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张之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友兰曾经对近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为他是近代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来势汹汹，中国传统儒学应对乏术，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学信条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晚清的政治危机正是以儒学危机为核心而展开的。面临西学冲击，中国将走向何方？文化保守主义，是一部分人的选择，而张之洞正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
在辜鸿铭，这位曾经在张之洞幕府供职二十余年的晚清怪杰看来，“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辜鸿铭文集》)。“儒臣”正是张之洞毕生追求的人格理想。他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接触了西方文明，通过“中体西用”思想回答了学习西方与维护道统之间的关系，强调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有限地吸收西方文明，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价值的固守来维持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反映出一位末世“儒臣”对儒学正统的调适与坚守。作为晚清官僚中的学者，学者中的官僚，张之洞的从政与为官具有一种独到的儒家文化特色，他始终力图为自己的为政治民之道寻求一种学理上的解释。他自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一生在强调通经致用的基础上，笔耕不辍，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除奏章、公牍等政书外，范围涉及经史、诗文、辞章、训诂、版本及目录学，梁启超更是在谈到他年轻时候读到张公的《书目答问》和《
轩语》这两本书后，才“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张之洞虽然宦海浮沉四十年，其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消退，有记载说他“好读书，非至终卷，不忍释手，甚至于倦极入梦，犹手握一卷也”。他在为官期间也是勤政自律，自称“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张之洞全集》)。
张之洞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大约是从他出任山西巡抚、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开始的。经世人世的政治关怀和好仁尚礼的道德关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张之洞也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引下开始接触西方文明。作为京师清流，他有言责而无职守，而作为封疆大吏，他必须执掌好一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务。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经营中，张之洞逐渐发现山西积重难返、弊病丛生的现实远非固守祖宗章法可以破解。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接触，使得张之洞对“西艺”、“西技”有了初步的了解，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时他认识到“西人之说”中“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参与了中法战争，移节湖广之后，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得以深化，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之洞全集》)，并相信传统经世之学的欠缺，正是中国国力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对于这一转变，辜鸿铭分析道：“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在张之洞的话语体系里学习西方文明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存“名教”，但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已经成为张之洞的不二选择，他将“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对“西用”的选择范畴由器物层面扩大到不伤及专制政体根本的部分制度层面。
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对于以泱泱大国自诩的中华民族而言，心理冲击的剧烈更胜于物质上的损失。此后维新思潮浸浸而起，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主张“尊新”和“尽变西法”，对西方文化的仰慕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传统士人对于儒家传统的妄自菲薄和自失信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谓“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新青年》)。张之洞敏锐地觉察出世风的巨变，试图充当中国思想界的文化制衡力量，一面抛出《劝学篇》系统阐述“中体西用”思想；一面在鄂省创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选择文化卫道的道路，认为此时对西方文化的迎拒，缺失了与民族文化衔接与传承的濡化过程，他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典型心理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运动的产生而最早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人的异化问题，所引发的回归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如果说西方语境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引发的一种对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的话，那么作为世界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而发生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精神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是民族政治危机和传统儒家文化危机的直接产物，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中国的保守主义正可视为针对‘现代化底危机’的反应”(《生命的学问》)，而中国近代以来围绕中西文化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也是一个失去文化规范的民族为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重建文化秩序所做的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知识分子大都会阐释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由此来表明中国必定不亡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是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中体西用”成为这一思潮的核心理念。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释者，张之洞也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时期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但是，张之洞的文化卫道之路，却是曲折而艰难的。张之洞去世之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的文章，在对他的一生做出“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评价之后，认为：“然以骑墙之见，贻误毕生，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到了民国初年，清室遗臣在追问亡国原因之时，又将张之洞指为“祸首”，因为他在湖北“优容新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欧阳萼致袁世凯书》)。以“儒臣”自期的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维系儒学道统不失地努力，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引人又在事实上对传统中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置身于中西新旧文化乱象的清末社会转型变局之中，在道义与功利、心与物、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上，张之洞经常处于一种不相协调的两难对立状态，他的文化卫道举措也每每事与愿违。
张之洞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为数不多的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高度一致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保证儒学道统不失与保卫满清国家社稷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于是他提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的主张，以此来强化儒学与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张之洞所谓的“保教”是指“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将三纲五常视为儒学内核，这种力图通过密切政教关系来增强儒学威信和地位的做法，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同时，按照张之洞的逻辑，要想保住传统文化不失，就必须保住国家不亡，而保住国家不亡，就不得不引进西学，如果故步自封不求革新，则不利于尊道统卫社稷。于是，张之洞积极筹设新式学堂，主持颁布新学制，促使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以期造就更多的经世之才。但是，在晚清之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背后，事实上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直接对抗，西学的引进已经不可能不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以至于张之洞晚年又不得不反复倡导中学国粹的重要，苦心经营存古学堂，指出：“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在文化卫道的行程上，张之洞内心深处始终是复杂而痛苦的。况且，张之洞试图通过兴办洋务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以保卫朝廷社稷的做法，又恰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越是引进“西用”，兴办洋务、振兴实业，中国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就会越发展，而这股力量不仅不会维护旧有“中体”，支撑起腐朽的专制王朝，反而会加速专制政体的瓦解，加速清王朝的灭亡，离张之洞以维护专制政权来捍卫儒学的目标越来越远。事实上，张之洞辞世后两年，正是在他久任疆寄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宣告了中国大地上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寿终正寝，这对于一生以捍卫儒学道统、公忠体国为人生理想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张之洞的人生轨迹，迈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他一生所信仰的儒家文化正在遭遇无可避免的没落。张之洞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办事宗旨，所谓“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南皮县志》)，但是，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军事乃至政治的制度变革，必然会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提出挑战，他试图以调和折中的方式于两难之中以求两全，但结果却是每每事与愿违，据辜鸿铭回忆，张之洞起初认为“能够而且应该调和”，但最终却陷入了“彻底绝望”的境地(《辜鸿铭文集》)。张之洞虽然一生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具有深沉不变的儒家风骨，自始至终立足于儒家文化的高度自觉之中，也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均有建树。但他一生所致力于的维护儒学道统不失的努力，既显得保守而不合时宜，又蕴含着几许悲凉和沉重。
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中体西用”论是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和精神价值的前提下，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和物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学为主导，中西兼容的文化结构，其保守本质也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张力与惰性。“中体西用”理论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述伊始，就伴随着毁誉参半。华夏中心观被颠覆后，“中体西用”是最有效的回应方式，它有效地调节着中国人在自尊和自卑之间的平衡，又能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可以迎合从满清贵族至一般大众的社会心理。光绪帝称《劝学篇》“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戊戌变法》)，慈禧也深加称许，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行天下，一九○○年于纽约出版的《劝学篇》英文译本，甚至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但与此同时，何启、胡礼垣力主“图新者必舍旧”，在《〈劝学篇〉书后》中下有断语：“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严复嘲讽“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如同“牛体马用”，断难有成。梁启超还断言：“不到十年(《劝学篇》)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复杂多致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很难用“体”和“用”这样强调本体与功用或是主导与从属的思维框架来解释的，晚清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在有意和无意间套用“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他们的想象空间，而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种种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的客观存在，不仅制约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健全发展，也使得张之洞乃至此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时常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说：“在西方各国，先是有了人权和自由，然后才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可能恰好与西方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相反。”西方原生内发性的现代化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西方社会自我更新的产物，与传统的联系相对紧密，而次生外发性现代化国家则往往面临着西方现代文化严重而现实的威胁，文化危机往往伴随着政治危机，这些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怀抱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导致了他们对历史传统的格外偏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理论的公允与平和。张之洞的文化卫道努力也正向我们昭示，工具层面的仿效与价值层面的排斥并不能满足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需要，体用结合的模式对于走向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先行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要面临的任务。
能够在价值层面上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得不承认，传统儒家文化在其价值规定性层面并不具有现代性，这使得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要比西方的保守主义者复杂而艰难得多。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其陷入尴尬的境地，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学说都有一个崇高的境界，先秦道家的小国寡民，传统儒家的大同社会、王道理想，都是对现实政治的超越。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于君主政治之外又找不到超越政治现实的途径，因而，君主专制的需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绝对的政治价值准则。相比之下，作为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之父，柏克的保守主义根植于英国市民社会的传统经验，市民社会、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以及人文主义价值可以作为柏克思想的社会历史基础，而柏克所依托的前期思想资源，却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失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在制约和限制激进主义思想彭湃的时候，却没有可以直接用来支撑自己理论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正像林语堂说的那样，“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中国人》)。
社会变革不仅需要先进思想的导引，也需要有常态的文化制衡。但是，张之洞乃至中国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并没有像西方的保守主义者那样赢得社会更多的理解与认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应对世界文化潮流时价值选择的心路历程，值得我们深切反思。守护传统，并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理张力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共同特点，文化的保守者，必然是强制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前途，看做一种作为心理倾向的保守思路。传统文化是实现一个民族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媒介与杠杆，传统与现代之间又应该是双向开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应该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告别不适当的传统，以期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张力。终究，现代性才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应然追求，创新传统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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