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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6-0071-08
《世纪学人，百年影像》是青年摄影家侯艺兵在世纪之交奉献给学林的一份厚礼。为 了创作此书，作者用时5年，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全国，自付差旅费5万余元，表现了一 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摄影家不计个人得失、甘心为学术献身的崇高品德和敬业精神 。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里，把镜头对准书斋中个别老先生或有其人，但费时费力地苦苦 追寻，将262名学者一一纳入自己的视野，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 的一件大事。它的贡献，一是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图片、手迹，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二 是覆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图文并茂，可视为简要的、动态的20世纪人文社科学术发展 史；三是通过学科分布、学者的地域分布透露出的信息以及大量的学者题词，为中青年 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治学方向，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后者无疑是本书有功 于学林的最大亮点，尤值得关注和重视，本文拟对此略陈管见。为符合学术规范，以下 提到各位先生时，皆直呼其名，不冠尊称，特此说明。
一
《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共收录对社会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262人。他们 当中，年龄最大的105岁，最小的67岁。100岁以上共有4人，90至99岁共有80人，80至8 9岁共有121人，70至79岁共有54人，60至69岁共有3人，平均年龄85.3岁。这些学者， 涵盖多个学科，是各行各业的元老级人物，大部分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事业的奠基人或 开拓者。虽然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驰骋在学海中的一批大师业已去世未能收录 ，令人有文化断层之感，但这一由262人组成的学术群体，基本上仍可代表上一世纪学 术发展的总体水平。对他们研究的领域进行学科分布的分析，能够帮助发现20世纪学术 发展的领头羊，并对新世纪的学科发展走向做出预测；对他们的籍贯进行地域分布的分 析，则有助于发现20世纪学术中心之所在及可能面临的转移。
262名学者，有的专攻一门学问，有的用功多门学科，但以其中的一科尤为名世，总之 每个人的研究均可以纳入相应的领域，兹按人数的多寡依次排列如下：
1.史学，共61人，其中中国古代史42人，考古10人，世界史5人，历史地理2人，方志 、中共党史各1人。2.文学，共54人，其中中国古代文学27人，文学评论、文艺理论11 人，外国文学10人，作家3人，民间文艺2人，现代文学1人。3.哲学，共34人，其中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24人，美学、心理学各3人，伦理学、西方哲学各2人。4.经 济学，共26人，其中经济学22人，经济史4人。5.语言文字学，共22人，其中语言学18 人，文字学、训诂学各2人。6.民族学，10人。7.翻译，9人。8.艺术，9人，包括音乐 、戏剧、古书画鉴定、古建筑保护等。9.法学，7人。10.教育学，5人。11.新闻学，5 人。12.社会学，4人。13.古典文献学，4人。14.图书馆学，3人。15.军事学，2人。16 .管理学，1人。其他人口学、政治学等亦各1人。
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中国学术，以史学、文学为骨干，哲学、经济学、语 言文字学的发展亦有相当规模，这五者构成了上一世纪中国学术的主体。但五大学科各 自的内部，发展并不平衡。史学中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文学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哲 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经济学中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学中 的语言学研究，都遥遥领先，无疑可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领头羊。在新的世纪里 ，五个领头学科挟其丰厚的底蕴，必将持续发展，但受新学科的冲击，必然发生变化。 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语言学研究基本维持现有水平，经济学理论研 究将有长足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将稍稍趋于衰微。除经济学理论 仍将是21世纪领头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也有可能是领头学科，其余三者 恐怕都难保住领头的地位。
在五大主体学科里，有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已呈强劲之势。如史学中的考古、世界史， 文学中的文学评论、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哲学中的美学、心理学、西方哲学等，都已 初具规模，它们的继续发展，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维系主体学科的地位，是上一世纪 主体学科能够在新世纪与其他学科竞争的闪光之点。
五大主体学科之外，有些学科在上一世纪的发展可谓严重不足。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 国，我国人口学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法学的名家寥若晨星，与依法治国的战略极不相应 。管理学的人才极度匮乏，无法满足入世后的实际需要。数十年的战争，造就了众多的 军事指挥家，但有理论建树的军事学家却极少。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也很滞 后，不容乐观。所有这些学科，都亟待加强，都是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值得关注的用武 之地。
262名学者按其籍贯组合，从多到少依次是：江苏54人，浙江33人，山东20人，河北20 人，湖南19人，四川16人，湖北13人，安徽12人，北京12人，福建11人，广东9人，辽 宁7人，上海6人，天津6人，云南、河南、山西各4人，陕西、贵州各3人，江西2人，广 西、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各1人。稍事分析，不难发现，上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祥 地，一在以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南，一在以山东、河北为中心的江北，而前者的气势 又远在后者之上。
江苏、浙江是明清两代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崛起的学术重镇，到上世纪，已有400 余年的历史积淀，尤其上世纪直接从晚清演进而来，原有的学术传统大量保留，而中华 民国建都南京，对于维系江苏的中心地位亦极具作用，所以江苏能继续成为全国人文荟 萃之地。与其他各省相比，江苏的学者几乎遍及全省，无锡、苏州、常熟、扬州、淮阴 、江阴等29个城市榜上有名，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总体实力和声威。江、浙而外，湖南、 四川、湖北、安徽等省的地位当然也不可低估。若将江南学术中心按地域细分，可鼎足 为三。一是长江下游学术中心，包括江苏、上海、安徽，共有72人，占27.5%；二是长 江中游学术中心，包括四川、湖南、湖北，共有48人，占18.3%；三是东南沿海学术中 心，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共有53人，占20.2%。三个紧密相连的中心，共有173人， 占262人的66%。
以山东、河北为中心的江北学术中心，比起江苏、浙江来，气势稍逊，但历史却极悠 久。早在先秦时代，齐、鲁文明即为天下之先。到了战国，逐渐形成了包括齐、鲁、燕 、赵在内的环渤海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 《世纪学人，百年影像》所收人物看，这一中心涵盖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 共有65人，所占比重为24.8%。
学术中心的形成，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地位紧密相关，而学术中心一旦形 成，本身亦具有极大的发展惯性。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的学术中心，仍将在江南三处 和江北的环渤海区。稍稍变化的是，环渤海区中心将越来越以北京为主，而不再以山东 为主；江南三处，则将越来越向上海偏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 的腾飞，必然带动这一地区学术中心的诞生。与东部学术中心逐渐向大都市靠拢不同， 西部地区将会出现几个规模不等的学术中心，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有望率先胜出，虽 然在实力上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但毕竟是新生力量，将会给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新的 血液。
二
老一辈学者在题词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对各自所在学科的精辟认识和表述。浸淫其 间数十年，早已成为该学科的权威，他们的真知灼见，对于青年学者极有启发性和指导 意义。我们无缘一一当面聆听老先生们的教诲，但不妨碍我们追寻着老先生们的手迹， 在中国的学术殿堂里徜徉。
哲学家苗力田的题词是：“更广，更深，更远。一个民族想登上科学的最高峰，就一 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哲学对于一个民族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 心理学家荆其诚把心理学的作用表述为“促进人类智慧和社会发展”，也同样是把学科 放在人类社会的高度来看待。
社会学家袁方在题词中介绍了上一世纪社会学的发展情况：“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 纪初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开始介绍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译 为《群学》。1903年他译斯氏的《社会学研究》出版，书名为《群学肄言》。群学一词 取意于《荀子·王制篇》。当时维新派学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都 重视和引进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学是经世之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严氏的群学思想即社会学思想，我们仍需要学习和继承，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为人民 服务的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从这段介绍我们得知社会学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 史，那么上一世纪社会学的不发达，不在于学科底蕴不足，而是另有原因。
历史学家丁守和关于文化的观点，着眼于继承、借鉴和创造，把文化建设看成一个多 层面交互推进的动态过程，他说：“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温故而知新；吸收外来进步文 化，借鉴而创新；融会古今中外，创造现代文明。”关于传统文化的内涵，科技史专家 胡道静有独到的见解：“我国传统文化学术，不但以文史哲三科见长，而且在科学上也 有伟大的贡献，故我持四柱之说。”四柱说全面概括中国古代文明，把民族学家罗致平 的题词“光从东方来”，真正地落到了实处。
法学家芮沐在题词中强调了法学的性质和任务：“法学是实践科学、行动科学。作为 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法学者的使命是协助我国立 法者和司法者在中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于如何学好法律， 完成法学者的使命，法学家韩德培十分强调知识面要广，他说：“学习法律并不容易， 因为它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知识面必须尽可能广阔些，才能学得好， 否则往往不免目光狭窄，观点片面，思想落伍，也就成不了法学方面的大器。”(按， 这一观点适应于任何学科，不仅法学而已)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题词中谈到经济学的任务，强调学术为民众服务，表现了特有的社 会责任感，他说：“让经济学走到大众中去，使更多的人掌握经济学的原理，是一件极 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因为这能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从而在经 济改革和市场活动中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保卫自己的利益。”
作为上世纪的最大学科，历史学的内容、作用、目的、任务，为众多的学者共同关注 。白寿彝把史学的作用高度概括为“彰往知来”，何炳棣把历史研究的目的归结为“探 索其中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世界史专家王易今的题词，则兼白、何二氏之义而为说 ：“世界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努力从浩瀚纷繁、错综复杂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现象中， 寻找本质的东西，揭示带规律性的事物，以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开拓未来。”三 人共同道出了史学研究贵在探讨规律并为现实服务的实质。要想正确地揭示事物发展的 规律，必以认识事物的本真为前提，所以余绳武指出：“研究历史是为了求真。违反这 一目的，历史学便没有科学性可言。”而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除表现在政治、经济等 领域外，文化建设方面也不可忽视，故何兹全有“普及历史知识，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至关重要”的强调和表述。
语言学家喻世长在题词中，认为“语言学应该两属，既属于社会科学，又属于自然科 学”，是有助于本学科发展的极有价值的意见，同时他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也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今后仍应坚持。但对 我国传统语言学要有适当的估价。它在东汉许慎和郑玄时代已达到很高的科学水平。清 代以顾、戴、段、王为代表，又出现了新的高峰。要防止对祖国遗产消化不良”。徐复 在题词中谈到训诂学的研究方法，正可证成喻氏之说，其文曰：“闻之于师：治训诂者 ，不能离声音文字，因形、音、义三者可贯串生发也。段玉裁以声音施于文字，而后知 假借引申与本字本义之辨；王念孙父子则以声音阐明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浑然一 体。”音韵学家李荣以为“音韵学的核心是语音的构造对应与演变”，则是针对特定的 领域的更深刻的认识。
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纷纷对自己的学科发表见解，文学家则对此 保持缄默，说明文学有与这些学科不同的内质，故其志不在此。文学研究偏重形象思维 ，较多关注人性、人情和人格，所以题词多与做人有关，这是一个既有趣味又有价值的 现象。
三
老一辈学者在题词中涉及最多的内容，是如何做人、做学问。作为成功的学人，他们 的为学之道，正所谓经验之谈，最值得青年人借鉴，同时作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前辈和 长者，他们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对做人有独到的见解。只要约略考察老一辈学者的学 行，就能明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泰斗，不仅在于学问的精湛，还在于人格的高尚。虽 说二者彼此影响、互为因果，但后者来自对做人的正确把握，而做人之道实对治学起决 定作用，所以做人应该视为治学的前提和基础。
文学理论家贾植芳就把做人看得高于一切，他说：“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 字写得还比较端正。”既具自豪感，又意味深长。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道德、文章自 砺，所谓道德，实际上就是人格的修养，即对做人品质的追求。化学家、《道藏》研究 专家陈国符在题词中大书“道德”二字，完完全全把做人看成第一位，其涵义与贾植芳 是一样的。历史学家单士元、中共党史专家李锐都提到“行止无愧天地”，体现了做人 理当追求的豪放气概和光明磊落。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极具社会责任感和民族道义 感，往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力争完成季羡林在题词中所写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崇高的使命，仅仅在人格上做到完美无缺 是不满足的，还要嗜学如命，掌握真本领，并特别注意在治学中实现人格的升华，因而 做人与治学就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大主题。不少学者 有鉴于此，在题词中多把二者相提并论，视为一体：古典文学研究家张松如写道：“治 学亦即为人之道：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追求精神。”历史学家周一良写 道：“忠恕之道，辩证唯物观点，为人为学，尽在此四端矣。”伦理学家李奇写道：“ 一个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忠厚老实，诚心诚意做学问，坚定不移求真理。”古典文 学研究家王叔岷写道：“本真淳以应变幻，由笃实而达空灵——一生为人与治学之座右 铭。”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写道：“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万虑一 致，殊途同归，每感做人、治学、处世，都不能外此。”英国语言文学专家李赋宁写道 ：“我有两个座右铭：一个是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另一个是学习世界上最好的知 识、思想和言论。这也是阿诺德给文化所下的著名的定义。以上这两个座右铭，我愿转 送给青年朋友，让我们大家共同实践，相互勉励。”语言学家张志公写道：“挑剔别人 的毛病，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失误，是天下最难的事。治学如此，为 人处世也如此，可不慎之?”教育学家黄济写道：“行不负人常用忍，文须出己莫效颦 。”政治学家赵宝煦写道：“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识有胆。多读书，勤思考，深入 实际，多做实证研究，才能有识见，能辨别是非真伪。同时还要有胆量坚持真理。社会 科学工作之大忌，就是唯上唯书，甘做轻(氢)气球随风转。”古典文学研究家霍松林写 道：“敦品以化人，勤学以致用，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兼取古今中外之长，放宽眼界 ，扩展心胸，慎思明辨，厚积薄发，或可有新开拓，新建树。”哲学家黄心川写道：“ 学为时用，德以养人。行藏适止，吐味幽深。不倨不谄，戒急戒躁。精厉晨昏，兀兀 穷年。博而见约，深而出浅。去留无意，荣辱不惊。有教无类，甘为人梯。”
老一辈学者不约而同地在题词中强调做人，抒发治学的心得，可谓金玉良言，尽管各 自表述不同，但关注的核心问题基本一致。就做人而言，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一是说真话，如翻译家、作家、记者萧乾写道：“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文学评论家许觉民写道：“人生以说真话为为人准则，在不能说时，至少不要说假话。 ”二是敢于面对自身的缺点，如经济史学家李文治写道：“每人在一生中，总会有这种 或那种缺点，或犯大小不等的错误，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自身的缺点错误。中国古人 曾作自胜者强的论述。一个有志之士，从为国为民出发，要时刻检查克服自身的缺点错 误，变成为强者胜利者。”三是宽以待人，经济史专家马伯煌写道：“如心为恕道，大 可乃奇人。”所谓“恕”，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宽以待人。 上文周一良提到“忠恕之道”，黄济提到“行不负人”，立意皆同。四是为人民服务， 如军事学家姜思毅写道“做人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哲学史家石峻写道“学贵实 践，服务人民”，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写道：“无私奉献，疾恶如仇。”尽显书生本色， 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就做学问而言，老一辈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十分强调搜集材 料的重要性，如敦煌学家、文学史家周绍良写道：“搞研究工作，首先要搜集资料。搜 集要广泛一些，不宜只限于为当前的某项研究小课题服务。这也就是说，研究方向一经 确定，资料搜集的范围也就基本上划定了，但搜集的界限是相对的，因为你所研究的事 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的事物有着种种复杂的联系。譬如要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 史，不能不了解这个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也不能 不了解与这个朝代相联系的其他朝代的情况。因此，搜集资料不仅要盯牢一个目标，而 且要左顾右盼，通过各条渠道和各种方式对与自己研究方向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资料尽 可能多予注意。如果搜集资料的面过窄，就会限制自己的眼界和思路，影响研究的质量 。”古典文学研究家王运熙也指出：“研究学问，首先要广泛地搜集材料，认真整理归 纳，经过审慎的思考与辨析，然后方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二是注意处理 好博和约之间的关系，哲学史家石峻主张“博观约取”，哲学家黄心川主张“博而见约 ”，古代文艺理论家吴调公主张“博而能约”，历史学家林甘泉主张“学贵博洽而能返 约”，历史学家张芝联则从反面提出忠告：“学杂而不能精一，鹜泛而不知专归。”三 是文贵真诚，如教育学家黄济主张“文须出己”，林甘泉主张“文须雅驯而避浮华”， 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则径直指出：“文贵真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也就不足论了。” 四是求实、包容和创新，如教育学家刘佛年写道：“求实求精，求活求新。”美学家齐 一写道：“缺少严格的科学思维和顽强的求实精神，就不可能坚持真理。”语言学家俞 敏写道：“力求新境，薪尽火传。”文艺理论家徐中玉主张“兼收并蓄，择善而从”， 外国文学专家叶水夫主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古典文学研究家霍松林主张“兼取 古今中外之长”等。
做人是做学问的基础；当学问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反过来促进自身的修养和人格的完 善；当学问达到很高的境界时，治学与做人互为一体。老一辈学者大都在一种至高的境 界上实践着治学与做人的统一，将二者完全地融会贯通。值得思考和探索的是，治学与 做人能够互为一体并进而展现出博学且具人格魅力的根基究竟是什么。从老一辈学者谈 论的很多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中，有望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论做人与治学侧重点 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十分突出，就是对“真诚”的高度推重，无论谈到做人还是谈到治 学皆无例外。看来，“真诚”应该就是沟通做人与治学的桥梁，是实现做人与治学两位 一体的契合点。历史学家张政烺说“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可谓一语 中的，值得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铭刻在心。
四
老一辈学者的题词，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有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内容相同 或相近的文字，二是有些学者写下了受之于师、自己多年恪守不移的师训。
两个以上学者写下相同的题词，表现了他们在做人治学过程中相同的体会和心得。学 问既然是天下之公器，纵然人有不同，方法各异，其间必有彼此共通的理念。所以这些 相同的题词，确实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之谈，弥足珍贵。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乃《礼记·学记》中的名言，其含义是指学无止境 ，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永不够用，教学相长。学而教，教而学，反反复复，无穷无尽，构 成了很多学者生命的主线，所以在题词中留意于此的也最多。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学 家漆侠都写下了这一题词，漆侠并称之为“教书匠的座右铭”。教育学家滕大春，出于 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将其改写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任重”。经济学家高鸿业、 历史学家蔡美彪，只题写前句，尤可显示贵在自反的君子之风。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出自《荀子·劝学》篇，说的是治学要孜孜以求，永不松 懈，才能成功。因其最能代表治学态度、作风和精神，足可引起学者的共鸣，所以题词 中屡见不鲜。哲学家任继愈、历史学家李学勤、神话学家袁珂、古典文学研究家吴小如 ，皆写有此语。袁珂称之为“平生治学受到鼓舞最大的精神支柱”，吴小如则谦虚地写 道：“终身服膺此语，惜身体力行之功不足耳。”考古学家石兴邦稍变其意曰：“锲而 不舍，自强不息。”
“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认识。无 论做人治学，以真诚为根底，以求实为要务。但从本质上说，二者并无不同，求实也就 是真诚。戏剧理论家张庚、历史地理专家刘宗弼皆大书此四字，古典文字研究家周振甫 、考古学家佟柱臣皆特别强调此四字，历史学家杨志玖标举此四字曰“乃吾所宗”，道 出了天下学人的心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指导思想，其含义就是要探 讨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学术的发展规律。司马迁的 这一意图，实际上为后世很多学科确立了最高任务，变成了无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 追求。经济学家朱伯康、哲学史家张岱年皆录此语以自勉，哲学史家石峻用其意而改其 辞曰“穷究天人，明辨古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周易》乾卦的《象》辞，是说天道刚健，君子以 天为法，从而自强不息。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翻译家杨宪益皆录此语，借 以表达老当益壮、老有所为、奋发向上的情怀。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是刘禹锡的名句。历史学家王玉哲、经济学 家苏星皆录此诗，表现了甘为人梯的高尚品德，以及对学术界后继有人的良好祝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名言。千百年来，它激励着中国 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把为天下人民谋福利视为自己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作为 文科的学者，难以做到像理工科学家那样随时把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为社会为人民 直接创造财富，但文科科学家对上层建筑的建构，对社会理念的阐发，对法制社会的追 求，对经济规律的探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等等，所做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食粮的总和。历史学家邓广铭、经济学家滕维藻在题词中写下 此语，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抱负和胸怀。
视师如父，恪守师训，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品德。语言学家喻世长的题词，正表达 了对老师的无限感激之情，他说：“我的贡献微不足道。点滴成就都得力于先辈的启迪 。我的老师很多。一类是听过课的，此为业师。一类是从文史哲著作中窥见其治学途径 的，此乃私淑。师恩难报——这四个字激励我永远前进。”报答师恩，无疑是一种强大 的动力，维系了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而有些学者特意写下他们老师当年的教诲，像留 声机一样传递了更上一辈大师级学者的心声，这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何等的珍贵 。人们在一生中从师一二知名学者已属难能，但通过读其书、听其言而受到教益者，大 有人在。这些学者的题词，正给我们提供了聆听大师之言的机会。
历史学家王永兴写下“终身行之”的陈寅恪的教诲：“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 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历史学家罗振常写下“一生惟此是遵”的陈寅恪的 “治史之则”：“在历史中求史识。”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记下“永铭寸心”但业已失去的顾颉刚亲笔书写的条幅：“宁可 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
历史学家、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卞孝萱写下他的老师范文澜“治学经验之总结”而他自 己“作为座右铭”的四个大字：“专通坚虚。”
古典文学研究家詹瑛写下胡适的语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中国思想史研究家王元化题录熊十力之语：“凡读书不可求快，而须沈潜往复，从容 含玩，否则必难悟入。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探之故。每读一 次，于所未详，必谨缺疑，而无放失缺疑。其疑问常在心故，乃触处求解。若所不知即 便放失，则终其身为盲人矣。”
按诸大师之言，可谓字字金玉，发人深省，值得每一个学子思考借鉴。
五
《世纪学人，百年影像》所收录的262名老一辈科学家，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他 们不仅是做人治学的榜样，更是事业成功的典范。一个人事业的成功，除取决于客观环 境外，更取决于自身的素质。从老先生们的题词中，我们有幸可以窥见他们事业所以成 功的因素。这一问题老先生们论及的较多，以下五点是他们尤其强调的。
1.甘于寂寞
文学史家、诗人林庚说：“我并不害怕寂寞，当然我更爱突破。正是因为有寂寞，所 以有突破。”美学家、思想史家李泽厚则借陆机赋表其心志：“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 而求音。”只有热爱专业，才能甘于寂寞；也只有甘于寂寞，才能在专业上有所成就。 考古是何等的苦差事，然而考古学家苏秉琦写下“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欢快诗句，不禁 令人神往。
2.处心一志
文学家、作家施蛰存写道：“处心一志，无诡随，无固必。”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写道 ：“《劝学》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赫赫之功，但如想做出一些实在的成绩，没 有冥冥之志、惛惛之事也是不行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袁可嘉 写道：“治学如登山，一步一艰难，只要心志坚，高峰终可攀。”
3.好学深思
哲学史家张岱年录《史记·五帝本纪》之语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只有以此 为基础，才可能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古代文艺理论家吴调公题曰：“博 而能约，习以深思。”历史学家王毓铨、心理学家张厚粲皆录韩愈《进学解》之语“行 成于思毁于随”。哲学史家叶秀山揭示学与思的关系曰：“哲学无他，学以致思也。上 智者小学而大思，下智者大学而小思。得乎其中者，以学晨旦。惟不学不思者不治。”
4.勤于耕耘
经济思想史专家赵靖指出：“治学必以勤奋为基础，不勤奋则天资虽得天而非资，机 遇纵有机亦难遇。”历史学家瞿同祖指出：“为学贵在勤奋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法学 家高铭暄指出：“学海无涯，惟善作舟。我信奉的格言是：天才就是勤奋，知识就是力 量。”我的老师古典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指出：“学海无涯，勤以补拙。”经济学家刘 国光指出：“学无止境，业精于勤。”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蒋孔阳赋诗曰：“瞻望邈难 逮，转欲志长勤。”美学家、思想史家李泽厚引陶渊明之辞曰：“悲晨曦之易夕，感人 生之长勤。”语言学家林焘说：“博后始能求深，勤后始能求精。”经济学家董辅礽说：“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 结出丰硕的成果。”
5.谦虚向上
历史学家金景芳引《周易》谦卦之《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 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把谦视为宇宙万物共有的美德。方志学、博物馆 学家傅振伦以为“冷静自宁，虚心自聪”。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录顾炎武之语曰：“昔 日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表达了一种谦虚向上的精神。古典文学研 究家周振甫说：“论学问要实事求是，论方法要对立统一，可惜我还没有做到。”国际 法学家端木正说：“回首前尘，但愧学无所成，有负父母养育之恩、师友规劝之德。果 有余热，当不再惜。”皆可谓谦谦君子。
以上五点，既是事业成功的因素，同时又是做人治学的重要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学者们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实际上五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自甘寂寞、专心致志、 慎思明辨、勤奋刻苦、虚以待人、谦以自砺，都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学人必备的素质和品 德。这些素质品德的凝聚点便是真诚，前面已经谈到，真诚是一切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
《世纪学人，百年影像》所收录的262名学者，年过百岁而依然精神矍铄者有之，年过 九旬而仍能下笔万言者有之，年过杖朝而仍可出国讲学者有之，年过古稀而继续工作在 教学科研第一线者有之，年过花甲而正绽放学术青春者有之。他们是真正的世纪学人， 是真正的学界耆宿。他们的学术生命之长，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幸运和骄傲；他们作为智 慧的象征和做人的表率，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光荣。持久的学术生命，来自科研中精神 的专一，以及对天下生民的关切之情，还来自乐观的情绪和科学的养生之道。年已106 岁的经济史学家陈翰笙题写自勉诗曰：“大地运转春继冬，劳逸结合乐融融。深知努力 方推进，中止半途实自封。”既劳逸结合，又经常乐融融，又老有所为，就是陈老的长 生之道。享年97岁高龄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在他86岁时的题词是：“既奋发工作，又悠暇 自得。”其含义与陈老若合符契。年已88岁的历史学家杨志玖写道：“宠辱不惊，名利 不争，肝火不盛，学习不停。”此“四不”正是陈、罗二人最合适的注脚。古典文学研 究家季镇淮的“八十感言”有云：“仁者乐山静而寿，七十过了又十年。世变风云犹未 已，观潮日夜我心甜。”写出了一种恬静自然、从容不迫的学者风范。考古学家宿白录 萨迦格言“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则状摹了一种博而沉静的人生境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学者们以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勤奋 工作，敬业奉献，不知老之将至。他们这种老当益壮、奋发向上的精神，诚可感人。藏 族史学家柳陞祺曰：“老而未残，退而不休，学而常新，不亦一乐乎?”95 岁高龄仍要“学而常新”，真可谓生命不息，追求不止。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仲联引朱子 之语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立志要在晚年把学问更上一层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林里夫在他88岁那年党的生日写道：“愿在仅有的余年留下三部 专著，(一)《资本论》的辩证法，(二)中国古代经济史，(三)革命斗争回忆录，完成我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而斗争的终生志愿!”古典文学理论家 杨明照的“八十初度偶成”曰：“知也无涯，学不可已。枕经籍书，多历年纪。校理旧 文，焚膏继晷。毋怠毋荒，功沿渐靡。老有所为，庶寡过矣。”年逾八十而“焚膏继晷 ”，足令玩岁愒日者汗颜。历史学家刘大年85岁的“小照漫题”曰：“入世沙场驰驽 马，中间乙部伐胡王。凡人亦许不知老，敢笑多愁伦勃朗。”伦勃朗是欧洲文艺复兴时 荷兰画家，从年轻到年老创作大量自画像，画中青年踌躇满志，中年知足，老年则愁容 满面。刘大年以伦勃朗为比，尽显自己的年轻心态，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他不知老为何 物的谈笑声中，飘然而去了，留给人们的只有笑容和思念。新闻学家甘惜分“八十书怀 ”曰：“漫天风雨上红楼，忽屈八十老应休。应将残阳付流水，却挥秃笔写春秋。”孔 子整理《春秋》教授弟子大概在60多岁时，甘老年过八十而萌此志，其气魄又不在圣人 下矣。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冯其庸曰：“老来壮志未消磨，西望关山意气多。横绝 流沙越大漠，昆仑直上意如何。”人常谓少年意气，书生意气，今冯老以79岁高龄而多 意气，真可谓永葆少年心志，书生本色。历史学家王治来曰：“中亚研求四十年，而今 须发尽皤然。为开风气追先哲，尚觉漫漫路在前。”年过古稀而立志开一代风气，表现 了崇高的学术责任感。
老先生们潇洒飘逸，乐观向上，奋斗不已，给青年学子的鼓舞是巨大的。作为社会科 学界的翘楚，早已功成名就，虽然清苦但不贫寒，虽然寂寞但不孤独，人老而心不老， 年迈而志不短，以博学而峻洁的人格尽显魅力，甚至被报刊称为圣贤，人生如此，尚复 何求。所以老先生们除致力于未竟的事业，就是把精力用在培植后进上。教育学家张敷 荣87岁时的“自我铭记”要“全心全意作人梯”，国际法学家王铁崖要“俯首甘为孺子 牛”，哲学家黄心川要“有教无类，甘为人梯”，图书馆学家彭斐章要“立下园丁志， 甘为后人梯”。当后学取得点滴成绩，他们喜不自禁，考古学家安志敏赋诗曰：“考古 五十年，犹自奋向前。更喜后进者，遥遥尽领先。”工作在老先生们身旁的青年学子是 何等的幸福!怎不珍惜这令人羡慕的难得的机运!我有幸是这些青年学子中的一员，因我 就工作在王绍曾先生的身边。王老是受到顾廷龙、冀淑英两先生赏拔的享誉中外的古典 文献学家，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为国学大师钱基博入门弟子，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 论》，受到钱氏的激赏，建议学校作为《无锡国专丛刊》之一于1931年正式出版。毕业 后入商务印书馆，襄助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并因此接触到涵芬楼珍藏的宋 元明善本。由于前后两度亲炙名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遂臻精熟。在30年代连续发表了 《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等长篇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收入《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增订本) ，认为是一篇无可替代的论文。自到山东大学任教以来，在国内首先开始对张元济的研 究，撰写了《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1995年增订版)，特别总 结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经验和贡献，以期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借鉴。在该书增 订本中又着重阐发张元济校勘全史的重大意义，嗣后陆续写了有关张元济的论文多篇， 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从1982年开始，先后率领友生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山东 文献书目》、《山东藏书家史略》、《山左戏曲集成》、《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等。 从1992年起，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主持整理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9 88至1991年间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近20多年来，写了40多篇论 文，近50万言。是他第一个向前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亚明提出《续修四库 全书刍议》；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伊始誉毁并至时，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印行四库存目丛书之我见》予以大力支持。上世纪50年代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受 到批判和否定，他于1981年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使 种种误解为之一扫而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黄丕烈向来被贬为藏书家中的鉴赏家，他 独抒己见，推翻了自洪亮吉到近人余嘉锡的一系列论点，肯定黄丕烈是清代版本学的奠 基人，不但影响到晚清四大藏书家，而且直到今天研究目录版本的学者，无不奉为圭臬 。凡此种种，说明王老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山左文献、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研究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在王老的培育和关怀下，我们一批工作在他左右的中青年，通过种种实践 逐渐成长起来。没有王老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的进步。从王老身上，我们真正感受 到了知识和人格的力量。王老今年92岁了，仍然承担着数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笔耕不辍 ，教书育人，体现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奉献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引 导着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健康发展，不断前进。
收稿日期：20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