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视野下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
孙 洁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061）
[摘要 ]作为一种变化和动态的政治目标，国家认同形成于公众的日常实践中，并通过话语、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产生、复制、转化和瓦解，这对于理解国家认同如何被政治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想象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公共话语从以下四个方面生成了不同需求和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建构机制：象征性的表征建构；民族性的叙事建构；多变性的战略建构；语境性的媒体想象共同体。
[关键词 ]公共话语；国家认同；共同体
关于国家认同的文献极其广泛：集体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的形成，一直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颇感兴趣的问题。正如Wodak等人所指出的，许多国家认同的关键概念，包括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概念，本质上是有争议的。“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国家’定义，也没有任何关于何时可以谈论‘国家’的普遍共识”[1]18。国家认同已经成为“通用的流行语”，特别是在文化、民族国家和区域政治一体化的因果关系方面。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分析的焦点转向了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作用以及现代印刷传播的现代民族主义与将国家身份的历史基础理解为植根于民族关系和文化分裂二者间的争论。全球化条件下国家认同的日常实践之影响也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
1 “想象共同体”的框架构建
现代主义理论的“想象共同体”是国家认同理论中影响颇大的一种观点。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固有的有限和主权”[2]6。因此，安德森对国家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概念上——社区、有限的边界和主权。国家之所以被想象成一个国家，是因为一个国家政治单位的固有的要求是：“即使是最小国家的成员，也永远不会了解其大多数成员”[2]6。在此，安德森继承了盖尔纳的观点，即“民族主义不是民族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创造了不存在的民族”[3]169。
有三个关键因素构成了“想象的”国家。首先，国家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国家是一种“深厚的、水平的同志情谊”[2]7，国家的博爱被描述为数百万人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的意愿背后的力量。其次，国家被定义为有限的。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被有限的边界所包围，其他国家也存在于有限的边界之外。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者不敢“梦想有一天，人类的所有成员将加入他们的国家”[2]7。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这个想法，同大部分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观点类似，利用了社会身份理论：群内被界定为反对外群体的存在；为了有一个“我们”，就必须有一个“他们”。最后，国家被想象为主权国家。根据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变化以及进而对“等级王朝”的侵蚀，安德森认为国家被想象成自由的——要么是“在上帝之下”，要么是直接的。这种地位的“尺度和象征”便是主权。如果这个国家是通过以上述这些方式想象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力量，无论来自内部或外部，只要关系到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会有效地被构建成对国家的威胁。
公众的国家认同出现始于资本主义和平面媒体的发展，以及两者的融合——赋予一个新概念来诠释精英对国家构建的作用。安德森所说的“人类语言的致命多样性”为创建新的想象社区创造了机会，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一论述概述了一个日常且世俗的文化过程。与传统、公共的庆祝活动或民族“高雅文化”不同，国家认同是经由当地书面语言的传播以及精英阶层通过新兴的印刷媒体使用这些语言而形成的民族社区。定期阅读同一份日报或周报以及其他纸质出版物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文摘或报纸对国家的建构是一种话语建构，它将读者明确地定位为民族内群体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内群体与来自其他民族的外来者进行对比，从而在读者中形成一套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和取向。安德森因此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论述：国家的发展根植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关系和伴随于现代世界而出现的大众传播，简而言之，“印刷资本主义”。因此，大众媒体成为国家身份建构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凸现出其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这一重要问题。
术前检查出3例已有下肢血栓患者外院会诊后其中2例安装过滤网后再行手术，1例给予溶栓治疗缓解后再手术，其余患者均行手术。通过相应预防措施及护理，术后无1例患者发生DVT和肺栓死等严重并发症。
将图1的四边形OABC中的矢量等式r= b+ a- c的两边作自身的点积(数量积)有：rr= bb+ aa+ cc+ 2(ba- bc- ac)，即r2= b2+ a2+ c2+ 2(bacφ- bccφ∓ψ- accψ)，[(b2+ a2+ c2- r2)/ 2+ bacφ] /c= acψ+ bcψ∓φ，
虽然安德森没有考虑其他形式的媒体，特别是那些在20世纪才出现的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国家是如何通过共同的、大众的文化实践产生和复制的。正如他所指出的，报纸读者会对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在同一时间消费相同内容的“大众仪式”感到放心，而他并不了解这些人：“想象中的世界显然植根于日常生活”[2]35。因此，想象中的社区是由公民对文化话语的大众参与(主动或被动)所创造的。这一框架可以从安德森的核心关注点，即报纸和其他印刷媒体，扩展到更广泛的来源。
2 国家认同的话语建构机制
因此，民族性植根于一种“叙事故事”，这种叙事故事将国家建构为个人赋予社会世界的更广泛意义的一部分。集体记忆的概念对这种观念也颇具重要性。民族身份的叙事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共同历史的强调，以及对历史的记忆方式：集体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选择性回忆的产物，这些事件对特定群体的成员具有重要意义。De Cillia认为，公民讲述的民族历史故事是“民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依赖于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保持着一定的历史连续性。
2.1 象征性的表征建构
这一论述借鉴了Pierre Bourdieu的习惯概念——一群人共同的想法和观念，同时也借鉴了“群体”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认为国家和身份的话语建构涉及到差异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建构。因此，国家认同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为个体所共享的现象综合体，包括相似的情感倾向、态度、行为规范，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化场合而内化的各种观念和知觉，具体包括政治、媒体、日常实践、教育和文化。因此，个人可能对共同的民族文化、共同的历史、国家领土、对其他民族和群体的态度具有共同的概念。民族国家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根植于文化表征之中，象征性形成——一个“表征的系统”产生了国家的概念。
打开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本的三本书)，教材设计新颖，图文并茂，全书虽只有300页，竟有各种插图354幅，有地图、示意图、地理统计图表等(下表)，这些插图是高中地理教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和文字教材紧密联系，互相补充，对教材的文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和考察。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de Catanzaro(1991)提出的适应器理论激发了众多的研究，值得感兴趣的研究者予以关注。不过，这一理论依然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检验，而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在未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认同被定义为一组概念和知觉图式、态度和行为习惯，由其承载者集体分享。根据上文提及的“认同”的理论表达，Wodak总结了建构于日常话语行为中的国家认同是如何构成了“共享的想象共同体”[1]22：
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构造，或者说是基于想象的一个观念集合体，其中至少包含了诸如集体团结与平等、边界与自主权等定义元素，那么这种形象是真实的，以至于完全可以产生让人诚服、相信和认同的情绪。
2.2 民族性的叙事建构
围绕着国家所建构的各类故事创造了公民所认同的共同意义，并将其构成福柯的“臣服”意识中的“臣民”：既是属于国家的臣民，也是受制于国家的臣民。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性表现在强大的文化机构中，这些机构声称“将所有的差异和多样性纳入他们想象中的共同体”[4]355。这种对民族的文化表征本来就是混杂的——虽然民族文化的作用是呈现“一个民族”，但这种明显的连续性掩盖了“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大杂烩”[4]356。这种对国家认同的描述并不是假设有一种明确的、可以客观观察到的国家认同，而是假设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会根据语境进行话语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身份是“在旁观者的眼中”。然而，这些身份被共享和共用，作为民族国家政治目标的附庸和参照，由此它们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具体的“国家”的属性，而非仅仅是代表某个小群体或团体。
铝合金具有众多优点，其体积小，韧性延性好，抗腐蚀性高，易加工生产且价格便宜。在航空制造业中，铝合金及其材料加工的质量将直接影响航空器自身性能和运营寿命。[3]
“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为国家认同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话语分析以此为基础，以维也纳批评话语分析为手段，关注国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话语，以及政治人物对比国家的方式。国家认同是通过话语、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产生、复制、转化和瓦解的，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话语从而审视国家身份的建构。
2.3 多变性的战略建构
Eder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关注身份争议发生的地点来分析国家身份的构建。在各种环境下，如在政治、大众媒体、体育、教育和日常实践中，话语行为的作用，以及随后的公民社会化，都对国家认同的话语建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单一的国家认同，不同的身份会在不同的语境中构建：“受众、设置、主题和实质性内容”[1]4都很重要。因此，国家身份是可变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De Cillia认为，虽然身份话语可能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但精英与媒体呈现的身份形象与发生在公民私人或半私人生活中的“日常”话语之间存在着转移与矛盾的关系。因此，精英和媒体的话语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公民的话语进行互动，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构建亦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政治行为体使用的策略是通过“促进统一、认同和团结”来构建认同，这是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话语过程中最全面的策略。
同样，这种将身份理解为话语建构的现象要求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是单一的话语，而是多重的、重叠的、有争议的话语。政治行为体产生和再现了包含“共同或相似的信仰或观点的复合体”[1]28的国家话语。这些话语是由包括国家、政党、媒体和日常社会实践在内的行动者构建的，并产生了促进个人社会化，促进“国家认同”共享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以不同的“宏观战略”为幌子的参与者可以进行国家认同的话语建构，这与许多社会功能相对应，包括社区建设、永续、合理化和转型，也就是说，这些对国家认同的话语结构可能为了寻求战略目的而“构建和树立某一特定的国家身份”，即可能试图促进团结，或制造分歧。话语可能是寻求“维护和再现一种受到威胁的国家认同”[1]33，以便延续、支持或保护它。辩护策略寻求通过强调过去事件的合法性和国家“内群体”的历史来为现状辩护或使其相对化，从而捍卫共同的“国家自我认知”。
2.4 语境性的媒体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话语建构框架强调了大众媒体话语在塑造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这与安德森(2006)和Billig(1995)的观点相一致。大众媒体通过媒体话语推动了公民共享的、集体的身份的社会化，即以政治精英同样的方式构建身份模型；随后，在私人空间被重新语境化（日常话语），并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大众媒体话语与精英（政治）话语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在这两套话语之间，以及最终与“日常”的身份建构之间，会发生一种身份观念和形象的矛盾转移。大众媒体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来自于精英的“身份话语”重新语境化和衍生化，如以新闻报道、广告和大众娱乐等等。因此，媒体成为身份话语分析的关键焦点，原因在于它们既再现了已有的话语，又充当了话语建构的场所：媒体在极其复杂而广泛的参与者者互动中，既反映又塑造了关于国家身份的话语。
Billig（1995）的平庸民族主义理论采用了国家精英建构的概念，并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重新构建了这个概念，承认了在身份建构中超越精英的“实践”的作用，认为“日常实践”是国家被记住的最重要的机制。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日常”，以便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嵌入在被不断提醒的或树立的国家地位的日常生活中”[5]38。媒体或许比政治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成为把政治家的言论传播到公民家庭中的一种途径，同时也由于媒体是国家形象建设和重建的关键场所。
3 结语
国家认同不是政党使用的静态目标，而是一种变化和动态的目标，其形成于在日常的公共话语中，其来源及其在日常实践中的再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国家认同如何被政治化具有重要意义。媒体话语建构采用了一系列的策略，但它们的基础是强调民族独特性，并在族群内部和外来民族之间，特别是和那些最相似的外来民族之间，构建可能存在的最大差异。同时，没有单一的国家认同，而是根据需要和语境构建的不同的认同话语，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竞争。
参考文献：
[1]Wodak，R.，etal.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M].2nd ed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2]Anderson，B.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3rd edn.London：Verso，2006.
[3]Gellner，E.Thought and Change[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4.
[4]Hall，S.Culture，Community，Nation[J].Cultural Studies，1993，7(3)：349-363.
[5]Billig，M.BanalNationalism[M].London：Sage，1995.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Vision of Public Discourse
Sun Jie
(Basic Department,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As a changing and dynamic target for political parties to use,national identity is formed in everyday public discourses and is produced,reproduced,transformed,and dismantled through everyday public discourses by means of language or other semiotic systems,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 politicized.The discourses of mass media adopt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 produce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need and context.
Key Words: Luocheng Folk Songs;Public Discourse;National Identity;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02(2019)02-0028-03
DOI： 10.13420/j.cnki.jczu.2019.02.007
收稿日期： 2019-01-05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2219rwsk2018B02)。
作者简介： 孙洁（1983—），女，安徽合肥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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