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80年反腐倡廉的成就、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反腐倡廉论文,启示论文,成就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1)06-0014-(08)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诞生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主观世界的改造，一贯重视保持自身肌体的纯洁与健康，不断消除形形色色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腐蚀与影响，清除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贪污腐败分子，保持队伍与思想的纯洁。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懂得“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的古训，加强了自身建设，从而保障了改造客观世界的顺利进行，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并正在向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大步迈进。
从中国共产党80年拒腐防变、反腐倡廉的历史可以看出：反腐败的斗争是长期的，腐败现象像野草一样，铲了又长，长了又割，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与之作了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揭露和查处了省部级以上的大贪官：洪清源（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罗云光（原铁道部副部长）；韩福才（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效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欧阳德（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泽芳（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纪诚（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常征（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鲁家善（原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徐炳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于飞（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庆平（原湖北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主席）在内的一批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党组织的纯洁。
根据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根据党员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状况变化的实际，大力开展了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增强了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能力。
20年来，我们党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破坏的沉痛教训，大力发扬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和制度，规范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决策和部署。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正在逐步找到一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
上述成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腐败迹象都与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她与一切腐败现象是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时、处处、事事反对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与艰巨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与信心，亦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腐败，夺取胜利。
80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经验，笔者以为主要有下列14个方面：
1.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紧紧环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反腐倡廉放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把握。
2.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教育，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把党的廉政建设建立在干部高度觉悟的基础上，使之成为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3.把端正党风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开展整党、整风，保证党和政府的廉洁。
4.实行以俸养廉的原则，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尽量减轻人民负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证和改善公职人员的物质待遇，为养成公职人员的廉洁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5.在社会主义时期廉政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采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以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定的环境。
6.健全法制，依法治腐，严格法纪，依法治政，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纪制约权力，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
7.加强民主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要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行政和各方面活动的管理，防止行政首脑独断专行和官吏以权谋私，消极怠工，渎职失职，贪赃枉法。
8.在坚持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革政治体制，防止以党代政，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
9.坚持政企分开，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防止权力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妨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避免公务人员利用企业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挥霍浪费，堕落腐化。
10.严惩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分子，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贪肃贿斗争。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11.实行精兵简政，消除铺张浪费，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12.健全人事制度，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对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同人事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
13.从领导干部抓起，发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和维护党纪国法的表率作用，树立清正廉洁风气；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要从严惩处。
14.要“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格局，牢固建立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这些经验，归纳起来，就是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二
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对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钻进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这些年来，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段话，对我们认识腐败现象的成因，有指导意义。
江泽民的上述指示，具体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剥削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剥削阶级奉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将少数人的享受建筑在广大人民痛苦的基础之上。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许多人是凭恃手中权势，贪污受贿，为所欲为。立朝结党营私，徇私枉法，胡作非为；居家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恨不能将天下金钱、美色尽归一己。因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阶级本性的表现。中国封建制度有几千年的历史，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也有100余年，其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反帝反封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并没有置身于“一尘不染的世外桃源”，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为改造客观世界而斗争。因此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难免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这种腐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腐败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伴生的，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伴生物，更是人类文明还不充分发展的结果。它的产生有思想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经济原因以及法制建设方面原因等多方面的因素。从这个观点来说，人类文明没有高度发展以前，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第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钻进来。”但它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正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和完善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它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才能完善起来。另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必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渗透，“西化”“分化”的阴谋将长期存在。这就意味着反腐败斗争必然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为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邓小平也说：“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第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由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可乘之机。
腐败滋长于新旧两种体制转换中的“缝隙”、“漏洞”之中，腐败分子在利用改革实践超前和政策制度相对滞后所造成的“时间差”犯罪。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人利用商品流通领域中体制的不健全，搞歪门邪道，靠权力发财；到80年代中期，有些人又大搞“官倒”；80年代末到90年代，有的人在房地产、股票、信贷资金上大搞投机活动。银行贷款，由于存在利率双轨制，国家贷款实际利率是负的、百分之几到十几，而市场融资、民营的利率是正的，都是20%以上，两者利率差额极大。1992年全国贷款总额为2300亿元，如果赚其中的利差或回扣10%，那就是230亿元。这些钱落入了个人腰包或小金库，有的人就一夜成了“富翁”。因而腐败滋生的“缝隙”，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变中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到位，不配套和不彻底。凡计划经济因素比重大、市场化步伐慢的领域，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现实性就越大。所以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就要加快改革，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造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经常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是拒腐防变的基础性工程，对此忽视不得。邓小平生前在反思党内发生的问题的教训时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亦指出“教育是基础”，只有加强党性教育，发扬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才能不断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防微杜渐，筑起拒腐防变的万里长城。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史上，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丰富与发展，从中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既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又辩证分析腐败问题，避免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的廉政建设，提出过许多光辉的思想，采取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可以说，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警惕党和政府内出现贵族阶层，避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重蹈旧政权因腐败而灭亡的覆辙，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极为重视并苦苦探索以求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逐步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发展，走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使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廉政建设，但又对党和政府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避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反腐倡廉始终是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他不但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表现、危害和根源，而且深刻地阐明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观点，他所使用的一些术语，有些与毛泽东完全一致。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指出，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特殊化现象确实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如果不坚决纠正，必然腐化整个干部队伍。1982年4月，他又针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诈骗、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活动，用警钟般的语言提醒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党和国家改革面貌，与毛泽东在60年代初使用的“党变修国变色”的术语，意思是基本相同的。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从中可以看出两位伟人对腐败现象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但是，邓小平不是单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腐败问题，从而避免了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邓小平认为，要把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同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本身区别开来，“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和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对腐败现象的状况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既不能估计不足，又不能估计过头；避免犯“左”和右的错误。
（二）着重从思想影响方面到体制方面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开展反腐倡廉的斗争中虽然注意到腐败现象产生的经济、历史、文化及制度方面的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他比较侧重于从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探寻其根源。他认为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会使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产生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又必然派生出贪图享乐、争名夺利、贪污浪费、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等腐败现象。既然党和政府内产生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方面，那么，把思想建设作为“治本”之法放在首位，便顺理成章了。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他明显地忽视了从经济、政治体制上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滋生发展的根源，当然也没有能够从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一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邓小平、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从思想意识方面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思想。他们曾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他们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是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把批判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同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结合起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批判，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有时却相对忽视了对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分析和批判。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江泽民亦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政治上表现为个人专断的家长制作风、个人崇拜、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特权观念、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概括地说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在思想上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把领导人的意志作为裁决不同思想观点的标准，用组织的行政的制裁方式去解决思想问题等等，概括地说就是“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所有这些，都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他们还特别指出，至于说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哪一个比较严重，这在不同地方和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2)着重从制度上和体制上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针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却没有从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上去深入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也没有主要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的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滋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由于我们过去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所以，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这就必然造成官僚主义、个人专断，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总病根。第二，在我国的党政机关和各种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行政法规，缺少对于某一组织或领导者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规定和监督，结果往往产生个人专断、任人唯亲、失职渎职、推诿扯皮、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等现象。第三，对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制定录用、考核、奖惩、淘汰、退休制度，结果实际上造成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铁饭碗、铁交椅”，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冗员挡道，从而使上述现象难以铲除。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认识上不完全相同，因而他们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毛泽东选择的是思想教育加群众运动，邓小平选择的是思想教育加改革，包括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从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是群众运动，到强化民主、法制和“德治”建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进行廉政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力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坚定无畏的探索者之一。
但他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主张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经说过，只有实行民主制度、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实现廉洁政治。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在付诸实践时，仅囿于不断地搞群众运动。
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不能再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主要有两条理由：第一，群众运动往往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政府和人民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非常大胆地提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不能什么事情都搞群众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多次阐明了不能再搞群众运动的理由。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其中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第二，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再生性、长期性的特点，在民主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靠几次群众运动进行廉政建设，只能收效一时，难以收效长久，一旦群众运动中断或转向，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会再生蔓延。所以群众运动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不是治本之法。
邓小平认为，中国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人民群众真正拥有选举、监督、弹劾、罢免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1986年6月他又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讲话中说：“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在全国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使法律和制度不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
江泽民在贯彻和实践邓小平的“依法治国”、“依法治腐”理论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德治国”，大力倡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以增强全党全民的自律意识，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四）从离开经济建设抓廉政到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廉政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几年间，他既注重抓经济建设又注重抓廉政建设，希望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5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他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出现失误，逐渐否定了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把廉政建设与抓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以至等同起来，他的廉政建设思想逐渐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结果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次要地位。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廉政建设，实际上冲击、影响了经济建设。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结果却事与愿违。历史证明，只抓经济建设而忽视廉政建设，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相反，重视廉政建设而忽视了经济建设，就不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快地消灭贫穷，就不能使人民充分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率领全党顺利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经过几年的探索、总结，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全党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讲话中，使用了许多铿锵有力、生动活泼又非常能反映他性格特征的字眼（如横下心来、专心致志、始终如一、一心一意、顽固一点、扭住不放等等）来表达同一个观点：“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一切工作”中当然包括廉政建设这个工作。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是他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邓小平、江泽民要求廉政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决不是说廉政建设无关紧要，决不是说可以放松对腐败的防范和惩治，相反，他们曾多次深刻地论述了廉政建设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作用，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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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腐败，倡导廉洁，根本上说是坚持党的“三个代表”的先进性的需要。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党的先进性所作的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说明了只有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对经济领域的贪污腐败，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批判与抵制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正确把握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真正保持先锋队的性质。党的先进性，根本上就表现在这“三个代表”上，党是否切实保持了先进性，也要以这“三个代表”为标准来衡量，反腐倡廉便是维护党的“三个代表”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80年反腐倡廉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江泽民所指出的“党能够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的支持克服腐败现象。”“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的科学真理。
收稿日期：20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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