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亚太政治经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亚太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个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认识亚太世纪，如何估计未来的亚太合作，这是处在世纪之交的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完全可以肯定，在21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亚太的政治经济形势将呈现三个显著的特点。这是亚太世纪的主要标志。
第一、和平与稳定将成为亚太政治的定势。战后近50年，亚太地区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不幸历史。太平洋并不太平，冷战热战连绵交织，使该地区蒙受了巨大灾难。亚太始终是一个热点地区。
然而，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被打破，冷战的结束，世界的热点转移了。一向稳定平静的欧洲忽而转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旷日持久的波黑战争引起了整个欧洲的不安；逐步趋于稳定的非洲大陆近两年来又重新动荡起来，内战迭起，冲突频发。然而，与此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却出现了相对稳定与和解的局面。这一局面以九十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柬埔寨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同印尼、韩国的建交，南北朝鲜关系的缓和而最终得到了确立。
当然，这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不稳定的因素并未根除。在朝鲜半岛，近来围绕北朝鲜的核查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一度发展到了南北双方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和“准战时军事状态”；在南中国海，围绕着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也引起了中、越、马、文、菲五国的争端，尤其在中越之间相互抗议和争吵还时有发生；在印度支那，柬埔寨的国内局势又趋紧张，随着柬政府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双方又进入了交战状态。
尽管存在这些潜在危机，但冷静分析起来，我们发现，这些对21世纪亚太的和平稳定都不会构成威胁，都不可能导致对抗和战争。相反，随着亚太世纪的到来，都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愿望推动下得到化解。
首先考察一下由核查引起的朝鲜半岛危机。近几年来，朝鲜最关注的问题是国内经济问题，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止了来自前苏联的援助，朝鲜就越来越迫切地想打破孤立状态，开展对西方的外交，实行某种程度的开放。在这一新方针的指引下，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温和、务实的举措；举行南北总理高级会议；开展双边交流与合作；南北相互承认，共同加入联合国；签订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协议；同南方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正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定》，接受核查。与此同时，朝鲜同日本、美国就改善关系进行外交接触。在经济领域，朝鲜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在北部的罗津和先锋地区开辟了经济特区，还决定将罗津、先锋两港辟为自由贸易港……。所有这些都表明，朝鲜政府要摆脱过时的僵硬路线，通过亲善外交，对外开放，寻求各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千方百计把国内经济搞上去。平心而论，朝鲜这时关心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研制核武器，搞军事扩张。难道一个未受到严重军事威胁，而且经济处于困境的国家竟不顾国民生计，而投入巨大科技和经济力量去研制和生产根本用不着的原子弹吗？
退一步说，即使朝鲜有了原子弹，究竟能对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造成什么威胁呢？它要扔向美国和美国核保护下的日本和韩国吗？它真的要向美国这个世界上核超级大国挑战吗？它的核武器充其量也只能用来改变一下它被人蔑视的国际地位。
实际上，朝鲜的核查冲突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外交技巧的较量。美国对朝鲜的“核设施”并非完全心中无数，然而偏要搞得煞有介事、危言耸听，其用意在于对朝施压，控制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和赢得外交上的优势。朝鲜本来无意在核能利用方面有何军事图谋，而美国却抓住核查大作文章，一口咬定朝有所隐瞒。在美国看来，这样做似乎是向朝施压的一条妙计。不料朝也将计就计，坚决拒绝美国提出的“特别调查”。结果，核问题成了朝诱迫美国认真对待朝鲜的一张王牌，成了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原来，从不被重视的受孤立的小小朝鲜终于使美国、日本认真地同它打交道，并且有可能打开同美日建交的大门。这不能不说是朝鲜外交上的成功之举。说到底，朝利用核危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仅此而已。看来这一危机很快将成为过去。因此，它根本谈不上对未来亚太安全稳定构成任何威胁。
关于南沙群岛的争端，同样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此一争端涉及到五个国家，但真正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只存在于中越之间。那么这种可能性真的很大吗？回答是否定的。从越南方面看，它不大可能再同中国打一场战争。战后几十年的战争已经使越南丧失了无可估量的人力和财力，特别是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最终找到了一条务实的明智的振兴民族经济之路。它不可能因为领土之争而干扰或扭转其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为了全神贯注地致力于经济发展，越南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它费了极大努力实现了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努力在东南亚国家中建立信任。难道它真的不愿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吗？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不愿意打这场战争。
从中国方面说，也同样有类似的考虑。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更是珍惜目前和平的国际环境，更加小心谨慎地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南沙群岛问题，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和平谈判，联合开发。这些证明了中国并不打算诉诸于战争手段。由此看来，南沙群岛问题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亚太地区稳定的威胁。
第二、理解、亲善和接近将成为未来亚太国际关系的主流。亚太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为世人所重视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在五、六十年代，本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里既是热战战场，也是冷战前沿。那时，美国只是一个大西洋国家。日本也历来致力于“脱亚入欧”。就连菲律宾也把自己看成一个西方国家。
但一、二十年以后，情况变了。六十年代末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七十年代，出现了“四小龙”，同时也涌现了几个东盟的中等收入国家；八十年代中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随着这一系列的事变，许多国家对本地区的看法转变了。六十年代末，菲律宾提出了“回到亚洲”的口号；八十年代日本开始“脱欧返亚”；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积极推行“澳亚经济一体化”计划，基廷政府还提出了“面向亚洲”的口号；九十年代，美国开始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亚太，抛出了亚太“参与战略”。就连许多拉美国家也在调整传统观念，看好亚太。1993年10月，有27个成员国的拉美经济体系部长理事会决定从21世纪起将拉美的对外经济战略转向亚太地区。
目前，亚太正在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寻求理解、友好、合作、接近已在各国间形成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下个世纪将继续发展，最终将亚太各国的相互关系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将比任何其他地区一体化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它标志着本地区将会出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五个接近”。一是南方和北方国家的接近，即富国和穷国的接近。二是各种族的接近，包括本地区黑黄白不同肤色三大人种的接近，也包括其他种类繁多的亚人种的接近。三是不同文化的接近，首先是东方和西方两大文化的接近，其次是各种亚文化的接近。四是两大社会制度的接近，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接近。五是分裂民族间的接近，即南北朝鲜和大陆台湾的接近。这五大接近将会引起21世纪亚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
从目前看，实现这五大接近，仍存在着某些障碍和分歧，但认真分析起来，这些障碍都不会持久。首先是美国同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人权分歧。双方的争论焦点不在于要不要人权，而在于如何全面地认识和实现人权。美国人总是不能理解东方人的人权观。这主要在于他们不了解东方的社会与文化。东方人认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而不是发言权。而要发展，首先必须有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否则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逐步推进民主建设。这是一个稳妥、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适合于东方社会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是沿着这一路线前进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实现东方人权的行之有效的道路。
对于东方的人权观，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不能很快理解，这不奇怪。随着亚洲国家在自己人权道路上的不断进步，随着对东方社会文化的理解加深，他们会逐步改变自己的看法和做法的。美国对中国人权政策的责难不仅遇到了东亚国家批评，而且也遭到了某些西方国家的不满，这将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修改自己的政策。实际上，美国已经在这方面有所退让。今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无限期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使之与人权问题脱钩，说明在解决人权上的分歧方面已前进了一步。可以肯定，随着东亚国家民主的进步，这一分歧将不复存在。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坦率地讲，这一分歧可能会长期存在，但对待这一分歧的态度却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曾犯过错误，那就是在六十年代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意识形态至上；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推动别国的共产党革命，结果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走入了困境，损害了国家利益。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但是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策改变了，纠正了上述的错误，从而使中国的外交，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中国创造了从未有过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然而，克林顿政府目前仍在重复中国犯过的错误，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放在突出的地位，仍把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念念不忘“世界剩下的五个共产党政权有四个在亚洲”。这势必也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我们相信，美国政府会在自己的错误实践中获得教训。一旦真正觉悟到这一点，双方就会对意识形态的分歧采取正确的态度。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长期共存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能尊重每个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实际上，不同制度的发展和探索对世界人类的发展是有益的。它有助于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从而使之不断完善。在一个地球上实行两种制度就像美国人所主张的在一国内实行多党制一样。你承认一国内的多党制是民主的、进步的，为什么就不承认在一个地球上实行不同制度也具有它的民主性和进步性呢？总之，在未来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更加明智、理性和务实，那种对意识形态偏见和僵硬立场将会被抛弃。
其三是被分离民族间的分歧。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是本地区尚存的民族悲剧。这种分裂状态不可能很快解决，还将在下个世纪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即使将来实现了统一，两种制度的差别还可能存在更长的时间。
不可能很快统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两种制度的对立，这实际上是前边述及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被分裂的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和制度。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东西德的统一方式。其次是因为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目前，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都高同朝鲜和大陆十多倍。从韩国和台湾方面来说，都不愿很快实现统一，因为那会制约自己的发展速度，影响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韩国人的心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韩国人原以为金日成去世后，统一的机会就会到来，但他真的去世之后，韩国人的态度改变了。因为他们从德国统一中看到了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韩国要像西德那样接管了朝鲜，这将意味着它要付出比西德大得多的代价。因此，韩国人现在宁可主张放慢统一的步伐，推迟统一的日期，希望北方保持稳定，实行市场改革，达成南北和解，加强经济合作，帮助北方缩小同南方的经济差距，最终实现水到渠成式的统一。虽然这一过程是相当长远的，然而却是切实可行的统一方式。
不论实现统一的日期是多么遥远，被分裂的双方相互加深理解、加强合作、扩大交流、密切关系的趋势肯定是不可阻挡的。目前，南北韩已经相互承认，建立起了各种合作交流委员会；并且，南北会议的级别已经达到政府总理一级并正在向政府最高级发展。同时，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这种发展势头稍慢一些，但海峡两岸的关系也较几年前有较大进展，双方半官方机构已经在进行接触，学术交流和其他的民间互访已相当频繁，两岸贸易和经济合作发展势头迅猛。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两个分裂的民族无论在政治上存在多大的障碍，人民的统一愿望是不可违的。随着各国经济合作欲望的增强，相互理解、友好和接近肯定是未来世纪国家关系的主要特点。
第三、东亚仍将是主要经济增长中心，亚太将是全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举世公认。近年来，继“四小龙”之后，泰、马、印尼又成了第二代新兴工业国；中国在发展速度方面又独领风骚。东亚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由此带来的整个亚太的经济活力将构成亚太世纪突出的标志。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1987年的预测，在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东亚经济增长率仍将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对世界经济起牵动作用。据美国兰德公司1992年预测，到2010年，日本、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都有较大的增加，而欧洲主要国家则出现程度不同的下降。
东亚经济会持续增长并非凭空推测，它有着其它任何地区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客观因素。首先是追赶型发展阵势所产生的内在动力。日本人在规划自己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提出了“雁行模式”，其核心是，在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呈现不同阶梯的情况下，日本要始终处于最高一级阶梯，保持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领先地位。不论该模式提出者的动机如何，它确实正确地揭示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处于由高到低不同等级的真实情况。这种不同等级造成了客观上的产业垂直分工，而这种分工又具有经济上的互补作用。很显然，这种互补作用促进了不同层次的经济的同时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毕竟不是一种平等、理想的国际分工。它总伴随着较高层次的国家对较低层次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因此，较低层次的国家除了从较高层次国家接受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好处以外总是不甘心处于这种被支配和被剥削的较低层次，总是要奋起直追，力争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寻求较为平等的水平国际分工。与此同时，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之间由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出口产品大体相同，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争取主动，它们必然要奋力拼搏，攀登高一级阶梯。这种层层竞争、逐级追赶的阵势成了亚太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动因之一。这种情况在基本处于水平分工的欧洲联盟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追赶型的发展阵势，使得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升级。在五十年代，美国曾经是亚太垂直分工中的最高级，日本处于美国之下，但后来由于日本的追赶，形成了美日之间的水平分工。现在，处于日本之下的“四小龙”正在奋起直追。它们已经在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化进军。处在“四小龙”之下的各层次国家也在沿着这个方向不停地追赶。这种追赶的结果将使本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其次是具有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有利条件。由于上边提到的本地区存在着的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也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分布的差异，在广阔的亚太地区存在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高度互补性，这里存在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巨额的剩余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在这些要素方面，各国拥有各自的优势。这些要素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优化组合起来的经济有机体，通过经济合作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日本、美国等可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四小龙”也能在这方面起到补充作用；其他东盟国家、中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都是吸纳外来投资、技术的主要地区，同时它们也可以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同较低水平的国家又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出口商品方面互为市场。这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该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最佳基础条件。很显然，这种优势互补、优化组合的合作结构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其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目前，在整个第三世界，东亚地区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具有发展经济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有利条件。一是这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二是这里的各国政府都把精力和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大大减少了国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内耗；政治腐败也较之非洲和拉美为轻。三是东亚的文化动力。东亚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倡导勤奋、节俭、和谐、秩序，重视集体和国家利益。这些价值观在经济现代化中显示了越来越大的生命力。
总之，21世纪为亚太地区展现了一个光明的前途。人类历史有时会出现难以预见的曲折。但未来亚太世纪的和平、友好、繁荣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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