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分裂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精神分裂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德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将成为德勒滋的世纪吗？ ”（Will this century beknown as Deleuzian？）这样一个十分醒目的问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句子提醒我，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了，而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里各种力量角逐争斗，形成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景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冷战时期，许多地方仍存在着霸权、中心意识、权力的欲望等，尽管人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系列消解中心和消除领地的尝试，但依然存在着东西方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因此本世纪的这一时期很难说是一个德勒滋的时代，但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德勒滋的色彩。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后冷战时期，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东西方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才真正解体。在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研究界，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东方和东方文化的崛起而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世纪后半叶也许可以以德勒滋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状为特征。既然许多西方学者已经对德勒滋和佳塔里探讨的论题作了论述，本文便集中探讨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对德勒滋的行文方式的能动性理解和接受，并由此出发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化和知识状况。我在本文中讨论的问题大部分都发生在近期的中国文学界。我始终认为，如果一种理论要想被证明是普遍真理，那么它就不能只适用于一个地方，而同时应当适用于解释别的地方出现的现象。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的。
在中国的语境下理解德勒滋
在当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批评家和学者们往往喜欢引证利奥塔德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以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或者采用一种德里达和富科式的解构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文本。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忽略了一种更为有效和有力的阅读策略，而这恰恰是一种以消解中心的方式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分裂特征的策略。当然，德勒滋和佳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这本书里论述的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而在这方面，中国则绝对算不上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在经济上相对贫穷和落后，即使在少数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也只是早熟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杂糅在一起，因此中国仍可算作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然而，在许多方面，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全球资本的世界而不得不打上许多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的印记。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德勒滋和佳塔里所论述的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类理论思潮，而这几种理论恰恰被证明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在探讨中国文学艺术时，介绍德勒滋的方法当然是十分值得的，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创造性地实践他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是颇为适用的。
我们也许知道，德勒滋的一个理论建构就在于他对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中心为象征的法西斯主义／权力的解构，如果运用于文学文本的解释，也就是从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结构的角度向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裂式结构的一种消解中心和非领地化尝试的过渡。当然，我们应当认识到，《反俄狄浦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论精神分析学或弗洛伊德的其它假想的专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俄狄浦斯只是两位作者批判的象征性目标。就这本书本身的力量而言，我在此仅引证富科对其要点和意义的概括。在富科看来，反俄狄浦斯的尝试意味着削弱甚至消除一种法西斯主义（权力或权力欲）。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这本书“最好可以当作一门“艺术”来解读，例如就‘性爱艺术’这一术语所转达的意义而言正是这样。”〔1〕因此， 掌握这门‘艺术’就肯定能使人具有“超越一元和整体化狂想的自由政治行动”，去“通过增殖、并置和分离来发展行动、思想和欲望，而不是通过再分配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化来实现这一点”，同时“从陈腐的负面（法律、极限、阉割、缺乏、空隙等）范畴中提取忠诚的因素……”这门“艺术”也劝告人们不要“认为为了具有战斗性就得表现出忧伤，尽管他与之斗争的东西是十分可恶的”，不要“用思想来奠定对真理的政治实践之基础”，不要去“要求这样的政见，即像哲学所定义的那样，主张恢复个人的‘权利’”，最后，也不要“对权力倾心迷恋”。〔2 〕我认为上述这番简明扼要但却十分中肯的总结确实概括出了这本书的基本要点，同时也点出了德勒滋的哲学思想之精华。在我看来，他的哲学思想始终居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居于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间。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得到读解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在他对西方文学的诸多文本的辩证分析方法中窥见这样的张力，这些分析不仅散见于书里书外，同时也适用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情势的描述和分析。
就《反俄狄浦斯》这本书的意义而言，它无疑抓住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同时也预示了未来将发生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形。显然，德勒滋曾经是一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擅长于将辩证法运用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中。他的哲学思想由于与毛泽东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颇为接近，尤其是他主张的解构和重建的统一更是能在中国的语境下产生反响。正如尤金·霍兰德（Eugene Holland）不无正确地指出的，“那些科学概念旨在以实在来稳定和认同具体的领域，而在德勒滋和佳塔里看来，与这些科学概念不同的是，哲学概念则如同我所称之的‘促变器’（transformers）那样在起作用：它们介入既定的哲学问题中以便使之不稳定，从而重建旧的概念和在构成这些概念的诸特征之间形成新的联系。在这种情形下（也许这也是使得介入变得不止于哲学化），《反俄狄浦斯》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对既定命题的推翻还包括与历史的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建立联系，同时也把概念重新排列成新的组合”。〔3〕同样， 与他的后结构主义同行德里达和富科所不同的是，德勒滋并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解构者，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重建新的概念或通过介入某个既定的（哲学）领域并推翻旧的概念来达到使之更新之目的。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于解释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现象。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决不存在所谓整体性或权力的主宰。面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其后的后殖民主义的冲击，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心和帝国霸权已逐步土崩瓦解，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艺术精英意识也由于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当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挑战而趋于解体。旧的文化相对主义论题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正如德勒滋和佳塔里在书中所描绘的，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有着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诸如中心、整体、帝国、欲望、权力、等级等东西，全都受到强有力的“反俄狄浦斯”或“德勒滋式”的斗争的策略的挑战，因而，实际上，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满是崩成碎片的瓦砾和残存物的时代。我们再也不相信断片存在的神话，即这些断片就好像古代雕像的碎片一样，只是在等待最后一个人的出现，这样它们就可以被全部粘贴起来从而造出一个与原体一模一样的统一体。我们再也不相信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整体性，也不相信任何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等着我们的终极整体性。我们再也不相信某种阴郁乏味的进化辩证法的暗灰色轮廓，因为这一轮廓旨在通过使周边完满之方式来形成一个由杂多碎片组成的和谐整体。我们相信的只是处在边缘的诸多整体。而且假如我们在各个独立的部分发现这样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些特殊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却不使这些部分整体化；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但同时却又不将这些部分统一起来；而倒是作为一种独立地组合成的新的部分附着在它们的上面。〔4〕
显然，这两位作者的方法看上去很像利奥塔德的方法，但仍是一种妥协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消解旧的中心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组合出来”（fabricated）的但却有着多重性的中心，因为毕竟后现代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且这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着连续性同时又有着断裂性。因而我们不可能仅仅把后现代当成一种彻底地反对现代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那些已经被非整体化或被解构了的东西是无法再粘合或统一起来的。对于这种多重性和多元性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组合”成新的部分而不是使它们“成为整体”。这显然是一种差异和局部统一的辩证法，只是差异更为突出罢了。这种考虑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颇为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始终贯穿在两位作者合作的著作中。因此我不妨在此总结道，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的话，那么德勒滋和詹姆逊可以肯定地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辩证性探讨，这种文化逻辑的特征就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或精神分裂症分析（schizo-analysis ）。这样看来，“德勒滋当然格外看中差异了。他所提出的关于差异的这些看法既诉诸伦理道德同时又不乏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整个哲学中，他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差异的形而上学与实验差异的伦理学糅为一体，但这种方法却会使人无法确证形而上学的主张在何处中止，伦理学的主张又在哪里开始了。”〔5〕这种特征体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 同时也体现在他和佳塔里合著的书中。应该看到，这是我们研究德勒滋的哲学思想时所不可忽视的。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现代主义思潮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进入中国并在三十年代受挫，而且当时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家、批评家及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他们或对之热情欢迎，或者进行抵制，但尽管如此，在当代，现代主义的再度进入中国几乎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同时发生，但中国式的后现代性却作为一种变体糅合了西方的影响和本土的文化发展之内在逻辑。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都市和沿海地区显然打上了各种后现代的印记，而许多别的中等城市则仍在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不少小城市则处于前现代状态；极少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例如西藏等，甚至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某种原始社会的痕迹。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大国，文化和文学显然依照自己的独特方式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因此采用德勒滋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当今中国的文化情势和文学创作及批评完全能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杂乱的表面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管我们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同意与否，他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便可考察和研究当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此外，他们也对有着某种“精神分裂症”的当今世界作了描述，这在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情形，既定的信仰体系显然已解体；每个人都试图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以便找到可供自己发挥作用的新的空间，每一样东西都朝着多元的或偶然的方向发展着，这个世界已再也不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了，而是一个多元的或越来越带有德勒滋式的精神分裂的世界。我认为，德勒滋对当今世界之本质特征的把握和描述正是他的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精神分析到精神分裂症分析的主流嬗变
在描述当今的西方文学和理论批评现状时，我曾从东方学者的角度将其概括为“多元共生的时代”。〔6 〕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适用于对先锋小说家创作的文本的分析。任何熟悉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人都不难发现，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理论思潮中，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尤为突出，八十年代中的一度时期，伴随着“尼采热”和“萨特热”，甚至在中国文化界还出现了一股“弗洛伊德热”，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7〕在那些文学文本中， 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心概念或中心意识，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或男性中心主义的俄狄浦斯情结最为突出。例如，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力比多的压抑、回归和升华；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以第二人称意识流的叙事方法展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返回母体”意识，其中的人物精神分裂式意识活动跃然纸上；残雪的短篇小说《苍老的浮云》展现的则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梦魇和精神分裂式的世界。〔8 〕即使在这些文本中，读者仍可清晰地看见某种向心和离心之间的张力，这实际上预示了后来的先锋小说的崛起和更为激进的实验。但是在探讨这些文本及其作者时，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批评分析方法。因此我不妨把那个时期概括为精神分析时期。但是崛起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显然带有反解释、反表现甚至反文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带有某种消解中心和非领地化的特征。总之，这些作家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带有某种消解主流文化和写作话语的倾向。对此，诸如陈晓明和张颐武这样的先锋派批评家总是从德里达和富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文本，以便将这些带有“后新时期”代码的文本区别于“新时期”的写作和话语。〔9〕由于德勒滋很难读懂， 同时也由于缺乏现成的中文译本，德勒滋远不如上述两位后结构主义大师那么在中国有名，因而很少有批评家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当代先锋小说的文本，这在我看来显然是一大憾事。但就我所知，陈晓明和张颐武肯定通过阅读《反俄狄浦斯》的英译本或其他途径获得过一些启示，这一点可通过考察他们近期的著述来证实。我在此不妨进一步总结，新时期的后半部分可被看作是一个有着解释的多元性和能指的多重性特征的精神分裂症分析时期。
既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意识到，自从1985年以来，中国文学界经历了文化主旨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那么可以肯定，德勒滋的理论和他的行文方式必定能提供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一种有用的工具。在此，我将集中讨论中国当代文化和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从精神分析向精神分裂分析的转变。自从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想的译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强烈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尤其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无意识、对人物的变态心理的创造性描写和对梦幻和意识流技巧的能动性运用。〔10〕在文学批评界，以作者为中心的精神分析方法也被运用于文本分析，这至少可以起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必要补充之作用。但由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还原主义观点，在原有的中心解体的同时新的中心又建立了：批评家总是在对文学文本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时寻找某种俄狄浦斯情结或力比多欲望，这对于读者来说有时确实会产生某种误导和牵强附会的感觉。
自1985年以来，在中国文学创作界，涌现出一批年轻的作家，他们以对写作话语和叙事技巧的激进实验而闻名；而在这一时期的批评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方法则逐步取代了弗洛伊德的以作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批评家开始对在精神分析学和文学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语言的重要性予以了重视，同时也开始关注文本中的解构和“弑父”（patricide ）现象。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曾被称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第一部精神分析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核心人物杨金山，但却是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他显然是一个“被阉割”的男人，或一个性功能不健全的人，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的妻子菊豆依然很有权威，因而导致菊豆私下里和他的侄子天青发生了“俄狄浦斯式”的性爱关系。很明显，小说的男性中心主题是作者所设计的，天青和菊豆这对不合法的恋人不得不经受传统的父系权威的折磨。但是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菊豆》中，核心人物则由杨金山（男性）转变为菊豆（女性）。更为令人寻味的是，在影片的结尾，菊豆和天青的私生子天白先后杀死了他的两个父亲：无意识地杀死了他名义上的父亲金山，但却满怀仇恨地杀死了亲身父亲天青，从而完成了“弑父”的过程。当然，这一弑父的行动本身就是走出男性中心意识统治的社会实现“非领地化”的重要一步。我认为对各种后现代理论，包括拉康的新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实际上为彻底地消解现代卡理斯玛（charisma）或整体或权力的大计铺平了道路。这时的文化知识生活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取向，文化主旨显然从精神分析转变为精神分裂分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频繁引证德里达和富科这类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时，他们却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理论视角，而当今中国的一些文化现象恰恰可以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到解释。这就是德勒滋的理论上的解构／重建，尤其体现在《反俄狄浦斯》这本书中。
对当代先锋文学的“德勒滋式”探讨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反整体性的尝试至少包括五种力量：先锋派作家进行的激进实验，其目的在于消解传统的现实主义对话语的主宰，但这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新写实小说对先锋派的激进实验的反拨，实际上起到了消解宏大的叙事话语的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以诉诸“稗史”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手法来消解主流话语的神话；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艺的崛起对主流话语和知识精英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模糊了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11〕以解构式分析为特征的后现代批判为中国批评的多元走向铺平了道路；最后一种力量也即最近崛起的以强调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为特征的后殖民批评，这一话语力量在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面对这些话语力量以及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挑战，精英主义文学批评显得无可奈何。〔12〕上述这番简略的描述完全能使我们很容易地注意到，当今的中国文化和知识生活正在经历一种从精神分析（致力于建构一个中心或整体）向精神分裂分析（消解中心和非领地化）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文化情势下，德勒滋的意义无疑变得越来越突出了。我在此强调指出，“后新时期”的文化主旨也许可以概括为一种“德勒滋式”的精神分裂状态。
现在我集中分析一些先锋派文本的精神分裂特征，虽然我过去曾作过尝试，〔13〕但现在这些文本已经引起国内外批评家的关注。尽管这些先锋派文本中的后现代性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似乎有着某种或然性，因为他们往往把后现代性与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相联系，但这些文本的作者所采取的审美态度却颇为接近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学中的早期现代主义者的审美态度，他们的作品以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而著称。正如伊哈布·哈桑所总结的，“考虑一下约翰·巴思的《吐火女怪》（Chimer-a）的游戏般的极限；托马斯·品钦的《第49号的嚎叫》（The cryingof Lot 49）中熵的确定性；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城市生活》（CityLife ）中的波普或‘拙劣的’超现实主义； 罗伯特·库弗的《宇宙棒球协会》（The Universal Baseball Association）中梦幻般的拒绝死亡的纵情；鲁道夫·乌尔利策的《公寓房间》（Flat）中的认识论内省；以及罗纳德·苏克尼克的《出走》（Out ）中的再生性叙述空白。坦率地说，这些小说都不同凡响，而它们的后现代作者则更为出色。”〔14〕毫无疑问，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并不否认他们所受到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因此我们肯定可以在他们的写作中发现变了形的后现代因素。在余华、格非、苏童、马原、残雪、洪峰、孙甘露和莫言这些先锋作家的文本中，以叙述的多重性或精神分裂性和能指的增殖及所指的无终极性为特征的后现代因素是十分明显的。与那些活跃在新时期的作家不同的是，他们宁愿沉浸在对叙述游戏的迷恋中，因此他们的尝试便使我们想起了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知识界的状况：原先的激进分子发现自己无法动摇国家政权，进而转向对语文结构实行解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的情形相似，这些先锋派作家没有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大计）的重负，也不想去启蒙大众，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后启蒙的策略，而不是像消费文学作者那样完全迎合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在他们看来，叙述方面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应当是转达意义，而是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好，只要能把故事讲好，哪怕再远离现实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中国传统的美学成规相背离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形式对他们来说显然比内容或作品的意义更为重要。既然文学创作可以多种多样，那么为什么对叙事技巧的实验非得局限于一种模式呢？他们一旦读到约翰·巴思、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唐纳德·巴塞尔姆这些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便异常欣喜地发现一些能够给他们以极大鼓舞的新的启示，因而他们便致力于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探索和实验。格非曾解释说，只要一种技巧能有助于把他的故事讲好，他就有权利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之进行试验。〔15〕余华则在坚持自己的精英立场的同时，宁愿“和卡夫卡、乔伊斯他们一样，在自己的时代里忍受孤独”。〔16〕显然，就像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情形一样，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首先被当作反抗现代主义成规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力量来接受的。这些作家最重视的并不是故事讲述的结果，而是其叙述的过程，这样便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阅读空间供他们进行多种解释。据我的观察，他们的文本中的后现代性也许可以概括为下列特征：（ 1）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早期的）王朔和莫言的作品中；（ 2）背离或反叛既定的语言习俗，这一点尤其出现在余华、格非和马原的文本中；（3）二元对立的设立和意义的消解， 这一点尤其在洪峰和孙甘露的文本中最为明显；（4）返回原始和怀旧情绪， 这在莫言、苏童和格非的文本中最为明显；（5 ）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界限的模糊，这在苏童和王朔的文本中尤为明显；（6 ）对暴力甚至死亡的反讽和戏拟式描写，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余华的文本中。〔17〕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特征。尽管他们的实验目前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已成为一个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但从德勒滋的理论视角对之进行阐释无疑将不仅证明他的理论在非西方文学研究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将显示出这种理论在用于第三世界的写作经验时应当加以改造甚至重铸。这也就是理论阐释的双向作用和效应。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德勒滋在谈到语言和批评话语的解构作用时是怎么说的。当然，在我看来，德勒滋并非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他始终站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在使旧的统一解体的过程中又组合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因而在他看来，我们实际上“在谈论语言系统的一个分支变种。一种变体的每一个状态都处于顶端线上的位置，而这条线又分岔并且本身向另几条线延伸。这是一条句法的线路，在这里句法通过这条动力线的曲线、连环、弯曲和偏差而组成，这时，这条线则以一种对分裂和连接的双重视角经过各个位置。它再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宰语言的均衡的形式上或表面上的句法，而是一种在形成其不同的创造过程中的句法，其结果是这种句法便在不均衡的语言和语法之中生出了一种外国语。”〔18〕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先锋派的激进实验、新写实小说的反拨、大众文化的强有力挑战以及后现代批评的批判锋芒便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语境下的一种新的多重取向或精神分裂式的话语。它们的尝试之价值和意义将为未来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德勒滋研究者所共同发现并视为难得的历史资料。
（本文根据作者1996年12月5—7日在佩斯举行的德勒滋国际研讨会上的大会英文发言改写而成，在此特向大会主持人澳大利亚墨朵大学鲁斯洛夫教授和评议人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致谢。）
注释：
〔1〕〔2〕参见富科的“序”，第7页，第13—14页， 载基勒·德勒滋和费里克斯·佳塔里《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罗伯特·赫莱、马克·希姆和海伦·R·莱恩译，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版。
〔3 〕参见尤金·霍兰德《精神分裂分析和波德莱尔：解码的几点说明》（Schizoanalysis and Baudelaire ：SomeIllustrations of Decoding at Work）， 载保尔·帕腾编《德勒滋：批评性读本》（Deleuze：A Critical Reader），牛津：布莱克威尔公司，1996年版，第240页。
〔4〕见《反俄狄浦斯》，第42页。
〔5〕托德·梅《基尔·德勒滋思想中的差异和统一》（Difference and Unity inGilles Deleuze），载康斯坦丁·V·邦达斯和多罗希·奥科夫斯基编《德勒滋和哲学的领域》（Deleuze and the Theater of Philosophy）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6 〕参阅拙著《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坦率地说，当我为本书起书名时，显然是受到了“精神分裂”这一术语的启迪。
〔7 〕关于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诸种弗洛伊德主义的变体，参阅拙著《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67页。
〔8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的较为详细的分析，参阅拙著《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第56—176页。
〔9〕参阅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0〕参阅英文拙作《面对西方的影响：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新思考》（Confronting Western Influence：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New Period）， 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4卷第4期（1993年秋），第905—926页。
〔11〕在这方面，可参阅鲁晓鹏《后现代性，大众文化和知识界状况》（Postmodernity，Popular Culture，and the Intellectual），载《疆界2》（boundary 2），第23卷第2期（1996年夏），第160页。
〔12〕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性，参阅拙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71 —76页。
〔13〕〔17〕关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特征，参阅拙作《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137—149页。
〔14〕伊哈布·哈桑，《新诺思替主义：关于后现代思想的某个方面的沉思》（The Gnosticism：Speculations on an Aspect of thePostmodern Mind）， 载保尔·鲍维编《早期后现代主义：奠基性论文》（Early Postmodernism：Foundational Essays），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15〕格非是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于1990年7月11日举行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说这话的。
〔16〕引自余华于1990年9月16日写给我的一封信。
〔18〕基尔·德勒滋《我们吞吞吐吐地说话》（We Stuttered），载《德勒滋和哲学的领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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