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明明[1]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三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三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李国庆[2]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章秀[3]2016年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风险识别理论与风险度量模型暴露出了弊端和缺失,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框架逐步替代传统金融监管体系成为金融风险度量和防范的主流思想。因此,揭示系统性风险生成演化机制、多维度地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给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对于提高我国抵御经济金融风险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和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按照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逻辑架构,在现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在第1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研究工作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从第2章开始,在理论上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展开讨论。我们界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归纳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影响因素和生成演化机制。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征方面,我们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负外部性、传染性和顺周期性等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方面,我们考察了来源于金融系统自身的金融脆弱性和来源于金融机构所处环境的金融周期的共同宏观风险暴露影响因素。进一步地,我们针对金融脆弱性风险来源,从杠杆率、流动性和宏观总量视角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机制,并具体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扩散-爆发”的动态演化路径。其次,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第3、4、5和6章,我们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度量范围包含极端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扩散以及正常情况下金融风险的传导与累积。具体而言,我们针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流动性尾部相依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利率的关联性以及外部系统性冲击对我国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研究。第3章我们考察了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考察了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一方面,金融系统内部更加紧密的关联性导致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增强；另一方面,投资环境变化带来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非对称变动,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根据以上特征,我们应用了非对称CoVaR模型,该模型度量了金融系统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反应极端情况下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的“厚尾性”,我们借助极端分位数回归模型,实现了极值理论框架下非对称CoVaR模型的估计。我们通过CoVaRqj/i给出极端情况下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根据这个贡献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系统重要性排序,评定出金融系统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应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第4章我们考察了极端情况下金融市场间关联性超出阈值后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性。当某金融市场风险压力增加时,投机交易资金可以帮助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助力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发挥。但是,当市场流动性紧缺到投机者的投机交易资金也缺乏的时候,投机者的融资边际成本高于投机边际收益,投机交易减少。交易减少会进一步恶化短缺资金市场的流动性紧缺情况,易于诱发该市场中流动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和整个金融环境流动性的短缺,使得流动性风险暴露在市场间扩散的概率升高,严重情况下可能带来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因此,市场中流动性的共同短缺或是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风险暴露时期,易于诱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我们通过二元POT极值模型的参数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度量了尾部压力情况下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尾部相依性。进一步地,金融市场之间这种流动性相依性在极端分位数上的变化,帮助我们判断金融市场之间“跷跷板效应”发生的时段,以及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压力的时段,据此我们给出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区间。第5章我们细致研究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定价指标利率的传导机制。本章借助适用于平稳数据和非平稳数据、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的互信息关联性检验模型,研究了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收益率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利率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处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轴心”。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渐渐扮演起利率定价“锚”的角色,可以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进一步地,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政策性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之间均存在紧密而稳定的关联性。这些关系中,前者表现为行政化手段调节的结果,后者表现为市场化手段调节的结果。相对于行政化手段调节的政策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顺畅传导,市场化的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仍需加强。第6章我们构建了反应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金融状况指数,并进一步考察作为外部系统性冲击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影响,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回溢效应。我们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我国金融状况指数,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发现我国金融状况在高低金融脆弱性状态之间变换。进一步地,我们通过潜在门限时变参数LT-TVP-VAR模型刻画出具有区制特征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的冲击影响,并用时变脉冲响应函数给出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影响的时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中美利差以及汇率之间具有同向性；当美国货币政策出现政策反转的时候,对我国经济金融冲击影响较大。最后,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第7章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风险积聚现象,以及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外部性、传染性和周期性特征,提出了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对策。我们从深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与计量方法研究、系统重要性机构审慎监管、金融市场尾部流动性相依性缓冲、我国基准利率体系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逆周期调控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的风险影响六个方面,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相关对策建议。
刘耀中[4]2012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2007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上先后推出的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等几种债务融资工具为研究对象,在定义“债权再融资”这一核心概念以及分析其几种主要表现形式的前提下,论文的理论章节首先阐述了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机理；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市场发展历程和存在主要问题后,论文的实证章节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如配对样本分析、logistic判定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深入探讨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债权再融资方式具体因素的作用效果,实证考察了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有：(1)论文的理论章节得出的观点是：上市公司通过多种债务融资工具进行债权再融资,缓解了融资约束状况,提高了公司绩效和增加了公司价值。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其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2)通过对比分析债权再融资与股权再融资对公司产生的不同影响后,我们认为：当公司所在的资本市场机制较健全、法律制度较完善、公司治理水平较高、资本质量较好、公司规模较大等情况下,上市公司偏好债权方式进行再融资,这从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现实中可以验证；当资本市场机制相对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规模较小时,上市公司偏好股权方式进行再融资。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债券市场不断推出多样化的债券品种,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比例会大大提高。(3)通过回顾我国债权再融资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尽管自2005年以来,我国债权再融资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整体而言,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较小,远远落后于同期股票的发行规模,这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债权融资占主导地位,股权融资相对衰落的资本市场融资局面相比较,形成一个较为鲜明的对照。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存在主要问题有：其一,市场规模偏小,发展速度较慢；其二,占股票市值的比重较小；其三,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占中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的比重也较小。这种现状不仅不利于债券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4)通过以2007年至2010年发行公司债券的70家上市公司和70家配比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判定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因素的作用效果。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成长性、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财务杠杆等变量是影响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这些变量影响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的效果存在差异性：即公司信用等级、公司规模和公司的股权结构等变量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起到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公司的成长性和财务杠杆变量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起到显著的消极负面影响。公司的现金流水平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没有影响。通过重新选择配比样本和更换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的稳健性分析看出,实证结论较稳健,表明该实证模型设定较好。(5)通过以2007年至2010年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是体现公司债权再融资方式的重要假设前提下,将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的推行和不断发展视为中国金融发展带来的金融创新的重要表现,进而依据学术界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通过设定中国上市公司的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实证分析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效果,主要发现是：其一,从投资与公司现金流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可以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融资约束,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越强,则表明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其二,在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融资约束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债权再融资方式与现金流的交叉项可以得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降低了公司投资对公司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缓解了公司的融资约束,这就表明了,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能够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6)基于2007年至201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银行贷款、公司规模、投资水平、现金流水平和公司年龄等变量影响后,我们发现：整体而言、尽管度量公司债权再融资方式的中期票据在个别分数点数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效果不显著,但是在其余分位点数均显著为正向,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这两个虚拟变量Cbondl和Sbondl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均起到正向积极的效果。这就表明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再融资对公司总资产收益率起到促进的作用。通过横向对比分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券这三个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平均来看,从提高公司绩效的效果上来讲,短期融资券的促进效果最大,公司债券次之,中期票据最小,这反映出了不同的债权再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由此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起到正向积极作用,这就证明了我国政府最近几年推出的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是有利的；从银行贷款的两个代理变量Sdebt和Ldebt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效果可以得出,二者均起到监督公司治理的作用,且短期贷款对公司的治理作用要大于长期贷款对公司的治理作用；通过采用总资产经营活动收益率(OPA)来度量被解释变量“公司绩效”,解释变量“公司债权再融资”的三个代理变量均使用其实际发行规模的对数值来度量,重新估计欧拉方程投资模型,我们发现,前面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这就表明了,中国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起到稳健的促进作用。结合文章中第六、七章的研究结论可知,中国上市债权再融资方式的不断多元化发展,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了公司的绩效。这就证明了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联系机制的理论观点：公司债权再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司融资约束,可以改善公司投资环境,进而能够促进公司绩效的提高。本论文的创新点有：首先,该选题角度比较新颖,在定义出“债权再融资”这一核心概念基础上,在总结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后,深入阐述了债权再融资与公司投资、公司绩效的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理论探索,深化了对公司债权再融资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为后来的理论探索做出了较好的铺垫。其次,从论文的实证结论来看,我们的关于债权再融资的影响因素、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等相关研究发现,不仅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成长和投资者投资行为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政策依据。第三,论文选用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比较新颖,主要依据2007年以来中国推出的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保证了本论文实证研究的正常开展,而且为深入探讨债权再融资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察样本。第四,论文综合采用logistic判定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等考察问题,实证方法的多样性,保证我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庞小凤[5]2015年在《我国证券监管转型背景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文中认为投资者保护是证券市场永恒的话题,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是投资者保护的斗争史。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也是证券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投资者保护陷入困境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根源之一。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是一个新兴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历史进程中,投资者保护将一直成为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投资者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证券市场各方面主体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次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组织体系。本文在当前我国证券监管转型的背景下,围绕投资者保护研究的问题,重点讨论投资者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投资者利益受侵害的机理,对比中外投资者保护制度,分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信息披露对降低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效应,评价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等。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外各国投资者保护的宗旨、原则、立法理念、具体保护机制和措施等逐渐趋同,彰显监管取向明确化、监管主体专门化、国际监管合作化等诸多共性特征。但是,由于各国因经济发展特点、政治体制、法律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投资者保护制度在监管模式、监管客体、监管法规、监管环境、监管效率方面各有差异,为完善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提供有益借鉴。第二,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有利于降低控制权私利水平。我国证券立法水平总体上呈现逐步完善、快速推进的发展态势,随着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控制权私利水平呈现逐步降低趋势,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时期,投资者法律制度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抑制作用又存在一定差异。第三,对投资者的监管保护对降低控制权私利有一定影响。其一,尽管公检法司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财政支出逐年提升,但针对投资者保护的有效监管支出仍然相对不足,没有起到有效降低控制权私利的作用,不能很好地抑制控股股东对投资者的剥削;其二,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案率与控制权私利之间呈负向关系,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了法院执法环境和执法活动会警示、遏制一些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抑制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第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降低控制权私利有显著影响。信息披露是消除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缓解代理冲突、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有效途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益保护,控制权私利水平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第五,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状况体现出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状况较差和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整体较低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年度趋势具有强波动性、行业差异特征明显、地区发展不均衡显著。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国内外相关投资者保护的研究已不鲜见,但本文紧密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资本市场发展现实,基于我国证券监管改革趋势和改革经验,将投资者保护纳入证券监管理论目标体系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少见,既符合当前我国证券监管转型取向,又弥补了我国投资者保护监管不足的缺陷,具有较强的实际研究价值。第二,分析框架。本文从构建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出发,基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监管保护、市场保护、法律保护、自律保护、自我保护的分析框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投资者保护在法律体系构建、监管制度运行、信息披露机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自身等方面的检验分析,为投资者保护制度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也强化了证券监管理论在投资者保护领域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为未来我国投资者保护监管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支撑。第三,实证研究。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公司治理的本质特征,投资者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不一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控股股东剥削投资者利益的主要根源,本文从法律保护、监管保护、信息披露三个方面引入解释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效应;同时,利用因子分析法设计了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测量框架,对比各年度、各行业、各地区的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得出亟需优化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机制和加强投资者自我保护的结论。总体上,实证分析从监管保护、市场保护、法律保护、自律保护和自我保护五个方面为构建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提供一定依据。
徐云松[6]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著,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刘中杰[7]2014年在《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化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分散和降低风险等功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和必然趋势。而如何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则始终是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一。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立法者和监管者已愈发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下我国金融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即为,如何通过法律规制的完善来激励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引导金融资本来解决普遍存在的企业融资困境,进而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银行、融资租赁、证券、保险、信托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五大金融业务形式。其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融资租赁已成为地位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工具。而资产证券化将静态的债权资产转化为可流通的证券资产,具有不同于传统融资方式的直接融资、结构性融资和表外融资的特点,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要的金融创新。作为这两类结构金融产品的有机结合,融资租赁证券化是产融结合创新型产品的典型代表。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金融市场各方再度对融资租赁证券化等结构性金融创新风险规制的发展进路和合理机制等问题进行审视和思索。风险社会环境中,对融资租赁证券化的法律规制进行完善应当采取激励性规制的进路。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和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美国这一创始国和英国、德国、日本等继受国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源流、进路、工具选择及有效条件等问题,对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激励性创新思路进行阐述,并结合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与金融实践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对我国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本文除引言、结论外,总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历史源流进行梳理,首先分别从现代租赁业和证券化的勃兴切入分析融资租赁证券化的产生背景,进而对融资租赁证券化的产生、发展和创新进行介绍。在引介融资租赁证券化的发展过程中,对其基本概念、特征、结构、分类以及其中的法律关系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引入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发展,在法律规制逻辑和具体内容两个层面梳理了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发展脉络。最后以功能评析的方式对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历史发展及金融危机后法律规制者对证券化的应有态度等问题进行总结。第二章从融资租赁证券化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在现代风险社会之中,金融风险具有有限的可测性、强烈的主观建构性、多元自反性和易传导性等新特性。为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中金融风险的新特性,金融法律规制应该适应与风险共生的新环境,进行激励性创新,对风险的规制和归责实现“去个体化”,并通过主体多元、合作互补的复合风险治理机制在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市场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取得适度平衡。而融资租赁证券化在宏观上对风险进行配置,在微观上通过包括真实租赁和真实销售在内的交易真实性审查和破产隔离机制进行风险隔离,其法律规制应沿循风险的识别、分析、防范和化解展开,在信息披露、风险衡量、税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传统规制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第三章对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进行阐释,将其价值目标归纳为效率、安全和公正,并结合“形式与实质”的规制理性和近年来的金融现实深入分析了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中多重价值目标的冲突与衡平；进而提出,当前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价值目标衡平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由偏重效率到偏重安全,具体体现为场外交易的场内化以及监管权向中央银行的适度集中。在为转入现实条件铺垫的同时,亦与第一章中法律规制路径的发展趋势形成呼应。第四章通过对市场准入、税收、法律规制指标以及信息披露的论述阐释了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工具的选择。融资租赁证券化的市场准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区别。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其规制较少,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采取审批许可制。融资租赁证券化的税法规制中,各国从应税收入、代扣等方面各有差别。而其信息披露在金融危机之前相对较为自由,在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中通过信用保留、信息披露等方式渐趋严格。第五章详细分析了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有效条件。提出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有效条件包括权利的创新设计与衡平,以及市场根基和产业根基的良好确立。在权利的创新设计与衡平部分着重论述了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中对所有权与占有的衡平、追索权与出租人权益的衡平以及取回权行使的保障。在产业根基部分提出,融资租赁证券化良性发展的前提是具有成熟的融资租赁行业、完善的二手设备市场,并以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现状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论证。在市场根基部分结合金融脱媒的宏观背景对证券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融资模式的影响详细分析了融资租赁证券化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基础。第六章对我国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的发展和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我国融资租赁证券化起步较晚,并有着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宏观金融背景,目前其性质是“准证券化”,专业性程度较低。其法律规制在市场准入、税收、规制指标以及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均有待改进。我国融资租赁证券化的应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快处理“营改增”给融资租赁证券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提高融资租赁证券化的税收优惠；并通过多重价值理念的权衡、经营模式及其所对应监管模式的转变和监管机构的协调来完善融资租赁证券化的监管。
杜晓华[8]2016年在《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主渠道的作用逐渐下降,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他金融机构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随之而来,我国以广义货币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着巨大挑战。社会融资规模是人民银行创新性地提出的衡量我国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总额的指标,见于官方文件时间较短,因此学者在全面研究我国社会融资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数据的公布为社会融资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提出了社会融资传导过程中的六个步骤,揭示了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理。二是依据马克思关于信用具有生产力的理论,论证社会融资具有生产力,推动贸易、投资、消费增加,生产规模扩大。三是尝试建立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的数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相关变量的数量关系,分析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提出问题:在对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提出研究的主题是社会融资资金在传导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问题:首先,按照参与主体、所属市场和领域的不同,将社会融资资金的流动过程划分为社会融资的供给和社会融资的需求两部分。其次,从社会融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对社会融资的供给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供给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供给主体、供给渠道和影响融资供给的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供给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需求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需求主体和融资方式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需求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和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理论分析表明社会融资是生产力,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社会融资规模的各个组成都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在短时间内的增多,将最终会使经济增长水平实现长期稳定的提升。在对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中,分析了导致我国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通过分析可知,我国社会融资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表明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非常敏感。通过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社会融资过程中缺乏定价权,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融资的不均衡。其次,在社会融资供给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中都能看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不足。再次,从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从社会融资的统计口径可以看出社会融资统计信息还存在缺口,这会降低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大打折扣。然后,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均衡分析以及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都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存在融资难题,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未充分发挥。最后,从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不能一直有效地调节社会融资的不均衡,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金融统计信息缺口的存在也表明金融监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解决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关于提高社会融资规模监测水平、促进直接融资快速增长、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和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徐璋勇[9]2005年在《虚拟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根据运行方式的不同,现代经济可以划分为以物质产品运行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以虚拟资本运行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问题,自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在进行研究。然而,对虚拟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由于虚拟经济的起点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过程就是虚拟经济的增长过程。为此,本文对于虚拟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遵循虚拟资本的产生(制度分析)——虚拟资本的积累(扩张机制分析)——虚拟资本积累的结果(效应分析)——虚拟资本积累的极态(泡沫经济分析)的思路进行。通过分析谋求在理论上对虚拟资本产生的制度条件、积累机制、经济效应、积累过度后出现的泡沫经济运行等问题做出说明;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两个实际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虚拟资本积累过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二是中国虚拟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还需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显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全文由三部分,共7章构成。第1部分,即第1章,主要是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第2部分是理论研究,包括第2、3、4、5章;第3部分为实证分析,包括第6、7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 第1章是“导论”,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通过研究背景的介绍、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的述评及研究思路等为整个研究奠定基础。 第2章是“虚拟资本产生的制度分析”,主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思路,分析研究虚拟资本的特征、资本虚拟化的制度条件、虚拟资本积累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等。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虚拟资本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它产生的制度基础是信用制度;虚拟资本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虚拟资本运动形成的虚拟经济正改变着整个经济系统的价值评判体系和运行方式。 第3章是“虚拟资本积累及其机制分析”,借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资本制度的分析方法,首先界定了虚拟资本积累的两种内涵,在此基础上对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根据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可以将虚拟资本积累划分为虚拟资本积累Ⅰ和虚拟资本积累Ⅱ,其中虚拟资本积累Ⅰ指收入的虚拟资本化,即收入转化为虚拟资本的过程,虚拟资本积累Ⅱ指虚拟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表现为虚拟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过程;虚拟资本积累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包括货币供求、信
许黎惠[10]2013年在《市场导向型环境金融创新研究》文中指出环境金融是金融业应对环境保护需要而产生的创新性金融模式,是金融业发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的途径。环境金融依托于环境经济学和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强调市场化宏观金融市场化管理和对微观金融创新的激励。为应对尖锐的资源环境压力,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增长,就有必要大力推动环境金融创新发展。为此,我国也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运用行政方法到综合运用经济市场方法转变的改革目标。在此背景下,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对环境金融创新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我国的发展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提出市场导向型的环境金融创新的研究思路,探讨基于市场的环境金融管理政策工具创新,以及金融机构基于风险和收益平衡下的主动性环境金融创新。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环境金融的研究和发展进行了综述,指出本文针对有效利用市场化机制推动环境金融创新的研究意义和切入点,提出立足于市场导向的环境金融创新的研究意义,并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提供支撑。论文在理论部分首先归纳了环境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金融理论、金融创新等基础理论进行了综述,并依据政府与市场关系、政策性金融功能等对政策性环境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行综述,从金融功能观、企业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在理论综述基础上,论文对环境金融及环境金融创新的内涵、特征及分类进行了探讨,指出基于市场的政策性环境金融管理创新和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分类,提出由市场型政策性环境金融创新和主动型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所组成的“市场导向型环境金融创新”的概念,指出环境金融创新的市场导向发展趋势。借鉴金融创新基本理论,对环境金融创新的动因进行分析。在政策性环境金融对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作用机理分析中,论文对政策性环境金融的资金支持机制及对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额外性及杠杆放大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低碳环保项目在可融资能力和技术发展周期中死亡谷瓶颈提出了政策性环境金融撬动商业性环境金融的途径。在国际经验分析部分,论文对政策性和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国际实践进行分析和经验总结。整体而言欧美国家的银行业主动性环境金融发展已有较好规模,社会责任投资在欧美资本市场已进入主流,其经验其有借鉴意义。论文对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运用市场化环境金融管理工具改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收益状况,从而激励商业性环境金融创新的产生和扩散的经验也进行了分析归纳。论文在对我国环境金融现状的分析中,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执行现状的评价和绩效实证研究,指出我国商业银行环境金融创新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主动性创新不足。资本市场环境类社会责任投资产品创新也很缓慢,而且通过对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和社会责任指数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兼顾环境责任的资本市场投资绩效并不低于传统的投资方式,所以对SRI未能形成主流投资形式的原因需要探讨。由于我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背景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现状,我国政策性环境金融在运用市场化管理手段引导商业银行环境金融创新的功能方面还比较缺乏。论文最后结合我国环境金融创新的现状和国际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市场导向型环境金融创新外部环境、创新市场型政策性金融管理工具、激励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主动性环境金融创新的建议措施。
参考文献：
[1].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倪明明. 西北大学. 2015
[2].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3].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D]. 章秀. 吉林大学. 2016
[4]. 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的实证研究[D]. 刘耀中.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5]. 我国证券监管转型背景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D]. 庞小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6].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7]. 融资租赁证券化法律规制研究[D]. 刘中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4
[8]. 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 杜晓华. 吉林大学. 2016
[9]. 虚拟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D]. 徐璋勇. 西北大学. 2005
[10]. 市场导向型环境金融创新研究[D]. 许黎惠.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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