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转型及其未来趋势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台湾论文,趋势论文,未来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的经济转型已提出多年，但时至今日未见显著成效。与80年代初相比，虽然目前台湾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不少改变，不仅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整个经济构成中的比重有相当幅度增加，而且服务业亦迅速的发展，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过10000美元。可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变化并没给台湾带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没能使台湾摆脱因比较成本上升而出现的竞争力下降。那些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发的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环境恶化等矛盾，非但没得到缓解，而且愈演愈烈。换句话说，台湾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深层问题并未因表层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变而得到解决，反之，在经过十多年的经济转型后，台湾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基本呈下滑趋势；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和发展走向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则被凸显了出来。这表明，台湾的经济转型长时间以来实际上一直处于步履蹒跚、逡巡不前的状态。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本文试对此进行探析。
（一）
台湾经济在经过60、7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往的发展条件已经不再，继之而来的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台币大幅升值、投资环境恶化等；另一方面则是面临着一大批经济开始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力竞争和发达国家日益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这种双面夹击使得台湾以传统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受到挑战。台湾的经济转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从80年代初起，岛内出现了有关经济转型的探讨，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陆续推出一些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由此不难看出，台湾提出经济转型的初始目标不外是通过产业升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重振日益衰落的竞争力，进而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以求在新的层面上，保住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但实际上，此番经济转型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振兴和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相反，从近十年来台湾经济增长状况看，基本呈现的是下滑趋势。80年代中期以后，两位数的高增长速度已告结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增长率大体平均维持在6—7%左右，且逐年下降，1995年勉强达到6.06%，而1996年跌破6%恐怕是在所难免。
就在台湾经济增长在6—7%的中速水准上徘徊的同时，世界经济情况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其发展速度大都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而与台湾经济起步时间相近，同属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台湾。特别是与台湾条件更为接近的韩国所展示出来的发展势头及其潜力，更使台湾相形见拙。这些与台湾地理位置相近、情况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同一时间段里的快速发展，反衬出了台湾经济转型实质上的困顿和对整体经济推动的无力。台湾的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近年来持续不振。从下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状况。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基本呈走低态势，特别是1990年出现了大幅下滑，全岛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比上年降低了7个多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率更是负增长了7.7个百分点。近两年台湾的民间投资状况，仍不乐观，增长率均不到10%，特别是1996年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了0.87%的负增长[①]。月。
自80年代中以来，台湾的投资率与大多数东亚国家相比一直相对偏低，这些国家的投资率大多平均达到35%以上，展现出高储蓄高投资而推动高成长的良性循环，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刘进庆教授所提供的东亚各国、地区投资规模动态（1985—1995）表中（引自刘进庆教授参加1996年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论文，见附表），这一情形可一目了然。诚然，经济转型会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但出现增长速度和投资率双双下滑的情况却不多见，而且在转型多年后，这一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让人对转型的过程进行必要的审思。
近十年来台湾固定资本形成表 单位：百万元新台币，%
注：1995年数字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台湾《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1996年2
（二）
80年代初经济转型伊始，台湾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过去曾经作为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岛内外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正在失去其原有的地位，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寻找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动力。为因应这一状况，台湾当局提出了大力培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产业层次，推动工业升级的经济转型方向，并辅以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如效法欧美发达国家，设立科学园区；重点发展资讯、机械等产业关联效果大、技术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价值高的所谓“策略性工业”，并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投资“策略性工业”者以多种奖励和优惠，在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上给予全面辅导和协助等等。
从80年代台湾当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看，其总体思路大致上是扶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品质，也就是说，跳脱劳动密集型产品已呈现的劣势，利用技术密集型产品继续保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以新的出口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使整个经济形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过渡到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但就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发展情况看，经济转型成果并不明显，通过保持旺盛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更没能实现。80年代初以来，台湾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1980—1989年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5.7%，大大低于70年代（1970—1979年）的32.6%；相应的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因此也减缓下来，年均经济增长率从10.3%下降到8.2%。而更令人忧虑的则是工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80年代，台湾总体投资水平很低，平均增长率仅5.8%，为战后最低水平。民间投资意愿持续低迷，80年代上半期民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如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几无成长，1986和1987年虽有成长，但1988年以后又大幅衰退，1990年，台湾民间投资负成长5.8%[②]。
80年代以后的台湾，随着劳力密集产业的岛内投资环境日益恶化，这类产业不是被淘汰，就是外移；但同时，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却相对较为迟缓。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这部分产业的衰落势必导致台湾经济增长的下跌。从这个现实出发，台湾的经济转型首要的应是对这部分产业进行技术提升和改造，抑或是将投入这一产业的资金导入新兴的附加值较高的科技产业中去。然而，在台湾十余年的经济转型中，大批从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是被淘汰，就是移往岛外寻求生路，转型离开了经济发展的主体。虽然一些如电子、资讯等新兴产业在转型中被大力扶植了起来，并且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因作为主干部分的传统产业未能在转型中得到新生，而是在流散的过程中日渐式微，从而使台湾出现了新兴产业虽有长足发展，但整体经济却日益下滑的局面。广大中小企业是台湾民间资本的主要蕴藏地，一旦它们没能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对象和受益者，它们的投资意愿就不可能高涨。另外，由于高科技产业所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也限制了民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这应该说是台湾经济转型迟缓，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带动经济发展动力减弱的关键所在。
这一阶段经济转型的结果是一批通过引进较新技术，在岛内加工，然后出口的产业，成为台湾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如电子资讯产业等。但是一经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台湾经济转型这一最主要的成果却带有先天的不足。台湾的电子、资讯业虽是近十来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可是从它们发展轨迹来看，却仍未能摆脱台湾传统产业所习惯的那种加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经验证明，这种增长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而自主的研发能力则较弱。台湾以往的高速发展，主要享受的是所谓“后发性利益”，技术基本来自发达国家，自身的科技与研发能力十分有限。台湾本来就缺乏雄厚的科技基础，加上科技研发经费长期不足，据台湾的有关报道，目前台湾官方与民间投入的科技研发经费仅占GDP（岛内生产总值）的1.8%，而一般发达国家均保持在2.5%左右。这一现实决定了台湾在扶植新兴科技产业的经济转型中会自然而然地走上加工出口的老路。在新的情况下，尤其是对电子、资讯等高科技产业来说，这种增长模式的沿袭，无疑将降低其竞争能力，而且没有雄厚的科技研发作为基础，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产业也很难完备。就目前台湾发展得红红火火的电子、资讯产业的情况看，虽然在笔记本电脑、监视器、主机板、键盘、鼠标等器件的生产上台湾已占世界首位，但由于产业的不完整，一些产品的发展受到制约。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台湾制造商饱受上游零部件供不应求，价格上扬的压力。1995年笔记本电脑的关键部件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SRAM）、液晶显示器（LCD）等普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作为这些零部件主要供应者的日本厂商又紧紧咬住以日元报价的模式不放，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台湾业者为此吃尽了苦头[③]。在资讯及相关产业中获利颇丰的半导体产业方面，台湾的产品又多为档次相对较低者。在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方面，台湾不仅与日本有相当大的差距，就是与韩国比也有不小的距离。1995年的韩国三星集团DRAM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占全球产量的14%，半导体部门的营业收入占集团每年营业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也是在1995年，韩国向台湾出口的DRAM达7亿美元。就是技术档次相对较低的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SRAM），台湾1995年仅有华邦电子首度进入世界排名前10位[④]。正是囿于台湾电子、资讯业没有发达的基础研究作为后盾，因而导致了这个如日中天的新兴产业缺乏技术上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一旦遇到岛外主导厂商策略改变或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台湾的电子资讯产业就可能受到巨大的冲击。1995年，微软公司推出了’95视窗，继而英特尔公司又宣称要进军主机板和个人PC机市场，台湾业者因此平添了不少压力。
应该说，没有面向经济主体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完备性正是台湾经济转型迟缓且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造成台湾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带动经济成长能力减弱的关键所在，针对80年代中期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的情况，台湾有人开始思考，一直沿用的通过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应进行某种变换。于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庞大的“六年国建计划”被提了出来。
“六年国建计划”正式实施于1991年1月，重点投资项目为公共工程，投资范围涵盖了14大部分，共755项工程，总预算投资82382亿新台币（约合3050亿美元）。该计划虽标榜“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潜力、均衡区域发展、提升生活品质”四大政策目标，实际更直接的目的则是期望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民间投资，增加岛内有效需求；同时发展新兴工业技术产业，加速工业升级，从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从“六年国建计划”的设计及目标看，9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一些调整，即在继续强化产业升级、扩大出口的同时，开始谋求通过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换言之，即在尝试改变以往主要依赖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开辟新的经济增长动源。该计划执行之初，由于内需市场的急速扩大，最初的确起到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没过多久，受财政困难及公营事业民营化的影响，公共投资与公营事业投资增长率在该计划实施第二年即1992年已大幅度下降，民间投资增长率在第三年亦滑落下来，经济增长率也跟着逐年走低。而以后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六年国建计划”大大缩水，最后不了了之。
“六年国建计划”叫喊了一段时间后随即淡出，大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台湾有比较典型的海岛型经济特点，内需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扩大出口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上述种种都不足以说明台湾经济转型的困顿与迟缓。之所以形成台湾经济转型呈目前胶着状态的内在原因应该说还在于转型本身在选择对象上的失当和新兴产业缺乏足够的研发基础，由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能从根本上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台湾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往的冲劲，无可奈何地处于一种徘徊状态。
这里我们只是对台湾的经济转型作了一个静态的分析，如果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放在不停变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考察的话，与众多在经济上新近崛起的后起之秀和以往亚洲“四小龙”的其他几个相比较，台湾经济的被动状况就更加明显了。
（三）
80年代，台湾两项与经济转型直接关联的经济发展政策出台，成效皆不显著。1995年初，台湾当局为摆脱窘境，寻求经济发展的再突破，又提出了一项经济发展计划，即“发展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这一计划受到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视为“跨世纪经济建设蓝图”，被提到其成败与否攸关台湾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该计划的主要设想是，使台湾及海外企业以台湾作为根据地，发展与亚太各国及地区的全方位经贸关系，进而使台湾成为各种区域性经济活动中心，即制造中心、海运转运中心、航空转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和媒体中心。其主要目标为，进一步提升台湾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程度，促使岛内外人员、货品、资金及资讯能够便捷地流通，借此发挥台湾在亚太地区以及两岸间的经济战略地位，吸引跨国企业并鼓励岛内企业以台湾作为投资与经营东亚和大陆市场的根据地，从而确立台湾在亚太地区经济整合中所扮演的承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关键性中介点地位。
就“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设想与目标看，台湾在此次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开始将自己与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联系起来，并对自己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即努力将台湾建成为“美、加、澳、纽（新西兰）等亚太成员及欧洲企业进军东亚市场的门户，以及东亚开发中经济拓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窗口”，换言之，是企图将台湾建成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连结点。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贸易大量增长，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移动，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崛起的今天，台湾的这一考虑应该说是符合潮流的。
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世界经济区域化进程中，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也正在快速进行，如能在亚太地区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独特的地位，无疑将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台湾地处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接处，西靠发展迅速、潜力巨大的祖国大陆，南向迅速崛起的东南亚各国，有着较明显的地理优势。近些年来，台湾与祖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已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了一定的投资贸易网络，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关系。再加上台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经济发展程度已处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上，这使得台湾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再分解出部分较低层次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为可能。而在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台湾可以借助东南亚特别是大陆经济强劲发展的动力，利用这一巨大市场的吸引力和容纳力，借别人比较利益方面的优势，调整与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保持住其自身的竞争力。这实际上可使得台湾由原来的单纯的加工基地，上升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的连结点。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台湾真能扮演起这样的角色，那么，台湾的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必然会大大增加，这势必将大量增加各类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劳务等的外部需求，而这可能正是未来可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新动源。如前所述，台湾依赖制造业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一个瓶颈，工业部门产值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一直低于服务业部门，并导致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从1986年的47.1%到1996年的36.3%，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则是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大幅提高，同期从47.3%到60.2%，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⑤]。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比重相对减小，第三产业相应增加本来应是趋势，台湾产业结构的这一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的背后，却是作为工业支柱的制造业的迅速衰退。近十年（1986—1995年）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而70年代（1970—1979）的年均增长率则是14.4%[⑥]。而且，尽管近些年来，台湾电子电信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有相当份额，但总体上看，台湾在国际市场上除电子资讯产品外，其他技术密集产品没有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
这表明，台湾经济发展的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为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其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与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需求的扩张相契合，这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可事情总是双向进行的，机会往往也伴随着挑战。台湾欲构建“亚太营运中心”所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莫过于由自身的二律背反所造成的羁绊。营造“亚太营运中心”的前提是台湾自身要先融入亚太经济体系之中，而非自外于亚太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潮流。然而，台湾当局一方面提出了发展“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一方面又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了与其初衷相背离的一系列行动。这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台湾当局通过种种政治手段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并提出要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提法。大陆经济近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蓬勃发展，已使之成为整个亚太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它的巨大市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已具备了一定基础的科技力量，又使其成为全球投资最热门的地区。当人们在谈及亚太地区发展中的经济体系时，大陆往往被看成这一体系的中心或主体。台湾与大陆仅一水之隔，双方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两岸经贸关系经十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并使双方都从中获益匪浅，近年台湾的经济增长中至少有1—2个百分点来自于与大陆的经贸活动。正因为此，台湾开始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之时，大陆是作为最主要的因素来加以考虑的。但是，过不多久，台湾当局出于政治上的某种需要，对两岸经贸关系再次设限，阻止台资向大陆的流动。并不顾大陆方面的一再促动。迟迟不愿解决与“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直接关联的两岸直接“三通”问题。台湾当局上述种种做法，无一不是对实现“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反动。在当今的亚太经济体系中，要想建立制造、金融、航运等中心，离开了大陆这一亚太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是难以想象的。台湾当局或许认为重点朝向东南亚国家就能撇开大陆市场，并抵消由此带来的损失，事实上，这种一厢情愿的作法，只能使台湾经济转型与发展错过机会。
台湾目前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确存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但众所周知，所谓的优势是通过比较而存在的。眼下，发达国家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日俱增，而且许多合作项目恰又是台湾所长，这就对台湾在这一地区或通过这一地区向岛内回馈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从理论上讲，台湾处于技术上的中介点上，但事实上，由于亚太发展中国家比较利益的优势过于明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不一定要绕道台湾再转向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有可能向亚太诸国投资建设台湾现有的优势项目，反过来挑战台湾。从时间的角度来讲，随着亚太地区诸国经济的成长和技术日臻成熟，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台湾与亚太诸国间的差距会日渐缩小。也就是说，台湾如不在近年内就“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实施迅速有所动作的话，就有可能彻底丧失了实施的时间，使这个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这对于要利用发展的时间差来作中介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种时不我待的警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继续拖延“三通”，在经贸上与大陆疏离，不仅对现实的台湾经济不利，而且，对其经济的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乃至对台湾未来整个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从整体看，台湾发展“亚太营运中心”确有一些有利因素和潜力，但这是一次与时间的竞赛，丧失了时间，不仅丧失了现在，也丧失了未来。现在看来，要赢得这场竞赛的关键是发挥台湾自身的优势，强化与大陆的经贸联系。正如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经济学教授刘进庆指出，“如果亚太营运中心不以大陆为腹地，则哪里有市场？综观亚太经济整体形势，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地利以及天时的机遇优势完全在于大陆的广大腹地。”[⑦]
其实，密切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并非不为当政者所知，台湾当局制定种种限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然而，这实际上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和台湾的未来发展为代价的。台湾经济转型已进行了十多年，这次机会在即，但稍纵即逝，若台湾能不以政治分歧影响两岸的经济合作，就有可能抓住机遇，为其经济的再发展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注释：
[①]台湾《工商时报》1996年9月17日。
[②]《当代台湾研究》118页，姜殿铭主编，华艺出版社。
[③][④]、陈文鸿、宋文辉：“台湾经济出路问题”，香港《广角镜》月刊1996年3月号。
[⑤][⑥]根据台湾“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1996.P.38—39相关数据计算。
[⑦]刘进庆：“世纪之交两岸经济互助合作的道路”，1996年“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标签：台当局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