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十年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文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3)05-0043-09
一
党史学界对“文革”前十年党史的学术性研究，基本上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开始的。20多年来，这段历史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第一，发表了较多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论文，已发表了数百篇，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如石仲泉的《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童昌平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金春明的《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周承恩的《人民公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张弓、陈诗惠的《庐山会议及其历史教训》，丛进的《“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和纠正错误的曲折》等。
第二，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全面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有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肖冬连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王学启等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等。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有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林蕴晖等的《人民公社狂想曲》、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柳随年等的《“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等。此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等著作，也对这十年的历史作了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评述。
第三，整理和公布了部分资料。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国家农委办公厅编的《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马齐彬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
第四，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这段历史问题的，有1985年浙江省党史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988年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举办的全国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和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纪念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此外，还有一些讨论会，论题比较多地涉及到了这段历史。
第五，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思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彭尼·凯恩的《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等。此外，有的刊物还摘要介绍了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
二
党史学界对“文革”前十年党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1.关于“文革”前十年党的工作的基本估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段历史作出过整体估价。认为：在这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3～1114页。）。此后，不少研究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从这十年间党的指导方针、取得的成就、成就和失误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论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对包括“文革”前十年在内的建国后党史作了多次论述，提出了建国后我们犯了20年的“左”的错误的论断。他指出：“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这里，邓小平虽然不是专门评论“文革”前十年的历史，但也直接关系到对这一段历史的整体估价。此后，这一论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同。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该书把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看成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认为，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此基础上，书中提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指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作者还认为：“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但“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6页。）这一观点，讲出了“文革”前十年历史的复杂性，为研究者所广泛赞同和引用。
还有研究者在肯定这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从与建国头八年相比和与同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的角度，指出了这一段发展中的严重问题。认为：“同建国头八年相比，我国这个时期的建设付出的代价巨大，发展的步履相当沉重。”“如果同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同我国大陆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这十年里的发展更显出缓慢和滞后。”1957年同1952年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比美国、英国、法国的同期增幅都要大；而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反比美国、英国、法国同期增幅要小。“一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于日本，就经济总量而言，1957年中国超过日本。从1958年到1965年，情形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日本慢了，到196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落到日本后面很远。内地“一五”时期经济增长率高出台湾，但1965年同1957年相比，内地反比台湾地区的增幅小。香港地区也是类似情况（注：童昌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关于党在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对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以及在此之后直到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党中央所作出的探索努力，不少研究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多方面展示了党的领导人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成果。可以说，这是“文革”前十年众多重要研究课题中公开披露档案资料最多，研究也最深入的一个。
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的标志，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至于1956年上半年提出探索任务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一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从苏联学来的东西（注：谢春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载郭德宏、李玲玉主编：《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
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程，研究者一般分为三个段落进行研究。一是1956年上半年的探索。最主要的成果是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方针。二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探索。主要成果体现在党的八大主要文献中。在这方面，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和杨先材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纪念八大4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三是八大以后的进一步探索。主要表现为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八大前后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研究者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对国情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包括对“一穷二白”国情的概括，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对党和人民主要任务的规定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二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包括对工农业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方针、综合平衡等问题的认识。三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等。四是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思索。包括八大提出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党中央确定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和刘少奇等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等。五是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包括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提出“双百”方针，提倡中西文化结合和主张对外开放等（注：石仲泉：《艰辛的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96页。）。
3.关于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关于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全党整风是八大提出来的，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该书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整风和通过整风想要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同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对于反右派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结论。指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但也有人不认同这一结论，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必要性可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注：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书林》1989年第2期。）。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有研究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1)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错误打击，长期得不到改正。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2)打断了整风的进程。许多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被当作右派言论，结果，不但主观主义等作风未得到克服，反而更加严重，“大跃进”期间主观唯心主义大泛滥就说明了这一点。(3)严重破坏了民主法制建设。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许多人仅仅因为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此后无人再敢讲话。(4)损害了民族团结。一些地方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右派斗争的一部分，伤害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5)导致了理论上的失误。这就是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提出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这就使党不但不可能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去，而且还会随意地将有不同观点、看法的人视为敌对阶级的代表，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注：谢春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载郭德宏、李玲玉主编：《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5页。）。
关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和教训，薄一波认为：第一，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第二，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第三，不应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622页。）。李维汉认为：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第三，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起来（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845页。）。廖盖隆则指出，用戴帽子的方法，搞一场反右派的斗争是错误的。我们党决不会再搞这样的反右派运动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批驳他们，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是不行的（注：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还有研究者分别指出了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和“四大”的方法、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指标、混淆具体制度和根本制度的区别等，对于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起的作用。
4.关于“大跃进”运动。
关于“大跃进”运动发动的背景，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应当追溯到1955年下半年。他对“右倾保守思想”的不适当批判，导致了1956年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这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或预演。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普遍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和毛泽东后来的批反冒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判，“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在政治上批掉了民主作风，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在党内生活中形成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能反右不能纠‘左’等不正常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使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速度的‘左’倾急剧膨胀起来。”（注：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研究者普遍认为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1957年9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扩大）全会，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对于这一过程的终点，也就是“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则有不同看法。多数研究者认为是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也有人认为是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在北戴河会议前就已开始，他们之所以把北戴河会议作为“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是认为北戴河会议后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因此，可以认为，后一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在事实上没有多大分歧。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展进程，研究者们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大家一般把为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划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阶段；第二阶段，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是对已发现的“大跃进”错误进行初步纠正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这是“大跃进”运动继续发展和最后终止的阶段，也有研究者把“大跃进”运动分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两个回合（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三段（注：金春明：《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但他们主要讲的是“大跃进”运动的几次高潮，与前面所讲的三段分法并无多大矛盾。
关于“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原因，薄一波认为：第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第五，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20～724页。）。还有研究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在主观方面：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此外，“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并延续三年之久，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第二，民主制度的极不健全。第三，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注：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62页。）。
关于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讲“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严重后果，不应仅限于它所造成的高达12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讲它所导致的发展时间上的损失。“大跃进”运动后，用了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1957年的产量总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8年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中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还有研究者估算了“大跃进”等因素造成的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认为从1958年到1963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58万人（注：李成瑞：《“大跃进”导致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也有研究者指出了“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了一大批生产能力，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庆油田主要是在此期间开发的；原子弹尖端技术也是在此时开始突破的（注：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348页。）。
5.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于与“大跃进”运动基本同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弄清了办大社的经过、人民公社的由来、公社化运动的决策，以及其后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等情况。
有研究者考察了从办大社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过，认为，人民公社从名称到基本思想都不是从群众中自发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负责人首先设想出来的。有些具体做法则是由基层干部和中央一些具体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基本思想提出来的。如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章程，就是由中央派人前往信阳与当地干部一起制定的。它与8月底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一起，把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具体化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提高、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生产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来迅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第一，一乡一社，政社合一。第二，建立公社所有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第三，实行部分供给制，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第四，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五，缩小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第六，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破除资产阶级权利（注：林蕴晖等：《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60页。）。
有研究者认为，初期的人民公社，实质是一种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由毛泽东等少数人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具体来说，人民公社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把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化或作了错误的理解。第二，受西欧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影响。第三，受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第四，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注：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6.关于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作为党内分歧和斗争的一个典型个案，1959年庐山会议也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一个课题。彭德怀、黄克诚、李锐等重要当事人，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回忆性著作，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已经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对庐山会议的经过、转向原因、后果、教训等作了比较详细和深入的评述。对于与此紧密相关的“反右倾”斗争，也作了一些分析。
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背景，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此前8个多月的纠“左”工作存在的问题：第一，“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在纠“左”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始终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第二，对“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和纠“左”成绩的估计完全脱离实际。第三，党内领导层中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正常。以上三点，便注定使庐山会议不可能成为一次深入纠“左”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也必然蕴涵着深刻的危机（注：谢春涛：《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0页。）。
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庐山会议发生由纠“左”向反右的逆转，乃至发生彭德怀的错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所造成的。但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原因。第一个直接的导因，是社会主义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纠正，在受到一度抑制后，重新压倒了党内的正确思想。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24页。）。
研究者普遍认为，庐山会议的转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有研究者指出：庐山会议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开展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这就是原来的“左”倾错误，从对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大失误，发展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1)庐山会议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和经济斗争等同起来的扩大化错误的先例。(2)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3)庐山会议“反右倾”直接恶果，是把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党纠正纠“左”的一些正确措施，又当作右倾错误加以批判，而原来那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不但又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而且比1958年发展得更加严重了，这就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混乱（注：张弓、陈诗惠：《庐山会议及其历史教训》，《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
7.关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确定和实施的有关情况，包括这一方针的酝酿和提出，1961年的初步调整，1962年伤筋动骨的调整，以及1963年到1965年的进一步调整等。对于调整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如1961年初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以及随后的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者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对于调整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会议——七千人大会，研究者普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对于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会议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天灾”还是“人祸”问题上的分歧。有研究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长期以来路线问题不能触及的禁区，把对挫折原因的思索聚焦于“三面红旗”本身，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指导思想的是非上面（注：李向前：《1962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还有研究者认为，它已经牵涉到5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其中带有浓重空想色彩的“左”的错误。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日益发展的60年代，公开而全面地检讨作为指导思想的“三面红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表面上看来，全党统一在“三面红旗”之下，但实际上分歧并没有结束，只是不再拘泥于分歧问题的本身。党内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由此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认识。这些新认识所发生的效应之一是指导了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和某些带有萌芽性质的改革，或者说，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和某些带有萌芽性质的改革，实质上是党内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一种实践（注：韩钢：《在失误与挫折面前——六十年代前期党内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党史文汇》1989年第1期。）。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整体评价，研究者普遍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但也有人认为，在肯定调整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其历史局限性。这主要是它没有摆脱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指导方针，只是为了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这一根本方针而采取的一项暂时性“补救”措施。它是沿着原来轨道由挫折到前进的过渡阶段，不是依据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的、以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中心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的尝试。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结构性矛盾，经济总量不平衡状况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即使不发生政治运动，国民经济也不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比例必然会重新失调（注：李大勇：《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性》，《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8.关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研究者主要研究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系统提出“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等问题，大致勾勒出了“左”倾错误发展的脉络。
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系统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原因，有研究者作了分析。认为：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事态的发展，给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以重大影响。第二，对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国内情况和党内的一些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进而不恰当地认为中国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出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第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清，对马列某些论点的误解（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30页。）。
对于“文革”前持续几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比较普遍地认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认为“四清”运动在初期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和基层管理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越来越把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在理论与实践上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有研究者认为，开展城乡“四清”运动既有符合实际需要，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的正确的方面，又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运动的动机是好的，但很多政策和做法又脱离了实际。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复杂的因素，所以运动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又出现了偏差，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注：郭中：《城乡“四清”运动及教训》，《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一些研究者还研究了“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认为以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的“四清”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序幕。有研究者具体地指出，1964年下半年开展的夺权斗争的一些做法，为“文革”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完成了政策上的准备，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机制。第一，在认识上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样板。第二，在怀疑一切的气氛下搞人人过关，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开了先河。第三，形成了矛头向上的“大方向”。第四，片面强调发动群众，鼓励群众斗领导，成为“文革”中夺权、造反的先声（注：曹力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夺权斗争》，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下，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399页。）。
除以上主要进展外，研究者对这一段的军队建设、外交工作、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政治体制等课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三
尽管党史学界对“文革”前十年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不少不足之处。
第一，档案资料公布较少。关于这一段的档案资料，目前所能公开看到的不多。已经公布或披露的，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集、资料集或某些来自于权威研究部门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很不系统，很不全面，有些甚至是零星的片段。一些重要会议和高层决策的具体情况，研究者知之不多。这妨碍对有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虽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真正有深刻见解、能够作出令人信服分析的还不够多。不少论著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的不足，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地叙述历史过程上，而对于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则缺乏应有的解释和说明。
第三，研究的领域不宽。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成果是对党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决策本身的历史考察，而对于其产生的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影响则研究不足，特别是对于典型个案的实证性研究更是欠缺。对于文化、体制、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有的领域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
第四，对前后期的研究不平衡。总的说来，在这十年历史的研究中，对前期有关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如关于党的八大、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等，都有有价值的研究专著出版。而对于后期有关问题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如关于调整过程中领导人的分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苏论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等，基本上还没有有分量的研究专著问世。
为了推进和深化对于“文革”前十年党史的研究，除了需要有关方面适当公布一些档案资料以及研究者加强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外，我认为还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加强宏观研究。主要是加强对这一段时间“左”的错误发展演变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弄清楚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怎样从党的八大前后的良好开端，发展到1957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又怎样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同时，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美国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已经出版了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理由落在人家的后面。
第二，加强个案研究。近年来，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些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对于“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四清”运动中一些典型个案的研究，材料比较扎实，叙述比较具体，分析议论也比较深入，丰富和深化了对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但是，这样的一些实证性研究，还是做得太少，我们有必要更多地把精力从一些空泛的所谓研究上转到对典型个案的实证性研究方面。
第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于过去注意不够、但又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些研究领域，应加大研究力度。如这一段的社会变迁、体制沿革、思潮流变等，就很值得研究。而一些过去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得比较多的课题，也有必要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新的角度加以审视，或许能够使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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