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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 2001）04—0020—06
一“形散神不散”说：对“散”字的误解
1961年1月，《人民日报》的副刊开辟专栏《笔谈散文》， 很多名家如老舍、李健吾、柯灵、师陀、秦牧等先后撰文畅论散文的各方面。后来选辑文章成书，名为《笔谈散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注：成书在文革前，1980年重编出版。）齐放的百花中，2月27 师陀的《散文忌“散”》及5月 12日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的花粉四处飞扬，影响可能最大，萧氏那篇尤然。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者如范培松、喻大翔，都指出萧氏一文的广泛影响力。（注：见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喻大翔《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以“散”为名。师陀在《散文忌“散”》中说：
散文并不是要写得散，而是和其他文体一样，要写得集中紧凑。你可以写景、叙事、抒情、发议论，也可以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发议论，尽你的能力，把风景、人物、议论组成在一个题目下面，但是要分层次，要有步骤，……。[1]
萧云儒认为散文忌散之说很精辟，同时又指出：“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2]他接着释其神、形二义：
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连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
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论，随白云飘扬，散播颇广。王尔龄这样说：
如果说杂文的特点就在乎一杂字：文章体裁不拘一格，文章内容往往融古今中外天地南北於一炉；那么，散文的特点正在于散。……这散，不是散漫的散，既要用墨如泼，又要惜墨如金，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有人说，散文忌散。从文章组织上看，这自然是对的。但若从文章的取材来看，散正是散文的特质。要不是如此，似乎反觉无足观了；要是像科学论文那么来写，恐怕也不够有味吧。[3]（P35—37）
另一个声音回响着：
活泼和缜密相统一，似散不散，既散又不散，或者借用传统的说法，构思精巧，形散神不散。这就是散文结构在形式上的特点。[4 ]（P137）
文学作品的“形”指形式、体裁、组织、语言，指作品各个部份的安排。王尔龄说“形散”，又说组织上“忌散”。难道组织不属于形式吗？另一位论者说散文“似散不散，既散又不散”，则听来只觉玄之又玄，像“道可道，非常道”那类论述一样，难以解惑。“借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形散神不散。”这句话则表示，萧云儒的理论，已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的一个传统了。兹事体大，对矛盾、玄虚的“形散神不散”说，我们非正本清源、慎重对待不可。
“形散神不散”说乃源自对散文的“散”字的误解。“散”并不是散漫、松散、凌乱、失序。“散”指的是句法，而且仅是句法而已。“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句法整齐，或四或六（“而”为虚字），是骈体文的句式。“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句法长短参差，从二字句到五字句都有，是散体文的句式。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散文和古文意义相通（但并不全等）；散文或古文，其义与骈文相对。清代学者论文章之学，往往骈体散体并举。
刘开（1784—1824）说：“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涂而合辙。”[5]（P174）
曾国藩（1811—1872）说：“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5 ]（P175）
章炳麟（1869—1836）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6]（P422）
散文一词，常在清代学者笔下出现。王芬（1828—1899）说：“文章之体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 5 ]（P327 ）李慈铭（1830—1894）说：“唐代韩柳崛起，竟成大家，河东集中，尚多偶体，限于工力，远逊散文。”[5]（P340）30年代郁达夫（1896—1945 ）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撰写导言时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 7]（P397）他推测散文一词是西风东渐的产品，或者是翻译。郁达夫之说值得商榷。
朱世英为散文一词追溯渊源，说“直接称‘散文’的是金人王若虚。”[8]（P5）王若虚（1174—1243 ）在《滹南遗老集·文辨》说：“欧公[欧阳修]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又说：“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8]（P5）根据傅德岷的侦探， 则明代的徐师曾（1517—1580）用过“散文”一词。陈柱《中国散文史》一书指出，最早用散文一词的是南宋的罗大经（1226进士）和王应麟（1223—1296）。而罗、王二人，用时都是骈、散对举。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刘锜赠官制》写道：
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在另一处，罗大经引用一则对黄庭坚（1045—1105）诗文的评语如下：“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9]（P1）
二 散文（prose，essay）：可以随便、松散
萧云儒、王尔龄等人昧于“散”字的本义，对它望文生义，而有“形散神不散”的矛盾、玄虚的说法。不过，萧、王之前不少学者、作家对散文的解说，可能也是“形散神不散”说的源头。李广田（ 1906—1968）是其一。40年代李氏写了两篇《谈散文》的文章比较几种文类的特色，说“诗必须圆，小说必须严，而散文则比较散”。比较之余，他再来一个比喻：写散文，“就像一个人随意散步一样”。[7]（ P179— 180）李广田的说法，望文生义之外，还引申其义：写散文如散步。散步是漫无目的、随意而为的。李氏出身于外文系，可能不知道骈散相对的道理；他是知名的散文家，三、四十年代出版过《书廊集》、《回乡》等集子，在文坛颇有影响。然而，不幸的是对散文错误的诠释，引起的只能是不美丽的回声。
认为散文可以随意、随便的，还有其人。梁遇春（1904—1932）说：“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散文与诗呢？诗可以洒脱地写，而散文比诗“更是洒脱，更胡闹些罢”！这可说是李广田诗圆文散论的先声。梁氏还认为作家写作，有时不用卖力气；“随随便便懒惰汉的文章”，淡妆粗衣，反而动人[7]（P49）比梁遇春更早提出“随便说”的有胡梦华。他说：絮语散文“是由个人的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是不规则，非正式的”。[7]（P37）再向前推，则随便说的先驱，是鼎鼎大名、影响无远弗届的鲁迅（1881—1936 ）。这位20世纪杂文大家、《随感录》作者， 认为散文重要的是流露作者的情感，在写作手法上，“是大可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10]（P24）
随意、随便之说，加上随笔之体，随感、随想之篇，散文作为一种随随便便、散散漫漫的文体，似乎就“文从字顺”了，“形散”之说大有根据了。
郁达夫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散文之称，这不对。他认为散文一词可能是翻译得来的，这并非不可能。如果是翻译，而译的是prose这个名词，则始译者是谁？这个问题值得治散文史的人探究。无论如何，在五四时期，散文一词已建立，且广为人所用。刘半农（1891—1934）在1917年撰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1896—1950）在1919年撰的《怎样做白话文》、胡适（1891—1962）在1922年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用了散文一词，而其意义和我们现在用的并无不同。王统照（1897—1957）在1924年撰的《散文的分类》，则更是对散文的一个研究了。[11]（P550）上述诸人论述散文时，都把它与小说、诗、戏剧并列，作为文学的四大体裁之一。文学分为四大体裁，这是西方的惯例。上述诸人论述散文时，是否意识中有西方的文体论呢？这是大有可能的。而西方文体论中的散文（prose）一体，其特色为何？与随意、 随便有没有关系？
在西方文学中，prose指有韵之文，verse指有韵之诗。Prose 包括诗之外的小说、戏剧和散文，这是其广义；其狭义则不包括小说、戏剧。Prose之中，有essay，其先导是法国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和英国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他们是16 世纪的作家。Eassy本是“尝试”之意，或译为试笔；作者或议论或抒情，内容和形式都很自由，在体裁上不像诗歌那样有节奏、押韵等种种限制。至19世纪，杂志报纸愈来愈发达，试笔、随笔的作家愈来愈多，familiar essay（或称为infomal essay、personal essay）流行起来，重个人性格、自由书写，无所不谈、侃侃而谈、亲切而谈，写的都是“一家之言”，且往往是微言，是絮语。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那类的familiar essay就被译为絮语散文。18世纪英国的约翰生博士（Dr.Samuel Johnson，1709—1784）已指出，essay是“心智松散的漫游”（a loose sally of mind）。 散文予人的印象确实如此。一和诗歌对比，散文的自由以至“松散”，判然可见。写一首十四行诗（sonnet）时，行数、字数、音尺、韵脚都有规矩格律；莎式十四行诗和意式十四行诗，各有章法。是十四行就是十四行，更不能增减一行半行。反观散文就不同了，完全没有上述的限制，看来怎能不“松散”？
前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佩耶（Henri M.Peyre,d.1988 ），
在论述prose时，特别提到英国作家查斯德顿（G.K.Chesterton,1874—1936 ）的多卷冥想集，这些都是散漫（rambling）的随笔、漫笔。查氏指出，在章法方面，包括essay在内的prose，往往有一种散漫随意（ramblingcasualness），有一种自然而然naturalness）。（注：Peyre为1985年版Encyclopedia Britanica所撰 Nonfiction Prose条目，此乃“Literature， the Art of”的一部分，见有关册数之页P186。）既是学者又是作家的鲁佩特（Phillip Lopate，1943—），在其《散文的艺术：古今文选》（The Art of the Personal Essay:An Anthology from theClassical Era to the Present）的导言中， 综论数百年西方散文传统时说，informal essay的特色之一，是往往结构散漫（ramblingstructure）。
西风东渐，散文之风吹到东洋。厨川白村（1880— 1923）在《说essay》中说：
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散文），并不是议论呀论说的麻烦类的东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俗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鲁迅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对他的理论性作品有相当的认识。前面引述五四以来鲁迅等诸家的散文随意论，散文之散漫随便，其理论的流传可能是西方至中土，也可能是西方至东洋至中土，也可能二者都有。
三 中西文论对结构的重视
散文可以写得自然、随意甚至散漫。然而散文忌散，师陀如此说，萧云儒也同意。李广田在强调散文如散步之际，却也认为散文不应散漫，他说：
说散文是“散”的，然而既已成为“文”，而且假如是一篇很好的散文，它也绝不应当是“散漫”或“散乱”，而同样的，也应该像一建筑[即像小说]，也应当像一颗明珠[像诗]。[7]（P175）
散文大家梁实秋（1901—1987），在20年代随意说流行的时候，早就主张“割爱”为散文艺术的最基本原则。在《论散文》中梁氏说：
散文的毛病最常犯的无过于下面几种：（一）太多枝节，（二）太繁冗，（三）太生硬，（四）太粗陋。枝节多了，文章的线索便不清楚……。太繁冗，则读者易于生厌，……。散文的艺术中之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7]（P59）
他还指出，即使是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必须把作者心中的情思“直接了当的表现出来”。
梁实秋之说，可谓刘勰（465—522）“剪截浮词”的回响。《文心雕龙》论述文学这门艺术，认为作品的结构十分重要。《文心雕龙·镕裁》说：“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又说，写文章要“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如果“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刘勰说的“委心逐辞”，就是作文如随意散步一样，这是要避忌的。《文心雕龙·附会》则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就是附会，就是结构；写文章就像“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结构好，就是“首尾周密，表里一体”。[12]刘勰重视作品的布局谋篇，在《文心雕龙·章句》再申其旨：“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附萼相衔，首尾一体。”这样对结构论述再三，强调其重要性，刘勰可说是个“结构主义者”了。李渔（1611—1680）论戏曲，对结构也非常重视，他说：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13]（P21）（注：中国历代文论中， 重视结构的意见甚多。《论中国古代散文语言简炼的传统》，即举了陆机、刘勰等多人反对冗长散漫的理论。（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三期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指出，南宋文论家很重视古文的构思。例如吕祖谦对欧阳修、苏洵作品的布局、呼应等大为称道。（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六期李孝华：《散文作家的精品意识》，认为此意识包括篇章构制的“精巧”。（《浙江大学学报》））
钱钟书（1910—1998）论中西文化，常常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处。[14]（P1）诚然，中外一理的地方多矣。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一有机统一体（organic unity），这个说法源远流长。 我们几乎可以说，西方自从有文学批评以来，就有这个概念。奥仙尼（Gian N.G.Orsini）告诉我们，在古希腊，柏拉图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也是它的主要形成者”。在柏拉图（Plato，427？—347？b.c.）的《费铎罗》（Phaedrus）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每篇论说都必须这样组织，使它看起来具有生命，就是说，它有头有脚，有身体有肢体，各部分要互相配合，全体要和谐匀称。
在《诗学》（Poetics）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指出，情节是悲剧最重要的元素。像柏拉图那样， 他打了个比喻：有生命的物体，其各部分的组成，必须有秩序，这样才美丽。由部分组成全体的各种物体,也必须如此。相传为郎介纳斯(Longinus,213-273)所撰的《论雄伟》（On the Sublime）中，作者赞扬莎孚(Sappho）的一首诗,说这位女诗人的技巧,表现于她选择了最适当的细节,然后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后世的谈诗论文之士,对有机统一体的肯定,例证太多,不胜枚举。也许只多引柯立基(S.Coleridge)的一句话就够了。柯氏被新批评家评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锋之一，他说过：“美的意识存在于一种直觉，我们一时间感觉到部分全体间和谐妥贴,那就是美了。”[15]（P47）
四 散文佳作都是讲究结构
好的散文，就像好的诗、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样，当然是集中紧凑、首尾呼应、字字珠玑的，不能松散、散漫、杂乱。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沟通，而且使读者欣赏其精思与妙技，面无愧于艺术品之名。
中国先秦散文中，语録式文字如《论语》不必讲究结构。短章式作品如《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是极精简炼的短篇小说，结构完美。《荀子》启议论式文章先河，其《劝学》等诸篇，构思严谨，章法绵密，谁说是随意散步式的散文？（注：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即指出《荀子》的文章已“具有严谨的结构”。）
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韩愈（768—824）如潮，苏轼（1037—1101）如海，他们的文章都极具气势。韩潮苏海，澎湃汹涌，驰骋奔腾，是的，然而韩苏二公的散文，谁说不讲章法，不讲结构？《进学解》与《前赤壁赋》都是《文心雕龙》中《镕裁》、《附会》、《章句》诸篇理论的最佳实践。何沛雄在解说《进学解》时，引了林云铭（1658年进士）对它的评论：“首段以进学发端，中段句句是驳，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后应，最为绵密。”[16]（P250）《前赤壁赋》写景叙事抒情说理兼之，而以水之流逝、月之盈虚为主要意象，以诗和酒为辅，节奏起伏，悲喜交替，其结构之纵横开阖、前呼后应、首尾一体，实为观止。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其近作论文中，也说《前赤壁赋》是“一件非小心结撰的艺术品”（a very carefully constructed art work）。八家之外的范仲淹（989—1052）， 其《岳阳楼记》也是结构完美的一个范例，古今论者，莫不赞叹其起承转合的谋篇之美。
降至明清二代，晚明小品，桐城文章，都是文学史必论的部份。张岱（1597—1679）《陶庵梦忆》的《柳敬亭说书》一开始写说书人麻面、黑脸，满面疤痕，但他说书有种种奇技，结尾来一句“貌奇丑”，回应文首，于是一个奇丑而有奇技的说书画人像就严谨地完成了。方苞（1668—1749）的《左忠毅公逸事》写的也是人物，缕述左光斗的刚正品格和感人事迹。方苞倡言“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这篇文章法度严谨，自不待言。
到了20世纪，“随随便便”的散文出现了。然而，鲁迅的《随感录》完全不计较布局谋篇吗？冰心（1900—1999）的《寄小读者》，都是意到笔到的絮语，毫无章法吗？朱自清（1898—1948）的《背影》《匆匆》等都是匆匆急就的散漫、芜杂文字吗？起承转合、章法结构这些概念，是读书人、写作人集体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文章是不可能怎样松散随便的。1961年《人民日报》发表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同年杨朔（1913—1968）写成《茶花赋》。它的顶真写法，使文章法度绵密，井然有如串珠。[17]（P155—160）海峡的彼岸，余光中（ 1928—）用理论和实践展示他的“现代散文”。他的《逍遥游》够逍遥了，够意识流了，然而，游有游纵，流有流程，其事其情，仍有脉络可寻。余光中并没有颠覆先秦至晚清的结构理论。他的《沙田山居》也好，《催魂铃》也好，还有很多很多，都有完好的结构。[18]
在所谓“后现代”社会，印刷品旋生旋灭，杂志领一月的风骚，报纸则一日。香港的专栏杂文日产数百篇，但岑逸飞（1945—）、陶杰（1958—）等等，都证明他们的文章并不杂乱松散。黄国彬（1946—）最新的小品《姓李》，从华裔风云人物李小龙、李嘉诚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并及姓黄的子孙，不是主次分明、纵横有序吗？[19]姓李的散文家李元洛（1937—），其近作散文体《书院清池》诸篇常见的章法之一，是首尾呼应。《母亲，我没有那样长的手臂》、《花开时节又逢君》、《老树春深更著花》等，莫不如此。《信笔说“信”》的写法假如是信口随笔那种，则作者信口成章、布局井然的功力，使人佩服。[20]
这里信笔举例论结构，乏系统，不全面，显而易见。修辞学的书，论布局结构时，必举古今散文为例；中国古今散文评点、评注或鉴赏一类的书，赏析时，也必照顾个别篇章的组织；这些都可以参考。朱世英等著的《中国散文学通论》第十章题为《可以言传的散文技法》首三节，论立意、剪裁、布局，与结构最有关系，也不应放过。[8]（ P786—852）前面说西方的散文，写来较诗歌“自然”甚至“松散”， 不过，即使是随笔絮语的散文，如兰姆那些，也不能没有脉络，没有结构。前述《散文的艺术》一书选录了兰姆的《除夕》、《论耳朵》、《梦中孩子：幻想录》、《退休者》四篇，读者读之“听”之，语调亲切之际，并不觉得它们散漫，因为各篇都有其立意谋篇，笔者相信其内容种种，是作者剪裁过的。“我这个人似乎与写字台结合成一体了，连我的灵魂也变成了木头。”[21]（P158）兰姆写小职员单调的生涯，这是《退休者》的一个警句。这篇絮语散文有句也有篇，就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于《劝学篇》一样，荀子这篇议论散文有句也有篇。有篇，因为有好的结构。有句是一美，有篇是另一美。有句有篇才臻双美。文章文章，章就是章法，主要是结构。潘铭燊（1945—）论文章的警句和结构时，说警句好比珍珠，“有句”之句，“好比散落的珍珠，但有谁能够否认珍珠项链远比散落的珍珠更有审美价值呢？”[ 22]（P40）潘氏身兼创作者和鉴赏者，散珠和串珠之说，一语道破了结构的价值。
五 结语
文学作品不能不讲结构。散文可以比诗歌自由灵活随意，但其“散”乃与“骈”相对，而与松散无关。前者不用多说，后者也为很多人所共知。不过，萧云儒“形散神不散”之论发表以来，被误导者至今仍众。近年出版的《文学原理》一书论散文时说：“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形式自由灵活，可以用一个‘散’来概括。”[23]（P208）“形散”的阴影，挥之不去。也是近年出版的《文学原理教程》论散文时说，散文“结构自由的原则就是形散而神不散”；又说“散文的形散，决非是断线的风筝，它还要‘神’不散”。[24]（P81 ）这简直在复述萧云儒的理论了。希望经过本文上述的辨释说明，矛盾、玄虚、昧于传统的“形散神不散”说，从此烟“消”“云”散；而对散文的本义真相，我们有清楚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1—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