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平[1]2016年在《我国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落实教育公平、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是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其发展事关农村稳定、农民致富、农业发展的大局。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业产业从业者素质,增加农业发展人才储备,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国家从2009年底开始实施涉农专业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鼓励中等职业技术院校增加农业中等职业教育供给水平,刺激农业中等职业教育需求。但刺激作用在2011年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农业中等职业教育供给和需求持续萎缩,使得农业技术人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改善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农业中等职业教育供给水平和需求水平,有效缓解农业技术人才供需矛盾。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对我国农业中等职业教育供给—需求现状进行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对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探讨影响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的因素,准确把握不同层面效率状况和变动规律;运用信息经济学等理论,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参与者的行为机制,探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低下的深层次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效率优化路径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通过供给—需求现状分析发现:国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激发了农业中等职业培训机构扩大专业规模,增加专业数量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机会供给和产品供给水平,全面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对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机会供给、教育产品供给和需求的挤出效应显着。通过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需求的因素中预期收入评价、农业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评价2个变量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子女职业期望和父母职业2个变量在5%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学习者性别、学习者高中升学意愿、收入来源、年收入、家庭成员数、投资周期期望、信息来源渠道数、农业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学校质量及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前景预期11个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第二、通过BCC模型对全国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的测度发现:免学费政策对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但政策边际效用下降投资效率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法律制度不完善、部门利益、路径依赖和缺乏科学有效的政策效果评估是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第叁、通过Malmquist模型对省际间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的测度发现:越接近国家免学费政策实施节点,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越高,但政策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2010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状态。各省的效率状态与经济发展状况呈负相关,与农林牧渔产业发展负相关。涉农专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速度较慢是因为技术进步衰退速度比其他专业慢;技术进步在2007-2008年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最为突出,2010年后开始持续下降。各专业技术进步指标在2006-2013年普遍呈现衰退状态,但农业专业相对较慢。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为明显。根据面板Tobit模型检验结果显示:高中招生数、省级财政分权、省际财政自给率、新机制政策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公信力在1%范围内通过显着性检验;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程度在10%范围内通过显着性检验;其他4个因素在5%范围内通过显着性检验。第四、通过BCC模型对样本农户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测度发现: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仅为0.244,效率值为1的农户仅占到样本总数的2.15%。处于均值0.244到1之间的农户仅占到总样本量的31.90%,处于均值以下的农户占到总样本量的65.95%。SFA测算的样本农户的技术效率均值仅为0.3031,存在69.69%的技术效率损失。根据T检验和Spearman等级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测算方法测算的效率值之间具有很强相关性;效率值之间的排序具有显着一致性。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培训时间、学习者性别、收入来源结构这5个因素对技术效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非农业收入和专业替代率水平两个因素具有负向影响。应该从教育制度、管理制度、网络及其媒体视角,创新投资方式,引导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合理化,从而有效提升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第五、通过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发现:按照招生人数给予学校学费补贴的方式因缺乏对培训收益的分享,容易诱发道德风险,降低了投资效率。通过给予培训者教育收益分享权,提升声誉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第六、根据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以农业中等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采用法律制度完善、区域供给结构改革、教育模式改革和外部监督的手段,提出对策建议。提出支持在线教育平台建设的方案,有效利用网络作用,创新投资方式;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结果提出给予培训者培训利益索取权,鼓励培训者多渠道参与投资收益分享等方法激励投资者提升努力水平进而提升投资效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结果、媒体宣传、政府管理等因素对效率提升的作用,提出加强声誉激励对培训者的激励和构建国家中职教育培训采购平台等。根据影响因素中职业资格制度以及委托—代理分析结果,提出以具有公信力的职业资格鉴定制度作为培训效果评价尺度,实施对培训者的约束。
毛德智[2]2006年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根据农村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现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政治法律修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通过加强医疗保健等措施提高其身体素质，以协调其数量，提高其质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从资源结构看，我国资源的最大优势既不是物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当前，在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涉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论文的选题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本论文共七章，从逻辑上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第二和第叁章为总论部分，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内容是概括性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评价，并对美国、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剖析，将其概括为“先发模式”和“后发模式”，据此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与借鉴。接下来第叁章系统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第四、五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详细阐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以及在当前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农业教育是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第六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开发的经验借鉴，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状的农村职业技能开发之路。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思路的基础上，从观念开发、教育性开发、制度性开发、迁移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角度，系统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本研究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本文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比较利益，使静态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但从动态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结合社会经
李艳红[3]2012年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研究》文中提出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经费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保证，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必须有充裕的经费予以支持。因此，如何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这一主题开展研究。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等，同时对国内投资体制研究的现状作了大致的梳理。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及教育投资的相关理论。界定了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通过对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成本分担理论等的剖析，为中等职业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叁章教育投资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叁个时期的发展的过程做了简要论述，同时总结了现行中等职业教育体制的特点。其次，通过收集、整理、归纳、分析近十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从投入总量、经费来源结构、生均经费叁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国外职业教育投资体制。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方法、投入主体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旨在对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第五章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建议。从行政、市场、制度叁个途径提出了完善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建议和对策，以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力。
郭茂莉[4]2010年在《我国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教育要保持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这就确立了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以仅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这一“穷国办大教育”的矛盾,压力可想而知。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开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投资情况仍然令人堪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教育投入不足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当代基础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短缺的经费也存在配置不良的现象：即“外延发展”造成的结构不良,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更有甚者,还有少数干部贪污腐败、公款吃喝,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有鉴于此,人们迫切要求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浪费和损耗。面对矛盾和问题,政府应积极加快各项教育改革,进一步满足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需求。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谈谈个人的想法。
吕旭峰[5]2011年在《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教育捐赠已成为具有多重价值和意蕴的、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捐赠问题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教育的社会资本是教育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教育捐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从文化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捐赠制度演进的初始条件与逻辑起点;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为教育筹集资金,并进一步促进教育更加注重自身内涵发展,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和服务社会,从而有利于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教育作为制度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教育捐赠的可行性。教育捐赠作为社会资源的第叁次分配形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贫富分化程度、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整体和谐;从伦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的意蕴已经超出经济学领域,逐渐延伸向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层面,教育捐赠行为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教育捐赠宣扬了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观上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公民道德的培育。同时,教育捐赠作为一种伦理行为,捐赠的当事人在捐赠过程中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使捐赠者获得内心的满足和自我崇高感,给他们带来最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在人生价值实现、回馈与报答的心理驱动下,人们会更多地将捐赠投向教育事业上来。在中外教育的发展中,教育捐赠行为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的教育捐赠发展历史证明,教育捐赠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等关系密切。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不同,教育捐赠的内核和形式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但是,教育经费的来源逐渐趋向多元化是目前各国教育经费来源的历史走向与共同趋势。从教育捐赠的动力机制来审视,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情结是我国教育捐赠的主要动因;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教育捐赠的社会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关于完善人性与理想人格追求的激励作用引导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教育捐赠。从跨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美国传统的宗教文明以及深厚的慈善捐赠文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基本动因;对教育捐赠减免税收的相关优惠制度和配套政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直接动因;美国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校友捐赠文化,校友情结是校友为母校捐赠的内在动因;社会文化强调不遗留过多的物质财富也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动因之一;教育捐赠行为背后的本根动机是利他主义。国外教育捐赠体制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从国家层面来讲,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鼓励和引导个人和企业进行教育捐赠,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为教育捐赠提供了高位强有力的政策性支撑。从学校本身募集教育捐赠的相关行为来看,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并有很多积极有效的做法:校长率先士卒参与募捐工作,提高了学校对教育捐赠的重视程度;建立了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和较为完善的筹资与运作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制定战略性的筹款目标与详尽的筹款计划;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教育捐赠基金运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激发捐资者的积极性;密切与(潜在)捐赠者的联系,巩固与捐赠者的忠诚友好关系,等等。其中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近年来,我国新时期的慈善捐赠环境开始逐步形成,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捐赠已经起步。国家积极鼓励社会集资、捐资助学,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规逐步引导教育捐赠的开展,中央财政对中央级高校设立了捐赠配比资金,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教育捐赠。国内很多学校也逐步认识到教育捐赠的重要性,重视教育捐赠在学校多元化经费来源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争取社会各界的最大支持视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校友工作和筹资工作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总体而言,教育筹资工作逐渐从许多高校的战略边缘向中心工作转移,成为高校深入改革、重点加强、积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些学校逐步建立了进行教育募捐的社团组织和筹资机构,对教育捐赠管理也作了许多实践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一些教育基金开始独立进行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然而,由于我国教育捐赠起步较晚,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资金筹措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虚像背后的单一化格局。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教育捐赠要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发展,应由国家单一拨款向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形式转变。从宏观层面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由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捐赠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做好执法监督、行政管理、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要发挥政府政策的杠杆作用,促使政府政策导向化,提高政府资金效益,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向教育领域。同时,要制定鼓励社会各界向教育事业捐赠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的相关税收政策,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立专门的筹资管理部门,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团队,形成专职、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各类人才汇集、优势互补的教育筹资、教育基金管理与运作的强有力队伍。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做好发展联络工作,拓宽学校的筹资渠道。加强我国教育捐赠文化建设,构建适合我国教育捐赠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已是应当提上日程的问题。我们要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有益的捐赠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诚信、透明、高效的筹措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有机体系。
曹文文[6]2015年在《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反映到收入分配领域,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虚拟经济行业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除此以外的行业都为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除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的划分为背景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能够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善行业间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同时,地区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较大的差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地区排序与之相同。在实体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排序与之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也最大,且远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是拉大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剔除垄断行业的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显着大于虚拟经济行业与全部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表明虚拟经济行业垄断特征对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表明,无论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其他虚拟经济行业特征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都存在,并有所扩大。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报酬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的原因有叁种可能性,一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比实体经济行业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二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租金(利润)让渡,叁是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平均化存在制度障碍。这叁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行业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均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劳动收入比低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资本劳动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整体表现为：进一步扩大居民间收入差距,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引发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引起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和就业率下降。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差异,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导致投资“脱实向虚”,反而更好地促进了实体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也非越大越好。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分析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行业特征差别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动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水平相对小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小且更趋于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大且变动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共同结果,需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从人力资本政策、垄断管制政策、要素市场政策、金融引导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等多个政策层面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最终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
袁卫华[7]2012年在《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研究》文中指出自2006年起，国家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收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这一政策已惠及全国3600多万中小学生。但是，农民子女教育在教育负担、就业风险、就业技能、城乡教育差距等方面深层次的问题愈发凸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架和谐社会的宏阔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愈显紧迫和必要。本文旨在以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的农民子女教育投资为例，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对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各种内在重要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子女教育的涵义、性质与特点，分析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和供需因素，剖析了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运行机制缺陷和法律缺陷，提出农民子女教育的法律借鉴和应坚持的法律原则。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家庭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实证研究发现选择“期望子女将来有更多收入”和“多学点知识提高能力”的应答人数百分比最高，占71.62%；教育投资的态度表明农村居民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待已经居于大多数，比例达到65.7%；农户对男孩和女孩教育成功的期望已相差无几；单性别子女结构的家庭比较愿意在关键点上对教育进行大量投入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家长受教育水平愈高，教育投资增长也愈高。通过农民子女教育投资与家庭经济收支现状研究，发现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于教育支出的增长是农民以牺牲家庭生活为代价的。调查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仅占整个教育费用的7.7%，而非义务教育占直接成本的92.3%。认为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脱离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超出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影响并决定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情感投资是长期的、潜在的，也是家庭教育投资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民应重视对子女的情感投资。通过农民子女教育投资收益的实证分析，发现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终生收入现值与高中教育劳动者终生收入现值之差额为357977元；农民子女的年教育收益率为12.15%，农民子女终生教育收益率现值指数为44.96。农民虽然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成本，即使通过银行贷款接受高等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家庭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农业科技贡献率是衡量返乡农民子女教育收益的重要指标。由于加强对返乡农民子女的科技投入，杨凌农业科技贡献率由1997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52.01%.要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与农民教育期望收益的均衡，教育投入是影响二者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教育投资负担的加重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凸显，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风险已明显加大。通过分析教育投资成本补偿理论的不完全适用性、选择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性、教育投资收益体现的极不充分性、贫困学生规避风险能力的脆弱性以及教育过度风险对贫困学生的潜在冲击等，认为进行教育扶贫，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投资保障体系，解决好贫困家庭学生的毕业出口问题是解决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的有效途径。国家应通过制定教育投资法、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立合理的教育收费机制、构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格局、加大对返乡农民子女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切实解决农民子女教育投资问题。
郭宏[8]2014年在《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贺词,强调“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教育投入”,充分显示了教育在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上的战略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进一步明确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在继承十七大“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尊重人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突出了高素质人才对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我党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下做出的伟大的战略部署。从国际态势来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才作用不断凸显,全球经济复苏对人才需求持续增长,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表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是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顺应国际背景和时代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增加高等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和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源,奋力进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延长人口红利期、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对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提出全面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迎来了历史关键期。本文从基本理论、内在机理、国际比较、经验借鉴、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对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理论分析,对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界定,并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为补充的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建立了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关系的模型,揭示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从国际比较的视野,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相关指标的比较,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取得的成绩,并归纳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了由高等教育投资效率低而引起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问题。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经费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及结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设置了人力资源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对世界上42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及排名,结果显示我国仅排在第33位。通过对42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距人力资源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及劣势进行分析,并对劣势指标进行分类,发现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影响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生产函数回归模型对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并对高等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源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以回归分析结果为依据,借鉴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投资高等教育,推动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效率,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对策建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但是高等投入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经费使用效率低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水平,不利于我国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率,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对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起到关键作用。
戴国强[9]2013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的扩招,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这其中高等职业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高等职业教育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学校数、办学规模等均已经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和要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如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质量问题、成本收益问题、市场供需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经济贡献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问题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并研究本课题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相关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和分析、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既有利于指导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为建立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做一些基础工作。本课题研究从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入手,分八个部分分别进行了阐述,力求较为系统、全面地剖析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经济学问题。第一部分为导论。分析了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情况,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小结了课题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是课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概述。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供需、教育经济贡献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教育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与阐述,为课题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第叁部分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介绍。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叁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是高等职业教育内部剖析的一个部分,也是为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经济学分析做铺垫。第四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即以经济学视角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内部剖析。先从宏观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及效益问题进行了分析,接着从微观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社会成本,以及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分别进行了剖析。第五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供需与资源配置分析。即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外部分析。首先建立一个高等职业教育供需模型,从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以及调节两方面进行了剖析。随后,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角度,运用实证数据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主体和客体两大阵营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进行了对策分析。第六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贡献分析。首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分析,接着通过建立理论模型、作用机理剖析,以及数据分析,作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短期和长期贡献的分析,然后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后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借助实证数据,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为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重点剖析了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以及给我们的启示。最后一部分,综述了课题研究的结论,提出了六点对策建议。
田芬[10]2004年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宏观系统的分析，阐述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分析导致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进行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研究，并提出一些基本设想与思路。研究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主要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并吸收教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具体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是： 第一章，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和学校发展意义上的教育均衡发展，是指通过缩小区域基础教育发展差异与同一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水平差异，从而使基础教育不仅迈进与地区发展的和谐状态，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学校之间形成相互助长的关系。这种特定的内涵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点，明确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点之后，提出衡量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两个标准，在此基础上澄清目前存在的理论误区，并阐述均衡发展与教育平等、教育效率、教育公平的关系。然后从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分析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二章，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宏观分析。此处用大量的数据以及事实材料来说明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指出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发展处于严重非均衡的态势。 第叁章，分析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产生的社会效应。本文指出非均衡发展是一种着眼于局部利益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目标的发展策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发展需要。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在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后，它的积极作用在削减，而给社会发展、区域发展、教育系统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章，从四个层面对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进行原因分析。首先是思想层面，长期以来，在社会发展中，一些片面的思想倾向、伪平等或不平等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其次是政策层面，教育政策向优倾斜的导向是导致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再次是体制层面，中央政府以及较高级别的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基础教育经费明显太少，难以平衡地区差距。投资体制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是执行层面，由于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法的执行、教育投资的监督活动均存在很多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五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进行政策研究。本文指出，要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对教育投入体制进行制度变革。在梳理、分析与借鉴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投资经验，并综合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与设想。 第六章，指出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需相应的微观政策措施手段来跟进和支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改造与扶持薄弱学校；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完善教师在职进修制度，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大力扶持处境不利地区和弱势群体教育，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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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D]. 郭茂莉. 安徽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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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曹文文. 武汉大学. 2015
[7]. 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研究[D]. 袁卫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8]. 高等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D]. 郭宏.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9].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学分析[D]. 戴国强. 武汉大学. 2013
[10].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D]. 田芬. 苏州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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