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光辉的抗日战争——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论文,光辉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又不能不陷入回忆和沉思中去了。
像我这样年逾古稀的人，对1937-1945年那八年抗战的历史是镌烙于心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抗战刚爆发时，日寇对南京的狂轰滥炸使我惊心动魄，然后是唱着《松花江上》颠沛流离，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从南京去安徽，在安庆坐船经九江、到达武汉三镇。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在“中国不会亡”的歌声中，见到过抗战高潮中的大武汉，看到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看到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天上有日寇飞机常来空袭，街上有苏联援华航空员穿着皮夹克，衣背上有“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的字样。他们常与中国航空员一同在天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空战。再后，我随家离开武汉到达广州。到广州，依然是遭到日寇的大轰炸。在粤汉铁路上，日机对火车的轮番轰炸，险些使我丧失生命。一次在坪石站的轰炸中，火车被毁，我周围全是炸弹坑和鲜血淋漓的尸体。广州在日机滥炸中，街上每天都能看到游行的抗日军民用粤语高唱着“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的歌曲，民心是激昂沸腾的。以后，我随家到了香港又到达上海，住在租界上。这时的上海，早已成了孤岛。租界之外，就是日寇和汉奸的天下。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与我的同龄好友们被日本侵略者激发起来的爱国心特别强烈。我们自发地用油印机冒险印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传单，将传单携带到繁华的南京路上和“大世界”里抛撒。目睹敌伪特工总部76号在沪西“歹土”上杀人、绑票、开赌场、推销红丸白面，我热血澎湃。我与同学好友去吊唁遭敌伪暗杀的爱国报人，到胶州路慰问八百壮士孤军营，向孤军献花致敬。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次日，日本一支海军陆战队高奏军乐用海军太阳旗开道，在南京路上举行侵入租界的入城式。那时我进的是东吴大学附中，就在那个上午，我在兹淑大楼四楼的教室里凭窗俯瞰南京路，看见日寇就在下边庆祝胜利，这时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泪水湿了我的两颊，真恨不得有一个炸弹能扔到敌人队伍中去与他们同归于尽。而次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仍在南京路上，我又碰巧遇见日本海军押解了一大批在威克岛俘获的美军俘虏在游街展示战绩。出于抗日，我对美俘受到非人的待遇有着深切的同情。终于，1942年我决定独自逃离孤岛，离开沦陷区去大后方。我从上海出发，经过被日寇大屠杀弄得满目疮痍的南京城，经过满耳呻吟之声的芜湖与合肥，偷渡敌人封锁线，闯过“三不管”地区，从合肥步行，经过六安、正阳关、颖上、阜阳、界首到洛阳。那年，中原大地天灾人祸，日寇的兵燹与“水、旱、蝗、汤（恩伯）”为害，沿途赤地千里，哀鸿与白骨遍野，几个馍可以换一个闺女！离开那一带，如同离开人间地狱。我骑马过潼关，暑天遇到大雷雨，浑身湿透，冻得青紫，手脚俱僵，下马后，是同行的一个名叫夏家连的旅伴用高粱酒替我将身子擦热才救了我的命，这我才懂得即使是夏天也能冻死人的道理。那夜，住宿在黄河边一个小镇，断垣残壁，席地而卧，房屋都没有屋顶。半夜，黄河对岸突然飞来大批炮弹，这是风陵渡日军的炮击，我险险被炮弹击毙。这以后，我由西安经宝鸡，过秦岭，越剑阁，抵成都，到重庆，终于到了大后方，但日寇飞机的轰炸始终像幽灵跟着我。再以后，我在四川的一个小城江津上完高中，考进了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但经济上过的是十分艰苦贫穷的生活，政治上是十分压抑沉重的环境。正是由于自小就深刻认识到日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更由于抗日战争烈火的冶炼，雪耻救国、振兴中华之心更坚，而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由于结识了地下党员，受了他们的影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反感；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特务统治，我也反感。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那边。好不容易苦熬到抗战胜利，胜利消息传来时，彻夜狂欢，举起火把含着激动的泪花自发上街游行，与群众一同游行既喜又悲的情景，迄今想来，犹在眼前。但，那时是一种“惨胜”，国统区百业凋蔽，民不聊生，国民党变成了道地的法西斯，接收成了劫收，惩治汉奸不力，国民党一心想打内战。抗日战争胜利了，和平却不存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成了我思索得最多的问题，而我也坚定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我在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潮起伏，感慨无穷。但一晃，这都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二）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积弱，由于国民党丧权辱国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从小就深刻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小学时，老师每每指着一张中国地图告诉我们：“中国的版图像一片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像一条蚕正在噬食我们。东三省被啮，华北也将被啮……”我看到过一张漫画：一个日本人挥鞭骑在亡国后的朝鲜人身上，把他当作坐骑。老师告诉我们：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教育小学生：支那地大物博，应当去占领支那的土地和物产。那时，“国耻日”多极了！尤其到了五月，“五三”、“五四”、“五七”、“五九”……直到“五卅”，学校里都下半旗。1931年“九·一八”，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1932年“一·二八”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曾使我非常兴奋，只可惜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上海抗战是失败的。到了1937年，“七·七”到“八·一三”抗战爆发，我是无比高兴、无比投入的。虽然，八年抗战中，我丧失过亲人，吃过千辛万苦，经历过风霜雷电，但抗战胜利时，想到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近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曾发动过一系列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中国唯一取得胜利的只有这次八年的抗战，其他战争则中国无一不败。抚平自己身受的创伤，我对抗日战争有着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喜悦心。
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忘掉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密切有关的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
初进大学不久，1944年，我写了第一篇以抗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天下樱花一样红》，那是听来的一个故事，写的是鹿地亘领导下的日本反战同盟一个战士的故事，它先发表于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后来又重新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我写的主旨是：中日人民应当一同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写得也许稚嫩，却是我在抗战文学上的启蒙之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就由四川回到下江——上海至南京一带。我当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带着对敌伪的强烈仇恨心，用记者身分采访了南京大屠杀，采访了审判日本战犯酒井隆、矶谷廉介、谷寿夫等，审判汉奸周佛海、丁默村等，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特写报道和文章，谴责敌人的兽行，谴责汉奸的无耻卖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审奸上的姑息包庇。日寇在1937年12月的大屠杀是使我灵魂震惊的。当时，我不仅参加了旁听审判与对浩劫中死里逃生幸存者的采访，看到了许多日寇自己当时拍摄的奸淫烧杀中国人的照片，又去中华门外及其他一些地方察看发掘被日寇集体屠杀或掩埋的大批中国人的尸骨。那些刀砍弹穿的颅骨，那些成堆活埋的尸骨，给我留下永难消失的仇恨与恐怖。那是血色的记忆，永难消逝的血色记忆。
为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屹立于世界东方以后，沉浸在欢乐中与投入革命工作的我，业余总想写点文学作品来反映抗日战争。这场战争对我是既熟悉而又刻骨铭心无法甩弃的。我先考虑过写南京大屠杀，但考虑到在这个题材中，死了的三十万中国同胞是敌人杀戳的对象，我不忍心去写自己的同胞那样被惨杀，我就暂时遏制了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创作欲望。从1951年起，我在上海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时，业余就开始写一部长篇《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又名《月落乌啼霜满天》）。我打算花十多年来完成这部三部曲的长篇，以抗日战争作背景，试图使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有场景的广阔、气魄的宏伟和思想的深邃，能充分表现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与全景，写出历史的走向和必然。
1956年秋冬时节，当时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去唐山收集开滦工运史料，对当地人们都熟悉的一位传奇英雄，一位共产党员、抗日游击队长节振国烈士的抗日事迹发生了强烈兴趣。我在冀东采访了许多节振国的战友和老工人，收集到了许多书面和口头的材料，并从延安抗日时期出版的《中国工人》1940年第10期上，读到了慰冰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一文，知道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听到从冀东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吴德谈到节振国的英勇抗日事迹，了解到冀东敌人扫荡的残酷，曾说：对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游击队长，要好好保护他培养他，不要让他牺牲，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可是实际上，毛泽东说这话时，节振国在冀东一次战斗中已经牺牲。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文艺界人士介绍过节振国的抗日事迹，建议将他的事迹写成文艺作品。
采访中，节振国用游击战抗日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的战略战术奇特而卓越，使我感到敬佩。他的传奇故事流传在民间，日本侵略者害怕他，用高额奖金悬赏捉拿他，日军残暴实行“三光”政策，灭绝人性，他们只要抓到节振国部下的游击队员，就极其残忍地用军刀将头劈下，并剖腹挖心举行“慰灵祭”。节振国牺牲后，百姓悄悄埋藏了他的遗骸，但日寇不相信他已牺牲，怕这是麻痹他们的计策，所以仍到处寻找他的遗体……我在收集到足够写一本书的材料后，终于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用了二十多个夜晚，一气写成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先在《中国工人》杂志连载，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自己感动了的东西，必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小说刊出后反应强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广为说讲（后来也出了书），上海的评弹演员也加以采用。外文出版社1961年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赵各庄业余话剧团改编为话剧，唐山京剧团编为京剧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后来又拍了电影。有人说，《赤胆忠心》从50年代到60年代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并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优秀读物。但我总感到原先这本书仅仅只能算是记录素材，文学性不足。所以二十多年后，“文革”结束，我又奔波于冀东八县及唐山，并到烈士故乡补充生活、收集材料，重写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重写节振国的原因是：我想为文艺画廊里真正增加一个鲜明真实而丰满的英雄游击队长的形象。节振国在“文革”中曾被诬蔑为叛徒，事实上他从未被敌人逮捕过，他是同日寇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重写节振国有助于那时的拨乱反正。当时，古巴格瓦拉的“游击中心”理论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觉得应当正确用节振国的形象，宣传我党我军的军事游击战思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当时，日本却有人在高唱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日本在支那并无越轨行为”、“日本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中日人民应当世代友好，但历史不可篡改和抹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阴魂不散，想对下一代用欺骗的手法掩盖侵略罪行，我们就永远要有真实反映、揭露那段历史的作品来说明真相，激励民心。
我重写振节国，从采访补充生活到重新成书出版，历时六年。此书初版就印五万余册，后来再版十多万册，1982年被评为花山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并两次送往香港参加书展，1989年获全国长篇小说“乌金奖”。1986年，唐山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节振国》，只是他们没改编好，将节振国基本降为一个武打片的主角，不能使人看到节振国这个抗日英雄的精神面貌。
写了节振国，并未满足我的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愿望。我始终认为反侵略、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揭示、宣扬爱国主义，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可写的题材太多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它理应有成百上千部好的小说来写这场战争。我决定为此努力。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写成于1961年，当时一家大出版社已决定采用，并认为这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的花”，但不久受政治形势影响而搁浅。“文革”时，此书稿被诬陷为“大毒草”，稿子毁了不说，还使我吃尽苦头。1961年，我由北京调至山东工作，在一个省属中学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学校附近就是华东烈士陵园。那里埋着一位国际友人希伯。人们只知他与八路军一同抗日作战牺牲，对他别的方面了解得很少，我却很想把他被淹没了的事迹写出来。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始终想以这位德国知名作家兼记者在华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写一本书。他是穿着八路军军装拿起枪，在1941年冬日寇大扫荡中作战时牺牲的。想到一个欧洲人为中国的正义之战献出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但在“文革”时期采访并接触外国人是困难的。写希伯的愿望直到1978年才实现。我从沂蒙山区和北京、上海寻找线索，中央外事部门及对外友协等单位，以及像希伯夫人秋迪、路易·艾黎、耿丽漱等外国朋友，像粟裕、肖华、黎玉、王炳南、沈其震、林日琴、康矛召等同志，都给了很大帮助。我写了长篇《外国八路》，终于使这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山东军区送给希伯的挽联镌刻在墓碑上）的国际友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塑造。我在《外国八路》的后记中曾说：“1978年的雨季，为了收集有关希伯事迹的材料，我在东蒙群山中的大青山一带，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点采访，趟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儿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在沂南县双堠区的梭庄，我凭吊了大青山战斗牺牲的烈士墓地。那是一个刮风的阴天，彤云密布，绿叶沙沙响，鸟儿轻轻啼，我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个又一个塚堆。啊！真是数不清的坟墓哟！里面安息着男男女女的抗日志士，外国人希伯当初就是和他的战友同生共死在一起葬在这里的。到了60年代初，他被移灵到华东烈士陵园去了。当年，敌人疯狂‘扫荡’，烈士们的骸骨，是后来收集埋葬的，除了希伯，因为他是‘外国八路’，人们辩认得出，所以事后立了墓碑，其他烈士，无法辨清谁是谁，墓前都没有标志只能合立一块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刻上了全体牺牲者的英名。面对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无名英雄的坟场，我默默站立肃然起敬，想得很多。我想到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想到烈士们的功勋，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缔造共和国的艰难，想到应当珍惜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更想到生命的意义，光荣的生与伟大的死……”我这都是由衷之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希伯的题材来自生活，我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和我在鲁南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积累，以及有我创作《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和节振国的经验，使我能较好地掌握这个题材。写《外国八路》使我懂得拓宽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可能与必要，也使我体会到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上有共同的语言。《外国八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的第一版在1981年就印了近六万本，它被拍成电视片。如今，已有一批教授、学者在研究希伯。在华东烈士陵园希伯墓前树立了希伯塑像。在希伯牺牲48周年时举行过盛大纪念活动，徐向前、聂荣臻等题词，黄华等出席。《希伯文集》也早已出版。至今，德国和国内研究希伯的学者仍旧同我保持着联系。
（三）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一心想宣扬的主旋律。抗日战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已经不少，但这场使中国军民伤亡近两千两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歼灭日军二百六十多万的战争，可写的还很多。在实践中，我感到，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写抗日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打鬼子”，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及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而且，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部署，使它无法“北进”，使当时的苏联能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也推迟了日寇的“南进”，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发现二战以后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学者”，却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有那么一些右冀分子始终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初，我在上海采访过日俘日侨。当时日本战败，许多日俘集中于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虹口区则有“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上海有十万日侨仍散住于原来的地址。从采访中，我感到有些日俘日侨思想深处对侵略罪责仍缺乏认识，我就感到恐怕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且要用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那些不知情的受欺骗的年青人和下一代才能纠正，没有这种纠正，中日两国今后的友好和平，恐怕是难以符合理想的。这些深刻的感受，当我在八年抗战过去后又经历过三年解放战争，随之以新中国的建立，我开始创作《一去不复返的年代》就有所用心。二战以后，美国出现过不少“仇日”的小说，有的还是畅销书。我认为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仅仅写“仇日”，不过停留在“谴责小说”的水平，而我们需要意蕴深厚、立意高远、站得高看得远的作品。对抗日战争的血色记忆永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中国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继续走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起来之路。因此，我想写的是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写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然后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原来名为《一去不复返的年代》三部曲，毁于“文革”，“文革”后花十余年重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二部《山在虚无缥渺间》，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部以抗日战争和二战为背景的小说，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日战争作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但，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敌后游击战场在我们的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熟悉，是我的“优势”，不必去费力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写我要写的这些地域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我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以及香港的众生相。在那里，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写的这部作品与那既有关联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与年代及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我用欧洲古典流浪汉小说的手法（也不仅用这种手法，什么手法方便就用什么手法）使我书中的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互相交流碰撞，来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比较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战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否应当完全重复应用这个原有的结论呢？这结论当然并不错，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走向法西斯化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是大有可写的。《战争和人》就是这样写的。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个庞然大物当年是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如何产生？共产党当年是怎样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又是怎样大失民心的？今天有无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在描绘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纯粹地展示历史，实际都是在用今天的历史对话。我自然也是通过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并展望未来希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的。我想充分表达自己的以时代精神为底蕴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与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念。我是抱着满腔热情在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应当同现代生活有关。写历史题材如果只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意义就不大了。旧事，我希望有新的思索。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人物，用文学手法来体现。
以前，写抗日战争，有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写法。现在，也不应出现另一种片面错误的倾向，那就是把抗战写得仿佛是国民党独家在干，或主要是国民党干的，抹煞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领导作用。
《战争和人》是根据史实来写的。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以及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共产人领导下的在蒋管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我是明确而充分反映的。如实地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从敌伪手中夺回大片大片土地，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解放区，赢得了民心。作者屁股坐在哪里，这点决不能含糊。事物的本质方面一定要充分体现。这是我在创作时牢牢把握的一环。
长篇小说都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生活经历和道路。我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题材，并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使我与单凭史料及自己的观点去写历史小说不同。我以此将自己区别于人。《战争和人》中，确有我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也有众多我熟悉的人物影子，但小说总是小说，它决非自传体小说。在注意独特性时，我同时讲究艺术个性。
文学是人学。《赤胆忠心》、《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中以人物塑造为主，虽以史为背景，也采用史料，但目的在于刻画典型人物，《战争和人》自然更是这样。凡用真名真姓的人我都见过或者有所了解或熟悉；凡写到的城镇地域，我都一定到过并比较熟悉。抗日战争虽已过去几十年，但在艺术重现上，真实应当是它的生命。这可以使当年经历过的人感奋，使未经历过的年轻人相信其真实，并以此传之后世。
（四）
日前，上海《文汇报》记者谢海阳同志打长途电话采访我时，问起一个问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什么现在我国的中青年作家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多？这问题确可研讨：前苏联一场卫国战争，当时和以后出了许许多多作品。不少好作品是经历过战争的作家写的，也有许多好作品却是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作家写的。比比他们，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又是首先从事抗日、反法西斯战争持续时间最长蒙受牺牲最大的国家，对这场参战人口最多、涉及方面繁复的抗日战争，应该说写得确还太少。拿中青年作家来说，这同他们大都未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战肯定有关，这是他们不太熟悉的生活。但这可能同他们所处的创作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作兴趣也有关。他们离这场战争远了，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有的可能认为抗战题材“过时”了，他们的兴趣也许大量放在当前的现实题材上，或许热衷于去写所谓“热点”的题材。这可能同宣传导向也有关。当一些评奖和影视、地摊文学的错导和一些报刊一味“炒”的是另一些题材的作品时，必然会将不少中青年作家引入另一些题材的天地中去。何况，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能被挑选的领域太多了，从武则天到康熙，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历史题材是个深广的海洋，会吸引无数人去捕捞。当然，也该注意到在实际上，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这几年不但仍是有人在写，并且有的写得很好，有新发展和新的高峰。经过今年庆祝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今后必然还会出现许多好的这类题材的小说。实践证明，这个领域不但不“过时”，而且仍可继续开拓出精彩不朽的佳作，这个领域将供给中青年作家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因为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内，恣意歪曲历史、反对反省侵略历史、掩盖侵略罪行的右翼分子仍然嚣张。与政界顽固分子呼应，有的日本小说家仍在写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小说。正因如此，中国作家不会沉默，中国有志气有正义的爱国作家，将会用真实、优秀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回答，来保卫和平和沟通中日友好。事实上，这些年来，评论家们认为抗战文学是出现了一个新高潮的，这是前几十年抗战文学基础上的发展，也是时代和历史推进下文学达到的新深度和新境界。这当然无须自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抗战文学的领域中，必然陆续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出现，使反侵略反法西斯精神传诸永久。
我期望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富强。我也将继续创作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
1995.4.2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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