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融雅 以心驭史——《三国志平话》的文化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文化论文,志平论文,俗融雅论文,心驭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0）01—0108—10
《三国志平话》是“说三分”故事见诸文字者，是民间三国传说的集大成者，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是构成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座文学大厦的支柱之一，在艺术思维方式、结构格局、形象造型、感情倾向、文化观念等方面为罗氏做了必要的准备。近年来，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时贤已多有成果问世。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笔者认为，还应将其置于传统文化与宋元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上透视其特有的文化意蕴，透视其中所孕含的大众与士人文化心理的碰撞与交融形态，透视其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对罗贯中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深层影响。从总体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它是以俗融雅，以心驭史，即立足大众文化层面上吸收经典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表达民众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与评价，传达出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总体思维方式决定着《三国志平话》情节结构处理、人物形象塑造与道德理想寄寓等方面的特色。
一、整体框架的新思维
《三国志平话》的出现，不仅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从宏观上探讨其在思维方式上的创新，我们发现，它是在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同时又参照史书，并以自己的结构才能将其重新整合为一体。约而言之，《平话》作者在全书整体框架上的新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1.以编年时序连缀故事。
《三国志平话》的作者（注：郑振铎认为《三国志平话》“是在俗人或‘民间学士’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李福清由书中说话公式的不同形式判断“不是由一个作者写成，至少应有两个作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51页。吾以为应包括说话人与写定者两类人，乃其共同合作的成果。）在进行创作之初，面对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一是丰富多彩而歧异散乱的民间传说故事，一是严整有序而晦涩难读的三国史著。要想创作出浑然一体、自成系统、首尾完整的三国故事，必须完成两个层面的集中融汇工作，既要把前代各种纷繁的三国传说、故事集中为一体，又要把文人的史著与民间的故事融汇在一处。这是相当艰巨复杂的艺术工程。《平话》宏观处理的方式是利用史著的时序框架，装填进三国故事的内容，使其成为一个能独立存在的文学作品。这体现了《平话》作者一定的结构情节的艺术才能，给了罗贯中以思路上的启发和结构上的借鉴。
总体上看，《平话》利用史著的时序框架主要是模仿编年史的形式，依次写出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诸侯蜂起至三分天下、最终三分归晋的当时天下大势的总体格局及走向，既写出了三国的兴亡史，同时也写出了理想英雄的奋斗史、创业史。在编年体例方面，其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影响较大。具体说，《平话》中运用了编年史式的开头语，赋予其连缀情节的结构功能。这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与史书相同的确定的年号与月份，如：“建兴二年”；“建兴二年四月”；“建兴二年，是六月半”；“后建兴十五年二月半”；“延熙十七年”等字样即是。二是与史书不同的不确定的时段或某日，如“前后半年”、“前后一月”、“前后半月”、“无半月”、“又十日”、“无十日”、“数日”、“无三日”、“当日”、“来日”等等。这种形式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远远多于前一种，它具有表示故事中的时间正在进行的艺术功能。《平话》在纪年上先是用汉帝年号，接以蜀国年号。这显然是受朱熹以蜀汉为正统说的影响所致，与《平话》中拥刘反曹的思想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表里一致。
《平话》连缀情节还经常使用说话人的套语，如“话分两说”、“话说”、“却说”、“后说”、“又说”、“说”等，借助这些套语，将情节从一个时空转入另一时空，由此人物过渡为彼人物。这种插入性套语有硬性缝合的痕迹，不如时间词语连缀自然，故《平话》将二者交错使用，以显出变化。两相比较，用时间语多于说话套语，中卷用前者46次，后者44次；下卷前者出现63次，后者43次。二者在罗贯中《三国》中均有遗留，只是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了。这说明其情节结构水平大大提高了。
2.以蜀汉一方统率三国。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三国所占篇幅以魏居首，以蜀居末。由于蜀国未设史官，史料有限，所以经过裴松之的补注后，魏、吴的内容增加亦多于蜀。而在民间传说故事中蜀汉的内容愈来愈多，传播范围愈来愈广。到了宋元时期，随着社会上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蜀汉更成了民众理想愿望的寄托者，蜀汉故事占了“说三分”的主要部分。以“说三分”为基础写成的《三国志平话》，便以蜀汉故事为中心线索，来统率三国兴亡史，可以说，《平话》写的实际是蜀汉兴亡史。思想倾向决定着整体结构，内容安排又表现着思想倾向，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以蜀汉为中心的整体格局可从三个角度观照之。
第一，从与内容相配合的图上标题看，以蜀汉内容为标题的达54个，占了总共69个标题的78.3%。其中上卷14个，中卷19个，下卷21个。这说明随着情节的展开，内容的深入，越往后蜀汉内容占的比例越大。蜀汉以外的15个标题中，卷首仲相断狱占4个，黄巾起义占1个，王允连环计占3个，曹操占4个，孙吴占3个。曹魏内容只占全书的5.8%，孙吴只占4.3%。蜀汉的内容是曹魏的13.5倍。 这一系列数字颇能说明蜀汉故事在当时的影响，也说明着其在《平话》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在全书中的份量。
第二，从地位颇重要的起首与煞尾说，若抛开穿靴戴帽部分，全书实始自刘、关、张桃园结义，终至诸葛亮秋风五丈原（标题中最后一个即是“秋风五丈原”）。这首尾呼应，恰是蜀汉的兴与衰，说明《平话》作者主要演述的是蜀汉兴亡史。即使就虚构的仲相断狱与刘渊兴汉的首尾照应来说，也是围绕着以蜀汉为中心的思路来精心设计的。卷首以“昔日”的追叙法领起，写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事。这是写东汉之兴，然后引出仲相断狱，写冤冤相报的天意导致东汉之衰。有东汉之衰亡方有蜀汉的兴起，而蜀汉正是东汉的承继者。卷尾以“汉帝外孙刘渊”灭晋兴汉的结局，替刘备完成了未竟的事业，满足了民众“人心思汉”的愿望。这种封闭性圆圈式的结构形态，固然有违史实，乃佛教轮回思想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罗贯中舍弃之良有以也，但其中也表现出一种以民众愿望为转移的乐观浪漫的喜剧精神。这种精神在情节进行中也时有表现，如张飞大闹杏林庄、喝断当阳桥之类。这正是民间文学区别于正统文学的一种特色，是民众审美趣味左右的结果。
第三，从全书的情节结构纲要说，三大段落均围绕着蜀汉兴亡史组成。从桃园结义至孔明下山，是刘备集团流动作战时期。这一时期刘备是败多胜少，表现了创业的艰难。在流动倚人过程中，连带写出董卓、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诸侯，勾画出汉末群雄割据的概貌。从孔明下山至先主托孤，是蜀汉建立基业时期。其建国方略，完全按诸葛亮“先借荆州为本，后图西川为利”的战略实施，屡战屡胜，终成帝业。至刘备登基，蜀汉达兴盛顶点。从刘禅即位至秋风五丈原，是蜀汉由盛转衰时期。刘备伐吴惨败是由盛转衰之始。而后诸葛亮南征北伐，仍在努力实施兴汉下一步战略，但天不假寿，诸葛亮一死，蜀汉旋即灭亡。这个情节大纲基本上为罗贯中所采纳，亦是罗氏《三国》的基本蓝图。
3.以四位英雄支撑全书。
《三国志平话》对情节结构的集中化处理是在三个方面逐层集中的，首先是将史料集中到传说故事当中，以俗融雅；其次是将魏、吴、蜀三方集中到蜀汉一方；最后是集中到刘、关、张和诸葛亮四位人物形象上。在蜀汉所占的54个题目中，除去赵云、庞统、黄忠、刘禅各占一题外，其余50题全是写这四人的内容。这种集中化实质就是典型化与艺术化，这样可减少头绪，突出主线，寄托理想，达到其求善的最高创作目标。
《平话》最终将笔墨集中到四位英雄身上以其支撑全书，是颇具艺术匠心的。因为这四个人物恰好代表着君主、谋士与武将三个形象系列，且居于各系列的宝塔尖上，由他们贯穿起当时驰骋天下的各层英雄、奸雄形象群，构成了全书的形象系统。从四位人物的内部构成关系说，他们正好构建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形关系。在物理学中，三角形最具稳固性。在《平话》所写的三国兴亡史中，这四人结成的三角形相辅相承关系也最为稳固，善始善终，堪为典范。刘备以德驾御诸葛亮与关、张，构成理想化君臣关系的两种模式：帝王以文士为师长，以武将为兄弟。谋士与武将又相互配合，既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又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种斗智斗勇的情节便具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正如胡适所说：“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加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1 ]（P381）《平话》不仅重点写勇将与军师，且又添枝加叶，因此比史实更加热闹好看。前半部分以勇将张飞为描写重点，通过他打段珪、杀太守、鞭督邮、捽袁襄、擒吕布、据古城等一系列情节，凸现出其勇猛无敌、粗莽豪爽、嫉恶如仇、敢于抗争等性格特征。同时，借助张飞的行踪，将其他人物和事件穿连起来。以孔明出山为分界线，后半部分则以军师诸葛亮为落墨重心，通过他败夏侯敦、巧说孙权、智激周瑜、登台祭风、摆八阵图、造风轮、造木牛流马、南征孟获、六出歧山、智收姜维等一系列情节，刻画出其“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的超人智慧，塑造出“人也，神也，仙也”三位一体的军师形象。同时，借助诸葛亮的事迹，将各集团的文武人才与纷繁事件贯穿起来。张飞与诸葛亮的故事与性格中多有与史不符之处，如张飞的打段珪、捽袁襄，诸葛亮的提剑杀曹使、“大喝”、“大骂”的粗豪气等，这些显然来自民间传说，为罗贯中舍弃和改造的较多。刘备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前半的张飞与后半的诸葛亮皆在他的驾御之下，他的结构作用与全书“拥刘反曹”的思想红线是相一致的。相比之下，关羽所占篇幅少于这三人，但也并非象某些论者所说的“显得平淡”，他的重义、刚烈、勇武等几个性格侧面均充分地展示了出来，为罗贯中《三国》塑造“义绝”的关羽打好了基础，罗氏凸现关羽性格的主要情节与道德闪光点在《平话》中基本上点出来了。兹列表比较之，借以管窥《平话》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与历史地位。
《三国志》及裴注 三国志平话 三国志通俗演义
桃园结义祭天地桃园结义
三战吕布虎牢关三战吕布
刘备袭杀车胄 关公袭车胄 关云长袭斩车胄
"曹公禽羽以归"关公约三事 张辽义说关云长
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 关公刺颜良 云长策马刺颜良
《武帝纪》(曹操)"遂纵兵击,
关公诛文丑 云长延津诛文丑
大破之,斩丑".(洪迈《容斋续笔
》卷十一"名将晚谬"条曰:"关羽
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
之中.")
"羽尽封其所赐"关羽封金留印关云长封金挂印
关羽"奔先主于袁军"关公千里独行关云长千里独行
关云长五关斩将
《先主传》曰:曹公遣蔡阳击之, 关公斩蔡阳 云长擂鼓斩蔡阳
为先主所杀"
古城聚义刘玄德古城聚义
滑荣路走脱曹操 关云长义释曹操
关公战黄忠 黄忠魏延献长沙
"拜羽董督荆州事""寿亭侯把荆州"关羽守荆州
封关羽为荡寇将军 皇叔封五虎将, 关云长为荡冠将军
关公封寿亭侯寿亭侯
刮骨疗毒(以上未注者均见《关
刮骨疗毒关云长刮骨疗毒
《鲁肃伟》:"肃邀羽相见,各驻兵
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
关公赴单刀会关云长单刀赴会
《关羽传》:"权遣使为子索羽女 "关公带酒言曰
"云长勃然大怒曰"
,羽骂辱其使".:'吾乃龙虎之'吾虎女,安肯嫁
子,岂嫁种瓜 犬子耶! 吾不看汝
之孙!'" 弟之面,立斩汝首!
再休'多言!'"
《关羽传》:"秋,大霖雨,汉水泛
关公斩庞德 庞德抬榇战关公
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关公水yān关公长水淹七军
又斩将军庞真." 淊七军
《关羽传》曰:糜芳、傅士仁降关羽兵败失吕子明智取荆州关
孙权,权"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荆州,"言圣归 关云长大战徐晃
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 天". 关云长夜走麦城
平于临沮."裴注引《蜀记》载
玉泉山关公显圣
关羽战徐晃事.
从承前来说，《平话》所写关羽故事有一半来于史传记载，这说明《平话》作者对三国史籍比较熟悉，并利用了部分史料，而不是象郑振铎所说的“作者只是耳听过三国故事，而目实未见过陈‘志’裴‘注’的”（《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这从《平话》中刘备少时言行的描写与张飞当阳桥大喝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注：《平话》写刘备：“少孤，与母织席编履为生。舍东南角篱上有一桑树，生高五丈余，进望见重重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必出贵人。玄德少时，与家中诸小儿戏于树下：‘吾为天子，此长朝殿也。’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曰：‘汝勿语戏灭吾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平话》写张飞“便叫：‘吾乃燕人张翼德，谁敢共吾决死！’”《三国志·张飞传》原文为：“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同是勇将，《平话》中关羽与史相合的内容远多于张飞，这与史书中《关羽传》资料多于《张飞传》（约是其2倍）有关， 也与大众更喜爱张飞式的粗犷直爽的英雄而附会其身上的故事多于关羽有关。
从启后来看，《平话》所写关羽的内容无论是来自史传还是来自民间或是出于作者想象，几乎全部为罗贯中吸纳进其《三国》中，不仅接受了其故事情节，而且接受了关羽英雄性格的构建。《三国》中的关羽形象远高于《平话》，跃居于张飞之前，成为“三绝”之一，则是罗贯中在接受中的进一步艺术创造。
二、英雄人物的平民化
《三国志平话》讴歌的英雄人物是蜀汉集团的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这些英雄人物源自历史原型，《平话》也利用了某些史籍内容，吸收了其中孕含的士人阶层的文化观念，但已经过了作者平民化的艺术处理，不仅英雄们的出身已被降为普通平民，而且其内心中也被灌注进了平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成为了平民化的英雄。
1.平民出身与非凡相貌的统一
《平话》中刘备集团的主要成员多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刘备虽仍有“汉景帝十七代贤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外壳，但正如他自己对汉献帝所言：先君已于汉灵帝时，“因十常侍弄权，落于百姓之家”，实际社会地位已沦落为平民。因此，贵族出身的袁术太子袁襄才瞧不起他，骂他为“织席编履村夫”。关羽出场时乃是因杀贪官县令而“亡命逃遁”者。张飞虽“家豪大富”，却也是无任何官职的平民百姓。诸葛亮的出身在《平话》中离史实尤远。《平话》抓住史实中诸葛亮曾“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为由头，说他“出身低微，原是庄农”。因此，张飞开始时也不相信他的军事才能，称“牧牛村夫岂能为军令！”夏侯敦、周瑜、孙权、曹操皆嘲讽他为“牧牛村夫”、“诸葛村夫”、“村夫”。（注：《平话》对英雄人物的平民化处理并不仅限于刘备集团，对江东孙氏集团也如此，将孙权祖上降为种瓜的庄农，孙权母曾对孙权说：“你爷爷种瓜为生，尔家本是庄农。”因此关羽对东吴使者说：“吾乃龙虎之子，岂嫁种瓜之孙！”此外，也写吕布“出身寒贱”。）这种平民出身说明他们是由大众阶层中走出来的，可作为百姓的代言人、代表者，令大众感到亲切。同时，刘备的爱民仁德与诸葛亮“省刑罚，薄税敛”（卷下）的治民原则，也可从其出身上挖到生活根源。但作者并不以表现其平民出身为目的，而是要写出其平凡中之不平凡，使其成为平民中之佼佼者，平民化的时代英雄。于是在这些人物一出场便着意刻画其出奇的外貌，形成了平中见奇的美学风格。刘备是：“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面如满月，耳垂过肩，双手过膝，龙准龙颜，乃帝王之貌”。关羽是：“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张飞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诸葛亮是：“面如傅粉，唇似涂朱。身长九尺二寸，年始三旬，髯如乌鸦，指甲三寸，美若良夫。”从以上描写可见，四位英雄外貌描写的共性审美特征是奇美，体现着民间史诗作品的特点。具体又可分成三种审美个性：刘备突出的是帝王之相，“龙准龙颜”来自司马迁对刘邦的外貌描写（注：《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龙准”即由“隆准”而来，因音同而易用。《平话》“古城聚义”中用的就是“隆准龙颜”。皇甫谧在描写周文王相貌时，也运用了这个词语（《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2页）。《后汉书·光武帝纪》描写刘秀的外貌也突出了高鼻子：“美须眉，大口，隆准。”）。“两耳垂肩”来自《三国志》。在中国相士的标准中，“龙鼻”与“大耳垂肩”皆是大贵的标志，有此相者可贵为天子。 [2]（P9，15）“面如满月”则来自佛经传统（注：佛教经典著作有关杰出人物的外貌，通常是列出八十个高贵的标记，其中第四十个标记则是“面净满如月”。唐变文也用这样的比喻，如《庐山远公话》对主人公的外貌描写就用了源于佛经的修饰语“面如满月”、“双臂过膝”等语。）。《平话》中刘备的外貌描写是重复最多者，除所列二处外，还有从汉献帝、诸葛亮、周瑜、孙权等人眼中写刘备帝王之貌的六处。这种外貌描写的多次重复，也体现了民间史诗作品公式化描写的特点。其中孕含着大众“平民可为天子”的人生理想。
关、张的外貌描写突出的是勇猛之相，同中见异，透出威风神韵，富有个性化色彩，故为罗贯中吸收亦多。按相术，“凤眼”乃非凡智慧的标志[2]（P5），后成为关羽最传神最突出的外貌特征之一。 “虬髯”与“燕颔虎须”两个词语出自史传（注：《三国志·关羽传》曰：“羽美须髯。”《后汉书·班超列传》写相者指班超曰：“生燕领虎劲，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燕颔虎须”或许据此而来。）“豹”、“虎”等凶猛动物的比拟，有力地状写出张飞的威武，而“声若巨钟”不仅有气势，又为后文大喝作了伏笔。这样从视觉与听觉两个角度来状写张飞的外貌，艺术效果更佳。诸葛亮的外貌描写突出的是文士之相，缺乏个性，亦不传神，故为罗贯中所舍弃。
2.平民意识与圣贤地位的统一
与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平民出身相一致，《平话》特别赋予了他们体现大众思想的平民意识。随着英雄们事业的发展，其地位不断升高，终至君王与将相的圣贤高位，但其平民意识却没有随地位的上升而消磨掉，这表现了大众将在现实中的心理失落寄托在英雄身上的美好愿望。在社会现实中，不乏平民而为帝王者，如陈涉、刘邦皆是，但成功后却往往变质。陈涉为王后，竟杀了批评他的昔日同耕于垅上者；刘邦为帝后，竟害死了为他打天下功高盖主的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平话》以这三位功臣“分其汉朝天下”为开篇，便表达了对忘恩负义者的惩治心理。而刘备与关、张自桃园结义起，始终亲如兄弟，念念不忘这个“义”字，义成了维系三人一体的坚韧纽带，虽曾战败离散，但因有此纽带，关羽一知刘备信息，便“过千山万水”，“千里独行”，聚为一处。因有此“义”字，关羽死后，刘备执意伐吴，不听诸葛亮劝谏，其理由便是“吾思桃园结义，弟兄三人，共死泉下，有何不可！”为了实践当日“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言，不惜作出从政治角度看是十分幼稚的伐吴决定，以致失败身死，真的兑现了这个誓言。这表明，《平话》所赞美宏扬的是君臣关系乃至社会人际关系的至高至美境界。这实际上就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大众文化意识。
在儒家思想中，忠、孝、节、义是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忠居义先，而在《平话》中，义却被置于忠之上，忠君思想相对淡漠了（注：《平话》中直接提到“忠臣”字样的甚少，仅见曹操在与孙权书中称他为“汉之忠臣”和马滕斥曹操“你非忠臣”等几处。与此相对。书中出现了与忠君观相矛盾的新的择主观，在庞统说魏延和张飞说严颜时，都引用“高鸟相林而栖，贤臣择主而佐”这样相同的语言。）。刘备与关、张的关系是君臣而又兄弟，兄弟之义高于臣之忠而被《平话》一再强调，作品在桃园结义情节后直接或间接重申桃园结义之事的就有十二处（注：《平话》中直接言及“桃园结义”字样的有七次：1.张飞言曰：“哥哥，自从桃园结义……”。2.先主、关公“又思桃园结义”。（此二处见卷上）。3.刘备言：“亦无桃园之恩”。（卷中）4.关羽言：“自桃园结义，兄弟相逐二十余年，无人可当关、张二将。”5.刘备：“帝思桃园结义，吾爱弟关公自吾收川，相别数年，不曾见面。”6.刘备曰：“吾思桃园结义，弟兄三人，共死泉下，有何不可！”7.张飞言：“帝思桃园结义，共死泉下。”（以上四处见卷下）《平话》中间接重提桃园结义之事的有五处：1.曹操言：“弟兄三人若虎狼”。2.关公言曰：“兄嫂活则同活，死则同死”。3.赵云言：“弟兄三人曾对天发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4.张飞言：“尔言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5.张飞言：“不想二哥真烈之心。”（以上五处均见卷中）），足见《平话》对这个“义”的重视程度，将“义”作为贯穿全书的思想旗帜而高高扬起。这里的“义”虽亦源于经典文化，但其内涵则有了新变。在儒家思想中义的含义是“宜”。《礼记·中庸》：“义者宜也”。《管子·七法》“义也”注：“义者，所以合宜也。”韩愈也解释为：“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意谓行为合于一定标准的是义。儒家很重视“义”的修养，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论语·里仁》）孟子更有“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的名言。但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义”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居于仁的统率之下。而墨家则以“义”为至上，墨子在《贵义》篇开宗明义地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又说：“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墨家对义的解释也与儒家不同，是以利释义。《墨子·经上》曰：“义，利也。”《墨子·经说下》亦曰：“仁，爱也。义，利也。”意谓助人利人，不损人利己就是义。墨家是站在当时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来讲“义”的，如果说儒家之“义”更多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那么墨家之“义”则更多地反映了劳动大众的道德要求。墨家的这种“义”的观念，对江湖文化中之“义”影响甚大。《平话》中这个被作者放大了的义，既有儒、墨为代表的经典文化的影响，也有江湖义气的渗透，更多的内涵则来自市民阶层的道德意识的倾注。刘备与关、张的结义有着“救黎民于涂炭之中”的共同原则，在救民这个层面，义又与仁相通，成为仁义。刘备与关张是结义兄弟，也是君臣关系，因此其义也包含忠的内容，成为忠义。在这个层面上义就涵盖了忠。刘、关、张既有结义誓言在先，便终生不悔，一诺千金，这又包含着人与人关系上的信义。在为人处事层面上，这里的义还包括不损人利己，利人利他的正义之意。在情感层面上，还包括情义之意。可见《平话》中义的内涵已经被大大丰富化了。
桃园结义之事，史著并无记载。《三国志·关羽传》只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比喻之语，这便是民间故事的想象发挥所本。在《平话》之前民间盛行的结义之风当是桃园结义情节的生活基础（注：刘逸生先生考证刘邦和项羽曾结为兄弟，并认为南北朝时亦盛行结义之风。（见刘逸生《真假三国纵横谈》））。关汉卿和高文秀的杂剧就一再提到这个情节（注：关汉卿在两种剧中提到四次，高文秀在《襄阳会》中提到一次。学界一般认为桃园结义的情节最早见于《三国志平话》（见《〈三国演义〉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但若按关汉卿、高文秀生活在13世纪中叶计算，其剧作中写此情节，当早于《平话》刊行近五十年（参见朱平楚《三国戏简述》、《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第63页。）当然， 若从宋代“说三分”中有此故事计，则还是小说早于戏剧。）。还出现了专写这一情节的阙名的《刘关张桃园结义》杂剧。该剧描写桃园结义时白马乌牛的仪式与“不求同日而生，只愿同日而死”的誓词均与《平话》相同，但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同却为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剧中祝文只有“同扶刘室之华夷，共辅汉朝之基业”这一忠君目标，却没有《平话》中置于首位的“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的更为重要的救民理想。作者又借张飞“俺弟兄三人，受皇家如此恩惠，将何以补报？今后但有军情事，俺须尽忠竭力”的道白与“我则待要统貔貅，尽忠分破帝王忧”的唱词（见涵芬楼藏版《孤本元明杂剧》），进一步加强忠君思想的份量。二者正如淮南之桔与淮北之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有了这个对比衬托，《平话》对浓缩着平民思想的“义”的宏扬，便愈发显得难能可贵了。
《平话》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也体现出一定的平民意识。首先，他与刘备的关系作为君臣关系的另一种模式（不同于刘备与关、张的兄弟结义模式），就值得研讨。刘备“三顾孔明”时曾坦言：“徐庶举师父善行兵，谋欺姜吕。今四季三往顾，邀师父出茅庐，愿为师长。”这里一再称诸葛亮为师父、师长，显然是民间口吻，表现出民众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憧憬。其中也不无中国士人追求为帝王师理想的影响因素。《平话》“皇叔得孔明，如鱼得水”的描写也是来自于《三国志》，这说明着《平话》以俗融雅的两种文化交融形态。
其次，诸葛亮的爱民行为也体现了百姓对仁德贤相的渴望。《平话》多次写诸葛亮率兵所到之处都不忘“安抚百姓”。《平话》还浓墨重彩地写诸葛亮救灾安民的情景。当“西川大旱，濯锦江涨溢”之大灾来临时，诸葛亮把皇宫中所存的“无用之物，卖于街市”，“数日，籴米粮勿知其数”，以用作民食军需。因他爱民，他也受到了民众由衷的爱戴。诸葛亮死后，“百姓闻之，如丧考妣。武侯治民，省刑罚，薄税敛；用兵，赏罚素，号令明。以此军民爱之”。此乃盖棺论定，百姓的眼泪是对诸葛亮爱民的最有力肯定与最高评价。
再次，《平话》写诸葛亮的廉洁美德，也表现了民众爱戴清廉官吏、痛恨贪官污吏的思想情绪。诸葛亮对夫人说：“吾有一子懦弱，恐为官污吾清名，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足为活计。”在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诸葛亮能如此，确是凤毛麟角。与此构成美丑鲜明对比的是“贪财好贿”的县官，公然索贿的段珪，以及督邮崔廉、太守元峤、阉奴黄皓等，《平话》借助蜀汉英雄之手，将其打的打，杀的杀，严厉惩治，表达了在元代“滥官污吏，寅缘侵渔”（元世祖语）的社会背景下，广大民众尚廉肃贪的迫切愿望。
三、社会生活的理想化
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的社会成员心目中，都有其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图景。若概括其共性特征，则无外乎君明臣良，国泰民安。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背景、观察角度的差异，士人与大众头脑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也会有所不同。士人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上层的君明臣良与善恶忠奸，孟子的王道思想乃是士人社会理想的代表。大众最关心的则是社会下层的民众生活状况。《三国志平话》所描写的刘备治下的社会生活图画，乃是大众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典型写照。这幅理想图画由相映生辉的两个板块构成。
先看上卷的描写：曹操“正行之次，见里堠整齐，桥道平正，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田禾多有。”此乃刘备治下的德州平原县的百姓安乐图。这段描写无史实记载根据，现实是董卓肆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太平兴旺景象。这显系作者理想化的结果。作者以内视点的手法，在刘备的对立面曹操眼中见出这幅百姓安乐图，更增加了其可信性与对比效果。从曹操“惊问农夫”的心态看，这在当时中国境内是绝无仅有的，造成一种以“天下二十八镇诸侯”为反衬的特殊艺术效果。
如果说平原县是刘备小试牛刀便初见成效，那么到了荆州，刘备又仁德广施，大见成效。再来看中卷的描写：“却说皇叔在荆州，百姓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之人。”语言虽不多，但写出了百姓饱暖安乐的情景，揭示出其感恩戴德的心理。罗贯中笔下写蜀川“老幼皆鼓腹讴歌”之赞语即出于此处，可见罗氏对此描写的重视。这两幅图形象地说明着：在百姓心目中，理想社会蓝图实现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刘备这样的理想父母官。这里百姓是把刘备作为理想的好皇帝来歌颂的，此乃书中“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基本点。
《平话》开篇一段描写与这幅理想社会蓝图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全书从光武帝刘秀起笔，写光武帝得知洛阳御花园“皆是逼迫黎民移买栽接，亏杀东都洛阳之民”，便“急令，‘传寡人圣旨，来日是三月三日清明节假，出其黄榜，寡人共黎民一处赏花。’”至次日，“百姓都在御园内赏花，各占亭馆”。这又是一幅理想化的君民共乐图。由此引出书生司马仲相对秦始皇的“大怒”“毁骂”：“始皇无道之君！若是仲相为君，岂不交天下黎民快乐”；“始皇逼得人民十死八九，亦无埋殡，熏触天地”。这就将汉光武与秦始皇在道德层面上作了爱民与害民的鲜明对比，说明为君的首要目标是使天下黎民快乐。这正是大众君道观的体现。显然，汉光武帝是被作为理想明君来歌颂的，刘备又被视为与刘秀有血脉承传且有爱民仁德的圣君典型。这样看才能真正理解作品强调刘备为汉室宗亲所蕴涵的特殊意义。作品歌颂刘备主要在于他仁德爱民，有了这样的好皇帝方能实现社会理想。
《平话》对刘备的道德评价主要是“仁德”二字。这种赞语在书中反复出现，贯穿始终。如上卷《吕布刺董卓》中陈宫曰：“刘备仁德之人”。中卷《关公刺颜良》中赵云曰：“玄德仁德之人，异日必贵。”《三顾孔明》中诸葛亮曰：“惟有皇叔，兵不满万，将不满百；凭仁义，仗豪杰。”《玄德哭荆王墓》中樊城百姓曰：“皇叔仁德之人，曹操兵已至，杀人不知其数，俺百姓来随皇叔。便死不悔。”《吴夫人欲杀玄德》中献帝曰：“言貌仁德可观。”荆州百姓曰：“却说皇叔在荆州，百姓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也。”下卷《庞统谒玄德》中庞统曰：“天下人皆说皇叔仁德之人。”《玄德符江会刘璋》中刘璋曰：“皇叔仁德之人”。《落城庞统中箭》中张松曰：“皇叔行德行义；主公不闻皇叔仁德，国人皆羡。”可见当时称颂刘备仁德的范围相当广，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天下人皆说皇叔仁德之人”。这是刘备战胜敌手的政治优势，也是包括《平话》作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拥刘反曹的根本原因。这一系列赞语中，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的是刘备治下百姓的评价。在百姓的文化观念中，仁德的内涵主要是爱民，爱民就是仁君的标志，这也恰是《平话》作者贯注在全书中的主要文化观念之一。
仁德源于经典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儒家极重视“仁”的修养，在儒家典籍中，论“仁”之处颇多，将其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加以推崇，其内涵主要可归纳为爱人、利人、敬人，且善善恶恶，正直公正。在《论语》中，仁的概念出现109次，其中作为孔子道德标准来使用的就达105次之多。其涵义虽孔子有多种解释，历代学者也众说纷纭，但其基本涵义，则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在孔子的思想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春秋繁露·卫灵公》）是恕。既忠且恕，这就是仁的精神，即对人自觉的爱。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子》）；董仲舒所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二程所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遗书》卷二）；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原道》），这皆是对孔子“仁”思想的发挥，共同构成经典文化中“仁德”的内涵。大众文化中的仁德观念自然摆脱不了经典文化的影响，但百姓也有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市民阶层兴起壮大以后，更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为传统道德加进新的内涵。孔子所说“爱人”之人若从广义理解也有指一切人群之意，应包括“民”在内，但并不突出，而在大众这里则把爱民突出了，且置于仁德内涵的首位，将其寄寓在他们理想的好皇帝刘备身上，不遗余力地讴歌之。除以上所列刘备的爱民仁德之外，《平话》中还一再标举刘备的爱民言行。在刘备与关张桃园结义，“誓为兄弟”后，作者写刘备“见汉朝危如累卵，盗贼峰起，黎庶荒荒，叹曰：‘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乎！’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这就在全书卷首的显要位置，标举出刘备一生的奋斗目标，以此作为思想纲领统率其奋斗历程，将其抹上“救黎民”的道德光彩，且将救黎民置于救天子之上，尤显难能可贵。作者对刘备爱民之德的强调程度可谓观止矣。赤壁战前，刘备在与孙权书中又再次重申了“救郡国生灵之苦，黎民伏业，方始太平”之意。罗贯中不仅吸收了《平话》的这种思维方式，且将桃园结义这段描写活用过来，将后两句浓缩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词，并以之统率蜀汉英雄的思想行为。
[收稿日期]1999—09—01
标签：英雄三国志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论文; 罗贯中论文; 刘备论文; 诸葛亮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蜀汉五虎将论文; 桃园三结义论文; 关羽传论文; 张飞论文; 关羽论文; 关云长论文; 蜀国论文; 刘备玄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