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研究的现实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科学地把握哲学研究的现实感，这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界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和解决得不好必然使哲学陷入困境的大课题。故本文作一探索，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两个困惑：功利主义和重返书斋
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悬浮”在半空中，但其根源却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的根据之中。所以，哲学要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和“使全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使命，就必须关心乃至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敏锐的现实感。对此，我国哲学界并无异议而早已达成共识。然而，正是在这个并无异议而早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上，我国哲学界却长期处于困惑之中。
困惑之一：把哲学研究的现实感理解为亦步亦趋地追随实践的脚步，把哲学研究的任务规定为“理解”和“论证”“现存”的一切，或“理解”和“论证”时尚的标语和口号。而在这种所谓的“现实感”的指导下，哲学研究往往出于某种急切近利的考虑，取得的成果往往是现有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的随心所欲的曲解和非科学的排列组合，“文化大革命”中的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以及“上层建筑决定论”就是极为典型的两个例子。这种所谓的“现实感”发展到极端，必然使哲学不正常地君临一切，似乎成为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灵丹妙药，最终把哲学庸俗化而使“卖菜的哲学”、“做工的哲学”、“种田的哲学”等风行一时，遍及社会分工的一切部门和领域，从而最终陷于以狭隘的功利主义和价值观念看待哲学的功能和把哲学当成单纯的证明工具以及用哲学取代各门具体科学的专门研究的“误区”。所以，这种哲学研究，从现象上看，离现实最近，现实感最强；但从本质上看，却最缺乏现实感，因为其研究的结果不仅不是从哲学层面上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反而是对现实的曲解，从而使之最终丧失现实感。
困惑之二：消极地对待第一个困惑的经验教训，担心强调把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摆在哲学研究的突出地位会损害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由此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哲学放回书房，躲进幽静的书斋，给哲学研究提出一些纯粹抽象思辨的课题，在自己选定的书斋知识田块中耕耘播种，构造所谓的体系和沉醉于纯思辨式的讨论，从而最终使哲学丧失现实感。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似错误曾深刻地批判道：德国旧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现实、陷入抽象思辨之中而孤芳自赏，它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薄的自我直观”，因而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为此，马克思要求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的作品“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 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导论”中谈到文艺复兴时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 第262页）
哲学研究现实感上的这两个困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而从现象上看是对立的，但两极相通，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联系这两者的“桥”（同一性）是复杂的，但从理论前提上看，它们犯了两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哲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哲学研究现实感的曲解，而这两个毛病又互为所用和互相补充而形成了一种导致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的“合力”，从而造成了这种哲学研究中富有弹性的两极冲撞。这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现实，不能以自己的哲学研究成果为现实生活提供科学的“头脑”，从而给哲学研究的狭隘功利主义和哲学的泛化以可乘之机；反之，哲学研究的狭隘功利主义和哲学泛化所造成的恶果，又为哲学研究者回到纯书斋作教条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所谓的根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必须打破。
二、走出困惑的理论前提：扬弃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和科学把握哲学研究现实感的准确内涵
由上可见，要走出哲学研究现实感问题上的困惑，最有效的途径不是重新退回到纯书斋作思辨式研究，而是科学地坚持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以科学的成果更好地适应我们伟大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紧迫需要。为此，必须扬弃哲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和科学把握哲学研究现实感的准确涵义，这是走出哲学研究现实感困惑的必要理论前提。
（一）扬弃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
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其基本内涵如下：
第一，错误地把有血有肉和生气勃勃的“真正的哲学”视作绝对真理的体系，认为它是无所不包，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中直接推出社会现实一切具体问题的答案，甚至裁判科学的是非。不用怀疑，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但社会现实各个领域和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是任何哲学都无法取代的。这种取代有悖于哲学的本质，其后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必然导致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滥用等失误，最终丧失哲学研究的现实感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哲学无用论”。
第二，错误地把有血有肉和生气勃勃的“真正的哲学”简单地归纳为几个抽象公式的堆积，认为它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用哲学的专业术语、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为时尚的标语、口号作、论证，这就必然导致对哲学及其与现实关系简单化的曲解，出现对现实贴标签和生搬硬套的庸俗化做法、从而导致把哲学当作证明工具的失误，最终使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而成为实践的“谓语”。
第三，错误地把有血有肉和生气勃勃的“真正哲学”停留在其经典作家的本本上，将其中的具体论述作为审判现实的“最高审判官”，奉行本本主义。然而，这种奉行“凡是”原则，无视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哲学与现实脱离，从而失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而窒息其生命力。
第四，错误地把有血有肉和生气勃勃的“真正的哲学”视作一成不变的体系，形而上学地解读其“原本”，满足于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和对之作全面而零碎地剖析，并把这一研究中所得出的所谓成果当作解决现实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使之成为一堆对现实问题很难有实际意义的教条，最终使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而扼杀其“改变世界”的根本功能和本质特征。
第五，错误地把有血有肉和生气勃勃的“真正的哲学”的理论来源局限在其先驱者和形成时期，而没有看到它在其产生及其以后的每一步发展中，都必须批判地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从而使之偏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无法消除其产生之时的“时代精神”、“文明”和以后大大发展了的“时代精神”、“文明”之间的差距，最终使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而无法成为其产生以后大大发展了的现实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
概言之，这种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从思维模式上看，就是用“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取代了唯物辩证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维模式，因而它不可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现实发生积极的影响。它越是以坚持和贯彻哲学研究现实感的姿态出现，后果就越糟，离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也就越远。所以，要使哲学研究有现实感，必须扬弃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
（二）科学地把握哲学研究现实感的准确内涵
著名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有一句名言：“历史把我们推进了理论的死胡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必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实，马克思对哲学研究的现实感有过不少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哲学是在敌人的叫骂声中进入世界的”。所以，“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它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注意“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5、258、258页）。所以， 只有坚持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坚持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才能走出“阿门塞斯阴影的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完成自己“改变世界”和“使全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使命，实现“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的目标，从而自始自终保持自己研究的现实感。
从总体上讲，哲学研究的现实感，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涵；
第一，哲学是时代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哲学研究的课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也不同。从理论深层上看，哲学作为时代产物的现实感，就是在哲学研究中，它具有一种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自觉意识，即它能自觉地反映现实的需要。黑格尔对此曾有过比较自觉的认识，他认为对于精神的本性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精神自在地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它自知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的关系，这种自知也就是精神的现实性和基本规定。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在说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被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战胜的原因时认为：“实际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当法国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时代而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 ”（同上书， 第163，762页）恩格斯则对此作了总结，他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284页）所以，哲学研究要具有现实感，必须捕捉自己时代表现出来的基本课题，而不能停留在以前时代的基本课题上。
第二，哲学是时代的号角，它必须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为观念的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哲学的变革总是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这是因为，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作为理论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是人们认识、掌握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最彻底和最深刻的方式，处于理论诸形式中的最高层次，因而成为人们认识、掌握和改造世界的“头脑”，这就决定了它的变革不能不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说到德国的未来社会变革时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就会由高庐雄鸡的高鸣来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6页）恩格斯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开头，运用历史比较法，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德国的哲学革命和政治变革的关系，说明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对历史履行的责任，从而得出了“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的科学结论。我国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哲学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成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极为典型的一例。
第三，哲学是时代的反映，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必须从时代基本矛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出发，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倒溯哲学史，进行自我反思和扬弃，把重新认识已经创立的哲学理论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进而揭示其当代意义，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敏锐的现实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依据实践的新发展， 重新认识和梳理哲学史，把已经创立的哲学中长期被忽视而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突出出来，形成新的研究课题，以致使人有仿佛发现“新大陆”的感觉。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哲学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需要，特别注重开垦历史观这块唯物主义的“处女地”和“修盖好唯物主义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就把西方哲学史上各种哲学中关于历史观的合理思想突出出来，并对之加以“清洗”、“拯救”和“扬弃”。列宁为了研究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时代基本矛盾提出的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突出出来，同时写了《哲学笔记》，重新认识和梳理哲学史中的有关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也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中有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世界历史和世界交往等理论突出出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种情况应验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特点的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2）依据实践的新发展， 重新认识和梳理哲学史，揭示哲学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例如，马克思由于走向历史的深处，完成了第一个伟大的发现，这就使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新发展有了一种极为深刻的新见解，由此对哲学史上的“平等”和“自我意识”等范畴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深刻而准确的理解，第一个如实地把握住了德国哲学范畴和英法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这些不同民族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可比较性和可通约性。他说：平等不过是译成了法语即政治语言的德国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不过是按德国方式（抽象思维的形式）表达的法国的平等；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却是不自觉的。今天我们的哲学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为基础，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为标尺。（3）依据实践的新发展，重新认识和梳理哲学史， 检验已经创立的哲学理论，修正某些不正确或已确实过时的思想，不断地反思和超越。不过，这种超越是辩证的否定，它以否定性为媒介，是把否定作为发展中联系的环节，实现这一反思和超越的。
三、哲学研究现实感的实现：五个必要的环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背对现实和面对过去，是与哲学研究的现实感格格不入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哲学研究具有现实感呢？笔者认为，必须至少抓住以下五个环节：
第一，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功能的本质，正确地看到哲学并不总是落后于时代，只能在现实过程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用灰色的颜色料绘成灰色的图画”（黑格尔语），而且具有改造环境和人自身，以及引导时代发展的主动精神、超前意识和预测未来的创造功能。如果不是这样，哲学对于实践来说，必然丧失其存在的价值。这里需要突出强调的有三点：（1 ）对哲学滞后功能的积极意义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不能给现实以任何指导而仅是实践的“副本”和“解说词”的书斋理论。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不向历史学习必将重演历史而不断出现返祖现象。（2 ）对超前功能更应作深入的研究，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表面、全面而非片面地研究哲学以何种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精神、把握时代本质，科学地预测未来。否则，必然会在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面前手足无措而被挤到“后台”。（3）把滞后功能和超前功能辩证地结合起来，而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本质，正确地看到实践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足现实，捕捉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而把它提升到哲学的层面，作出自己应有的研究和回答。这是因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 页）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地把握住了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本质。他一生的哲学研究走的是一条从书房到社会舞台、再从社会舞台到书房、直至生命终点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曲线，其中每一次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都给他带来了哲学研究的新课题，而这些新课题的解决不仅使之创立了新的哲学，而且使这一哲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给时代的发展以科学的指导，从而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20世纪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也同样必须如此。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每时每刻都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向人们提醒着这一真理。回顾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过程，我们一旦忘记了这一真理或将此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哲学研究就必然陷入用书本强制现实的教条主义思辨陷井或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来曲解理论的泥潭，最终丧失真正的现实感或只有虚假的现实感。
第三，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关系的本质，一方面走出哲学进入具体科学领域，特别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环节而走向现实，进而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回到哲学，对之加以总结和概括，而不能把哲学当成现实单纯的证明工具和随意的泛化，用哲学取代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否则，不是使哲学庸俗化，就是混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关系，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关系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正是由于把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马克思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催生了哲学之果；反之，在新哲学的指导下，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哲学研究催生了经济学之果。但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到此为止，更进一步说，一方面哲学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而要力求获得属于自己所特有的问题和把握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越俎代疱地去解决具体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困惑便产生了，这就是哲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只是把它提出来，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第四，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研究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本质，既要看到哲学内容的研究，在本质上就是要揭示哲学的范畴、原理、规律及其体系与时代的真实联系，即同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真实联系，进而从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出发，通过对这种真实联系的分析，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其确切涵义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意义；又要看到哲学形式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研究哲学同以往哲学的逻辑联系和思维特征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哲学形式的研究上，单纯追寻其本身发展的逻辑线索，是不可能在总结实践新鲜经验的过程中实现哲学基本观念的发展和真正的创造性的转折的，最多不过是无批判的、故弄玄虚的思潮翻新和术语翻新，而这在本质上不过是没有现实感的文字游戏；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哲学研究内容上，也会影响对哲学内容研究的科学性。恩格斯晚年在其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就曾对他和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忽视形式研究的失误作过自我批评，因为正是这一失误，构成了当时青年人往往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一个原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时代的真实是“现实”而不是“现存”，因而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对现实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实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而正确地看到唯物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
第五，必须科学把握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辩证关系的实质，正确地看到所谓学术价值就是指哲学研究对其自身以及其它理论的发展、变革和进步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这种发展、变革和进步的肯定与否，则必须以其是否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为标尺。所以，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强烈的现实感是学术价值存在与否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们对立起来，必然使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哲学是编码系统，其破译的密码就存在于现实中。因此，要使当代中国的哲学真正繁荣起来，就必须科学地坚持哲学研究的现实感，正确地回答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而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哲学研究的苍白、陈旧、无力、庸俗化以及落后于时代，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本文的最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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