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皮论文,为例论文,广州论文,口岸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2-0085-07
满人入关，社会风尚为之一变，官宦士绅对裘服的崇尚即为一例，（注：关于满人入关后尚裘之风的兴起，参见拙作《“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83页。）由此促进了进口毛皮贸易。俄国人早在《尼布楚条约》签署前就已派遣商队来北京进行贸易，（注：许淑明：《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1689～1840）》， 《清史论丛》第七辑， 中华书局1986年版。又见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8，44～54页。）直到19世纪中叶，毛皮始终是其经营的主要商品。1728年（雍正六年），中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口岸。广州海运毛皮市场的兴起迟于恰克图，一般以1779年作为开端。（注：以1779年为广州口岸海运毛皮贸易的开端，是以英国的两艘探险船只“坚定号”（Resolution）和“发现号”（Discovery）在该年由西北海岸驶抵广州为标志。 贸易的真正开端应在1785年，以英国人詹姆斯·汉纳（James Hanna ）率领的船只所进行的西北海岸与广州间的首次商业航行为标志。）在18世纪80年代后，直到广州皮货市场全面衰落的19世纪30年代，清代进口毛皮贸易存在着北有恰克图，南有广州的格局。本文拟以1791～1792年间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切入点，对这两个口岸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以了解清代夷务管理政策的一个侧面及西方商人的对策。
一、恰克图毛皮禁运（1785～1792年）的缘起
俄罗斯和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同样是由西徂东而来的“蛮夷”，但在清朝夷务管理体制中，俄罗斯人占有特别的地位。英国人在18世纪末还在为派遣使节长驻北京而努力，（注：Earl H.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1970,New York,p.309.又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已卯。）俄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获得进京贸易的权利了。
俄国商队来京，安置于俄罗斯馆。（注：关于俄罗斯馆的沿革，其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特征，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目前国内最详备的研究著作。）得在北京享有贸易权和馆舍的，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或周边的朝贡国，如北京有“达子馆”，（注：〔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二，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还有“高丽馆”。（注：〔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清政府将俄国等同于蒙古、 朝鲜那样的藩属邦国。管理对俄关系的机构是理藩院，它的“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注：〔清〕托津等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九。）的宗旨也许并不适用于概括清朝对俄关系，但清廷方面，还是希望能以此为政令去统率外藩。时人称“我朝抚定华夷，东至朝鲜，北至内蒙古以达俄罗斯，西至青海、卫藏、新疆及哈萨克，莫不职贡通市”，（注：〔清〕王庆云：《石渠余记》卷六，“纪边外互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正是这种思想的表述。
中俄间的互市贸易被涂上了政治的色彩。若俄国破坏了双方间的协定，清廷便以闭市作为制裁手段。从1731～1792年，清政府曾12次关闭恰克图互市，停止边贸共达15年之久。（注：王少平：《买卖城——恰克图贸易停复原因初探》，《中俄关系问题》（总）第26期，1988年11月，第27～33页。）在清朝夷务管理体制下，恰克图贸易的政治制衡意义要比其商业意义重大得多。1785年，清廷因俄方庇护了在我方境内行凶的逃犯，宣布停止恰克图的互市。是次闭市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大有开战之势。 （注：Clifford
M. Foust,Muscovite and Mandarin: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Setting,1727～180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ress,Chapel Hill,1969,p.309～310.）清廷决心彻底地在经济上制裁俄国人，禁止毛皮入口与禁止大黄出口双管齐下。在“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注：〔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七。）的贸易格局下，禁止毛皮贸易，无疑断绝了俄方的一大财源。清人认为俄罗斯“以中国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注：〔清〕赵翼：《簷曝杂记》卷一。）此等灵丹妙药，当然不可落入俄国人之手了。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官方查处了商民张子敬私贩“俄罗斯土产”灰鼠、水獭、海龙、香龟、貂等皮张入口的案件，清廷估计这些皮货是由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各处关口偷运入境的。（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六，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戊寅。）清廷担心，皮货既可由陆路走私而来，也就可以由海路经第三国商人之手贩入。在清人的观念中，进口毛皮是俄国的特产，如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赵翼曾获赠海虎裘，他记道：“裘出塞北俄罗斯国，色黑而毛密，中土人名之曰海虎，彼国不知何名也。”（注：〔清〕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八，《费筠浦相公远寄海虎珍裘，值冬暖几至阁束，戏题四绝》。）其实，海虎皮（海豹皮）未必尽为俄罗斯的土产，此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到毛皮贸易早已式微的19 世纪后期， 清代舆地著作提及美洲西北海岸（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的毛皮时，仍只道及俄国人：“阿拉斯喀一作亚腊斯干，北美利加极西北之地。……嘉庆初，俄有美洲公司始经营之。……出口货以海獭、狐狸各皮为大宗”。（注：〔清〕沈林一：《五洲属国纪略》卷三，“美属各地纪略”。）海运毛皮成了怀疑的对象，为防微杜渐，清廷决意在海路进行堵截。恰克图的闭市波及了广州口岸的毛皮贸易。
二、中央的政策
在广州口岸的堵截措施也是以大黄和毛皮为主要的控御对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清廷谕令广东的地方官员严防大黄落入俄罗斯人手中的可能性：
现在恰克图闭关，不准与俄罗斯贸易，而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必需之物。……因思西洋等处与俄罗斯境壤毗连，常通交易，恐奸商等见新疆业经严禁，难以偷越，又思从广东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希图厚利，亦未可定……（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乾隆五十四年正月辛己。）
一个月之后，乾隆就此事再下谕旨，监控的范围由广东一地扩大到沿海的各个省份：“不特广东濒临洋面，即盛京、江南、闽浙、直隶、山东等省，俱有沿海口岸。现在粤省虽已经饬禁，而奸商等或又从各该省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附近番地，希图转售获利，亦未可定……”（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三，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癸丑。）清廷对贸易态势揣测多于实证，故一再说“亦未可定”。为了封堵俄国人，清廷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1785年，恰克图闭市，广州的毛皮贸易并没有中断，反而由于缺少了俄国皮货的竞争，广州的毛皮交易繁荣一时。在1788～1792年间，此间的毛皮价格上升了20%，英美商人颇为此而窃喜。（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三，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戊寅。）贸易的繁荣，在税收上得到了反映，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两广总督福康安上报关税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因思粤海关收纳洋货税课，每征征收盈绌，不在洋船之多寡，惟视货物之粗细。到关细货较多，则征收自裕，但若钟表羽呢等件，究非民间常用之物，销售未能迅速，即商船贩运销多所致，税银亦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税收的增加使乾隆帝起了疑心：“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注：James R.Gibson, 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1992,p.197.）粤海关的税收， 分为正税与盈余两大项，课税之时是既征收船料，也征收货物税，（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十五。又见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册，页二二至二三，“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妥议酌减夷船进口规银折”。）因此，断定税收增加的缘由在于皮张等贵重货物进口量增多，是十分武断的。乾隆帝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就在5年前， 他才免除了对收税不足额的粤海关官员的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壬寅。）
前后相隔5年，对税收盈亏的衡量采用了双重的标准， 大概不能用皇帝的健忘来作解释。乾隆帝此举，有其用心：迫使俄罗斯人在贸易战中败北，为解决政治问题添加筹码。因此，他特别提醒广东的官员，税收的增加可能与俄罗斯人的阴谋有关，然后才提出：
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著传谕福康安等，于粤海关洋船进口时，严密稽查，有无前项情弊，如贩有海龙等物，务须严行查禁，毋任稍有偷越。亦不得因稽查违禁货物，遂将税银短少也。
既要封锁俄国货物进入中国的渠道，又要保证税收的充足，确实给广东的地方官员出了一个难题，他们对该事件的应对，有其耐人寻味之处。
三、广东地方官员对禁令的执行
当接到了朝廷关于禁止大黄出口的饬令后，广东的地方官员草拟了具体的执行办法：其西洋各国，每年每国，不得过五百斤（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庚午。）大黄是西洋客商来华采购的商品之一，其销量毕竟不大，按其出口的税率而言，每年给粤海关带来的收入也是有限的。（注：据1834年时在广州的外商称，出口的大黄，“加工时未切开的块根，每担38至40元；切开的每担65至70元”，见S.W.W.,Articles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2,p.470.若按售价的10%收取规银，所得也有限。）因此，该项措施对粤海关税收的影响不大。
广东地方要员管理外贸还是以行商为中间人，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通报毛皮禁运消息的就是行商。 （注：〔美〕马士（Hosea B. Morse ）著，
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1834）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02页。）地方大吏把此事作为与以往的夷务相类似的情况来处理，这样就淡化了中央对这一事件格外重视的内蕴，也忽视了毛皮贸易与以往外贸的差异——它是清代外贸中第一种大量从海陆两路进入中国的商品，牵涉面之广，自然不是钟表等物所可比拟的。
广州的官员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禁令，载有海獭皮的英国船只“亚尔古英雄号”（Argonaut）被拒绝在广州出售毛皮。（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503页。）直到1792年上半年，虽然恰克图的贸易已恢复，但由于对广州毛皮贸易的禁令尚未解除， 有关的官员还是坚持执行。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九（1792年4月29日）， 澳门同知韦协中在给葡萄牙人的理事官的谕令中宣称：
现据引水人王绍禹禀称：上年八月内，有咪利坚国夷船一只，来至鸡头洋面，随驶往大井地方湾泊。查据该船伙长呜咧治称：由伊国□□ 来港）□贸易，因风不顺，漂压前来，船上并无货物，船主□（亦）经病故，俯俟修好
索等项，即行回国。等情。业
经禀报在案。今该船索修理完好，于本月初五日开行回国，所
有该船水梢、砲械，俱与原报相符，理合禀明等情。到本
分府。
据此，查上年八月二十二日，据该夷目禀报：该船带有海龙皮四百张。等情。（注：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档案汇编》）第1342条，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89页， “澳门同知韦协中为饬查美船是否随带海龙皮回国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九日，1792年4月29日）”。）
地方官员不愿有走私毛皮的事件发生，因此不失对有关船只的监控，对毛皮数目的登记也是帐目分明。
毛皮禁运减少了粤海关的税收，官员们盼望转机的来临。1791 年8月，他们允许将“皇家公主号”（Princess Royal）的3000张海獭皮封存入税馆，等待皇帝的决定。（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504页。）可见广东的官员在处理禁运问题时并非毫无弹性。
恰克图互市重开后，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立即上疏奏称：“内地大黄为西洋各国治病要药，前因不准俄罗斯通市，每年每国购买不许过五百斤。现在已准俄罗斯通市，该处洋商呈请照前买运，其海龙、黑狐皮张，并准进口售买。”（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0一，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已未。）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与其说他关心西洋各国人民的治病用药，不如说他关心恢复毛皮进口所可获得的税收。他署理总督职务，即要负责粤海关税务。毛皮禁运使粤海关的税收减少了，从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到五十六年九月，比上一个税收年份少了银十三万两。其原因据说“系洋船到少，货物较稀所致”（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乙已。）。于是，要求弛禁就是为了确保关税足额，以免失职。当然，为了使得这一要求较为冠冕堂皇，地方官员们在陈请之时将商务问题转化为以某种物产羁縻“夷人”的夷务方式。
四、外商的对策
1791年3月，在广州的外商得到了毛皮禁运的通知。 广州与美洲西北海岸间的海獭皮贸易实际进行了不到6年， 前往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船只由1785年的1艘增加到了当年的12艘，并由英国一家独揽变为英、 美、法等国鼎立的局面。（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The Limestone Press,Kingston,Ontario,1973,p.10～13.）贸易骤然停止，多个国家商人的利益受损。英、法等国的商人与清朝打交道的经验“丰富”，自有其应对的法门，至于美国人，虽说是初出茅庐者，但也晓得向其“前辈”借鉴。这些“夷商”们规避禁令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走私。
毛皮贸易船只走私的方式，以现有的材料揣测之，大体有两种，一是不与清朝官方发生直接的联系，船只来到广东外洋以后，停泊在较靠近陆地的海岛港湾内，通过中间人将货物运入内地。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香山知县许敦元在下给澳门理事官的咨文中称：“近闻大井洋面竟有夷船二只，逗留该处，不行进埔。……即或载有皮张，业经本关部会同贵署督部堂恭折奏明，奉准驰禁。则该二船亦宜押驾进埔，以凭丈征。”（注：《档案汇编》，第1372件，“香山知县许敦元为押令逗留澳外大井洋面外船进埔报验输税事行理事官牌（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虽然广东官方不能肯定这两艘停泊在外洋以逃避关税的船只就是毛皮贸易船只，但这方面的嫌疑最大，说明毛皮贸易船只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好名声。
1793年1月， 海关监督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干预停泊在大横琴岛西面燕子湾（Larks Bay）的走私船只：要么驶入内河丈量， 要么就开出外海。特选委员会对此感到“惊讶”，但还是着手调查，发现该处有一艘名为“翠鸟号”（Halcyon）的英国船及四艘美国小船， 全部来自美洲西北海岸。（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15。1792年来到广州的美国“北皮南运”的船只有“哥伦比亚号”（ Columbia ）、 “汉考克号”（Hancock）、“希望号”（Hope）、“玛格丽特号”和“优雅号”， 见Rhys Richards,“ United States Trade With China ”， The American Neptune,vol.54,Special Supplement(1994),pp.14～15。船只走私的比例之高是惊人的。）毛皮禁运已结束，英美毛皮贸易船只依然不愿进入黄埔港，显然是尝到了走私贸易的甜头。到了18世纪末，在广州口岸，“那些载有鸦片或毛皮的小船，自行碇泊该海湾（指燕子湾），如开入内河，即须缴纳巨额的口岸税”。（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16页。）这种风气正是在毛皮禁运期间蔓延开来的。
另一种的走私方式是与清朝官方有接触，以船舶毁坏，需要修理为借口，请求在澳门靠岸，然后可能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销出皮货。如上节所引澳门同知韦协中的咨文中提及的美国船只，其到达的时间正是毛皮禁运之时。它应是从西北海岸驶来的“优雅号”（Grace ），其船长呜咧治之名正与“优雅号”船长柯立芝（Coolidge）译音相符，“优雅号”的船主是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恰是在航行期间病逝，有关事实大致不谬。（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11.）说它有走私的嫌疑，并非无因。在毛皮贸易高潮期的18世纪90年代，像“优雅号”这样在海岸地区逗留了两个贸易季度的船只，其收获应不止区区的400张。 比“优雅号”晚1年到达广州口岸的“玛格丽特号”（Margaret ）只在西北海岸逗留了一个贸易季度，就有1000～1200张海獭皮的收获，（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17.）即使说“玛格丽特号”是较成功的例子，“优雅号”上的毛皮数目之少仍是值得怀疑的。较合理的解释是该船隐瞒了皮货数目，上报400张是一种障眼法。
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何介入毛皮走私活动，至今没有见到具体的资料，但他们显然纵容走私的船只。乾隆五十七年五月时香山知县注意到的两艘走私船的情况，本应由澳门的理事官向广东官方汇报的，但是，直到七月，许敦元还没有接到答复，（注：《档案汇编》第1373件， 第707页，“香山知县许敦元为饬催押令逗留澳外大井洋面外船进埔输税事行理事官札”（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1792年8月24日）。 ）葡方在此问题上的缄默，是否默认了广东官员的猜测：这是两艘走私毛皮的船只呢？大约这样的猜测未至于毫不接近事实吧。
外国商人们的应对手段尚不止于此。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份，广东的官员颇不同寻常地要求前往澳门度冬的外国商人迅速前往广州。（注：《档案汇编》第1372件，第706页， “粤海关监督盛住为派通事谢鳌赴澳催各大班上省并具保妥实之人承充买办事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二日，1792年8月19日）。 ）澳门同知韦协中在给理事官的谕令中宣称：“兹查各国夷船现在陆续进口。而往澳夷商因何尚未上省，以致贸易乏人经理，税课日逐短征，核计关期转瞬届满，岂容任其延玩，致滋贻误？”（注：《档案汇编》第1374件，第707页， “澳门同时韦协中为催令各国大班等请照上省贸易事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来华外商以赢利为目的，在本国船只已进港时仍滞留澳门，不可视为疏忽。鄙意认为，外商此举，可能是对贸易中分歧的抗议，当中应包括毛皮禁运。在韦协中发出谕令的同一天，香山知县许敦元发出了催令停泊在大井的两艘船只进港贸易的第二次饬令。假如这两次事件并非毫无联系，那么，外商拖延到广州贸易，可能是观望清朝的官员对此类非法的活动态度如何。官员对于侵犯国家贸易利权的活动仅谕令澳门的葡萄牙人去监督，没有更有效的措施，秉承其一贯的处理夷务的作风，在外商看来难免是软弱无力的。
五、余论
是次毛皮禁运事件是由千里之外的中俄两国的政治纠纷所引起的。由于清廷把俄罗斯视为其藩属，因此，在处理两国间的外交纠纷时，往往以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的问题，以为货物禁运就可以置对方于困境。这种做法与唐朝的统治者断绝与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措施如出一辙，亦为清廷所惯用的伎俩。（注：如乾隆年间对缅甸曾采取类似的以禁止商业活动来宣示宗主国的威权的行动。最后也达到了其目的。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己。）时移世易，清朝的决策者们显然没有认真思考与来自“西洋”的国家的“夷商”所进行的贸易和与周边的藩属所进行的互市之间的差异。（注：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欧洲诸国对亚洲的渗透，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渗透，其过程是为欧洲诸国谋求所需的亚洲产品，通过进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而获取了最初的可能。……荷兰和英国在利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这一点，即以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为前提这一点上，两国的做法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时代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见氏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虽然他认为“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变化，并不能给近代亚洲区域打上阶段性的印记”（第32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清廷的夷务管理体制在面对雄心勃勃的欧美商人时，确实不如对付藩属国那样有力。）以朝贡贸易的体制来禁锢欧美商人的活动，是一厢情愿的举动。欧美商人必定伺机突破之，上文所举，不过是其中一二。
在恰克图这次长达6年的闭市期间， 未审是否有俄国皮货通过第三国船只进入广州口岸。彼时俄美公司尚未成立，俄国经营西北海岸皮货的公司与英、美等国船只的接触应是个别地进行。1804年率“希望号”（Nadesha ）来广州的俄国人噜臣吨（伊·弗·克鲁逊什特恩）曾于1798年间在广州居留1年，（注：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可见俄国人对广州口岸的关注。 总之，不能排除恰克图闭市期间，俄国皮货由他国船只载入广州的可能性。
广州毛皮禁运是恰克图闭市的延续。当广州口岸的贸易中断时，却没有恰克图方面援引施用的例子，可见清廷对俄国的重视。当西方国家于18世纪从海陆两路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时，（注：〔英〕赫德逊（C.F.Hudson）著，王遵仲、李申、 张毅译：《欧洲与中国》（ 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第八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廷的政策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仍以抚夷为要务，以某种商品为制约手段，视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这无疑是与实际需要脱节了。
收稿日期：199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