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述评论文,省委论文,中共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现状与成果
自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迄今，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到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这是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研究的最初阶段。反映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主要有：《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①]、《披荆斩棘开拓胜利之路的卓越领导者——回忆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的斗争片断》[②]、《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③]、《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④]。这些文章以确凿的史实说明刘少奇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问题。对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价，指出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1）正确地分析、判断满洲的政治、经济形势；（2）制定了正确的工作路线和策略；（3）正确地指导中东路斗争并发动和领导了奉天、抚顺、大连、北宁路等地的工人斗争。
第二阶段：从1981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至今，特别是1987年纪念中共满洲省委成立60周年和1988年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前后，是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没有局限在一般叙述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及其评价上，而是深入地探讨研究一些课题。其特点之一是发表了一些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与党的策略问题》[⑤]、《中东路事件中的工人斗争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⑥]、《刘少奇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⑦]、《刘少奇白区工作策略思想发展述略》[⑧]等。这些文章运用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对中东路事件及中共的斗争策略问题进行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特点之二是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问世，如《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⑨]，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专著；《刘少奇在白区》[⑩]，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刘少奇两次抵哈亲自领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党在辽宁的斗争》[(11)]、《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12)]、《刘少奇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13)]等几部著作都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对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工作都进行了记叙和评价，有的比较全面扼要地记叙和评价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8个月的革命业绩；有的就刘少奇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领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进一步研究的很好基础。
特点之三是一些重要文献资料出版。1989年1月，中央档案馆、吉林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共同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91年由张大庸、赵清泉主编的《铁窗丹心》，黑龙江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黑龙江党史资料》第5辑等书，为研究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提供了基础性文献档案资料和专题史料。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对刘少奇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历史功绩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
（一）加强党的建设，建设一个坚强的省委
学术界认为，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健全规章制度，严密组织生活。刘少奇为首的这届省委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经常向同志们进行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和党性锻炼的教育，还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14)]。
2.开展批评，加强团结。刘少奇利用省委会议和同省委委员个别谈话的机会，及时地指出一些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外出的同志则通过信件交换意见。刘少奇在向中央报告中，从不隐讳自己和省委对中央的意见和批评，敢于坚持真理，抑制错误。同时，他也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15)]。
3.选拔优秀干部，充实省委领导。刘少奇注意选拔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优秀干部来充实省委领导力量，这届省委曾经多次进行人事更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央派人充实省委力量，二是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进行调整，三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分工[(16)]。
4.恢复和整顿各地党、团组织。省委选派党、团骨干到中东路各站、北宁路关外段、哈尔滨、沈阳、抚顺等地开展工运和农运工作；到一些学校和军队中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这些派下去的同志都兼有恢复和调整党、团组织之责。他们把恢复整顿组织同领导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党、团组织同群众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17)]。
5.制定《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刘少奇来到东北三个月以来省委工作经验的总结，是指导满洲省委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满洲党的工作走上正轨，起到了重要作用[(18)]。
6.重视培养和训练干部。刘少奇积极向中央训练班选送干部和在抚顺举办训练班。派到中央各种训练班受训的干部回来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19)]。
学术界对于刘少奇加强东北党的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从而提高对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二）亲自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实践中的重要的一部分[(20)]，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是全面评价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关键。
刘少奇在奉天被捕获释后赶到哈尔滨，领导了以三十六棚（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为中心的工人怠工斗争。他提出，在斗争中，不应限于在政治上加紧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还要在组织上加紧反对被反动派收买的工业维持会的斗争，积极帮助广大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组织；在工作方法上，他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根据斗争情况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和方法，避免遭受白色恐怖的摧残；他还提出应把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社会主义苏联、反对军阀进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21)]，使中东路工人斗争获得了健康发展。
1930年1月，刘少奇再度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群众斗争，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强调要使中东路失业工人开展的复工运动也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各业工人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组织中东铁路全体工人的总罢工。当哈尔滨市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有可能汇合成为一个高潮时，刘少奇又及时地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这种形势向前发展，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全铁路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斗争，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斗争很快掀起高潮，迫使中东铁路当局答应分步骤解决失业工人的要求。刘少奇还对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李梅五等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坚决斗争[(22)]。
（三）指导群众运动稳步向前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这一届满洲省委，在领导群众运动方面是“卓有成效的”[(23)]。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逐步高涨。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斗争的自觉性增强。每次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大都是由经济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为政治斗争。各地群众斗争虽然看来是零星的、发展不平衡的，但又往往是以某个大事件为中心，彼此呼应，相互支援，持续发展。历次斗争，无论规模大小，大都是以群众获得某种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的不同程度的扩大为其结局。那种虎头蛇尾、昙花一现、徒劳无功的盲动行为，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党的组织大都没有因为在斗争中暴露而遭受破坏。
（四）总结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指导白区工作的策略原则
刘少奇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结合他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经验，强调要策略地掌握斗争艺术，阐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24)]，提出要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在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中，他既指明了失业工人的小的部分的斗争，如何汇集成大的全局的斗争的方法和途径，又说明了这种方法和途径的目的、意义、作用和前途[(25)]。论者认为，刘少奇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既是他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工人罢工、武汉工人运动的理论发展，又为其后的白区职工运动、党的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积累了十分可贵的经验和正确的理论原则[(26)]。
学术界认为，刘少奇于1930年3月所作的《关于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白区工人运动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一部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历史文献”[(27)]。
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在中东路斗争中贯彻中央策略方针的评价问题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拥护苏联”、进而发展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左”倾的策略口号。对以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在中东路斗争中如何贯彻中央的策略方针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许庆昌、罗占元认为：“在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下，中东路斗争虽然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策略和计划进行的，但是由于少奇同志善于调查研究，充分注意到东北地区特点，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工作，因而在中东路斗争中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了群众，推动了东北地区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在中东路斗争中总的是贯彻中央“拥护苏联”的策略口号，但由于许多党团员怀疑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不积极作准备，群众不能发动起来，于是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逐渐有所调整。他们认为：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在基本上贯彻中央策略方针的前提下，在领导中东路斗争的实际活动中，对“武装拥护苏联”的“左”倾口号有一定抑制，同时对右倾取消主义也进行了坚决斗争[(28)]。
陈君聪、曹宏遂认为，刘少奇同志对于“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左”倾冒险主义“一开始就进行了抑制”[(29)]。冯毅提出“少奇同志对党领导工人斗争的‘左’的认识和行动作了及时纠正”[(30)]。
笔者认为，对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它的原因与性质，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政府的阴谋，采取了“拥护苏联”的正确立场；但在指导中东路斗争的策略上，直接提出“拥护苏联”或“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及其行动要求，则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在贯彻中央关于中东路斗争策略方面遇到困难和失败后，对“武装拥护苏联”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在具体斗争策略上有所改进，巧妙地把群众的日常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主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反对中东路事件的群众运动得到顺利进行。
（二）关于《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的评价问题
学术界在对《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的评价上基本是一致的，普遍认为决议案是全面阐述东北地区的形势、党的任务、工作路线以及斗争策略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但在研究该决议案是否受到“左”的倾向影响问题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决议案对每项具体任务和工作方针的规定都是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而便于实际工作中抑制“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东北工人保持正确的方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决议案体现了中共六大路线，切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是一个基本上正确的纲领性文件。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左’的倾向还有很大势力，这个文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倾向的影响”[(31)]。
笔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议案不能不受到“左”的倾向的影响，1929年2月、6月、10月，共产国际三次给中共中央指示，都强调要“反右倾”，要求政策向“左”的方向发展，提出中国现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这种“左”倾的指导，影响到中共中央。这一期间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和规定的任务，不可能不影响到决议案的制定。如决议案中指出：“目前在反帝运动中应特别以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及反对世界大战为中心工作”[(32)]。但是，由于决议案坚持对每项具体任务和工作方针的规定能够以东北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因而就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抑制“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东北党的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对此，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考察，实事求是地给以恰当的评价。
（三）关于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的具体时间
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1932年，刘少奇自东北调往江西，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总工会委员长[(33)]。第二种意见认为，1930年2月，李立三控制的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对满洲省委抑制中央的“左”倾路线提出了严厉批评，3月下旬，刘少奇奉命调离中共满洲省委[(34)]。第三种意见认为，1930年元霄节过后，刘少奇被调回中央[(35)]。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缺乏对史实的基本了解，刘少奇于1930年3月离奉去沪，同年6月，他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是1931年秋，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是1933年初的事。1930年元霄节过后刘少奇没有离开满洲省委书记的岗位。因为3月中旬，刘少奇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份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总结报告和一封信。不久，在中共中央的连续函催下，刘少奇离奉去沪。学术界持第二种观点者居多是有道理的。
（四）关于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对托陈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评价问题
在中东路斗争中，不仅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也存在着以李梅五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思想活动。一种观点认为，“少奇同志在反对‘左’的倾向的同时，也与李梅五等这种右倾取消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对这种取消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与清算”[(36)]；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一段时间内，他对党内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他曾总结说，自己未能在组织上去‘坚决地解决已成问题的同志’”[(37)]。
笔者认为，当时隐藏在党内的李梅五、孙秀峰等人的机会主义面目有一个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逐步暴露的过程，刘少奇同他们的斗争也是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满洲省委于1930年3月20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决定开除李梅五的党籍，撤销孙秀峰的党内外职务，交由中央处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满洲省委对中东路工作斗争的决议——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使一般同志深切了解了取消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但终因错过了有利时机，未能使部分斗争汇集成全路一致的总斗争。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十多年来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待深入。我们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研究，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理论界和党史学界应把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研究，同其一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要研究他在满洲省委工作这一段的业绩，也要研究这一段在其一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很好地把刘少奇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作统一的研究。虽然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能把刘少奇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力作还不多见。从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看，有的只是叙述介绍史实较详（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理论分析阐述和评论则不够，有的则是思想理论的阐述有如空中楼阁，缺乏对人物研究的立体感，在有的长达几十万字研究刘少奇的著作中，竟没有提到他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思想理论和实践。
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这一课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1.1919年前后东北的形势与满洲省委的政治任务和路线策略的研究。
2.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指示精神与刘少奇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与实践的研究。
3.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与刘少奇领导群众运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4.刘少奇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5.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在其白区斗争策略思想中的地位。
6.刘少奇在东北对敌斗争中策略思想及策略运用的研究。
7.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关系思想的研究。
8.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重视领导班子建设思想与他一生中的一贯思想和作法的系统性研究。
9.刘少奇在东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研究。
注释：
①新华社记者：《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人民日报》，1980年3月22日。
②王鹤寿、赵毅敏：《披荆斩棘开拓胜利之路的卓越领导者——回忆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光明日报》，1980年3月31日。
③ (35)杨一辰：《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财贸战线》，1980年3月28日。
④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⑤ (28) (36)许庆昌、罗占元：《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与党的策略问题》，《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⑥武尚文：《中东路事件中的工人斗争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黑龙江党史资料》，1986年第5辑。
⑦ (25) (26)陈君聪：《刘少奇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1期。
⑧ (24) (37)周志兴：《刘少奇白区工作策略思想发展述略》，《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
⑨ (14) (15) (16) (17) (18) (19) (20) (23) (27) (31) (34)辽宁社会科学院：《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4、26、27、33、32、53、88、118、34、110页。
⑩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1)齐文华：《党在辽宁的斗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9页。
(12) (29)陈君聪、曹宏遂：《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3) (30)冯毅：《刘少奇革命实践和思想研究》，历史教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21) (22)朱元石、黄峥：《刘少奇》，《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32)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中共辽宁省地方党史编委会编：《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1962年12月，第215页。
(33)王毅：《刘少奇新传》，香港《广角镜》，1979年第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