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者”#183;暴力#183;招魂——《老生》的三个关键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生论文,暴力论文,关键词论文,读史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平凹近些年来的几部标志性的长篇，其思索重心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比如乡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人间暴力的肆虐与循环，而每一部都卷帙浩大又章法谨严。 步入耳顺之年，贾平凹不由得在《老生》“后记”中一再感慨“现在我是老了”，但是他近年来贡献的这些长篇，如同一次次积聚精力，向文学巅峰的攀登。诚如评论家何平所言：“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年轻的作家们却更可能是文学教条的抱守者，而让贾平凹这样的‘渐生老态’的作家领了勤勉和先锋的风气。”①贾平凹近年的写作，完全可以用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风格”来形容，与流行作品形成反差，“在人们期盼平静和成熟的时候，却碰到了耸立着的、艰难的和固执的——也许是野蛮的——挑战”，“在大胆的和令人吃惊的新颖性方面走在了时代前面”②。 小说一开篇，《山海经》的引文之后，有一段教师与学生关于《山海经》的问答，如同过渡一般，将《山海经》由“经”转“史”：《山海经》的“经”，不同于《易经》、《道德经》，而是“经历”，记录上古人如何“在生存的过程中观察着自然，认识着自然，适应着自然”。在这段“读史”氛围的烘托中，小说的“主部”粉墨登场。《老生》就由上述三个文本构成：一是《山海经》文本，二是问答文本，再是故事文本。 类似结构贾平凹此前也曾尝试过，教师向学生讲授《山海经》，让人想起《古炉》中的善人“传书”给狗尿苔；但也有区别：善人、狗尿苔都是历史的实际参与者，但是《老生》中的孩子、教师并不在过往的历史中，即便是唱师经历了那么多的时代，但他和每一段历史的实际进程都保持着距离。在第三个文本即故事文本中，唱师以“我”/第一人称现身，似乎这个层面的故事是由唱师叙述的。但是，诸如李得胜与老黑枪杀跛子老汉，马生满村里转悠听人家窗根等情节，全属“四下无人”之际，外在于唱师的实际经历，唱师是无法窥测的。当然，唱师留下了那么多“玄乎的传说”，秉乎此通天晓地的神通，他自然当得起全知叙述者的角色。不过，在故事文本中，唱师的存在近乎“透明”，不干涉事件流程，不用自己的经验去“过滤”情节的叙述。似乎有意的，要从历史中隐身而退，如《老生》“后记”所言：“世事‘解衣磅礴’，他独自‘燕处超然’”，变成一个置身事外的阅读历史、记录历史的人——或者用孟悦的概念——“读史者”③。 在中国上古时代，文化活动由巫、史两类人执掌。“前者主要负责祭祀、占卜等沟通人神的活动，后者主要负责君主言行、国家重大事件的记载及文献的整理与收藏”④，巫史相通，他们往往职能互兼；同时，史与书面文献的形成直接相关，巫主持祭祀仪式需要具备特殊语言修养(《说文》释“祠”字：“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也就是说，巫与史擅长文辞、讲究文采，是文学源起时的主要担当者。《老生》一开篇就敷衍唱师的神迹，“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且通古今之变，“二百年来秦岭的天上地下，天地之间的任何事情”无所不知；他还一度担任“秦岭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组长；由这样一个人物来回忆成篇——巫、史、文学，在《老生》中形成有机而神秘的关联，唱师是一位特殊的“读史者”。 我们记得鲁迅笔下“翻开历史一查”的狂人就是一个伟大的“读史者”，“文革”之后所谓新时期文学中也诞生过一批“读史者”。但是《老生》中的“读史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启蒙者，非常特殊。比如，在他所呈现出的历史记忆中，正义与非正义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区分，也没有为恶行、暴力承担责任的明确的坏人，每个人的行动在其具体语境中似乎都有正当理由，没办法“归罪”……如果有这样一些元素的话，那么即便历史在回忆中“往事不堪回首”，但是未来的光明是指日可待的。但是《老生》不想提供这种乐观的想象，因为这个“读史者”的存在，小说的故事文本在叙述时变得冷静、超脱。 第三个故事里有个孩子叫墓生，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我觉得似曾相识，有点像《古炉》中的狗尿苔、《秦腔》中的引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弱小、丑陋，经常被周围人欺负，但是又精怪、天赋异禀。墓生是孤儿，长不大，“十七岁啦怎么倒像是八九岁的孩子”，周围人“喜欢使唤他，拿他取乐”，而只要他“脑子里嗡嗡一下”，就预示着特殊的事情要发生，按刘学仁的话说是“预感灾难”……但墓生与狗尿苔的区别更为重要：狗尿苔看似弱小，但在《古炉》中承担关键作用⑤，在一场浩劫之后，就剩下了狗尿苔，仿佛一位救赎的“天使”，站在暴力收束、历史重启的当口，向未来投去温情的一瞥。“天使”这个词是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的用词，“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在我意念里，他也是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尿苔，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类似狗尿苔，以及站在他身边的蚕婆、善人等形象，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多有现身，他们是一种指向性、方案性的人物，也就是说，作家在这类人物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待，有时甚至显得过于浪漫、抒情。但是《老生》中这类人物阙如，墓生身上没有这些寄托。他差点让我觉得故人重来，但在第三个故事的结尾就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掉下来石头插进了脑顶”。这一笔，真是抽刀断水的冷峻，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我觉得这是《老生》所体现的变化之一，“读史者”读出的历史图景无明、无解，是不是有点像贾平凹所致敬的《红楼梦》背后的那种“大荒”；而这位“读史者”如此冷峻、不动声色、拒绝抛出教条或天真的微言大义。 《老生》中的“读史者”所“阅读”的核心主题，是暴力。 在革命时代游击队与保安团的互相虐杀中，在马生发动的土改过程中，在合作化时期收容劳动改造者的黑龙口砖瓦窑内，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双全和平顺的破棚子里，都留下了暴力的斑斑血迹。除此之外，《老生》还展示了另外一种更加隐蔽、内在却同样触目惊心的“软暴力”。这种直指人性、内心世界的暴力，与史学家高华先生所谓“无限革命”有关：按照一般理解，革命的目标是改变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革命不进入到最后的思想领域——虽然任何革命必然触及到一定的思想层面”，这是“有限革命”；而“无限革命会螺旋式的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进行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⑥。中国革命讲究“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贾平凹年少时作为黑五类子弟，“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作家对这段经历想必刻骨铭心。《老生》第三个故事中的刘学仁深谙此道，甚至与冯蟹发生“治理术”的分歧，后者主张“心硬手狠”，前者则在显性的暴力压制之外，指出“管人是要让人怕你，但要长期管住人，那得把它的心魂控制住”。刘学仁还期待“国家生产一种药，让人一吃，这心门就往出吐秘密”，甚至突发奇想调查村人“做过什么梦”，“然后整夜整夜在那里琢磨这些梦是什么意思”……乍看近乎荒诞，刘学仁主导的正是一种形式的“无限革命”。 “有限革命”接通的是古典原则，罗马哲人塞涅卡在《自然问题》中讨论宙斯的“霹雳”，认为宙斯是以此教导执掌刑罚的人间主权者量刑施罚、不要逾矩——主权者的权力只能触及身体与“外在事物”，精神与“内在王国”却保持独立，“认为奴役的状态透入了被奴役者的存在整体的至深之处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的存在中的优质部分并不受奴役：只有身体被主人役使，而精神依然独立。……‘内在王国’与外在的政治权威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接受神的管辖，因为只有神的智慧才能够探达人心的幽暗所在”⑦。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柯认为古希腊人的自我控制恰好是一种自由实践，“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控制是完全自主的，在这种自我控制中，人们获得了自由”。福柯讨论的主题是“自我技术”的转变，所谓“自我技术”，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福柯看来，希腊人的自由践行到斯多葛派那里变成一种自我改造，“让既定真理进入主体之中，被主体消化和吸收，使之为再次进入现实做好准备”；此后再到基督教，“关注自我的技术，通过对罪的忏悔、暴露、坦承和诉说，把自己倾空，从而放弃现世、婚姻和肉体，最终放弃自己”⑧。这种自我弃绝式的“自我技术”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比如《老生》第四个故事中的老虎事件，戏生一开始是清醒的，“我爹小时候也没听说过咱这儿有老虎”，但是在老余的“循循善诱”之下，戏生在照片上“看到”了老虎，一遍遍喃喃自语“就是见过么”，相信“老虎是真的”……这一幕恰似福柯所谓“自己倾空”式的治理术，还是旁观者荞荞总结得透彻——“你哄了你!” 各种形式的暴力绵延在历史时间之中。“《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好光景过上了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后记”)文学对抗着遗忘，贾平凹要抖开我们“出身和履历”中的老底子。人的秉性自然是过上好光景就遗忘当年的穷日子，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因为当下的不如意而粉饰当年的苦出身，以今日之“无”去在历史上投射“有”(有的时候这种“投射”变为虚造)。1980年代启动的现代化经过了三十年的实践，暴露出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矛盾与困难，于是有不少人在身陷当下焦虑的同时，将此前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奉为理想的乌托邦，从今天的“匮乏”出发去附会过往的“丰富”，过往在今天的回望视野中，曾有过的“残酷，血腥，丑恶，荒唐”一一刊落殆尽。如此来看，贾平凹执拗地抖出老底就不啻一记棒喝。 “如果从某个角度上讲，文学就是记忆的，那么生活就是关系的。……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暴力也是一种“关系”，借《山海经》问答中的话来讲，“世界就是阴阳共生魔道一起么，摩擦冲突对抗，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描述这种“关系”的纠葛，尤其当涉及底层暴力的发动与弱者正义的诉求时，必须将文学的视野带入复杂性丛生的模糊地带。财主王世贞是一个立体性的人物，他施恩、善待老黑，体现出中国传统乡绅教化民众、造福乡里的一面；但是他处置四凤的那一幕，不动声色间尽显阴冷残酷。民众在面对暴政的时候，有唤回革命的自然权利，这是中国现代革命起源的合法性奠基。但偏偏老黑和李得胜的揭竿而起中，还暗含着一个“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两人要闹革命了，正好碰到一个跛子老汉，热情地在家中招待他们吃喝，中间这个老汉出门去摘花椒叶子，却被李得胜误会去告密而一枪打死。以无辜者的鲜血为祭旗，这是传统落草的纳投名状，还是现代革命的发动?其合法性到底在哪里?而游击队打出的标语中赫然有一条——“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这与王世贞处置四凤，有无区别?底层反抗的暴力能够终结暴力的循环吗? 揭出现代革命起源中的血污和伪造，同时也不全面认同改革时代的当下。我们都还记得《浮躁》曾经对改革启动后的中国未来抱以明朗而乐观的想象。而《老生》的第四个故事，基本上改写了贾平凹的前作。在老余和戏生的发展规划下，当归村不断引爆“新的经济增长点”——种植农副产品、申报老虎保护区、发展药材经济，老余官路青云直上，戏生成为致富模范，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一场瘟疫，原来富甲一方的当归村“成了瘟疫中秦岭里死亡人数最多的村寨”……繁华尽头，只留下死寂中的累累坟丘。贾平凹还别有意味地描绘了瘟疫中喷洒消毒液时，“见狗打狗，见鸡打鸡，这些鸡狗也都跑不动飞不了，全被打死”——这是写给改革的寓言?鸡飞狗跳一场空，全是瞎折腾。老余的爹就这样评价过戏生：“你爱折腾老天就让你折腾么，可折腾和不折腾结果都是一样的。”在关于《山海经》的一段问答中，还借了一位哲者的语录：“现在的人太有应当的想法了，而一切的应当却使得我们人类的头脑越来越病态。我告诉你一段话吧：纯然存在的美，那属于本性的无限光芒。树木不知道十诫，小鸟也不读《圣经》，只有人类为自己创造了这个难题，谴责自己的本性，于是变得四分五裂，变得精神错乱。”——这帖具有卢梭气息的药方，是贾平凹针对“后三十年”的对症下药?说实话，初读到这里，我不免嘀咕，现在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可供白土和玉镯隐逸的“首阳山”?贾平凹的这番理解，是否忽视了改革时代的复杂性?就像他在书写革命时代的故事时，到底如何拆解底层正义的诉求与“暴力的美化”之间的缠夹?⑨ 论者皆注意到贾平凹近年长篇中的“互文性”，几乎每一部都有多种文本的参与：《秦腔》里的唱词、曲谱，《古炉》里的《王凤仪言行录》，《带灯》里的短信，《老生》里的《山海经》……这种洋洋大观的互文性经营，确实叹为观止。《山海经》充满怪力乱神，被明代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贾平凹自小在山区见惯“装神弄鬼这一类事情”、作品中多有“神神秘秘的东西”⑩，《老生》中自然也写入不少“灵异事”(诸如“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某种程度上确实与《山海经》有同构性。但据贾平凹来看，《山海经》又是一部“经天纬地”之书，他借小说中教师之口讲解道，此书“仰观天以取象，提升人的精神和灵魂，俯察地以得式，制定生存的道德法则”。正如张学昕教授指出的，《山海经》指示的秩序井然和小说所反映人间现实的混乱无解，又构成对照(11)。 除此之外，我想贾平凹近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副文本”，就是每一部书的“后记”，它们不是追加、附带说明性质的，而是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尤其《老生》的后记和小说的正文构成一种悖反性的关系。这一悖反性让我想起古人韩愈的一篇《画记》，苏东坡很看不上这篇文章，“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账耳，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东坡志林》卷二)。但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对此却有新颖的解释：《画记》“前面的三分之二，相当平静地、故意枯燥无味地记述画上的物事”，其规避主观性的叙述确如“甲乙账”；“后面的三分之一像是后记，说明写作该文的原委”，“转而写万感填膺的人事”，“这前后对照之妙，不用说是韩愈有意创造的”。韩愈后来在墓志铭的写作中也屡屡尝试这一手法，“在前半的‘序’中，不带感情地平淡记述人的经历，一到最后‘铭’的部分，哀悼伤逝之情一气喷涌而出”。川合康三将此推为“韩愈探究新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尝试”(12)。贾平凹未必是作有意尝试，也不用拔高，但上引例证，倒能启发我们正文与后记间悖反性的辩证。 如前文所言，因为那个特殊的“读史者”的存在，《老生》正文冷峻、超然、“没有私心偏见”、说“公道话”，甚至摒弃武断的道德评判，借一位史家所言，“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应有的态度”，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13)。贾平凹写完《老生》后感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前是贫穷，运动不断，吃不饱肚子，很有秩序但没自由；现在市场经济了，知道了什么是民主富强尊严，反倒更不满足了，追逐权力和金钱，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我们就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中，构成了我们的命运，在命运中生成了我们的品种。”(14)就像小说所昭示的，这些个时代中都“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我们应该“没有私心偏见”地去辨析“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我们一路走来的履迹，我们生活的环境与命运的构成。以不同时代的互相观照来展开反思，追问“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这样的反思才是“有效”的，这也就是贾平凹所谓的“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在此意义上，《老生》多少具备了“诗史”的品性。 与正文的冷峻、超然构成悖反的是，贾平凹在后记中特别的絮叨、动情，非常强烈的期待读者去理解其创作《老生》的初衷，压在纸背后的寄托与责任感至此遏抑不住、喷涌而出—— 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如前文所言，“暴力”所蕴集的复杂性，仅以一部《老生》是无法周彻辨析的，这本就是史学、政治哲学争论不休的课题。贾平凹深知文学不以思辨见长，“文学开不了药方，却可以招魂”(15)。那么，何谓“招魂”?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红雨》一书，以湖北麻城为例，探访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史，暴力不绝如缕的内在动因之一是某种文化心理。主流的儒家文化既以“礼治”来约束暴力，但精英和民间又都崇拜“英雄好汉”，容忍通过某种得到认可的暴力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16)。故而，县志、碑传、文集等官方记录和精英文献中，以及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中，都能看到强烈而持久的暴力传统，它已经嵌入了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之中。在小说里，秦岭市委要编写一部当地革命斗争史，已成的回忆录“篇幅极少地提及了匡三司令”，惹得匡三大发雷霆，命令重写，唱师还一度被委任为编写组组长，但终被撤职。我们可以设想，匡三司令需要的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其中必然改写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以“英雄人物”的姿态提供举足轻重的作用，将浪漫主义色彩来调和、稀释血迹，用革命的合法性来论证暴力故事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匡三需要的历史中，对于暴力的审视一次次逃逸、滑脱，甚至这部历史本身就可能成为助长暴力传统的土壤。在文本内，唱师被剥夺了书写历史的资格，匡三高寿，唱师却活得比匡三更长久，以一曲曲阴歌留存于天地间；在文本外，作家贾平凹借一个“读史者”的叙述人，以文学之笔写就历史记忆。而这部“诗史”的抗辩对象，正是“匡三历史”的书写核心——暴力之所以挥之不去，超越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意识形态更替，是因为暴力不仅是一种行为，还关涉到与之形成亲和性的文化与心性。 瘟疫过后的世界一片死寂，唱师老死，“当归”村人无家可归，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小说终结了，但文本中升腾起一面招魂的幡，洞开暴力酝酿的因子，它会慰安、清净我们现实中无处归依的灵魂么? 注释： ①何平：《存在“美好的暴力”吗?——贾平凹小说三十年片论》，《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 ②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第1、3～5、10、11、134页，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 ③孟悦：《历史与叙述》第17～2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④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⑤关于狗尿苔这个人物的分析，参见拙作《历史深处的花开，余香犹在?——〈古炉〉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⑥高华：《革命叙述的兴起、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历史笔记》(Ⅱ)第52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⑦林国华：《“那杀身体的杀不了灵魂”》，《在灵泊深处》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⑧参见《福柯读本》第241页及“编者前言”，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⑨详参何平：《存在“美好的暴力”吗?——贾平凹小说三十年片论》，《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 ⑩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11)这是笔者所理解的张学昕教授在12月6日复旦大学举办的《老生》研讨会(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小说评论》杂志社主办)上的发言大意。关于《山海经》引文与《老生》之间互文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何平有过精彩的解读，参见何平：《存在“美好的暴力”吗?——贾平凹小说三十年片论》，《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 (12)川合康三：《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第190～193页，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 (13)杨奎松：《大历史，小道德——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第15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 (14)(15)贾平凹：《文学为转型社会“招魂”》，《文汇报》2014年12月14日。 (16)罗威廉(William T.Rowe)：《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第5页，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