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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哈代发表小说《还乡》，这是哈代暌违文坛两年之后的小说，同时也是他重回《远离尘嚣》的乡村田园小说路线的作品，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过小说并没有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认同，当时的主流评论，包括《泰晤士报》、《殿堂》、《学院》、《周六评论》和《观察家》都对小说提出了各种批评。①尽管《还乡》的结尾和《远离尘嚣》一样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但浸润全书的悲剧气氛与《远离尘嚣》中的轻松欢快相去甚远，评论家对此并不欣赏。评论界对《还乡》的批评让哈代颇为失望，毕竟这是他酝酿一年的精心之作，也是在《贝妲的婚姻》失败之后，重回“威塞克斯”的创作。一直对评论界反应十分敏感的哈代，此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其后的五年时间是哈代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阶段，他接连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司号长》(1880年)、《冷漠的人》(1881年)和《塔上恋人》(1882年)，代表了他对三种不同题材和风格的尝试。尽管后来哈代没有将这三部小说列入“性格和环境小说”，也就是重要作品之列，导致长期以来评论界对这三部小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从哈代的创作发展来看，正是在完成这三部作品之后，他的创作才真正走向成熟，之后陆续创作出《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这样的经典之作，正如著名哈代研究专家聂珍钊指出的，这三部作品体现出哈代对艺术形式进行的探索(192)，是哈代从探索到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转折点。
在这三部小说中，哈代突破“威塞克斯”的限制，放弃失败的城市题材，探索新的主题、风格和场景，通过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来探求最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和手段。三部小说的题材各不相同，人物各异，情节曲折，语言多变，哈代在其中几乎实验了所有可能的小说创作技巧和手法。在这三部小说中，哈代分别尝试了三种不同的小说背景，《司号长》是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冷漠的人》的小说场景主要是维多利亚后期的乡村古堡，《塔上恋人》则是第一部涉及天文学的小说。这些小说中涉及的场景远比哈代以前的小说要广阔，《塔上恋人》甚至提到了非洲。哈代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创作局限在“威塞克斯”之中，而希冀能在创作场景方面有所发展。同样，在作品风格上，哈代也在寻求《还乡》的悲剧风格和《贝妲的婚姻》的喜剧风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在这三部小说中尝试了悲喜交加的格调，小说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喜中含忧。《司号长》中的安妮与鲍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善良真挚、深爱安妮的约翰却要开赴西班牙继续战斗，等待他的是战死沙场的悲剧结局；《冷漠的人》里乔治与保拉也是历经磨难，终于缔结良缘，但古老的斯坦西城堡却付之一炬；《塔上恋人》的主人公几经离合，最后在初次结识的塔中相见，原本是大团圆结局，女主人公维维特却因为过于激动而去世。
哈代的这种转变与尝试一开始曾经得到当时评论界的认可。《司号长》一扫《还乡》的悲伤格调，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命运多舛，风格清新，叙述精当，凸显了英国的国民性，小说中几经磨难依然屹立不倒的磨房便喻示着英国人民面对挑战的坚强，赢得了当时评论界的赞誉。一贯对哈代的小说持批评态度的《殿堂》虽然依然在评论中对哈代固有的缺点——农民语言与其身份、地位和学识不相符，提出批评，甚至还特地引用小说中的段落来说明由此带来的生硬和做作，但评论家认为哈代对场景和人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处理近乎完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极为出色，尤其是主人公约翰·洛夫迪刻画得十分生动，让人难忘。在评论的结尾，作者这样评价《司号长》：“它也许不是一本那种让人一拿起来就要一口气读完的书，但的确是一本让人一旦读完就会留在桌上，一读再读的书。”②《学院》、《周六评论》和《观察家》等杂志的评论也对小说给予积极的评价，《观察家》的评论家朱利安·霍桑认为哈代具有独特的创作天赋，对于人性的观察深刻入微，小说构思精巧，景物描写生动，语言准确幽默，风格自成一家。当时的评论界对《司号长》的评价之高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霍桑认为哈代不太可能写出更加出色的作品，因为哈代目前达到的水准已经是“任何当今的英国小说家都不易达到的”③了。《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评论对《司号长》交口称赞，宣称这“毫无疑问是哈代先生迄今创作的最好的作品”④。《泰晤士报》认为《司号长》比《还乡》要好，接近《远离尘嚣》的高度。⑤《保茂晚报》认为这部小说表明哈代的作品是“真正的田园牧歌”，体现出“对于乡村生活的真情实感”。⑥大洋彼岸的《文学世界》则认为《司号长》和《还乡》一样具有原创性，但没有《还乡》的压抑和悲苦，更胜一筹。⑦
但是，对于《冷漠的人》，当时的评论界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殿堂》的评论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予以肯定，认为保拉虽然存在种种缺点，但“也许是哈代小说中最迷人的女主人公”。评论家同时指出作品中对建筑行业的描写，人物之间的神秘关系和相对较少的乡村元素，认为小说中对这些元素的处理还不够成熟。⑧《周六评论》、《学院》和《观察家》也都持相同的观点。《周六评论》认为小说的人物性格不够丰厚，《学院》对哈代在人物语言的描写上再次提出批评，《观察家》则指出小说缺乏哈代一贯的幽默，设计建筑的专业细节过多。⑨至于《塔上恋人》，当时的评论界更是颇多批评。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的“论哈代小说”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对小说提出了批评。不过，即使埃利斯也认为虽然哈代在《塔上恋人》中表现出了很大的突破，但小说读来却不让人愉悦。⑩显然，在哈代连续发表两部非“威塞克斯”作品之后，批评界已经无法继续保持评论《冷漠的人》时的保守和含蓄，但他们对于哈代的艺术成就依然是尊重的。《周六评论》的评论家就明确表示，评论界期待的是哈代的下一部作品。(11)
不少当代评论家也对哈代的这些作品提出了批评。罗伊·莫里就直言《司号长》是“哈代最难让人严肃评论的作品”，(12)甚至理查德·泰勒在研究哈代的次要小说时，也未能像约翰森期望的那样发掘出小说的独特价值，而是认为小说比较沉闷，缺乏深入的情感描写，因此没能获得读者的接受也在情理之中(Taylor 94)。批评家一般都认为《冷漠的人》价值不高，甚至“毫无价值”(13)。即使研究哈代次要小说的评论家也往往认为小说的价值有限(Taylor 96-97)，对《塔上恋人》更是几乎不予置评。
事实上，这三部小说各有特色，在哈代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它们一直不为评论界所重视也是不争的事实。评论界长期低估这三部作品的原因各不相同。不少评论家对《司号长》作为历史小说，但未能从宏观上反映历史表示失望。然而，一般评论家忽视的是，哈代在这部小说中尝试的历史题材，对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为此他用了近两年时间来收集资料，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多塞特等多个地方收集有关的历史、民俗等材料。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与很多伟大的历史小说，如《汤姆·琼斯》中的人物具有相似性，但评论界长期以来完全忽视小说与其它历史小说的联系。(14)此外，《司号长》小说文本体现出对历史事件、文本，以及与简·奥斯丁的《劝导》、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之间的互文(Wright 124)。
《司号长》与一般的历史题材小说不同，哈代在小说中对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并没有过多地呈现，小说中只有一次安妮与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简短会面和交谈，而拿破仑则是在无形中影响着书中众多人物的命运。哈代一直对目的论的(teleological)历史观十分反对，这直接影响了《司号长》的创作。正如罗杰·艾伯森指出的，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在于体现出了一种历史意识，文本本身就是对作为主体的历史的一种记录和呈现，其中的情节和人物不可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更多的是反映出对历史的认知和体察(Ebbatson 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号长》是哈代探索自己历史观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经验为哈代后来创作《卡斯特桥市长》和《列王》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也为哈代历史观的发展勾勒出蓝图，这可能也是这部作品对哈代创作生涯的重要意义所在。
评论界对《冷漠的人》的批评则主要是针对其艺术风格。这部小说是哈代在病中创作的。哈代因病卧床，通过口述完成了小说创作。他的病虽然没有影响小说的创作进度，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作品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因此《冷漠的人》中有不少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如勒索、纵火、营救等，颇有情节剧的味道。小说因而时常被评论界认为艺术上“粗疏”(crudities)和“怪异”(odd)。从题材来看，《冷漠的人》与哈代的第一部小说《穷汉与贵妇》类似，讲述的都是出身下层的青年与上流社会女子之间的恋情，但小说的主题来自马修·阿诺德的“异教徒与中世纪宗教情绪”中关于“现代精神”与“想象理性”之间的探讨。
在这部作品中，哈代创作的重点在于通过乔治和保拉之间一波三折的交往，勾勒出维多利亚晚期整个社会的转变。保拉不仅出身于工业化象征的铁路工程师家庭，而且是一座古堡的继承人，因此她是新旧两种力量的融合，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未来。代表衰微的贵族势力的德·斯坦西上尉与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的乔治之间的爱情争夺，其实也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而代表旧势力的阶层在争夺爱情，同时也是金钱与权利的斗争中失败，最终或不知所踪，或颜面尽失，这正说明整个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用主义的代言人乔治的胜利意味着整个社会进程的不容阻挠。书名“冷漠的人”的意思是对于宗教或政治缺乏热情的人，在书中指的不仅是保拉，也包括乔治，哈代将自己对社会工业化后转型的思考融入乔治和保拉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保拉对于宗教的冷漠态度以及乔治对于各种建筑风格的宽容也都来源于哈代自己的经历和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代后来才会说“《冷漠的人》中来源于他自己生活中的东西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要多”(qtd.in Gibson 94)。满怀信心去解救保拉的乔治一度被困在古堡的塔楼中，自己成了需要解救的人，哈代运用讽刺手法勾勒出新兴价值观的不成熟。小说的结尾，传统社会价值观和保守势力的象征古堡被火烧毁，但保拉却决定在古堡的废墟旁修建自己的新居。如同她的冷淡一样，保拉的这个决定透露出她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情绪。
在这部小说中，哈代还发展了一些以前在他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元素，尤其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保拉的自我意识比哈代以往小说中的女性都更为强烈，古堡的修缮和欧洲大陆的旅行表现出她对自我身份的不断寻求，而她与夏洛特·德·斯坦西的暧昧关系则更是对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挑战。小说结尾贵族势力的失败暗示着父权社会的瓦解(Devereux 50)。对哈代来说，《冷漠的人》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影响英国乡村社会变化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对社会、人生的影响。哈代通过小说的情节、人物、甚至不同的地理位置来表达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社会影响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变化的思考(Pite，Hardy's Geography 166)。哈代的病限制了他的文学想象力和技巧运用，但他在病中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哲学、社会学和文学问题，对自己的创作方向和艺术特色也做了更为深入的探求，这些思考都呈现在《冷漠的人》的创作中。
如同彼得·威多森指出的，小说重在考察当时面临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社会中的思想意识，力图通过乔治和保拉的故事反映出当时社会中封建主义的依然存在，并以对铁路的摹写来突显现代性的出现和发展。但是，哈代在塑造人物和情节时，显示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因此小说的关键在于表现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定论，这就是说“不仅是保拉和乔治，包括哈代和这部小说都是‘冷漠的人’：犹豫不决又优柔寡断”。(15)因此，小说文本在创作风格上的“怪异”正体现出现代性和传统在哈代创作中的对抗，小说不仅在主题上，而且在文本的形式和话语上体现出“转型期”作品的突出特点。(16)威多森认为，小说文本中包括现实主义、社会喜剧、罗曼司和情节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和手法，而文本核心的叙述具有反现实主义的特性。在这部小说中，哈代并不认同现实主义，因为它无法准确地呈现出现代性、性格、阶级和性别关系。(17)此外，小说中的不少细节其实也具有深意，罗杰·艾伯森尤其指出小说中出现的摄影行为，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一种象征性呈现，“虽然摄影本身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但它仍然不被认可为一种艺术，屈居绘画之下，这正与哈代自己重视诗歌甚于小说的观点相应和”。(18)
由此看来，评论界的保守观点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哈代在《冷漠的人》中对现代社会价值观、性别角色和传统理念的思考和探索，他们远没有哈代那样敏锐的视角，缺乏对社会变化的深刻体察。从哈代的创作生涯来看，《冷漠的人》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出哈代对于不同创作手法、风格和元素的尝试，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评论界认可的“威塞克斯”，而是尝试在更广泛、更多元的场景、人物中，探索他自开始创作以来就一直关注的阶级性、性别身份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
《塔上恋人》没有受到评论界重视的原因正如理查德·H·泰勒指出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对于哈代的期待只局限于“威塞克斯”，而不是一部以宏大的天文科学为背景的小说，尤其是对梅尔切斯特主教的描写，也正是这一点让传统的维多利亚批评家难以接受(Taylor 125)。小说以年轻的天文学家斯威辛·圣·克利夫与爵士夫人维维特·康斯坦丁之间坎坷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探讨了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中的众多核心问题。《塔上恋人》的主题虽然是科学与人性的冲突，但斯威辛和维维特的爱情关系融入了社会分层和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从人物关系来看，哈代提供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斯威辛和维维特各自代表着男性/女性、贫穷/富有、科学/人性、理性/感情、青春/成熟，两者的互动错综复杂，包含着不同性别、阶层、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之间的交流和矛盾。通过对斯威辛日渐狂热的科学追求的描绘，哈代表达了对于缺乏人性和感情的科学与理性的质疑，而维维特的不幸遭遇和凄惨结局则显示出哈代也并不赞成没有理性约束的感情。此外，哈代还尝试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小说中包含着悲剧、戏剧、情节剧、罗曼司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元素，这些元素正与哈代所要勾勒的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对应。哈代在这部小说中延续了自己对维多利亚后期社会转型的思考，比《冷漠的人》更为深入的是，他所思考的不仅限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阶级对立、女性意识和宗教信仰，更涉及传统社会现代化中的困境，也即是科学与人性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这部小说体现出哈代对科学能否满足人性的道德和精神需求的探索。哈代试图以小说创作的形式来尝试取得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平衡，却在创作过程中否定了这一可能性。(19)
小说中的地点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塔是整部作品的中心，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直到结局(Tomalin 191)。小说的结构是通过地点之间的对立来建构的。塔、小屋和农场是斯威辛的领域，而大宅与教堂则是维维特的空间，小说中的情节基本是关于他们如何闯入对方的领域，以及如何逃避回到自己的空间中(Gatrell 207)。显然这也影响到哈代之后创作的作品，如《德伯家的苔丝》中赋予地点丰富的象征意义。在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过程中，哈代运用对风声的描写来暗示两人之间无法控制的感情，这一手法后来也应用在《林地居民》中(Asquith 82)。而小说中对梅尔切斯特主教的描写暗示救赎灵魂的爱情不是在宗教世界中，而是在现实的浪漫中(Pite,Thomas Hardy:The Guarded Life 272)，也使《塔上恋人》成为哈代在《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之前，明确挑战社会既定规范的作品，因此，“尽管《塔上恋人》可能没有全新的、让人激动的特点，但它是一部充满诗意魅力、独特构想和人文关注的小说”(Taylor 145)。虽然《塔上恋人》存在缺点，但小说具有独特的结构和背景，更具有哈代早期作品没有的情节、人物设计和艺术手法上的尝试，从而为哈代以后的创作开启了道路。从哈代的创作生涯来看，《塔上恋人》正是哈代创作的中点，标志着哈代作为小说家探索阶段的完结。
哈代在《司号长》中探索自己的历史观念，在《冷漠的人》中试图突破现实主义的拘囿，而在《塔上恋人》中反思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尝试既拓展了哈代的创作领域，也丰富了他的创作思想。对哈代而言，这三部小说的探索让他得以认真思考自己的创作生涯，开始回归到自己熟悉和擅长的乡村题材。1882年，哈代决定重返故乡，与自己的创作素材更为接近。不过，他在《司号长》、《冷漠的人》和《塔上恋人》中对创作思想和手段的探索、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反思、对英国传统消失的观察，则融入了他以《卡斯特桥市长》为起点的成熟作品中。这三部小说不仅是哈代探讨小说艺术的实验，也是哈代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的转折。
注解：
①《泰晤士报》认为小说中的埃顿荒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难以让读者产生兴趣。See The Times 5 Dec.1878.《殿堂》的评论认为《还乡》是哈代所有发表的作品中最差的一部。See Athenaeum 23 Nov.1878：654.《周六评论》对哈代的表达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小说中怪异的语言和过度的暗喻大大影响了小说的可读性。See Saturday Review 4 Jan.1879：23-24.《观察家》的评论指出哈代小说的通病——农民的形象不够真实。See Spectator，8 Feb.1879：181-82.《学院》上的评论认为从整个作品的戏剧性来看，哈代可能设计精妙但并没有取得动人的效果。See W.E.Henley,Academy,30 Nov.1878:517,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46-59.
②Athenaeum 20 Nov.1880:672,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71.
③Julian Hawthorne,Spectator 18 Dec.1880:1627,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73.
④Westminster's Jan.1881:327,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xxiii.
⑤The Times 1 Feb.1881,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xxiii.
⑥Pall Mall Gazette 23 Nov.1880:11,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xxiii.
⑦Literary World 15 Jan.1881:25,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xxiii.
⑧Athenaeum,31 Dec.1881:899-900,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95.
⑨Saturday Review 14 Jan.1882:53; Academy 7 Jan.1882:5; Spectator,4 Mar.1882:296,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xxiii-xxiv.
⑩Havelock Ellis,"Thomas Hardy's Novels," Westminster Review,Apr.1883:334-64,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103-32.
(11)Saturday Review,18 Nov.1882:674-75,qtd.in Thomas Hardy:The Critical Heritage 97.
(12)Roy Morrell,"Some Aspects of Hardy's Minor Novels," Budmouth Essays on Thomas Hardy 60-61.
(13)Samuel Chew and R.D.Altick,"The 19th Century and After," A Li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ed.Albert C.Baugh (London:Routledge,1967) 1466.
(14)H.A.T.Johnson,"In Defence of The Trumpet-Major," Budmouth Essays on Thomas Hardy 39-59.
(15)(16)(17)Peter Widdowson,"Hardy's ' Quite Worthless' Novel:A Laodicean," On Thomas Hardy (London:Macmillan,1998) 99,104,114.
(18)Roger Ebbatson,"A Laodicean:Hardy and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homas Hardy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ed.Tim Dolin and Peter Widdows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93.
(19)Anne DeWitt,"'The Actual Sky Is a Horror':Thomas Hardy and the Arnoldian Conception of Scienc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61.4 (2007):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