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科学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西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了突出的进展。概括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形成了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经典范式(默顿范式)和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范式(SSK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与观点又发生了一些新转变。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近年来国内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科学社会学的一系列议题日益受到重视，吸引了更多的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因此，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呈现出更鲜明的跨学科和边缘性特点。它在社会学学科中还没有成为重要分支，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但在社会学领域之外显得非常活跃。尽管这一方面拓宽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视域，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研究问题庞杂、学科归属不清的问题。此外，就主流话语而言，西方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心辐射地，其科学社会学研究范式和思路仍然主导着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因此，如何切入“中国经验”和“问题意识”，将是下一步我国科学社会学研究实现理论和实践突破的关键所在。
一、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国内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一方面更多地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结合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系统梳理学科知识框架和体系，综合运用社会调查、人类学、内容分析、计量学、案例分析等方法，开展了诸多前沿与热点问题的研究。
1.默顿经典范式的继承与超越
20世纪70年代以后，默顿所创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范式尽管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特别是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挑战，但这一研究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整个学科发展影响深远。正如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巴恩斯当时所评介的：“罗伯特·默顿作为著作家和导师，他的研究工作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到1945年默顿已确立起了一条研究理路，它把科学看做一种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的社会制度，并加以功能分析。在长时期这是此领域中社会学家可接受的唯一的理论方法，而且直到今天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
而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的马尔凯则指出：“默顿提供了社会学家中第一个系统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尝试，来找出在科学家中运作的主要规范，并说明这些规范如何有助于科学知识的进步。”[2]德国著名建构主义倡导者卡林·诺尔-塞蒂纳也给予默顿很大的肯定：“默顿为科学社会学创造了概念和工具框架。最主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用以分析科学的制度环境，包括其规范和文化价值对科学作用的方式——不仅是对科学的性质或其理论实质，而且对其进步和发展的作用。”[3]用默顿的弟子、社会学家斯蒂芬·科尔的话说：“默顿无疑是最重要的科学社会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尽管带有其不足之处，但足以能引起其他的兴趣——这种兴趣通常会引导他人去从事经验研究。”[4]
默顿的经典研究范式具有如下突出特征：第一，确立了一条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经验分析的制度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第二，默顿经典研究关注科学制度与活动的内部构成要素，是对从事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即关注于科学的社会结构研究。第三，默顿学派的科学观属于经典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制度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一直追寻着默顿的足迹前行。目前已经比较系统全面地对默顿本人及其学派的研究成果做了译介与分析。其中主要关注的议题和取得的进展包括：
(1)关于“默顿论题”(Merton Thesis)的讨论
默顿的早期发表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看做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默顿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科学看做一种社会活动或制度，考察了它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制度的确立受到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英格兰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无意地促进了新科学观念的盛行。这就是所谓的“默顿论题”。
这一论题提出后在科学史界和社会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争论达到高峰。[5][6]国内学者非常关注默顿论题，围绕这一论题作了深入探讨。如徐道稳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的角度来对默顿论题的涵义做了分析，指出其意义在于：第一，多元分析范式对社会学影响深远；第二，引发了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思考；第三，启发了对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再认识。[7]马来平在分析了默顿论题所涉及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后，又说明了其他方面的理论意义，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可以互相利用，开辟了科学发展文化动因研究的新方向。[8]其他一些研究从更宽泛的方面讨论了默顿论题的意义及问题。
(2)对默顿提出的科学界的规范结构问题的广泛探讨
科学规范是默顿范式的核心问题之一。默顿强调，由制度性的规范所构成的科学界的精神特质(ethos)，是科学制度的突出特征。他指出，真正的科学知识的进展必须具备这种制度性的基本规范。“作为科学的制度结构核心的是一套基本的价值和规范，其作用是规定、引导以及控制科学家的行为。”[9]即科学家的活动离不开这些规范的调节。他们之所以遵从这些无形的规范，既是制度性需要，对科学家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默顿把科学的精神特质当做是一致的、自足的规范和价值的综合体而加以分析。这构成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经典范式的纲领性内容。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科学界的规范的性质和其作用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的争议，[10][11][12][13]但很少有人否认科学家的行为受规范的制约。科学的规范论不仅为我们认识科学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而且开创了富有社会学思维的经验研究传统。
近来国内学者对默顿的规范论作了肯定的同时，也探讨了其局限性。如有的学者指出，默顿规范所描述的是“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精神气质，它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科学规范。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受其他一些科学规范的引导。[14][15]而徐梦秋、欧阳锋等通过其课题《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研究与科学规范的当代建构》，对默顿规范及默顿学派对其的继承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16][17][18]实际上，制度规范是随着科学活动领域的变化而改变的，它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因此默顿的规范论不可能代表一切，然而它使我们特别关注到了科学制度的规范性特征及其功能。
(3)关于科学界奖励问题的研究
科学界的评价和奖励系统是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1957年发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后，默顿本人及其弟子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战略研究点”，开始系统关注科学界的奖励系统及其运作问题。默顿曾总结说，他后来才更明确地认识到，科学界还存在着一个与规范体系相关的奖励系统，此奖励系统与规范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科学的发展。“奖励系统”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对那些为公共知识积累做出贡献的人提供社会奖励，而且还指对那些违背制度规范的行为做出惩罚。这两种结构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科学家的分层，决定了他们在同行中的声望地位，为他们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不同的获取资源的机会结构。[19]在科学界奖励系统的运行中，承认首创性既有正功能，也有反功能。“承认”作为激发创造性工作的一种手段和对那些极大地促进科学发展的人表示尊敬的一种形式，它被理性化接受之后，就变成了以自身为目的。这也便超出了其功用界线，走到了反功能的一端。[20]因此，在科学界也存在某些形式的越轨行为或失范现象。默顿学派对这些相关的现象都做了系统分析。
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科学界的现实，对科学奖励系统问题从理论和经验上做了研究，并体现出明显的“批判性”色彩。如鲍健强和苗阳指出，默顿的科学奖励系统学说的对象不适用于当今的产业科学，忽视了精英科学家背后的团队贡献，没有看到专利制度和科学技术商品化的积极作用。因此，随着后学院时代的到来，科学奖励系统也应超越默顿范式而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21]杨锋等分析了我国现有的同行评议制度，指出其中普遍存在着非公正性、非客观性、非合理性的缺陷，并提出了消除缺陷的评价人署名制、学术论文的争议出版制度、评价人的限制参评制度等完善机制。[22]
(4)围绕科学界年龄与权威结构、性别与分层等其他议题，并结合中国科学界事例的多方面探讨
我国学者近年来也特别关注年龄、性别与科研能力之间的关系。林啸宇指出科研生产率的年龄分布规律并非完全是一种生理现象，资源配置和社会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研产出按年龄的分布。[23]尚智丛通过对中国科学院227名50岁以下杰出科技人才的统计分析，研究其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年龄特征，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已成为杰出科技人才的主体部分。[24]
社会性别(gender)与科学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乔纳森·科尔和朱克曼研究发现，女科学家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仅是男科学家的1/2到2/3。这就是所谓的科研“成果之谜”。[25]
针对科学界的这一科研“成果之谜”，林聚任结合自己的调查对相关问题及中国科学界的性别分化与性别隔离状况做了系统分析[26][27]。后来徐飞和杨丽又做了新的探讨[28]。赵兰香和李乐旋在2006—2007年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科技女性主观价值偏好的视角，从新的角度对我国科技界性别分层现象进行了解释。[29]
当然，默顿及其学派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远不止这些，其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本人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如“自我实现预言”、显功能与潜功能等，都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默顿范式受到了建构主义的极大挑战，但默顿所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传统仍有其重要价值。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要有更大发展，应在对默顿经典研究范式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2.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吸收与创新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对立范式出现的。默顿学派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否认科学知识受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对科学知识做“黑箱”处理。但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通过其“强纲领”说明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观。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中也有不同的学派与主张，但它们都跟默顿学派的观点存在极大分殊。
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高度关注SSK的研究，已有大量译著出版，并发表了一些有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爱丁堡学派”及新进展的研究
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和巴恩斯等，他们以对科学知识形成和增长的“强纲领”解释而著称。其基本主张是，自然科学知识跟社会科学知识及各种人类知识一样，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受社会因素决定的。国内学者，特别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已对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及“利益模式”等主要观点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30][31]同时指出了其所存在的“相对主义”等问题[32]。
国内学者在系统译介与研究爱丁堡学派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也关注到了由SSK向后SSK的转变等新进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诸多转向，如“修辞学转向”、“实践转向”等，因此它从早期的SSK迈向了后SSK，实现了从把科学看做一种知识到把科学看作一种实践过程的转变。有关SSK与后SSK二者之间的争论在皮克林所编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有较全面的反映。此书已由柯文、伊梅翻译成中文，于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国学术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这些分裂与争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介绍与分析。如《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到第5期刊登了拉图尔和布鲁尔之间的论战。而邢冬梅在《实践的科学与客观性回归》一书中对后SSK有更系统的论述。[33]
(2)关于“实验室研究”的研究
拉图尔是实验室研究重要代表人物。拉图尔等人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活动的人类学研究，强调了知识成果的社会建构性，主张科学成果是人为的产物或人造事实(artifact)，否定了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事实的直接反映。他后来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其在抨击SSK“强纲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后建构倾向的理论，它以能动性(agency)、转义者(mediator)、网络(network)三个概念为核心，强调人类要素和非人类要素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具有同等作用，将行动者的概念扩展到了自然领域，为未来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34]近年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已有多篇博士或硕士论文对其做了系统研究。[35]“实验室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学派，又是一个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研究色彩的方法，其微观分析的视角值得关注。
(3)关于话语分析的研究
建构主义者打开了“黑箱”，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性，认识到了科学家主体的地位及其活动的社会与境性(social context)。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对社会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话语表达机制等问题，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尔凯及其“约克学派”提出了话语分析路径，从而开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又一个新方向。林聚任分析了马尔凯话语分析与社会实在的建构，认为其话语分析区别于以前的科学社会学分析的核心特征是：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话语当作分析的对象，而不是当作分析的资源。马尔凯对科学知识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话语表达机制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后来他又从学科自身知识的角度倡导“新文体形式”(new literary forms)，并开启了SSK研究的反思性取向。[36]尽管国内对马尔凯所倡导的新文体形式还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但这种大胆的学术自我超越和转向，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知识属性及科学研究的传统认识，改变对社会实在的认识。
(4)关于建构主义新思潮的研究
社会建构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它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知识的社会和文化特殊性，开启了西方建构主义思潮，在多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目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建构主义”，它们有不同的应用与发展。如诺尔-塞蒂纳在其科学知识建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其分析视野，关注到了更广泛的实践建构问题。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所提倡的是一种新的多元的方法论或认识论。它首先针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实在论等方法论观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建构主义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和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但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反实在主义等问题，也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和质疑。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建构论的系统研究虽然已有一些，但还较少①，成果多来自科学哲学或哲学界，但相关的问题已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这一新的理论思潮的关注。例如，郭俊立通过系统梳理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论”已超越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37]。还有的学者关注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以及技术的社会建构等问题②。
3.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引入与探索
人类学作为社会学的姊妹学科，近些年得到了更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兴起即是例证。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刘珺珺受国外SSK实验室研究和人类学转向的启示，在国内率先倡导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并指导其博士生结合我国社会文化特点对一些相关科技事项进行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从其选题来看，无论是对香醋酿制技术、剪纸、计算机软件、乡村建筑、镇湖刺绣、DV文化，还是对某些科研机构的研究，都呈现出很强的“本土文化特色”，关注民间技艺以及现代科技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意义。[38]
我国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以“本土性”实践为主，也开始关注民间科学、少数民族科学观。如田松运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纳西族传统东巴文化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并提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是不能相容的，认为现代性对于传统地区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具有毁灭性的威胁。[39]除此以外，我国的科学技术人类学在理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开始从学理上关注这一人类学转向的深刻涵义。
4.STS研究的拓展与推进
STS研究虽然与科学社会学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但它的研究视域更为宽广：即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广泛研究，并且涉及多学科的问题。所以通常来说，STS研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交叉学科领域。国内STS研究机构和人员以及论文产出的数量每年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根据盛华根的研究，我国目前大概有40多个冠以STS的研究中心(所)，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与优势。但总的来看，国内STS机构研究力量分布极不均衡，学科归属不一，其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40]
国内的STS研究学者多属于自然辩证法领域，广泛借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政策学、传播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知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其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但过于宽泛的研究问题也带来了明显的学科认同度差、学科归属不清等问题。
二、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未来议题
1.当前科学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限于篇幅，以上只是对国内有关科学社会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和进展做了梳理，概括不尽全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的纵深化、知识的系统化，还是视域的宽广度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但国内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还不甚清晰、研究问题过于发散、研究方法不规范、学科边缘化。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研究视域与问题的开放性导致学科定位模糊，缺乏学科发展的有力根基
明确的学科定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发展的基础。科学社会学研究视域与问题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固然有利于综合运用各种不同学科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科学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知识优势，开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大陆，也符合跨学科研究的潮流。但这也极易导致研究指向的泛化，使学科的独立性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无社会学”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这一尴尬局面。目前，相对于科学哲学、科学史等分支领域，科学社会学仍然未受到足够重视，学科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亟待加强。
(2)研究重道轻器，忽视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
经典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采用社会调查、引文分析、内容分析和集体传记研究等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些方法的使用为科学社会学从诞生到发展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声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我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受惯有学术思维的影响，多以思辨式的抽象理论研究为主，缺乏系统经验研究的支撑。国内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学者沿袭了偏重理论探究的传统，在不断引进西方学者观点的同时，对已有的知识和理论进行了适时的归纳与整理，虽然也采用社会调查、人类学等方法进行经验性的研究，但总体上经验研究成果偏少。
(3)知识框架和研究问题的“精英化”倾向明显
国内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范式研究与SSK范式的研究都带有浓厚的“精英化”色彩，多关注科学王国内部的事情，而不是把科学研究活动当做一类基本的社会事项看待，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切实关注和具体研究中国科学界的现实问题，因此与社会现实问题存在一定距离。
2.未来议题与发展
未来我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要在学科建设与研究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应重视如下方面的问题：
(1)注重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提升。每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不断更新发展的，科学社会学亦不例外。近年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关的一些新理论方法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相应的理论吸纳与创新还不够。如SSK的一些新观点为人们理解科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其一系列新思想与研究方法(如实验室研究、话语分析、民族志分析、传播与表征分析)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其中也蕴含着一些理论悖论或争论：例如如何提升研究的理论性，破解反身性难题；后SSK实践论的“实践语境”困境；实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之争等。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研究应解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2)强化学科问题意识，重视经验与本土研究。形成明确独立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也要立足于自己的学科问题域。因此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者，一方面应关注当前世界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共同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有本土问题意识，分析在中国特定背景中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特质与问题。科学社会学是一门经验取向极强的学科，故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意识极为重要。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科学技术活动有不同的特征，包括社会对科学活动的支持、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地位与行为模式等。因此，运用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及中国科学界的研究活动进行深度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学术意义。
(3)关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科学社会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尤其是在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多来自非社会学专业。这虽然制约了它在社会学体系中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特别是近年来西方相关研究已突破了学科界限，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发展到了“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相关研究领域极为活跃，多学科综合研究日趋突出。因此，跨学科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关注跨学科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4)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应用与政策研究。科学社会学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验学科，应密切关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例如，随着新兴技术发展，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深远，诸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探讨。科学社会学研究应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分析和政策分析方面有所作为。
注释：
①如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②如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及邢怀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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