩散的需要,因为扩散有助于边缘区经济技术的发展。时代的不同,国别经济总水平的不同,只能影响梯度推移程度的快慢,而不能改变梯度推移本身。
反梯度推移论则认为,尽管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但这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先进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是梯度推移还是反梯度推移,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决定。如果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好的外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的需要,并具备必要的条件,就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超越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动。之所以要实施反梯度推移,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推移不仅不可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反而还会在一定时期扩大这种差别。其原因就在于处在高梯度的核心区所扩散的技术和产业,主要是核心区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时所淘汰出来的那些已进入衰退状态的技术和产业,或者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梯度推移只能形成核心区集中发展高技术产业,而边缘区主要发展低技术产业的“部门—空间”分工,使得边缘区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而且差距会越拉越大。应该说,这是边缘区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决策者所不能长期接受的,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对产业区位的选择便会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边缘区虽然从总体上经济技术落后,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落后,由于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平衡,仍会有相对先进或条件优越的产品甚至产业。而且先进的技术往往都具有某种“外溢性”,可以学习和引进。以上这些都可以通过合理组织而实现超常发展。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把反梯度推移理解为取消梯度推移。反梯度推移作为对超越式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抽象,旨在表达某种产业经济流程改变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展流动的常规方向,而反过来从低梯度区向高梯度区推移。所以,反梯度推移可理解为某种特定产业反向的梯度推移。这种反梯度推移的哲学思想就是“突变论”,即渐进过程的中断。如果把梯度推移看成是非平衡发展的渐进过程,那么,反梯度推移则是非平衡发展的突变即飞跃过程。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梯度推移往往是核心区的成熟技术甚至衰退技术或产品向边缘区的扩展,这种渐进过程始终解决不了边缘区相对于该心区的落后状况。只有当梯度推移经历了一定时期,边缘区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且又具备外部经济的条件可资利用,于是,就可中断渐进过程而发动突变,也就是反梯度推移,在一些领域实现从旧质转化为新质的爆发式飞跃,最终彻底改变边缘区的落后面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突进(即突变)式的增长是一种不和谐的增长,往往发生在落后的发展中地区。因为这些地方需要很快摆脱贫穷,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尽管科尔内从总体上对突进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但他也认为“我们把突进定义为不和谐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对它加以谴责。可能存在着需要非和谐(或使它至少可以理解、辩解或原谅)的历史环境。”(科尔内,1988)而且他认为只要具备有利的自然环境,有利的国际地位,有可供利用的外部资源,有高效率的生产和管理,就可以考虑采取突进的即加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科尔内在这里讲的突进的现实因素,对我们研究反梯度推移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事物的渐进与突进(突变)都是相对的,当渐进到一定阶段就为突进奠定了相应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因势利导地发动突进,就有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产生质变与质升的飞跃。而当突进的目标实现后,事物又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渐进时期。世界上的事物包括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反梯度推移正是这类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本质体现。
当我们分析了反梯度推移的哲学思想基础之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搞清楚“梯度”本身的一些关键性质。如前所述,梯度是地区间经济技术水平差异所形成的一种层次,而这种表面的区域空间差异,实质上却是产业分布与成长的差异,因为高梯度区就是处于创新阶段的新兴产业聚集的区域,低梯度区则是处于成熟和衰退期的传统产业密集的区域。所以,梯度推移也好,反梯度推移也好,都是不同产业区位布局的选择而已。既然如此,对于梯度问题我们就不能局限在区域这个空间范畴上,而必须深入到产业即空间范畴所界定的事物内核上做文章。所以,作者提出的反梯度推移实质就是产业区位布局的反梯度推移,而特别强调的是工业化产业的反梯度推移。总之,我们所说的反梯度推移,并不是整个区域经济的反梯度推移,而是区域经济内的一些优势产业或有外部经济条件可资利用的产业进行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加速发展。当然,随着产业反梯度推移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增加,效益不断提高,最终也必定会出现落后地区全面赶上发达地区,从而进入先进的现代经济行列。
综上所述,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根本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需要与潜在市场。
发展中地区实施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从宏观经济上来看,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保持协调。当经济处于成长时期,适当拉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从政策上和经济调节手段上重点支持具有条件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发达地区优先发展,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国民经济总量,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地区间的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那就很不利于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形成,特别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的逐步实现,还有可能引发许多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快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别,这就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十分重大的命题。再者,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分析,发达地区同发展中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例如发达地区的产品往往需要大量销往发展中地区,这样,发展中地区的市场就构成了发达地区商品生产的一个很大的制约条件。如果发展中地区经济太落后,生产力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极低,那么,对发达地区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商品的需要量就会极为有限。所以,加快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发达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同时,工业化发展过程往往是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如果市场狭小,工业化是难以推进的。发展中地区一般地域较大,人口较多,资源也较为丰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传统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便可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例如以城镇居民和农村高收入居民为消费对象的家用电器、精制食品、时兴服装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和民用住宅,其潜在市场便很大。而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量也会急剧扩大,并形成一些新的消费群体。总之,发展中地区的潜在市场是颇大的,完全可以支撑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提高工业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对外贸易。对于反梯度推移来说,对外贸易这种外循环有着内循环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2.学习效应与发挥后发优势。
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技术落后于发达地区,这本是一种劣势。但由于“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地区可以通过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直接运用人类已有的先进知识、技术和信息资源在某些领域跳跃式地实现经济发展。于是“落后之害”就转变成了“落后之益”,这就是后发优势的发挥。由此,后发优势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发达地区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一定的外溢性,其独占性和排他性不严格,有许多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媒体渠道、技术人员流动等而形成共享,发展中地区以较少的成本甚至无偿获得,并可很快用于生产和经营中,而研究和开发一项先进技术却需要要投入巨额资金和花费很长的时间。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知识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具有可交易性。发展中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外的技术贸易途径,直接引进自己最需要的先进技术或专利技术,并进行消化、改造和吸收,以提高整个产业技术的档次和梯度。这比自己独立研究和开发的成本要低得多,且周期短,能很快形成新的产业及市场,以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的高度化。三是先进技术同传统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结合,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也就是说,能够用高技术对传统技术进行改造,以提高传统技术的性能和效率。当高技术在传统技术中的渗透量达到70%以上时,这项传统技术便改造成了新技术,从而实现了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的跨越。例如传统的机械制造业,如果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改造,以计算机进行控制,实现自动化和精加工度化,便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效益。当然,这要求发展中地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运输、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和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还要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否则,就谈不上对高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对传统技术的改造。因此,说得更贴切一点,这种后发优势应该是“有效后发优势”。
3.对外进出口贸易与外部经济效应。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地区在封闭的情况下,其“贫困陷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般很难摆脱。但如果通过一些途径,使经济的外部性增强,那么,经济就可超越式发展,最终全面跳出“贫困陷阱”。这里所说的外部经济效应,就是对外进出口贸易。从一般意义上说,进出口贸易能够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具体到发展中地区而言,进出口贸易的功能则在于:一是可以使原来处于“贫困陷阱”之中的地区超越临界点,也就是取得走出贫穷的资本和资源,以及拓展产品销售市场,从而走持续增长的道路;二是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摆脱贫困陷阱之后,外部经济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更加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能够形成一些主导产业和有辐射力的经济增长极,促使经济加速增长;三是进出口贸易还可催化发展中地区的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技术创新上的重复进行,节省投入,节约成本,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功能,因而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有很高的相关性。据美国经济学家埃默里对1953年~1963年期间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际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出口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2027,当出口增长率每增长2.5%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便增长1%(李坤望,1998)。
三 结论:由“地区倾斜”转变为“产业倾斜”
纵观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史,实行反梯度推移的“后来者居上”现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知道,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近100年间,英国是世界工业的中心,其产值几乎占世界工业产值的一半。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和美国开始以超过英国的速度发展,到20世纪初期两国工业总产值便超过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迅速崛起,其工业以高速度持续增长,仅用不到30年的时间,便相继超过西欧各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由此可见,工业反梯度推移并不是什么特例,而是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通常采用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倾斜”战略。对此,中国经济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从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性的重要启示:
一是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梯度推移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必须建立在自身具有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基础设施、科技能力和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等基础之上,而这些条件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一般只能发生在传统工业化的中期即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时期。因为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地区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农本经济结构,实现了轻工业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能量积累,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科技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交通、电力和通讯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商贸金融与服务系统也初具规模;工业的成熟技术和中间技术已经基本普及,而且在少数领域拥有了一些先进技术;产业工人队伍也形成了,数量和质量都已达到了一定程度;产业的空间布局出现了集聚的态势,改变了手工业的分散结构,正在向特定的城镇或区域中心集中。总之,传统工业化的中期,可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提供所需的基本条件,并蕴含着许多市场的机会,能成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契机和催化剂。例如18世纪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就是在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进行工业革命,发明了用煤炭炼铁技术和蒸汽动力技术,建立工厂制度,使美国的工业化在1790年到1860年间连跨三个台阶,最后在19世纪末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业霸主地位。对于这一点,发展中地区是应该认真把握的。
二是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产业结构性矛盾运动的产物。如前所述,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大举措。通常在传统工业化的中期,在单一的农本经济结构被打破后,二元经济结构一经形成便可能出现某种均势,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相互对峙,于是就会出现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如目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产品大量积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等,都是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突出表现,为了打破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均势,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冲突,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由以往的地域重点转变为产业重点,对某些有发展前景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开发,实行跳跃式发展。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改革梯度推移的“地域倾斜”政策,而实行反梯度推移的“产业倾斜”政策。日本经济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后来居上,超过英、法、德,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首先要得益于他们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即借助美国在50年代的援助,集中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业,并由此拉动电力、交通、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以开放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如果发展中地区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经济,那么,产业的成长就只能依序转化,而且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落后之害”也就不可能转化为“后发之益”。所以,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只能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实现,反梯度推移本身就是经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道理非常简单,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反梯度推移的必定是具有优势的、技术先进的产业。而这个优势并不是对发展中地区自身来说的,是相对发达地区而言的,因此,优势转化为一种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实力,只能在跟发达地区进行经济交往中方能实现,如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此外,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必须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本等,这也需要以开放经济为前提。如果任何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都要靠自己去研究开发,那就会碰到许多障碍,如经费不足的问题、科研设施问题等。不仅时间长、投资多,而且也不一定成功。由于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缩短产业成长周期。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办法便只有大举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充分借助外部力量。日本在采取“倾斜生产方式”,培植反梯度推移的主导产业的过程中,就曾从美国、西欧引进25000多项先进技术和设备,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了比别人更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总之,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现象,欠发达地区的迅速崛起和赶超,尽管其原因各不相同,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培植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和企业集团,这却是最基本和无例外的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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