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进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077-11
当代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使传统社会的某些存在出现“解构”过程，另一方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又表现了某种“结构”的过程。这种双重社会变迁过程所表现出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方式，可谓聚讼纷纭。其中某些观点往往把社会变迁仅仅归结为社会的“解构”过程，也有的观点单纯强调社会变迁的“结构”过程，并在整体上把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化归咎于城市化和城市的进化。此类认识观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某种误导性。要能够从更高层面认识中国的城市化引发的社会“解构”与“结构”问题，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以科学态度加以分析，这样才能够形成一种全景式的新城市社会学的认识观，这也是创造中国社会现代性和城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前提之一。
一、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制度与文化
“我们凡是住在位居世界第六大都会的上海，就可以自由享受到一切异国情调的生活。我不敢把龙华塔来比巴黎铁塔，也不敢说苏州河是中国的威尼斯水道，但是，马赛港埠式的黄浦滩，纽约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银座式的虹口区，美国唐人街式的北四川路，还有那夏天黄昏时候的淮海路，处处含有南欧的风味。”①这是张若谷从文学角度写的上海——题名是“异国情调”。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交汇的海派文化——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变迁的缩影。在这里既能够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被“解构”现象，也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社会的被“重新结构化”的存在，上海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城市进化与社会变迁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社会问题演化的典型大舞台。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走向了国家富强和“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之路，其显性的表现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既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仅用3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但由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突出”②。当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都与这种差异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联，其内在关系是城乡之间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差异，造成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财富流动、信息流动的不合理性和不对称性，特别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即分配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不平等，引发了更深的社会问题。“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创始人W.A.刘易斯在描述“二元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时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拥有雄伟的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都市”，又有“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③。这种描述与当代中国城乡关系颇为相似，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着空间上的隔离，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空间分配的不公正。城市是一定群体生活方式集约化展示的空间场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动力和中心，如果城市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空间分配模式，往往形成与现代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问题。城市化相关问题不仅越来越深化，而且发生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中国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社会在总体上正在被“解构”，另一方表现为相关社会问题在被“结构化”——固化。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曾指出：“可以把城市——包括它的地域、人口，也包括那些相应的机构和管理部门——看做一种有机体，看做一种心理物理过程(psychophysical mechanism)。”④城市化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变迁，更突出表现为城市社会文化、市民心理文化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比较中西城市进化的核心价值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城市化的发展是在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中完成的，“城市法人”体系创造了逐渐深化的“契约社会关系”，在“解构”的高级化进程中进行新型社会的“结构化”，对传统社会的整合表现为社会进化的“优化解构模式”。进化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系的当代中国城市，虽然有质的变化，但中国城市历史发展中的旧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土壤表现为固化的模式并长期存在，对传统社会整合的主体表现方式是在“结构化为主体”的进化中表现为“非优化的局部解构化”过程。
当代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到多元进化的发展阶段，城市结构与规模的多层次化、城市社会发展的多梯度化、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复杂化和城市空间系统性的地域扩张化，是中国城市化的本土化表现方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结构和地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此相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样态的。既包括以往西方城市进化历史上经历的所有社会问题，也包括西方未曾遇到的社会问题。如在中国不同区域的跨社会类型的社会结构非平衡关系、信息社会突然来临与大量低教育群体共存的社会现实、传统社会延续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冲击与本土化社会主流核心文化价值缺乏等问题，这些都是以往西方城市化历史所未曾经历的。
中国城市进化对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能动大于“解构性”能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具有结构性适应和系统性适应进化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城市的进化存在典型的“系统解构”和“系统结构”的双重不适应问题，这也就是城市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有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⑤。城市具有某种社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一是对环境的适应。“例如，一个社会系统必须获得和分配其所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二是发展目标。“例如，一个社会系统必须确定目标并动员其成员去实现这些目标。”三是整合与协调。“例如，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必须要维持社会凝聚力。”四是潜在因素的维持或者模式维持。“例如，一个社会必须存储、散布观念和符号。这些对于管理社会及其张力都具有根本重要性。”“帕森斯还对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特别是生物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高信息’子系统控制‘高能量’子系统。因此，有机体向人格系统(心理)系统提供能量，人格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能量，社会系统向文化价值系统提供能量(通过人们的活动)。文化系统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信息，社会系统向人格系统提供信息，人格系统向生物有机体提供信息。总而言之，这一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完全相反，是文化主宰着生物、人格、社会，而不是经济主宰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⑥城市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其社会进化的本质是人类本原文化的进化，也可以表述为“城市文化基因”结构性分化的成长性进化。
学术界对帕森斯理论的理解也是多类型化的，我们通过各种理论比较分析可以这样认识：如果要实现未来中国城市进化的优化、要实现城市社会“解构与结构”机制的适应性发展，必须进行某种选择性引导：一是既要适应环境也要对环境负责，创造城市有机化成长的土壤；二是不断创造新的目标，特别是要将城市社会全员的福祉建构作为终极目标，并使之成为城市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三是创造城市社会进化机能的优化选择能力和选择主体，其核心是契约型社会的文化内核和市民社会土壤中产生的文化精英群体；四是建构城市的现代性与“城市伟大文化”延续的集体记忆、文化价值、人的现代化与现代技术。而其土壤是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机制的结构化——民主化的市民社会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发展机制。
帕森斯认为，一般来说，进化“一方面导致各部分逐渐分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的“解构”过程；“另一方面导致新的整合形式的建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的“结构化”过程。社会整体在内在元素和结构的分化中进化，如果在城市进化中，因为缺乏城市群体理性和城市最高哲学价值，从而出现固化的社会结构的话，人有可能成为城市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城市机械化生活的“城市动物”，这种进化或者是发展，在表象上是一种进步，如果放在人类本原进化的长河中来观察，则其本质是一种退化或者是一种“负进化”。帕森斯理论的局限就在于对“进化”的认识缺乏辩证的思考，专门化是一种进化，同时也是退化，这是植物界、动物界适者生存的一种进化机制，社会体系在进化的本质上亦然，任何社会在“被解构”的同时也在“被结构化”。人类社会的进化之所以与动物界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本身能够通过理性化的文化价值再创造形成社会自主选择机制，在积累、创造群体知识和能力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和修正人类本身和社会进化，从而创造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共同价值，并通过总结和创新来推进城市社会进化，这一过程表现了人类在进化中创造的“文化基因”的遗传与整合能力，这就为人类实现全面进化提供了可能。城市进化除了个体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解放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个个体在城市社会空间里形成了“全面的社会依赖关系”，从而使城市成为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和生活方式的价值实现地。
从乔治·索罗斯对社会经济理性批判中我们可以反观人类社会进化的社会机制，他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有意思的是，经济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地缘政治学建立在国家之上；经济学建立在孤立的个人之上，即所谓的经济人(home economicus)。这两个概念都是靠不住的，都不能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因为在这里经济人被假设拥有完备的知识，他们既完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完全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机会是什么，并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理性选择。我们已经明白，这样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知道，经济学如何通过把偏好和机会看作给定而回避了这种困难。但我们却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人是受其自我利益指导的孤立个人。现实中，人是社会动物：‘适者生存’中必然包含合作与竞争。市场原教旨主义、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庸俗的达尔文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除了狭隘的自利动机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动机。”⑦他强调的人是“社会动物”，不是简单地以“适者生存”方式发展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行为和群体行为来创造发展机制的——城市进化必然存在多种多样性的动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通过历史的和国际的双重比较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进化，在解决城乡差别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典型的社会“负面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和城市间形成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生活空间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改变这种差异、矛盾和不平等的生活状态，是中国城市进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入手，而直接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社会进行“解构化”的改造，让亿万农民成为城市人，如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加快“农民的终结”⑧。传统农业社会的解构，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再结构。
中国社会的“解构”与“结构”有三个质性问题。第一，巨大数量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增长是社会“被解构”的集中表现之一。近些年来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外来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如深圳、东莞、苏州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占城市人口的60％-75％以上，南京市近十年来外来人口增加250万以上。这些城市中的多数人，在社会“解构”与“结构”互为前提的变迁中，一次次地“被拔根”，又一次次地“再次扎根”，“扎根与拔根”与“解构与被结构”同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表征。第二，中国土地稀缺的特殊国情。中国之所以能够出现典型的本土化社会问题，是由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2.5倍，适合人居的土地面积只有45％，平原面积比例小，荒漠高山比例大⑨。人均水资源占有只有224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0⑩。“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均耗水量的增加已经到了危及供应能力的程度。”(11)中国大部分城市都缺水，如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青岛等，这已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力(12)。“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在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3)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产生总量10％)”(14)。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的发展仍然属于“超资源政治”和“超经济政治”模式，并在“超资源经济”的条件下发展现代化，如土地资源的超经济利用、水电资源的超经济关系利用、矿藏资源的超经济条件开发等。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近一亿亩。(15)第三，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干预型的城市化。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城市区划调整建构下的高速城市化，包括“乡改镇”、“村改居”、“县改市”等，很多农民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个早晨醒来就从“农民变成了市民”，传统农业社会被快速解构的同时，又被制度型城市化的“激进”发展和“强迫”开发而“快速重新结构化”(16)，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制度性固化并形成某种社会发展障碍：(1)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障碍，(2)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障碍，(3)城乡就业制度障碍，(4)城乡土地流转制度障碍(土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分离)，(5)城乡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建构的制度障碍，(6)城乡之间文化教育不公平的制度障碍，(7)城乡收入差别的制度障碍。这七项制度型障碍形成一种固定、典型的非公平结构化制度体系，这种制度型鸿沟在城市化的现代性建构中，不仅没有被解构，反而被以新的形式固化为某种典型性的结构制度。
总体上，缺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群体良性互动的城市化模式，是导致中国城市化进化滞后和缺乏有机优化发展的原因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制度型城市化中的制度型障碍的另一个特殊结果是，由于社会传统要素的被结构化而固化，很多制度和政策不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区域性分类指导功能，行政与政策本身明显地缺乏有效性，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型投入使城市化被结构为一种“类企业模式”，城市管理者把城市当作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管理。把城市当作追求利润的企业，这与城市终极价值——民众福祉最大化的公共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政绩优先模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新倾向和新问题。
二、城市社会进化的动力：“后现代”与“后都市”
城市化可以表述为“社会解构与结构”双重进化过程，乡村社会被解构后转化为城市社会。城市与乡村是一对范畴，可谓是此消彼长，传统乡村是以个体性、分散化的生活为其总特征的，城市则是以全面的、集约性社会依赖关系为其总特征的(17)。城市化作为“人口的空间重组”的过程(18)，深刻表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性结构扩张与普及，其外在形式是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时使产业向一定空间集聚；内在形式是非农业生产方式的价值创造和城市作为个人价值实现领地的意义，其社会结构化的核心之一是“契约型市民社会”的进化(19)。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择优选择与积累性选择相结合的有机进化过程。当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出现某些要素积累过度时，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就会发生，必然迫使社会出现解决“社会病”的方式——社会的“解构”与“结构”，出现社会结构型分化——结构要素的裂变。如在空间上，城市中心区的部分生产、生活活动向郊区和原农业地带迁移，城市出现结构性的分散化和空间扩张化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人口集中和主城区要素“逆城市化”的双向空间结构化的现象，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均出现农业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城市中心人口向郊区扩散的双重双向流动现象，既表现了传统城市空间的被解构，也表现了城市新空间的再生产，城市空间体系正在被重新结构。这种在传统农业地带上出现城市化的扩散，是多梯度城市化类型交织的“后都市化”(20)，在更广阔的地域——原农业地带、郊区形成完整的生活圈，有独立的就业、生产、流通、生活和消费体系。很明显，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既有典型的传统乡村城市化的类型与形态，又有典型的城市社会来临的城市社会关系体系——“后都市时代”的发展状态。所谓“后都市时代”就是在城市发展动力、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超过原来的城市意义与价值，使城市化后的城市实现回归自然化和有机化的再城市化以及城市现代化进化的过程。西方学者皮洛和萨贝指出，正是“福特方式的危机为新经济的光芒腾出了空间，新经济建立在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解除了僵化的劳动—管理关系并且改造了生产方法和技术，产生了成群的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公司，不再限制于旧的福特方式都市聚集，在‘新工业空间’里带领经济改革和产生新的‘繁荣可能性’”(21)。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再限制于旧的福特方式都市聚集”，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创造生活和财富。在“后工业”与“后都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成为社会解构的主体形式，同时出现了新的“区域核”和新的城市空间“结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的“被解构”，也是传统城市社会的“被结构化”，而后都市化的进化发展，是城市现代化之后再一次被解构的社会模式，或许是至今为止人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类型。
通过深入研究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22)，如城市化的“S曲线”、城市化四阶段模式(23)、城市社会变迁的“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与区隔、集聚与扩散空间的生态演化现象等(24)。除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可能产生的空间结构多样性的差异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5)，在当代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亚洲地区，随着大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展，在大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出现人口高密度区、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区、劳动密集型工业区、服务业和其他非农行业迅速增长区等新型区域，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把这类地区叫做“desakota”(26)。这种状态正在被中国的城市化所证明，中国新兴的开发区、新的城镇正在发展为新的城市，不同层级的中小城镇正在被“重新结构化”，或直接成为新的城市，或者直接成为大城市的构成部分。根据这样发展态势，我们有理由重新归纳当代城市化的主要特征：(1)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2)虽然城市人口比重仍然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标准，但是，市民社会成熟属性则是衡量社会现代性——城市性的主要标准。(3)再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进化的主体形式，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增长是社会现代性的主体。(4)由于资源的匮乏所决定的，城市化在“解构”旧的社会空间的同时，又固化了新的社会结构空间。
城市进化通过集聚价值扩散效应，形成生产与生活的规模化空间，并在自组织的体系下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空间再生产的价值链，从而促进城市向高级化进化并形成有效的高集聚价值，这种进化与集聚的动力来源于城市的特有功能——极化功能：解构与结构化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城市的极化功能源于其财富的集中性、生产要素的集中性、智慧的集中性、人才的集中性、消费方式的集中性、权力的集中性和组织体系的集中性以及文化理想价值实现方式的集中性等。马歇尔(Marshall)提出了城市空间的集聚意义：“(1)知识和信息传递更容易，营造了协同创新的环境；(2)提供了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3)辅助性工业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机械，为集中在一起的众多任务业进行辅助性产品的生产，比起各个工业使用高价机械，自行生产这些辅助性产品来，更为经济和专业。”(27)这些集中性形式构成城市的引力，城市集中度越高，其引力就越大。英国城市经济学家巴顿把集聚效益分为十大类，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工商业者决定他们的企业是否要靠近其他生产者。这十大类可以概括为：(1)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2)大规模的本地市场也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3)规模与人口影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规模。(4)某种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有助于促进辅助工业的建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是关联产业的发展。(5)与同类企业在地理上集中，有助于产业聚合和就业。(6)在产业集中区位空间，更容易使企业家和相关的高级人才再集聚。(7)大城市里金融与商业机构集聚吸引力高。(8)大城市比小城市有更多更广泛的公共设施和舒适的城市生活。(9)工业的高度集中可以降低商务成本和增加信任。(10)聚集经济效益的一种相当有力的象征就是，处于地理上的集中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28)当代新兴工业区的发展和集聚已经证明，企业集聚区往往也是经济创新区。巴顿的分类和说明仅仅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及城市要素集聚价值的，虽然所列比较粗线条，但是已经充分展示了城市作为社会发展中心和社会主要动力的功能。城市化在工业集聚中，不仅仅是把农村人口简单地聚集到城市里来，它会使那些在向城市集中的农村人口的社会属性发生巨大的变化。(29)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30)。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创新载体改变、解构着每一个人过去，又在新的意义上结构着城市市民的生活本质：城市既给人全新的生活的机会，又强迫改变其生活传统。
人类在创造城市的集聚效应的时候，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空间不断减少，有些城市会在一定阶段发生“聚集过度效应”。这里强调的是非平衡的、不合理的“过度集聚”，或许可以说是“畸形集聚”。墨西哥、孟买等城市的底层社会群体的集聚就是典型的案例，产生了明显的“集聚不经济效应”。城市工业企业和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交通就越拥挤，职工上下班时间就越长，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就越贵，贫富差别和不安全等社会问题就愈严重。一旦这种情况形成典型的、大面积过度畸形集聚，就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滞后力，使得聚集的效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合理的集聚或者称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聚，能够使城市的“发展极”效应充分突显出来。如东京、伦敦、巴黎、纽约、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从高度集聚效应来讲，东京最为成功。其集聚模式堪称是“华盛顿+纽约+硅谷+伦敦+巴黎”于一体的世界区域“发展极”城市，日本人将这一状况称为“东京一极集中”：人口是纽约的1.5倍，有80多万家企业和近400家金融机构集中于此，也是世界企业总部的集聚地。(31)这种集聚表现了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嵌入性发展机制，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在工业化后期的城市化动力转型问题(32)，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自然历史过程。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在城市化发展的特定时间段落上展开的，城市作为市民社会的舞台，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化表明了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33)。很显然，墨西哥和孟买出现的过度集聚，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发展阶段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还是工业化，即城市社会的现代性和城市性尚未建以完成(34)。从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功能与价值来看，特别是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来看，中国必须走以大城市为主和大都市圈为地域结构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群的发展正是城市社会被解构并使城市集聚扩散在更广阔的地域展开的形式。完整、合理的城市群体系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且也可使地域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得到提高(35)。以上海、北京和香港—广州为首的三大都市经济圈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2009年合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56794亿元，占全国经济的比重为43.3％。除三大城市群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圈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南京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杭嘉湖都市圈、武汉都市圈、西安-咸阳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等。“都市圈化”的发展模式，将会有力地淡化行政区划色彩，提升经济区域的整合功能，促进新型市民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提升中国城市的区域综合竞争力。
从1898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36)，到20世纪80年代芒福德提出“有机城市秩序理论”(37)，再到当代城市群与城市带为空间形式的后工业社会及后现代化社会的来临，人类城市进化的历程显示着人类的智慧。乔治·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引用有关学者的观点说：“后现代指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通常在一种历史的含义上被视为是紧随在现代时期之后。”“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想类型。当然，所有这些后现代的要素都享有一种共同的视野，即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社会的、文化的或知识性的东西)出现了。这些新的后现代的发展代表着一种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另类选择，或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取代。”(38)中国的城市化仍然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并处在新的进化过程中，与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概念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化中生成并蔓延，如生态城市、循环社会示范区城市、智慧城市、休闲城市等概念的提出等，虽然这只是个开始，但是这些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取代旧有的城市形态与模式。抑或可以说，在中国发达地区，新一轮且更高层次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正在发生(39)。
三、城市化发展的现代性：“解构”与“被结构化”
城市社会变迁本身即是传统社会被解构的过程，任何被解构的社会必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同时，又会被新的社会关系所结构化。1940年代，美国的城市社会正处于急剧解构化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而引发了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富勒和迈尔斯认为：社会问题是为多数人所承认的、偏离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40)。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社会中的一种综合现象，即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41)。乔恩·谢泼德也提出：社会问题是多数人认为的问题(42)。在学者们对社会问题的厘定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共性特征：多数人的感知与认知、对多数人的负面影响、与社会进步方向相反的社会现象，同时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是社会问题。
向现代化高级进化中的城市，必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与亨廷顿提出“现代化创造动乱”的理论如出一辙。那么，哪些问题与城市进化具有“解构”性关系，哪些问题又与城市进化有“结构”性关系?“城市的增长可以理解为一种从解组到改组的社会过程，发展永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这样的过程，只不过当城市增长极为迅速时，我们见到的解组现象更为突出，这可以看做是病态现象。犯罪、自杀、离婚等等行为问题，都是解组现象在个人身上的表现。邻里的消失，以及地方社区中人伦形式的控制作用的消失，就是这一过程中直接致困之一。”(43)这里帕克等人看到的城市社会解构化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城市社会高速发展所表现的现代化，迫使城市成为现代化条件下的高风险社会，城市社会的“解构”与“结构”互为表里——从“解组到改组”，再到高级结构化的社会结构动态化过程。很显然，不同社会属性下的城市“社会解构化”与“社会结构化”变迁的主导关系是不同的，有些城市社会是以“解构化”为主导形成的社会变迁，而有些城市是以“结构化”为主导形成的变迁。两者区别在于一个是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一个仅表现为现代化过程，后者的问题是社会大众不能与主导者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当代中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完全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却与城市缺乏现代性的建构有关，其主要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不充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不合理的社会“解构与结构”，城市社会的整体不能够充分共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成果，这必然会引发深刻的社会问题。
城市进化既然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过程，城市进化目标、方式、模式就必然具有规律性，要能够达到有效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目的，必须从科学和理性高度真正认识城市化和进化的规律，特别是必须真正认识到城市化与城市社会进化发生的结构化关系。城市社会问题存在的合理性是城市化的结构化问题，只有在“解构”与“结构”对立统一的矛盾整合中，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与之相适应的并且是时代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社会问题的存在成为一种中间状态，即能够合理地将社会的解构化过程表现为社会的优化发展过程，从而使社会问题成为少数人的、暂时的，并能够通过社会主体的创新机制加以解决的问题。其核心的问题是城市化与城市进化的核心价值是否是遵循以民众的福祉为最高利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整体与核心价值是以人民的价值为主，其社会问题本身的解决手段就已经存在其中了。我们所看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问题发展到社会激烈变迁的程度，其本质原因就是没有把民众的价值作为社会结构变迁与进化的最高价值。城市进化的过程是一个多样态、混合型社会要素的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既存在内部矛盾，又存在外部矛盾，同时还存在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矛盾，而且“城市是一个多支点的非平衡系统”，这使得任何社会变迁过程都有可能形成新要素和“非平衡的新支点”，从而引发新的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44)。
城市社会变迁本身是一个适应性系统的开放过程。城市作为有机体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时，需要吐故纳新，需要新的能量和动力，必然出现多样化的内外扩张性需求来满足有机变迁的内在要求，这个过程使社会有机体表现为一种“吸纳外在因素-调整内在因素-扬弃旧有因素-创造新因素”的过程，形成“解构-结构-再解构-再结构”的不断再高级化过程。但是，由于城市有机体具有的某种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城市社会变迁如果缺乏科学的合理驾驭，就很容易在变迁中形成“社会结构空洞”，容易被有害“菌体侵袭”(45)。城市中新的因素既容易“被结构化”——也许是不成熟的“结构化”，也容易被“解构”——也许是错误的“解构”，但是，在变迁的调整中，这种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模式，在结构变迁中必然会创造新的城市要素，无论是不成熟的建构，还是不十分正确的“解构”，都容易衍生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可能演化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使社会问题升级化。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进步的一面，正如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会也“感冒”一样，这种状况有时候恰恰是使有机体走向更健壮的必经过程(46)。社会病理学、耗散结构理论、健康社会学、生物社会论、社会解组论、文化失调论、社会结构紧张论、社会控制论等，都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解释城市化在“解构与结构”中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47)。当代中国，农民转化为市民是一个在“解构”中“被结构化”的过程，在这“被结构化”的过程中，农民的传统生活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在新地域形成，虽然很多问题如身份、教育等不公平的现象在制度性的障碍中被重新结构、固化甚至深化了，但是，农民成为市民这一历史趋势代表着社会的进化与进步。
城市化是社会结构性的系统进化，是整体的进化，因为不可能保证任何社会进化都具有整体性和均质性，即不能指望一下子解决农民进城的需要和所有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同时也不要指望农民一夜之间就能转化为市民。尽管这种转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总比那种不转化——农民仍然过着简单、贫穷和没有价值取向的生活要进步得多，这种转化是必然的，是历史的需要，这种转化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解构与结构化的双重进化。如果要保证农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的合理性，则需要建构一种保障制度，需要减少不公平的程度和缩小分配差异。在城市化的进化中，必然会出现一种“解构”的力量，这种“解构”的力量来自于城市“金钱和权力的文化场域”，来自于城市生存的压力体系之中。城市化的“解构性进化”和“解构性的社会问题”处于同一范畴，正如城市社会的全面依赖关系造成了人们生活关系的货币化的倾向一样，社会进化必然需要付出某种代价。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是通过货币来联系的，在城市里，没有货币就等于不能生存，这种压力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传统社会关系和网络被“解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多建立在金钱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关系被解构，传统的伦理在城市进化中成为社会发展的代价；传统的诚信关系被打破，被法律上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林林总总的社会虚假和陌生人社会成为城市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每一个人被碎片化在这个城市之中。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城市就是在这“结构化”与“被解构化”的矛盾和互动中进化的，当然我们也需要自问，当代的城市社会进化是我们人类应该的必然选择吗?甚至我们也要真正地反思自问：这是一种进步或者是进化吗?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让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更多地探讨城市社会的解构与被结构问题。
另外，在中国城市化的结构与“被解构”还有很多新问题，如地方“诸侯经济”功能强化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治博弈问题(48)、后现代都市病问题等。还有农村“被解构”后的农业发展问题，如果在城市进化中，出现农业退化的现象，最终会影响城市的进化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城市化对于人和社会进化方式的历史性推动作用，只有让农民走进城市，在城市里建构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实现合理的良性整体进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现代性建构成果已经证明，城市社会来临后的后都市社会使得传统的农村终结，代之而来的是“都市农业”、“都市人农业”，这是传统社会解体后的一种新结构体。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必须创立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之能处理现代人类所掌握的巨大能量：这种创立绝不亚于原先把发展过大的村庄及其堡垒改变为起核心作用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那样大胆，不创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城市不可能行使积极功能。”(49)进入城市社会的系统结构之中的，就好像处在一个永恒动态的“解构”与“结构”之中，当个体被社会结构化为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城市人”时，城市的现代性就会表现为社会整体形成一个创新土壤，城市“就是各种族、各文化相互混合、作用的熔炉”。“就是在这种生动的、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中，新的种族、新的社会形态又产生出来。”(50)
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处于一种典型的社会“解构与结构化”转型期，才使中国的社会问题更加显性化；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才使在城市社会结构的高速转型中出现社会要素发展的不同步现象，结构性的、不同步的、不合理的分化必然导致差异化和社会矛盾的发生(51)。如收入高低的分化、职业隔离的分化、阶层的分化、组织异化结构的分化、空间不公平的分异与分化、文化价值取向非主流化的分化等，应该说在典型的城市化转型期，几乎所有的社会要素都在被解构而分化，在分化中被重新结构，包括对传统体制、传统组织结构和传统观念的解构与结构。在社会的“解构”与“被结构”中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当底层社会的群体生活阶层关系被凝固——被结构化而固化，底层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上升渠道不充分或者是底层社会的个人和群体对改变底层自身地位的希望渺茫时，底层社会群体的第一愿望就是打破现有秩序，使社会出现被解构分化的新格局，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上升打开通道，这样，底层社会改变自我现状的变革才有机会，这是以往社会问题尖锐化导致现代化成果丧失的一种社会结构性结果，这也充分证明了研究社会“解构”与“结构”理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就应该创造合理、优化的社会“解构与结构”过程，把属于民众的现代性需要的要素加以结构化，而不是把“负进化”的要素结构化，进而导致在新的层面形成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方式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社会问题和冲突性社会结构变迁。尽可能减少底层社会群体的人口数量，缩小底层社会群体和中产阶级以上群体的差异，同时建立多种多样的流动渠道和方式，创造底层社会群体合理的、向上流动的方式，这是降低社会问题发生的重要前提，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良性社会土壤的建构模式，这也是研究城市社会“解构与结构”的根本目的之一。
注释：
①“久野文化”编著：《呼吸上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②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国情研究第三号报告：城市与乡村》，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③[美]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④[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⑤张鸿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性危机”论》，《城市问题》2009年第3期。
⑥[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⑦[英]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王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0页。
⑧[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⑨牛凤瑞、潘家华等主编：《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⑩黄序主编：《2007年：中国首都城乡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1)[英]迈克·詹克斯等：《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周玉鹏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12)试以北京为例。北京现状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
(13)崔民先主编：《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4)[英]保罗·贝尔琴等：《全球视角中的城市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
(15)参见崔民先主编《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页。
(16)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26页。
(17)[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刘世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H.TisdaleEldridge.“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 J.Spengler(ed.).Demographic Analysi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2.p.338.
(19)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7页。
(20)张鸿雁、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21)Edward W.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22)关于城市化的演变规律的研究成果，参见沈建国《世界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1期；杨智《世界城市化四大基本规律》，《江汉论坛》2001年第7期；林广、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4页。
(23)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2页。
(24)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25)丁健：《现代城市经济》，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26)转引自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2页。
(27)[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1-286页。
(28)[英]K.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23页。
(29)张鸿雁：《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新视角》，《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30)“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参见[美]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31)东京都政府网站(http：//www.metro.tokyo.jp/INET/OSHIRASE/2009/01/20jls400.htm)；《10年后的东京》东京都政府网站，http：//www.chijihon.metro.tokyo.jp/10years_after/index.htm#index01。
(32)[美]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赛尔昆：《发展的形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
(33)张鸿雁：《论城市现代化的动力与标志》，《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3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5)钟荣魅：《城市化——人类生活大趋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4页。
(36)[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页。
(3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571页。
(38)[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39)1985年日本学者岸根卓朗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三维城乡立体规划体系，基本思路是“创造自然与人类信息交换场”等理念。虽然这种规划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现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已经开始了生态型的、立体的城市规划，城市将通过超大人造空间的生态环境建构，创造全新的立体生态循环型城市空间系统，这或许是解决未来人口与城市矛盾关系的城市进化优化新途。参见[日]岸根卓朗《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40)青连斌：《社会问题的界定和成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3期。
(41)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42)[美]乔恩·谢泼德、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乔寿宁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43)[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44)张鸿雁：《侵入与接替》，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45)庞树奇、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46)[美]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47)葛忠明、迟兴臣：《社会问题：过程及其实践的空间》，《文史哲》2003年第5期。
(48)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
(49)[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50)[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51)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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