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183;塞耶#183;马汉的海权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汉论文,海权论文,阿尔论文,限度论文,弗雷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Mahan,1840-1914)首次出版了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此书不仅后来被誉为曾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二十本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奠定了马汉作为现代史上著名的海军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的地位。①作为一名海军史学家，马汉的显赫声望主要建立在1890年至1905年间先后出版的“海权的影响”系列四部曲之上，正是通过这四部著作的叙述，马汉首次向人们系统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所以能纵横世界的奥秘，这个奥秘后来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最为核心的信条——“对海洋的控制”(Command of the Sea)。②作为一名战略思想家，马汉的首要贡献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详尽叙述，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理念综合成一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在这个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而这点也使得马汉对英国海权进行的思考和总结，其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思考和总结。③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即他首次阐述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这种考察有两条根本内容，一是对海权的含义及构成要素的系统论述，二是有关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的重要作用，马汉海权思想对后世产生的主要影响，就在于促成了利德尔·哈特命名的所谓“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兴起。④作为一名主要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教益的思想家，尽管马汉始终认为他基于历史经验总结而形成的海权思想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归纳性的，即这些思想主要是从他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而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希望从马汉海权著作中汲取行动指南的人都必须意识到，他的思想同样也有着任何人类思想活动都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性。
一、海权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自马汉“海权的影响”系列著作出版以来，“海权”(Sea Power)虽然在此后历代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话语中已成为一个通俗词汇，但迄今人们仍很难准确界定海权的确切含义，即使马汉本人也没有明确界定过海权的内涵，相反，他更愿意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性质。马汉著作中频繁使用的海权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就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⑤马汉所说的“对海洋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对海洋的完全拥有，他认为，海洋“就像是一个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公用地，但这片公用地内的一些经常使用的航线表明，有许多强制性的理由使人们往往选择某些特定航线而不是其他航线”；如果一国能够从总体上保持自己沿这些经常使用的航线的交通且同时使敌人无法享受这一特权，那么它就拥有了“对海洋的控制”。⑥这种控制将带来两方面的优势：首先，这种控制将会使一国享受不受来自跨海威胁的安全，且同时具有到达敌人海岸的机动性和能力；其次，“通过控制海洋这片广阔公用地，拥有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也就是关闭了进出敌人海岸的商业通道”。⑦马汉界定的广义上的海权主要是指那些同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各种海洋要素，他对这些要素的界定主要建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即“经过水路进行的旅行和贸易总是比经过陆路要方便和便宜”。⑧正是从这个观念出发，马汉认为广义上的海权应当包括两条具体内容：首先，广义上的海权包括海洋经济，即生产、航运和殖民地，因为它们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关键的三个要素；其次，广义上的海权同时还应当包括海上霸权，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拥有海上霸权对保护那些同生产、航运、殖民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⑨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马汉海权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首次力图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即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效益）来思考海权的内涵，在他对海权进行的总体思考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有关影响一国海权能力发展的六个主要条件的论述，用马汉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西格的话说，这一论述在读者中激起了最多的评论和猜想，且许多人对马汉海权思想的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论述。⑩马汉总结的影响一国海权能力的六个主要条件是：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因素。前三项条件都是地理性的，因而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马汉对历史的解读使他认为，同一个必须时刻准备抗击陆上邻国进犯的国家相比，一个无须在陆地上从事防卫和扩张的国家处在集中精力发展海权的最佳位置上；一种优越并且同重要海上航线相邻的位置为一国专注海权提供了进一步的优势，那些不会对一国防卫造成太大负担且分布集中的港口和海岸线同样有利于一国海权能力的增长；贫瘠的土壤和气候通常会鼓励一国居民去从事海外冒险，而一个自然禀赋丰富的国家的居民则很少愿意这么做。其他三项条件也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因为这三项条件同样是密切联系的：马汉所说的人口数量并非指人口总数，而是指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在一国总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他们既包括从事海洋商业的人，也包括随时可以加入海军的人；民族特点就是指一个民族利用海洋赋予的各种成果（即贸易、航运、殖民地）的总体倾向，马汉对此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由富有冒险精神和随时准备且能够为海权的发展进行长期投资的贸易商和店老板组成的国家；政府对发展一国海权能力同样也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和平时期培育国家的海军潜力和商业潜力，并且通过在战争时期对海权的娴熟运用，一国政府就能够确保其胜利的前景，这种胜利反过来又将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11)
尽管对影响一国海权能力的六个主要条件的论述一直被看做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但这段论述同样使许多后人往往将马汉看成某种意义上的“决定论者”，这种看法忽略了马汉论述的重点，即很大程度上在于强调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一国海权能力的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马汉认为，尽管自然条件对一国海权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个人的那些明智或不明智的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对那种广义上的海权的成长有着巨大的修正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平时，政府可通过各种政策来支持或培育“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及民众通过海洋寻求冒险和利润的倾向”；在战时，“政府的影响可通过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合法的方式感觉到，即一国海军规模必须与海运业的增长及相关的各种利益的重要性相称”。(12)马汉之所以强调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一国海权能力的重大影响，关键就在于他认为地理因素的分布可能使不止一个国家拥有对海洋进行控制的潜力，而这就意味着一国海权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许多人为因素决定的，马汉对现代早期英法两国海上冲突历史的考察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足的例证。马汉认为，英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的那种集中于海外商业和殖民扩张的活动虽然可以说是环境注定的，但英国最终战胜法国并取得海洋霸权则是对英国历代统治者“那种执著地指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赏”；马汉相信，法国的大陆地理位置虽然注定它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法国在发展海权方面的自然禀赋并不亚于英国，而法国所以失败是因为法国历届政府推行了“一种极为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这种政策既耗尽了国家资源，同时又使其殖民地和贸易处于无防御的状态。(13)
二、“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马汉在“海权的影响”系列著作中考察的重点就是从1660年至1812年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起。他从这段历史考察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有着巨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这个结论包含两条具体内容：首先，当条件同时有利于两种发展时，一国最好是选择海上发展而不是陆上发展；其次，同一个拥有陆上优势的国家相比，一个拥有海上优势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更大影响力。
马汉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阐述的核心命题，就是当客观条件同时有利于两种发展时，一国最好选择海上发展而不是陆上发展，因为这样做投资的回报（即战争胜利和财富增加）会更高。马汉虽然将英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使用了海权这一威力强大的武器，但他同时认为英国的行为是先天注定的，即只要英国有足够的海军力量防止外军登陆，那么英国的岛国性地理条件将使其领导人不必为防卫目的而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英国的领土狭小且四面被海洋环绕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其居民绝大多数注定将要从海上活动中寻找生计，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英国历代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那种集中于海外商业和殖民扩张的政策主要是环境强加的。(14)与英国拥有的海洋禀赋相比，法国的地理位置注定它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以防卫其毫无屏障的陆上疆界遭到别国进犯，但就其发展海权的自然条件而言，法国非但不逊于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比英国更具禀赋，而这点同时也意味着法国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发展一支单纯为陆上扩张而准备的庞大陆军，二是缩小陆军的规模以便将全部资源集中用于增强法国的海外商业、殖民地及海军力量。马汉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看法是，法国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集中全部力量向海洋发展。在评论17世纪至18世纪英法两国间的几场重大战争结果时，马汉明确指出：“无疑法国不可能忘记其大陆位置，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大陆战争，但人们可以相信，如果法国选择了发展海权的道路，那么它既可以逃避很多冲突，也能够轻松地负担那些不可避免的战争”，因为一旦被断绝那些能立即被汲取并用来支持内部权力的各种外在的活动和资源时，国家必然会衰落。(15)马汉虽承认制海权是英国最终取胜的关键，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法国失误造成的，因为法国的自然构造使它同样具有对海洋进行控制的条件，法国所以在英法海上角逐中屡屡落败，关键在于“法国的精力（有时明智有时愚蠢地）不断从海洋转向大陆扩张。这些行动极大地浪费了法国的财富，而如果能够更明智更持续地利用其位置赋予的优势则将会增加其财富”。马汉认为，法国所以会屡屡落败，其关键是由于法国推行了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使法国海外利益处于一种无防御状态，并且使法国最大的财富来源很容易被敌国拦腰截断，与此相反，在遭受了“七年战争”等一系列惨败后，法国坚持对舰队的重建及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坚持对舰队的集中使用，使得它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战胜英国从而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6)
马汉有关海权之历史影响的第二个主要命题，是海权同陆权相比对世界事务有更大影响力，即一个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总能够战胜一个陆上占绝对优势且企图称霸大陆的国家，这也是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793-1812》一书的中心内容。从1793年到1812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使英法再次成为对手，但这次英法不再是作为同等级别的海上对手进行较量的，由于战前法国爆发的政治动乱实际上已经使法国海军遭到彻底摧毁，因此马汉考察的重点也就转变为一个在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能否战胜一个在陆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在他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胜利首先归因于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时，马汉实际上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他自己明确的答案，他写道：“这个世界还从来没有目睹过更加令人难忘的海权对历史影响的展示。那些陆上大军从没有见过的、遥远且饱经风浪的战船，阻挡了它们对这个世界的征服”。(17)马汉通过对历史的详尽叙述向人们表明，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关键在于首先摧毁了所有对英国制海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即英国首先集中力量消除了荷兰和丹麦的海上力量所构成的次要威胁，并且在随后的特拉法加海战中彻底击败了法西联合舰队，此举彻底消除了法国对英国的海洋控制权构成严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英国采取的这些行动不仅最终确保了对法国的经济消耗性大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同时也增强了英国自身海外商业的安全，前者最大限度地削弱了法国力量，并且促使法国为此而采取报复性的经济行动，这些行动虽然有很大的伤害但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后者则构成支持英国及其盟国军队对法国持续作战的经济基础。(18)对马汉来说，英国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海权”赋予英国以威力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指英国在战争期间对法国实施的那种基于其海洋控制权而形成的经济消耗性大战略。马汉宣称，“英国在这场长期斗争中起到的真正作用很难被认识到，除非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即类似法国大革命这种真正伟大的国民运动或拿破仑领导的法兰西帝国这种由一个天才的统帅领导的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不可能被那些普通的军事胜利击败的”。马汉认为，英国对法国实施的这种经济消耗性大战略的核心，就是将“拿破仑同世界隔离开”，此举不仅确保了英国及其盟国对法国的作战行动得以持续，同时也最终耗尽了法国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而这种大战略的主要设计者小威廉·皮特的天才“在于将英国的安全与耗尽敌人的力量完全等同起来”。(19)
三、海权与“英国式战争方式”
除了对1660年至1815年这段时期英国海上霸权兴起历程的展示外，马汉海权著作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海上战役行动根本原则的思考，这种思考很大程度上正构成他所谓“海军战略”的基本内容。自189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出版以来，马汉对海上战役行动根本原则的思考，从根本上说是围绕兵力集中、内线作战和后勤保障这三条原则进行的，这些原则都是他从瑞士著名战略思想家约米尼著作中借鉴而来的，马汉正是根据这三条原则提出了他有关海军战略的两个著名论断，即海上决战的重要性和商业袭击战的无效，这两个命题也是马汉海权思想中最为人熟知的部分，而它们都是为实现控制海洋的总体目标服务的。(20)作为一名现役海军军官，马汉撰写的“海权的影响”系列四部曲中充斥着有关1660年至1815年这段时期著名海上战役行动的细节描绘，而他对海上战役行动根本原则的思考同样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斯普劳特才会在刊于《现代战略缔造者》第一版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无人曾像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那样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21)由于马汉著作的绝大部分篇幅是有关海上战役行动的细节描绘，再加上他本人的现役海军军官身份，因而后人在关注马汉阐述的海军军种战略的同时，往往对其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有所忽视，正是他首次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即他首次阐述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而这种考察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兴起。(22)
如上所述，马汉海权系列著作的重点是确立海权对历史发展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且他主要是通过对1660年至1815年这一时期英国海上霸权兴起历程的考察而做到这点的，正是从这种对历史上英国海上霸权兴起历程的考察中，马汉得出了他海权思想核心的部分。他认为，1660年至1815年间，英国海上霸权兴起的历程正是对海权在军事和经济双重意义上胜利的展示，而赢得这种胜利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英国“从未试图依靠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军事行动，而是依靠控制海洋，并且通过海洋控制欧洲以外的世界”，从而最终确保了自己国家的胜利。(23)马汉坚信，英国之所以获胜，就在于很少将军队投入大陆战争，而主要利用海洋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支持大陆盟国的行动，这种从马尔博罗战争前已经开始并且在拿破仑战争中“得到广泛发展的津贴体系，维持了英国大陆盟国的战争努力，如果没有这种体系，这些盟国即使没有被打败也将被打残”。(24)马汉所揭示的这种模式使英国得以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历次重大战争中最终取胜，是他将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分析直接应用于自己对英国历次重大战争实践的分析而得出的结果，但这种模式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克劳塞维茨阐述的“有限战争”与“无限战争”的根本区别，即英国在17世纪至19世纪经历的一系列重大战争实践“所以是有限的，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是有限的，而且也因为那些不断变化的战争目标同样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从根本上说正是由工业革命得以广泛兴起和扩散前的国际体系环境决定的。(25)然而，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所总结的这种大战略模式还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海权著作问世后，有两位学者对他的这种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其中一位是与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声望仅次于马汉）海军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另一位是20世纪英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大战略概念的首创者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26)
科贝特对马汉思想的继承，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战略上的“英国或海洋学派——即我们自己的传统学派”和“德国或大陆学派”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的核心在于英国从事的都是有限战争而不是无限战争，英国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英国皇家海军相当强大，足以确保对手无法以入侵本土的方式将这些战争转变为无限战争，二是英国进行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彻底推翻敌人，而是为了从战争中获得某些物质利益，这些利益一般是殖民地和海外领土。(27)哈特对马汉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他首次提出并予以明确阐述的“英国式战争方式”范畴中，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依靠海权并且使用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外围作战的手段，而不是依靠一支大规模的陆上远征军，来战胜大陆的敌人，这种方式不仅使敌人丧失了支持战争的手段，而且扩大了自身资源；这种使英国在历次重大战争中得以取胜的方式，主要以“通过海权而施加的经济压力为基础”，它一般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大陆盟国提供财政补贴和军事供应，二是针对敌人的薄弱环节发起海上军事远征。(28)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这种认为存在某种独特的“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理念从根本上说也正是马汉海权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最大影响，这种理念不仅被历代的战略思想家含蓄或明确地用作对历史上英国大战略实践的总结，且同样被许多人用于审视和指导当今主导性海洋国家（美国）的大战略政策。这种理念在后冷战时代影响的集中体现，就是由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克里斯托弗·雷恩等新近提出的“离岸制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29)同马汉海权思想（以及由此而阐发的“海洋学派”或“英国式战争方式”）一样，“离岸制衡战略”同样将制海权看做是未来美国大战略政策的核心，认为美国在和平时期应避免纠缠于大陆事务，只有当欧亚大陆再次出现霸权威胁且相关地区大国无法进行有效制衡时，美国才需要重返。
四、海权的历史限度
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海权思想所以会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关键在于它首次全面展示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而这种价值和有效性主要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之上的，其中主要有两条：首先，海洋经济（即生产、航运和殖民地）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性要素；其次，技术进步不会对海权的地位和作用产生实质性影响。(30)这两条假定虽构成马汉海权思想的基础，但同时暴露了马汉海权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尽管马汉认为他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揭示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这些原则主要建立在历史上少数海洋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且他考察的正是一个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在世界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时代，因此马汉海权思想的适用性实际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现代世界中马汉海权思想所依赖的两大前提已不复存在。首先，现代世界中海洋经济对国家经济繁荣已经不再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技术进步使生产（即国家总体权势的增长）更有利于那些在资源和人口上都享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强国，二是铁路的出现和发展已彻底颠覆了海上交通同陆上交通相比曾经享有的便捷和低廉，三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扩散使殖民贸易不再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31)其次，与海洋经济在国家经济繁荣中的地位变化相对应，海权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因工业革命造就的技术进步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业革命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使技术取代贸易而成为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点意味着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国家经济繁荣的关系与马汉揭示的刚好相反，即现代世界中恰恰是一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决定其海权的兴衰，当拥有更多资源和人力的其他国家赶上英国先前曾拥有的经济主导地位时，英国就不再能够保持海权的绝对优势了。(32)
与海洋经济重要性的下降及海权地位的根本变化相一致，工业革命造就的变化趋势同样使现代世界中海权对世界事务已经不再享有以往时代中的那种影响力。在理论上，马汉有关海权同陆权相比对世界事务具有更大影响力（即一个在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总能战胜一个在陆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的论断，可以说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战争经验的狭隘认识上，即使基于马汉考察的特定历史环境，这个结论仍然有失偏颇，因为历史上英国历次重大战争的胜利不仅归功于英国的制海权，同样归功于英国的大陆盟国为此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没有欧洲大陆上的腓特烈大帝，英国也就不可能在1763年赢得一个如此辉煌的帝国，与这种情形相类似，英国在1815年建立的第二个帝国归功于英国盟友的成分远远超过人们的预计，正是这些盟友在反抗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岁月中，为滑铁卢战役能够成为特拉法加战役不可或缺的续曲最终铺平了道路”。(33)一般来讲，马汉所以认为同陆权相比海权对世界事务有更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在他考察的那个时代中，技术条件（尤其是交通技术和武器技术）的限制使那些拥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强国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但19世纪中开始形成并日益扩散的工业化进程使形势发生了逆转：铁路的发展不仅使大陆国家拥有了开发其内在潜力的手段，而且使陆上兵力投送更为方便迅速，这就使海洋国家很难防范大陆国家针对其殖民地的攻击；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武器技术的发展（如鱼雷、潜艇等），不仅大大降低了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海上封锁的效用，而且使海洋国家更难保护其海上生命线；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规模与进程，那些在人口和资源上享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国家更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34)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经过工业化改造的现代世界中，海权对世界事务已不具有以往时代的那种影响力。
作为一名主要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教益的思想家，马汉海权思想的局限性还体现为他本人国际政治视野上的狭隘，他将英国在现代历史上享有的霸权地位片面地归因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英国霸权地位之历史基础的狭隘认识上。事实上，英国在现代历史上享有霸权地位，主要基于欧亚大陆的均势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海军优势，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任何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实践，都将有利于类似英国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国家保持自己在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上的相对安全。(35)作为一个主导性海洋强国，尽管英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同欧洲大陆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欧洲大陆事态的发展始终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关切之一，一旦某个大陆国家取得欧洲霸权，都将严重威胁英国的根本利益，因为欧洲大陆霸权将会使该国获得足够资源，从而最终有能力动摇英国在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上的优势。从根本意义上说，马汉考察的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海上霸权兴起的历程，同样也正是英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欧洲大陆的均势进行干预的历程，而英国主导的历次重大反霸斗争的胜利不仅应归功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同样也归功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盟国为此做出的努力。(36)历史上英国主导的“大洋机理”所以能够遏制并击败旨在取得欧洲区域霸权的“大陆机理”，关键就在于英国对大陆局势的干预不仅激发了其他国家对霸权觊觎国的反抗，且最终导致了后者同位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它们先后是土耳其、奥地利和俄国）的冲突，现代历史上历次重大反霸斗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都应归因于海权和陆权两者为此所做的共同努力。
五、结语
同历史上其他许多经典一样，马汉的著作虽然历来被关注海权的人奉为“圣经”，但后人对马汉的理解却总是基于某些约定俗成的理念，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某种绝对的视角来看待海权的重要性，并据此将海权与国家的兴衰绝对等同起来，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一战前夕德国海军的军备政策，从而间接成为一次大战的潜在诱因。(37)同这种约定俗成的观念相反，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他首次全面探讨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而他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对历史的详尽考察，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的理念综合成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在现代世界历史上，马汉力图向人们表明，尽管历史环境和海军技术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有关海权的基本原则却属于不变或不可改变的，而后人从马汉那里得到的直接教益是，如果一国能够注意到那些原则并拥有发展海权的若干要素，同样也能够成功地发展自己的海权，这点正是马汉长期受到推崇的关键原因。(38)然而，作为一名主要从历史研究中获取教益的思想家，马汉海权思想的有效性仅仅建立在少数几个海洋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且他考察的恰好是一个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因此马汉海权思想的适用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事实上，马汉在阐述其海权思想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历史通常并不总是重复自己，且未来事态的发展可能也并不总是遵从以往的那种模式”。(39)
注释：
①马汉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撰写的“海权的影响”系列四部曲，参见：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83-1812,Boston:Little,Brown,1892; -The Life of Nelson:The Embodiment of the Sea Power of Great Britain,Boston:Little,Brown,1897;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Boston:Little,Brown,1905.
②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London:Macmillan,1982,p.33.
③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Macmillan,1983,p.5.
④代表目前对马汉海权思想最新研究水平的主要是以下两本著作，参见：Jon T.Sumida,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John B. Hattendorf,ed.,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Newport: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目前国内可获得的有关马汉海权思想的研究专论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Margaret T.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Edward M.Earle,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 Paul M.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M.Kennedy,ed.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Fontana,1984; Philip A.Crowl,"Alfred Thayer Mahan:The Naval Historian",in Peter Paret,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Jon T.Sumida,"Alfred Thayer Mahan,Geopolitician",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
⑤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p.14.
⑥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p.25.
⑦Ibid.,p.138.
⑧Ibid.,p.25.
⑨Ibid.,p.28.
⑩Robert Seager Ⅱ,Alfred Thayer Mahan:The Man and His Letters,Annapolis,MA:Naval Institute Press,1977,p.205.
(11)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pp.29-89.
(12)Ibid.,pp.28,82.
(13)Ibid.,pp.75,76.
(14)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pp.66,87.
(15)Ibid.,pp.170,200.
(16)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pp.505,507.
(17)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83-1812,Vol.2,pp.118,119.
(18)Ibid.,pp.325,373.
(19)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83-1812,Vol.2,pp.409,411.
(20)Azar Gat,A History of Military Thou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58.
(21)Margaret T.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p.415.
(22)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Temple Smith,1983,p.176.
(23)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83-1812,Vol.2,pp.118,119.
(24)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pp.64,65.
(25)Donald.M.Sc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78.
(26)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Temple Smith,1983,p.176.
(27)Julian Corbett,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1,p.38.
(28)B.H.Liddell Hart,When Britain Goes to War,London:Faber,1935,p.41.
(29)吴征宇：《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第25页。
(30)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p.7.
(31)Paul M.Kennedy,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
(32)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223.
(33)Gerald.S.Graham,Tides of Empire,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2,p.38.
(34)Paul M.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pp.48,56.
(35)Michael Sheehan,The Balance of Power:Hist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1996,p.115.
(36)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London:Chatto & Windus,1963,pp.76,90.
(37)Rolf Hobson,Imperialism at Sea,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Inc.,2002,p.325.
(38)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London:Macmillan,1982,p.36.
(39)William E.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0,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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