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教学纠谬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高级中学课本《历史》（高一年级用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韦昌辉带兵回天京杀杨秀清及其部属两万多人，继而韦昌辉被处死，由石达开辅政，接着，因洪秀全的猜忌，石达开率精兵10万多人出走。后来，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陷入清军包围，全军覆没。在中学太平天国历史教学及课堂研讨会上，学生对于石达开的生平很感兴趣，教师在讲授时也会对石达开离开天京的历史背景及其出走后的史实加以详细描述。但长期以来，教师在讲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个谬误，那就是认为石达开自从“杨韦内讧”后回到天京，其后逃离，再到第二次回京之前，曾经率调湖北洪山的太平军救援被清军围困的宁国（今安徽宣城）。主要依据来自《李秀成自述》中曾经提到：当时石达开曾经“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的一段话。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牟世安的《太平天国》、赫治清的《韦昌辉伏诛时日考》等论著，都以此说为然。郦纯所著多达5卷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下文中有关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以及引文，除了注明以外，均可参见本书），在这方面著述最为详尽，但是也没有论及天京事变前后石达开军事行动在这一段的详细情况及意图。至于有人提出石达开在“杨韦内讧”中全家被杀之后，“把个人的仇恨放在一边”，而“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解救宁国、以卫天京的战事上面了”，[1]当然更是值得商榷的说法。针对这个问题，本人经详实考证和研究，认为只需要把石达开在1856年相关时间中的军事行动情况罗列并分析一下，便可以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1856年4月上旬，为了打破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石达开从江西率领数万太平军进入安徽。5月初，太平军进占宁国，后又攻克芜湖。石达开在这两处都曾经留下部队驻守，然后自领大队主力继续向苏南，进攻清军江南大营。与此同时，清军头目向荣则命令下属邓绍良、秦如虎等各部万余人马，包围宁国，以图夺取。但由于太平军的死守，从6月开始，历经数月，清军始终没能得手。而石达开从皖南进入苏南不久，就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之后，石达开的军事行动以及想法，在他自己后来的《石达开自述》中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在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之后，立即回师向西，推进到了湖北，但因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受阻于武昌的鲁家港，并未到达洪山，已经“闻有内乱之信”。石达开立即从湖北率领太平军退回安徽，并将部队布置在安庆一带，而后“返回金陵”。不料杀了杨秀清之后的韦昌辉，又要谋害石达开，“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石达开此时的想法以及将要采取的行动，实际上非常简单和自然，他的“自述”中也说得十分明白：就是“计议报仇”。[2]这里已经可以从《石达开自述》当中看出，《李秀成自述》所言“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并不确切。因为，不仅石达开所部不在洪山，从湖北退回安徽的原因也并非为了“下救宁国”，而是由于“杨韦内讧”。后来又因为内讧危及并伤害了石达开的身家性命，导致他决定举安庆之兵以“报仇”，同样不存在“下救宁国”的想法。毫无疑问，对这段史实的教学和研究，首先应该根据当事人的《石达开自述》，而不应是局外人的《李秀成自述》，何况石达开在“自述”中也没有避讳率部东进讨伐韦昌辉以报仇的意图，所以叙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都不存在疑问。
在石达开逃离天京之时，面临的形势对安徽太平军是颇为不利的。特别是在长江以北，9—10月之间连续失守无为、三河、庐江、东关、巢县、和州等地，安庆后路重镇桐城也被清军包围。为了稳定安徽战局，李秀成部就是此前奉命由江苏南部驰援三河、无为，但是援军到达之前各地已经失守。为确保安庆无忧，李秀成部转援桐城，然而在10月底、11月初的作战连续失利，面对这种局势，李秀成后来在“自述”中说，“幸我招得张乐行、龚得树这班人马——把守桐城，保固安省。”也就是在这安庆及桐城震动之时，由天京脱离危险来到安庆的石达开，如果真是能够顾全大局，那么按照常理至少他应当率领所属太平军，直接向东推进，这样既可以收复安庆以东广大失守地区，稳定太平军在安徽的战局特别是安庆地区，又同自己东进讨伐韦昌辉的目标相一致。但是，石达开却领着部队向南渡过长江开赴皖南，并且按《李秀成自述》中说到的，连李秀成带来增援桐城的太平军也带走不少。11月16日，石达开所部攻破泾县，20日抵达宁国外围，遭遇围攻宁国数月未能得手的清军邓绍良等部，几次交战，未见胜负。
也就在此时，洪秀全于天京“得知翼王石达开大军东逼”，[3]遂即诛杀韦昌辉，并将首级传送宁国前线，石达开亲自辨认无误之后，他决定分兵一部予陈玉成留在原地支援宁国守军。石达开自己则回天京“提理政务”，时间已经是11月底。12月上旬，桐城告急，石达开下令陈玉成舍弃宁国，赴援桐城。没几天宁国太平军失守，城池落入清军之手。至此，实际上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所谓的石达开“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有几个相关的问题必须加以说明。
首先，石达开为什么没有从安庆直接挥师沿长江北岸东进？而是向南取道宁国。这是由于安庆以东的广大地区已经被清军占领，石达开即便苦战得以通过，从安徽进入江苏之后，与天京隔江相望的浦口、仪征、六合等地，也都在清军掌握之中。可见，如果从安庆直接东进讨伐在天京的韦昌辉，石达开的时间和实力将在长江以北地区消耗巨大，难以尽快达到“报仇”目的，甚至有可能使韦昌辉坐大天京。这样，无论对于石达开的报仇，还是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解决，自然都是不利的。相反，长江以南的多数地方都还在太平军手里，比如安徽的宁国、芜湖以及江苏的句容、溧水等地。虽然也有战事，但是对于石达开而言，只有选择从安庆南渡长江，取道皖南到苏南，对天京的威逼最为有效和快捷。因此，石达开只有弃安庆、桐城等地太平军的危局于不顾，调集主力渡江直指皖南，早日实现进逼天京讨伐韦昌辉的目的。对此，石达开不仅没有必要用“下救宁国”作为借口，反而大肆喧嚷“报仇”的声势，以配合这次威逼天京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石达开采取威逼天京的军事行动，如果说是考虑过大局的话，那就是他所说的“报仇”，不是为他本人，而是为了杨秀清及其部下的被冤杀。所以，这次军事行动对于石达开而言，既没有必要制造借口，也没有任何其他托词，说的就是“报仇”，而且公然宣称为了杨秀清，是希望赢得太平军多数的同情。当时，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就连石达开的对手曾国藩、何桂滋等人在奏折当中，都说是“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4]总之，石达开这时既没有“下救宁国”的意图，也没有用“救援宁国”的借口。
其次，石达开在后来的“自述”中，也没有关于“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的说法。相反只说是：“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将韦昌辉杀了。”不仅没有为这次军逼天京的行动辩解，而且说明了他当时率部东进就是逼杀韦昌辉以报仇的意图。否则洪秀全即便杀了韦昌辉，又何必传首宁国前线，石达开也无须亲自去辨认一个死人脑袋。再说，石达开真心想要救宁国之围，至少可以等到宁国战事稍有转机再走不迟，何至于见到韦昌辉的首级，便无意滞留前线，匆匆回京。因为当时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比较围困宁国的清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下决心完全可以解救宁国，然而石达开并不想纠缠于此地。反观清军，既然已经知道对手的目标在于为杨秀清报仇，也乐得让开大路，坐观太平军自相残杀，没有一个清军将领会认为有必要或者实际用兵去阻止石达开向东，这也是石达开为什么大肆喧嚷这次开赴宁国的军事行动只是“报仇”的意图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尽量避免清军的阻拦。诚然，石达开在离开宁国的同时，也曾留下一部分兵力，让陈玉成带领支援宁国守军，但意图在于这次率领大军东进威逼天京诛杀韦昌辉的目标已经实现，如果能够顺便解决宁国的问题自然再好不过。可是问题在于，没过几天，当桐城再度告急之后，石达开就下令陈玉成所部去支援安庆后路的桐城。由此可见，在石达开的战略意图和统筹当中，为了确保安庆以及北面桐城的无忧，太平军宁可舍弃宁国。至此，实际上已经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11月中旬，石达开自安庆调集主力南渡长江开赴皖南，到达宁国遭遇清军，决非为了解救宁国守城的太平军，而是另有图谋。因为，就其军事才能和通盘计划而论，也决不至于出现如此混乱并先后矛盾且一错再错的部署：先是他自己带兵，舍安庆之重救宁国之轻；而后又命令陈玉成，舍宁国之近救安庆及桐城之远。所以，《李秀成自述》中所说的石达开“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在太平天国军事史研究当中，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论。
又次，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是，陈玉成率部离开宁国以救安庆后路的桐城，究竟是谁的决策？因为在《李秀成自述》中，也曾提到过陈玉成支援桐城是应李秀成的邀请。问题在于陈玉成奉石达开的命令留援宁国，石达开回天京之后又总揽朝政，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想像陈玉成率部离开宁国开赴桐城是出自李秀成的邀请？无论就太平天国的森严等级和纪律，还是陈玉成本人的头脑而论，都不可能仅仅因为李秀成的邀请，他就会置石达开的命令于不顾，擅自开赴桐城。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李秀成在桐城告急之时，除了收拢捻军张乐行、龚得树等部人马之外，也向天京和附近的太平军请求援助。石达开闻讯之后，命令陈玉成率部舍宁国开赴桐城。可以证明这一安排出自石达开命令的是，太平天国迓天侯陈仕章不久也奉命白天京率军增援皖北，并且会同陈玉成所部联合进攻巢县。而且，在石达开执掌朝政前后，军事上的通盘筹划就是要确保安庆以及附近地区的无忧，进而巩固天京上游的屏障。陈玉成率部舍宁国以救桐城，属于石达开整个皖北军事统一部署的一部分。当时清军将帅福济、郑魁士等人也都曾根据所得情报在奏折当中提到：安徽战事“皆石逆之计”。[5]饶有兴味的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倒是陈玉成忠实地执行了石达开保卫安庆、屏障天京的军事战略，坚持长江上游长期的艰苦斗争，直至壮烈牺牲。而李秀成却热衷于经营富庶的苏南地方，作为自己的安乐窝，多次反对或延缓出兵皖北，拒绝配合天京上游的安庆保卫战，陈玉成之死也与此直接有关，最终又导致整个太平天国的迅速败亡。可是李秀成在后来的“自述”中，竟然将此时保卫安庆的功劳全部记在自己的账上，说是他招收了捻军各部和请来了陈玉成等。由此，也可以证明《李秀成自述》中，存在相当的自夸内容和为自己经营苏南行为辩解的成分。
最后，对于《李秀成自述》中所说的石达开“移洪山之军下救宁国”，以及相关的陈玉成领宁国之军以救桐城等问题，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之后，便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不少。能够找到的解释无非是如下几点：（1）李秀成被捕之后，仓促写出的“自述”，难免记忆有误；（2）石达开在天京前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和意图，李秀成并未亲身经历，只能凭耳闻和猜测来记述，自然无法完全准确；（3）李秀成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以利于向对手曾国藩讨价；（4）石达开当时确实曾经在安庆调集军队向长江下游的宁国推进，也同清军有过遭遇，但这恰恰是石达开最不希望而想在这次东进中避免的事情。总之，为了宁国离开安庆并不符合他的军事战略意图和部署，但为报仇他只能如此选择。因此，所谓的石达开移军下救宁国一说，本届乌有。再据此评价石达开，得出他“把个人的仇恨放在一边”，而“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解救宁国、以卫天京的战事上面了”，当然更是荒谬的结论。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评价历史人物以及相关的事件，不能凭想当然。而且，由于石达开和杨秀清、韦昌辉等人一样，都曾经凭借各自手中的权力甚至武力相逼迫，才有洪秀全被“弄怕”的心理，并事事处处防范，何况此时形势对石达开极其有利，又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并肩或牵制。结局只能是虽然“合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但洪秀全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6]时刻提防和图谋石达开，“不授以兵事”，[7]本意在于避免下属拥兵自重的现象再次发生。结果却是“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6]又成为迫使石达开出走的主要因素，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进一步衰败，这些自然都是后话了。
总之，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石达开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威逼或者杀掉洪秀全篡权，已属不易（可以设想，如果将石达开换成杨秀清或韦昌辉，结局肯定不同）；当然，要他永远忍受来自洪秀全的牵制和排斥，甚至束手被杀更无可能和理由。所以，此后他的出走，无论对太平天国的大局和洪秀全的个人权威，还是石达开为天国事业奋斗的志向等等来说，都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最好选择。并且出走之后，他确实始终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奋斗至死不变。可见从他出走开始，直到牺牲，都应该并值得肯定。
毫无疑问，在天京事变前后石达开的军事行动及意图，对于太平天国历史及相关人物的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更有必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探讨和分析。虽然，笔者在长期从事相关的教学活动时，始终坚持认为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当中，就才能和品德两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来看，没有人能超过石达开。但是，对于他在某些时间里和事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甚至错误，例如“杨韦内讧”之后的这次皖南军事行动，也并不认为有掩盖或辩解的必要。相反，在历史教学中，只有按照事实进行讲授，才能如实地评价相关人物和事件，特别是对石达开出走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在军事上应当说是既被动然而又是值得肯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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