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探讨_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探讨_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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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传统上人们将两者置于不同的分析框架内分别进行研究,从而导致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但二战以后,随着跨国公司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互相结合的趋势,人们关于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开始日益深入,有关其关系的研究进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对独立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孤立的,这是因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理想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之内,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是以市场的不完全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而二者长期处于相对独立、分别发展的状态。

1.1 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Adam Smith的绝对成本说(Absolute Cost Theory)、David Ricardo的比较成本说(Comparative Cost Theory)和Heckschor-Ohlin的要素禀赋学说(Factor Endowment Theory)最具代表性,这些学说的分析逻辑和理论观点是共通的,采用的均是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采用了大量的前提假设,这些前提假设保证了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特点是:企业既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对外投资也不会给企业增加任何优势。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最终推导出的结论是:贸易是一国或一个企业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外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也就是说,贸易作为最佳选择,排除了对外投资存在的可能性。

1.2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首先是由S.H.Hymer于1960年在《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提出,Hymer认为,企业所面对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企业的跨国经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有利可图,因此,企业的对外投资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由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市场的完全竞争为前提,而市场不完全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完全不同,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相对独立。

2.近期研究:投资与贸易的替代、互补关系

近4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跨国公司的兴起、产业内贸易比重的上升、国际分工的深化等等,使得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们开始努力尝试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研究,以解析两者之间的联系。

2.1 理论分析方面

2.1.1 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

最初提出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主张的是美国学者Mundell,Mundell的研究建立在两国、两产品和两要素的标准贸易模型基础之上。Mundell认为,一方面,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性和零贸易障碍必然会导致贸易的发生,即障碍性投资会刺激贸易;另一方面,贸易障碍与资本流动零障碍的存在,必然会引起资本边际收益的差异,从而导致投资的产生,即障碍性贸易会刺激投资。因此,Mundell得出的结论是: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R.Vernon在其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对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进行了阐述,Vernon强调产品技术优势随产品周期转换而发生的变化对企业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Vernon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出口方式的替代,是企业在技术垄断地位下降时所采取的防御性行为。另外,Buckley和Casson在1981年提出的“出口先于对外直接投资说”,也从侧面揭示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两位学者认为,投资总是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发生大量贸易之后出现,根据投资与贸易如何在时间上继起的最佳重新定位理论(Optimal Relocation Theory),可以预示对外投资设厂取代对外贸易的时机。

2.1.2 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

与Mundell等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K.Koyimo)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解是:首先,国际直接投资并非是单纯的资金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次,国际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小岛清得出的结论是:当投资国从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时,一方面东道国容易吸收和消化外来投资,提升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投资国可集中优势开发更新的技术,两者结合可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现互补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Markuson等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其结论缺乏一般代表性。Markuson和Svensson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投资和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结论是,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将互相促进,投资与贸易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2.2 实证分析方面

无论是以Mundell为代表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以小岛清为代表的互补模型,由于数据统计的制约,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因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R.E.Lipsey和M.Y.Weiss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的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G.C.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许多学者关于日本、德国以及瑞典等国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Grahamt和Krugman的总量研究和分行业研究表明,外国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出口存在强相关性。与此同时,Hill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进口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与进口的相关性不如与出口的关联密切,但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从母公司进口中间产品、资本品及劳务的倾向较强,外国直接投资因而可增加东道国进口。

2.3 政治因素分析:补偿投资

Bhagwati等人运用一个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政府行为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提出了补偿投资的概念。补偿投资实质上描述的是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一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身会减少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投资和贸易的相互联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的补偿在可以预见的第二期改善,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补偿投资的目的在于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因此是一种化解关税投资(tariff-defusing investment)。这是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解释投资和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

3.理论新进展:投资与贸易的新型关系

近年来,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有益探索,使投资与贸易新型关系的理论研究获得很大发展。

3.1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因投资动机不同而不同。美国经济学家P.Patrie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将投资划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Market-Oriented FDI)、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Production-Oriented FDI)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Trade-Faciliting FDI),Patrie在对大量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这些源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直接投资形式中,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一般可以增加投资国和受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3.2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因行业不同而不同。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因行业而异。在制造业中,企业一般遵循出口、许可、在国外设立贸易分支机构和直接投资的线性先后次序寻求市场开拓,因此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被认为是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在自然资源部门,投资和贸易的相互关系也主要是线性的,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会导致东道国的出口或出口扩大,因此,自然资源部门的投资与贸易一般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服务行业的情况比较特殊,服务企业不可能通过渐进的线性发展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它必须直接在当地生产,一般讲,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

3.3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因东道国的对外政策不同而不同。世界贸易组织及一些经济学家如Bhagwati等人的研究指出,东道国严格的投资与贸易保护政策,会导致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替代效应,而东道国较为宽松自由的投资贸易政策,则会促进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积极关系。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会受到投资动机、行业以及东道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项目,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而且,对于多数制造业项目来说,其对贸易的影响都是综合性的,在特定项目的不同阶段,既会有贸易替代,也会有贸易互补,两者存在交替产生的可能性,要建立一个一般理论模型以准确判别何种效应较大往往非常困难。因此,在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问题时,如果只是在理论层面将替代与互补进行对立研究,将视野仅仅局限于判别到底哪一个效应更大,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如果能将研究范围锁定于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并在全面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阐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间的互动机制,如两者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其相互联系的渠道、影响程度及实际内容是什么等,则可以得出一种较为客观的综合评价两者互动关系的结果,并为实践发展提供真正的借鉴与指导。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的理论联系机制分析

从国家角度而言,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至少会涉及到四种组合,即:贸易的进口国和投资的东道国,贸易的进口国和投资的母国,贸易的出口国和投资的东道国,贸易的出口国和投资的母国。本文着重讨论东道国的FDI流入与其出口贸易的联系机制,并将行业限定于制造业。在理论层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刺激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反过来,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也就是说,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1.外商直接投资引致东道国出口贸易增长的联系机制

从理论角度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影响并导致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及其溢出效应,带动投资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向东道国的转移,并为东道国国内企业所消化吸收,进而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由此不仅可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工艺,还可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以当地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制造产品的外资项目形成更大的出口规模。

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工深化效应,带动投资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地资本的结合,不仅在短期内使东道国相关产业纳入跨国公司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网络,使东道国出口结构得以优化、国际分工地位得以改善,增加了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机会,而且还会在长期内更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在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梯次转移,使得原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出口初级产品的分工格局逐步被改变成为制造业内部资源密集程度不同的产品的分工,刺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转化,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无疑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出口。

1.3 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外溢效应,带动投资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一方面使国内企业可以分享外商贸易自由化的游说成果,减少进入外国市场的障碍,另一方面可使国内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来使用跨国公司的分销和营销设施,同国外贸易团体和产业组织建立联系、扩大市场。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使东道国国内企业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建立起有利的桥梁,其活动必定会促进和改善当地企业的出口前景。

1.4 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环境改善效应,带动投资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不仅在东道国是自由化的重要支持者,而且在母国它们同样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推动着东道国贸易环境的改善,在东道国对外贸易政策向自由化调整的进程中,东道国的出口会向更大规模发展。

2.东道国出口贸易增长引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联系机制

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实质上会带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出口增长导致在国外市场产生“竞争效应”,从而吸引外资流入。一国出口的增长本身意味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而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来自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质和量的改善。当国际资本出现过剩或面临出口国的产品竞争逐渐丧失利润空间时,其必然会重新调整投资对象,其中一部分自然流入出口国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2.2 出口增长导致国内市场出现资本“短缺效应”,从而吸引外资流入。随着东道国出口的增加,国内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优势逐渐下降,原本稀缺的要素一资本,会更加稀缺,资本相对于其他要素的回报率急剧上升,因而加大了国内外资本的利润差异,吸引国外产业资本不断进入东道国,以期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2.3 出口增长导致在国际市场产生“空间偏好效应”,从而吸引外资流入。出口的增长,事实上不仅是一国经济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一国政治、文化等方面国际化的间接表现。出口增加,一方面使得国外增进了对出口国制度层面的认知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的接轨。随着国内外相关制度的逐渐融合,约束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空间偏好率会大大改善,从而刺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总之,从理论角度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带动东道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促进其出口额的净增,而且东道国出口规模的扩大还会反过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

三、几点启示

1.关税降低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导致外资流入的下降。我国有人担忧随着关税的降低,商品流动将大幅度替代投资从而对利用外资产生不利影响。从上述理论分析来看,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关税的不断消除,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流入的是出口部门,而出口贸易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吸引外资的流入,这就意味着投资会促进贸易,反之亦然,由此形成投资与贸易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关税下降并不会必然导致外资进入的减少。

2.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引导的一致性,有助于增强整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绩效。由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尤显必要。目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已在内部实现了贸易与投资的政策一体化与功能一体化,美、欧、日等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协调政策的引导作用确实超过单一政策的效果。而我国目前实施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且经常受不同目标的影响,受独立的且联系松散的机构管理,这种分别对待的做法会使国家政策措施出现顾此失彼,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绩效。

3.外资流入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有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包括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一揽子要素的转移,有利于促进东道国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要提高利用外资的层次,并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形成可持续性,东道国在消化吸收转移技术的同时,还必须迅速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技术优势,以迎合跨国公司技术研发体系的区位需要与技术需要,逐步使自己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技术研发体系的组成部分。东道国只有将利用外资与自身的技术进步相融合,形成动态的交替攀升体系,才能对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本转移更加具有吸引力,并获取更多的技术溢出收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4.外资在产业间的均衡分配,是保证工业化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根据历年外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外资大部分流向了第二产业,因而第二产业集中了外资带来的各种积极效应如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国际竞争力提高效应等,从而大大提升了第二产业的进步速度,但值得指出的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第二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支撑,否则会强化一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倾向,并阻碍工业化的协调稳定发展。因此,我国在外资引导方面应加强外资在产业间的均衡分配,尤其是应当提高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水平,这是我国目前及以后吸引外资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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