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英刊《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发表文章《文化与社会主义》，从文化与身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人类在刚出生时，都是未发育完全的，毫无生存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不只适用于牛津剑桥的教员，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后来，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管理，但也要建立在继续依赖他人的基础之上。但这一次的依赖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了。只有通过依赖他人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形式，人类才得以自给自足。我们都喜欢幻想自己的血统更高贵或者（更具欺骗性地认为）没有祖先——我们是从自己脑袋里爬出来的，或是从自己的肋骨变来的。正因为没有出生就无所谓死亡，我们藉此产生出了让人倍感欣慰的关于永生的幻想。
这就是我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或浮士德之类的人，这类人有太多不能被满足的需求和意愿。因为物质主义是重大的制约因素，所以他们私下认为自己是完全非物质的人。这是一群除了自己，对终点、起点、立场和目标都不甚了解的家伙。当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毁，他们立即决定在原址建一幢更大的楼来代替。
因为我们都出生过早，几乎无法应付周遭环境。要是没有文化的正确引导，我们必将很快死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司汤达或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指的是“教育”意义上的文化，“教育”是莎士比亚用来中和“自然”与“文化”的一个词汇。剧作家爱德华·邦德谈到我们与生俱来的所谓的“生物期望”时，这样写道：“婴儿期望自己被照顾，不仅是食物，还有情感上的安抚，期望自身的脆弱能被庇护，期望自己降生在一个期待其降生的世界中。”那些围在摇篮周围的面孔若不和婴儿交谈，它便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人。由于其具有了人类的躯体，它当然会是人类。但是成为一个人是需要后天努力的。邦德用这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因而拒绝用文化一词来为之增光添彩。
你可能会注意到，此处的文化既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又是一个规范性的词汇。它中性地描述生存所必须面对的事情，但同时也提及了关爱，因此也是一种价值术语。如果没有某种文化的关怀全力迎接我们，我们绝不会健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这个词跨越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鸿沟——也就是实际情况和所期望情况之间的鸿沟。
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化是我们的本性。从后现代开始，就有人主张文化是我们的本性，作为后现代思想，我们可以为文化加官晋爵。文化无处不在。
只有语言动物，即存活于有意义的世界中的动物，才能拥有文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的意义是要与其他人超越单纯的身体接触共用一个感官世界。这不仅是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感官感受，并且要在顷刻间将其转换为形式。这使我们的肢体向外部一系列复杂网络和组织延伸，反过来也向内延伸，赋予了精神以深度和内涵。整个文明就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技术是一种弥补。劳动、讲话、给事物下定义、自我改善、自我超越的肉体使得技术成为可能。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你要是想看看灵魂是什么样子，看看身体本身就知道了。
现在，这既令我们欢喜，也是我们的灾难。这种有语言的、由文化造就的生物相比于其他生物来说在各个方面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语言，和以其为媒体的文化或概念世界，使我们与其他生物在对决的过程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语言有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客观地认知并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异化和取得成就的源泉。语言文化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建立起比仅仅是肢体互动更为亲密和强烈的关系，也就是精神、灵魂和意识。
意识更像是从我们之间交流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个体，更像是肢体协调的舞蹈而不仅是脏器的运转。由于这种独特形式的交流，我们能消除身体间的障碍从而更接近他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语言符号生物，生理行为并不比语言更能使人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事实上，像拥抱和握手这样的行为只能在一个由意识构成的世界里有意义。语言并不是分享事物的替代品，语言是一种更深刻的分享事物的方式。在这样一个意义构成的世界中生存，既让我们荣耀又让我们恐惧。语言，或者说概念，使我们从生物每日重复活动的枯燥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赋予了我们历史。
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有文化和历史，我们的存在便立即扣人心弦地波澜壮阔起来。对比起来，其他生物的生活要无聊但安全得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不安全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拥有历史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完全重复自己。就像语言本身，我们是造物主没有完成的作品。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仍会觉得它的到来武断而无理。正像麦克白夫人认识到而她丈夫没有认识到的那样，去超越我们的本性正是我们的本性。在一个由意识构成的世界生存，同样允许我们在有意义的背景下和在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反应。在反思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分为了两部分，既是我们的思维的主体也是其对象。
生物注定要不断地冒险。比如说，因为总是有更多来自它本身源头的意思要表述，就是说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内在不稳定的。从诠释本身亦需要被诠释这个角度来看，永远不可能有终极诠释这么一码事儿。也不会有终极词汇，因为一个词汇只有通过其他词汇表示才有意义。我们能够生活在历史中是因为我们能够自我超越，也就是说他们允许我们不受限制地用我们决定的方式来决定事情。这使得我们自身能够有些创造性，使得我们的生活不会是循规蹈矩，一成不变。
语言使我们能够表述不在场的东西，有了语言，我们才得以描述未来和否定状态。对现在的不断否定和超越（这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问题在于，有语言的生物可能会发展过于迅猛。与此相反，进化，是惊人的缓慢又无聊的过程，但却是安全的。
语言动物永远面临不自量力以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危险。古希腊人很早就用傲慢来形容这样一种慢性疾病，而现代人则用浮士德的神话来比喻。我们总是有可能被我们的欲望断送：对这种取悦自己、挥霍自己、魔鬼般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弗洛伊德称其为死亡冲动。它通过毁灭他人获得一种无由的快感和猥琐的乐趣，传统上我们称这种鲁莽行为为邪恶。
那么，这一切跟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有何干呢？让我通过《李尔王》把话题从文化引导到政治上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和其他地方，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剩余或过剩产物，一种超过严格必要的过剩产物。但他也认为，这种过剩对我们是必要的。过剩属于我们的天性。文化是附加品，但它已经融为我们血肉的一部分。莎士比亚在写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时候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李尔王在他残忍而功利的女儿问及他为什么需要一个骑士做随从时，他这样呼喊着回答：“噢，需要没有理由！”
莎士比亚似乎在剧中一度从过剩的思想摸索到了社会主义。李尔王见到满目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慨叹道：“啊，我照顾他们太少了！施舍不过是夸耀而已；敞开心扉去感受穷人的感受，你便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处境，并让上苍看到更多公正。”李尔王要表达的是，权力是没有形体的，权力也没有血肉，要是权力有了形体和血肉，它会感受到自己带来的悲惨，也就因此可能停止这一切。物质财富的剩余以替代品的形式使权力的感觉迟钝了，也正由于物质财富使人们对同情绝缘了。关键是他有能力把自己多余的财富分给穷人，这样就会同时允许无衣的穷人和李尔王本人感受、欣赏自己的身体，回归人性。（对这部戏剧这一观点进行发挥的最近一个事例是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它同样是以从身体到共产主义、从身体到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讨论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我们要重新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富人的感官和权力没有得到如此细心的呵护和照顾，他们就能体会到穷人的苦难，并与他们分享食物。富人财富过剩以至于对同情无动于衷，而穷人获得的财富却少之又少，生命的更新与财富的彻底再分配密切相关。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和血肉之躯是密切相连的。
“噢，需要没有理由！”礼品、酬金、奢侈品、非必需品、多余的东西，这些是构成我们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政治转型条件下可能构成我们自身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从浪漫主义到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文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代表了一种极端自私的生产方式。因此，它是一种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对边沁主义和交换价值的化身的谴责。
艺术就像它所取代的上帝一样神秘异常，源于自身，也终于自身，不屈从于任何外部法则，正因为如此，艺术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令人吃惊的是，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艺术又是最具政治性的。我们的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其中其存在完全脱离了物质因素的商品成为了界定其他物品的标准，而艺术则成了这种商品的对立面，即使艺术现在也首次成为了一般商品生产的一部分。
在自然与文化的斗争中，自然总是占上风，那就是死亡。但是，在短期内，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创造文化，在曾经是劳动和必需的领域创造快乐。但是社会主义传统内存在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的重要矛盾：你是否以威廉·莫里斯的创造性的方式从事艺术创作，使艺术文化成为非异化劳动的一个范例，或是像王尔德那样完全放弃工作？是否拒绝工作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好理由？对王尔德来说显然如此。在他看来，一旦必要性这个王国得以实现，我们就只需整日身着家居服进行各种享乐，背诵荷马，品尝苦艾酒，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涉及文化意义的转变，从狭义的艺术到更广泛的整个生活方式。艺术界定了生活的某些品质，它的任务是将社会存在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根本的政治性概括，而这正是雷蒙·威廉斯的洞察，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观点。
1.广义的文化是指语言、符号、亲缘关系、共同体、传统、根源、身份等，可以将其简单界定为人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然而，正如你所注意到的那样，这并不是司汤达和肖斯塔科维奇意义上的文化。
2.这意味着文化整体上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像它在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而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问题本身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认为文化可以提供一个普遍而共同的基础，使不同社会、不同性别、不同族群的人们能相聚在一起，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为我们提供必需的精神凝聚力。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文化观念在目前已经不大可能了。现在，文化代表的是冲突、对立，而不是共识和普遍性。20世纪中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三大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斗争，都把文化看作表达其需求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传统的工业斗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3.最后，我们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转向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左翼坚持认为文明与野蛮是同步的，而不是按顺序发展而来，文明不是从野蛮进化而来，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种高级文化都离不开痛苦和剥削。但是，如今，文明意味着个性、普遍性、自主性、反讽、反思、现代性和繁荣昌盛，而文化则意指自发性、信念、集体性、特殊性、传统及（一般来说）贫穷。
很难从地理差异上来理解这种分歧，然而，鉴于过去世界上有些地区文明化了，而有些地区仍很野蛮，现在一些地区拥有文明，而另一些地区拥有文化就不足为奇了。谁说我们的思想没有进步？在左翼拆解这一明显的意识形态区别之前，唯一的问题是是否的确存在所谓的宝贵而先进的文明，是否也存在着偏执而愚昧的文化。这正是我要留给各位继续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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