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融合无间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传播的基本范式
李 庆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当作救国救民的“科学”接受和传播，并被他们自觉内化为一种精神追求和崇高的革命信仰。科学与信仰的融合，构成“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传播的基本范式。“五四”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起点，科学与信仰的融合逻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十分成功的开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科学与信仰融合的基本范式，用这种范式指引和激励人们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而努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去奋斗。要坚决反对任何割裂科学与信仰的想法和行动，因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 信仰 ；范式
找到观察国家命运和审视社会问题的新工具——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典型特征和重要成果。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激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开始传播，得到“五四”一代先进分子的认同，并被作为革命理论和革命信仰确定下来，中国的社会变革活动由此开始走向科学自觉。科学与信仰走向融合，是“五四”一代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范式，也是顺利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所在。
一、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传播的逻辑起点
“科学”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一面旗帜。提倡科学，用科学改造社会，以科学精神拯救封建思维方式和落后的价值观念，成为“五四”时期一股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科学被赋予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内涵，其价值权威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认同，逐渐与寻求先进的革命学说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的中国人发现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科学”，在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时也就合逻辑地打上了“科学”印记，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和传播性也就更深刻、更广泛。
(一)手持“科学”旗帜的先觉者率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基本上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科学”的旗手。他们高举“科学”大旗，宣扬科学与理性，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启蒙。“科学”思潮推动他们的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陈独秀、李大钊就曾是“科学”思潮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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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高调宣扬和传播科学思潮，对传统封建思想权威造成强大冲击，形成了“五四”时期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生动局面，为先觉者冲开先进思想的阀门扫清了障碍。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先觉者们具备了科学实证的思维，掌握了进化论，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考察历史，形成对社会科学的科学认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一开始就被当做科学方法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作为“科学”被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和认同。陈独秀就指出：“欧洲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基于对唯物史观的认可，陈独秀还总结出“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2]的结论。李大钊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证实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他认为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种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3]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社会危机的“科学”加以宣传，但却并不盲目，而是始终秉持着“科学”原则，坚守着科学态度。他们已经认识到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需求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力图寻找二者结合的路径。正是这种科学态度，才使马克思主义后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虽然“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成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十分充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但这种科学的态度已经足以成为一个十分良好的开端。
(二)马克思主义在科玄论战中胜出，作为“科学”被确定下来
“五四”时期，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三大思想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初露锋芒。经过继续参与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被确定下来并开始广为传播，为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所接受和认同，最终站稳脚跟。科玄论战中，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问题相结合，但却张扬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开启了这一科学理论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程。
为了真实反映隧道-地层模型体系在振动中能量的耗散，在动力时程分析时必须考虑阻尼的影响。本文采用Rayleigh阻尼[22-23]。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MIDAS/NX软件程序规定，隐式积分的时间步长还应满足不大于所考虑的最高阵型周期的1/10[24]，并且分析的时间间隔不能大于输入荷载的时间间隔，本文采用的积分步长Δt=0.01。
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胜出的结果就是其科学地位逐步上升，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科学理论开始为人们广为接受和拥戴。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时期的“科学”融合，趁着科学思潮深入人心的大势，马克思主义在此后便迅速受到欢迎。科玄论战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汲取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移植入中国文化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分析社会和历史问题，展现出对中国社会的独特理解，初步具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认识，其科学性和适应性更加显现。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被视为一种科学，更成为一种革命武器被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
(三)探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着“科学”原则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部分先觉者已经开始认同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认为它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的推崇，更多的仁人志士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谛，并把它作为科学和真理进行宣传。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面临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提出“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6]可见，李大钊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开始萌生出实现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想法，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陈独秀总结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7]两大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在革命斗争中要发挥马克思这两大精神，其实质也是在提倡广大青年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李达等都提到马克思主义要运用于中国国情，就必须和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研究中国革命对象，集聚中国革命力量，探究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领导五四运动，开展工农运动，创建革命团体和先进政党，中国革命实践有了新的起色。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讴歌者，是共产主义的追求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不懈探索，努力奋斗。
毛泽东曾说：“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8]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离不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坚持，离不开他们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科学分析。他们为“科学”原则的始终秉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调，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者，也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这批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中坚力量，带领着全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抛头颅，洒热血，披荆斩棘，为实现共产主义排除千难万险，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这种至死不渝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状态，是离不开他们自觉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奋斗终身革命信念的激励和支撑的。正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这一灯塔照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创造奇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进步。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大展身手，这首先得益于其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借助五四“科学”这股西风，把“科学”顺势变为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自然而然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接受和认同。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科学精神贯彻到底，注重自身的与时俱进和与境适应。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广为接受和传播的逻辑起点。
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传播的鲜明态度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实现了思想启蒙，更是已经开始政治觉醒，五四运动暴露出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9]。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挽救中国革命的“科学”，更是一种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有着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是他们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鲜明态度。
(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其真理性。在反动军阀的高压控制下，这些马克思主义早期信仰者不畏风险，反击质疑，体现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和信仰。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们就开始旗帜鲜明地认同这一科学真理，赞成和讴歌十月革命，成立学术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发表研究文章，翻译经典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也曾被诬篾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部分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甚至被逮捕。面对敌视和危险，他们继续斗争，勇敢地捍卫真理。在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击退宗教信仰救国论的冲击，打败儒家传统信仰的指责，战胜科学万能论的挑战，批判和反驳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重重围剿中突围而出并大获全胜，全是因为他们对这一真理的至上敬仰和执着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捍卫还表现在他们始终是这一科学理论的自觉践行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他们科学研究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和革命要求，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洒播到全国和人民大众心中。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纯粹而坚定，李大钊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10]，为捍卫真理和信心不惜牺牲生命。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信不移，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如李大钊、毛泽东这样的真理捍卫者和信仰坚守者还有很多。自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觉者之后，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董必武、陈潭秋、向警予、李达等也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在这群人的努力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再次得以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正式具备传播载体和组织，革命信仰开始在人民大众中牢固扎根。
(二)自觉做共产主义的追求者、奋斗者
老赵三一点见识也没有，他这样盲动的说话使儿子不佩服，平儿同爹爹讲话总是把眼睛绕着圈子斜视一下，或是不调协的抖一两下肩头，这样对待他，他非常不愿意接受，有时老赵三自己想：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破败的中国不懈奋斗，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流血牺牲，尝试多种不同的革命方案，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五四运动点醒了茫然中的中国人，他们看清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1]得到更多人的响应，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出现，开始号召中国走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开始扎根。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出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信条。为实现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美好、最进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成为照亮中国革命前行的灯塔。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12]
地球膨胀论的倡导者们专注于这种观察。德国地球物理学家奥特·克里斯托夫·希尔根伯格（Ott Christoph Hilgenberg）是一位早期的地球膨胀论支持者。20世纪30年代，希尔根伯格在大小不同的木质地球模型上排列大陆，并解释了这一现象。几十年来，地球模型变得更加精致了，木质模型变成了清晰的塑料球体，然后又有了计算机模拟。
刘崐对湖南地方文化研究十分重视。出任巡抚第二年，他就积极倡修督修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湖南通志》。作为湖南省的第三部通志（前两部分别是乾隆志和嘉庆志），全书收辑自上古至19世纪末湖南地区包括天文、地理、人文、物产等各方面的史料，是了解与研究19世纪以前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重要文献宝库。
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科玄两派围绕“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和“科学能否决定人生观”争论不休。论战后期，“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论战，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批判了玄学派毫无因果规律的唯意志论，反驳了科学派推崇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否定了科学派“科学万能论”的主张。针对论战的焦点，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承认科学对人生观的重要意义，但反对科学决定人生观的结论。陈独秀主张“更须在客观上对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4]，并主张把唯物史观作为解释历史和支配历史的“科学”，把社会物质生产作为决定人生观的原因，明显胜于科玄两派的唯心主义解释。瞿秋白通过对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分析入手，指出自由是必然支配下的自由，历史进程受共同因果律支配，科学的因果律不仅能够解释人生观，还能改变人生观，这种科学的因果律是指“得之于经济基础里的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里的社会经验”[5]。瞿秋白在反驳科学派“科学万能论”时更是对工具理性的科学作用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认识到阶级革命和社会制度更替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当时，瞿秋白已经开始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结合，已经开始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和回答中国社会面临的积弊，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比陈独秀略胜一筹。
(三)信任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认同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体，始终相信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这种认识孕育了人民是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治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十月革命进入中国时，传播的内容十分零散，并未形成体系。但中国的先觉者却牢牢抓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的观点，明白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基本原理。李大钊高度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陈独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详细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也极力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李达主张通过“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来实现中国社会改造；毛泽东也认为十月革命是“民众的大联合”的胜利。基于此，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树立起通过依靠无产阶级力量开展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振兴中国的正确观点。
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启发了中国革命者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的五四运动则是催生了革命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信任。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中显现出伟大的革命力量，使“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工农群众，并在互动中逐渐建立起互相之间的信任。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为领导无产阶级更合理、更有效地开展革命斗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随后立即创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由个人走向组织形态，二者间的相互信任有革命政党这一连接桥梁和稳固载体，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的联合开始走向自觉，而这一历史突破始终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指导，离不开“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充分信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继续完成他们的阶级使命和历史任务。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密切围绕着这六个方面展开对民营企业的帮扶活动。在六大措施中，笔者觉得第四点与第六点最难，也最为重要。
科学与信仰的完美融合，构成“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被接受和传播的基本范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科学且高效的开端。正是因为实现了科学与信仰的融合无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纵使坎坷不断，但依然前途光明。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历程中，这一范式和精髓必然要始终坚持下去。
三、科学和信仰融合无间是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传播的基本范式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开始，就把它作为一种革命信仰和人生信念。他们不容自己的信仰有丝毫被污蔑，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革命真理，在全国洒满革命的火种。他们把创建美好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信条，为实现这一信条不惜流血牺牲。他们用行动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不断自觉走向广大群众。“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对信仰的坚守和践行展示了真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当和崇高，这种信仰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态度需要坚持和传承。
教师要用明亮的双眸观察世界，用智慧的头脑思考世界，才能开阔视野，引领学生。只有以丰富的知识积累做后盾，讲课时才能信手拈来、授课有针对性，与学生们的生活接轨，激发学生求知、自主学习的欲望。
(一)“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与信仰融合无间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真”体现在他们既奉马克思主义为科学，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信仰统一起来，精准把握了精髓，又促进了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其次，应让参保更加灵活与便捷。将平台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的保护范畴，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重要意义。但是，根据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认劳动关系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所以，诚如专家建言，允许工伤保险单独缴纳就值得参考与践行。而且，从一些地方上来看，也存在不具有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也能缴纳工伤保险。因此，参保政策应向更便民方向行进。
他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进行研究和评析，经过科学分析后认定这种理论是科学，然后精准宣传其基本原理。在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他们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寻找二者结合的路径，成功找到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在通过研究、论证和确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领导和参与中国革命，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上升为一种革命信仰。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信仰时，就有了饱满的革命热情，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立志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主张的崇高理想拼搏奋斗。这种基于对科学真理的深入研究和经过革命锻造而形成的革命信仰，科学而崇高。
由此可见，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与信仰的融合。科学是基础，保障信仰的科学和伟大。信仰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内化，他们注入马克思主义以信念和敬慕情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必然要求和价值旨归。“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科学态度和行动是后继者必须要继续传承的科学原则，只有坚持了科学与信仰的融合，才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科学与信仰的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的过程，完美地诠释了科学与信仰实现融合的进程，形成了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的基本范式。“五四”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种科学与信仰融合无间的基本范式为其不断“中国化”树立了科学原则和基本态度。
事实上，作为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五四”时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已经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也就遵循了科学与信仰融合无间的基本范式。“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萌芽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具体实现中国化的认识和研究尚未深入探讨，但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和信仰相统一的态度和作法则为其开启“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中国化”，其实质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信仰牢牢根植于中国革命者心中。“中国化”开启后，其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理论自身与时俱进的产物，更加丰富理论自身的科学内涵，更加巩固理论的“科学”地位。经过转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结合，把实现共产主义与工农大众革命需求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就更易于被中国无产阶级所掌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接受群体顺其自然地增加，上升为整个阶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坚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科学与信仰融合的结果，也是科学与信仰融合的开端。“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科学”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信仰践行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信仰二者相辅相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转化和运用，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柱。“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带入工农大众，使其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如何使这些工农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内化为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重要使命，也是中国革命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
(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科学与信仰的融合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信仰被中国先觉者接受和传播，从此走上中国化的道路。科学与信仰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及其成员必须坚持做到科学与信仰的融合。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该诉诸于理论层面，把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一种科学真理从学理层面加以研究和传承，弄懂、弄通和弄透它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践中推进理论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最新理论成果。其次，必须上升到信仰层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坚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实现众志成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言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与信仰融合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讲，在理论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上，坚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保持理论的生命力。在实践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把经过实践淬炼而来的科学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为了实现这一信仰不懈奋斗，用行动来宣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既做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传承者、创新者，又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追随者和践行者，实现理论和信仰的结合，认识和行动的统一。
科学与信仰的融合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方向和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科学与信仰融合的基本范式，任何割裂科学与信仰的想法和行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始终坚持着自“五四”时期就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信仰相融合的根本观点，坚定不移地遵循科学与信仰结合的思维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坚定自己鲜明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展现了中国真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五四”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种科学与信仰融合的科学范式指引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而努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去奋斗。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64.
[2]陈卫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进化论[J].哲学研究，1996,(4):11-17．
[3]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94.
[4][7]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73;364.
[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二卷)[C].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302.
[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9.
[1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
[1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6.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6.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Belief :the Basic Paradigm of the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LI Qi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Marxism was accepted and disseminat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Marxists as a "science"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and consciously internalized into a spiritual pursuit and lofty revolutionary belie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belief constitutes the basic paradigm of the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The "May 4th" period，as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belief logically became the way of thinking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mad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ve a very successful star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basic paradigm of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belief, and use this paradigm to guide and inspire people to strive for upholding the scientific truth of Marxism and to realize the lofty ideals of Marxism. We firmly oppose any ideas and actions that divide science and belief, because this is a distortion and betrayal of Marxism, not a real Marxist.
Key words :"May 4th" period; Marxism; science; belief;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5-0029-06
收稿日期： 2019- 04- 17
作者简介： 李 庆(1990-)，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
(责任编辑：邓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