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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三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评价问题
从1993年7月份以来，清理“三乱”，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推进计划、财政、金融、外汇、外贸和企业制度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跨出了最关键性的几大步，整个经济开始进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三年，是非常艰巨的三年，是开拓进取的三年，也是成果辉煌的三年。主要的成果是：
1.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2.盲目发展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市场热得到了有效控制，避免了一场泡沫经济大崩盘的灾害；3.投资规模得到了控制，投资结构有了明显的调整；4.高通货膨胀率逐渐降下来了，市场供求紧张的局面明显好转；5.金融秩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金融行为趋向理性化；6.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所调整，规模经济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7.经济立法进入了成熟阶段，经济管理的法律框架已经形成；8.国际收支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外汇储备有了较雄厚的实力；9.财税金融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金融制度，已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轮廓；10.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建设有了新的进展，依法管理市场、按市场规模管理市场的认识有所加强，全民经商、官商不分的局面有所扼制。
三年来的治理和整顿，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应该说是来之不易的。当前经济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解决，概括地说目前存在五大问题：一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还没有解决，潜在通货膨胀压力不可低估；二是社会性的失业和企业开工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三是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继续拉大，隐藏着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四是企业制度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决战性的阶段，矛盾相当尖锐；五是生态环境和资源储备开始恶化，生产潜力的开发成本节节上升。
对过去三年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泡沫经济，只有经济的泡沫；有人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算高，比东欧巨变时好得多；有人说五大改革是强化计划经济体制，走了回头路；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病入膏肓，无路可走，等等。这些观点，有的只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性，有的反映了在困难面前的悲观性，无助于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现实问题。
二、当前金融运行中的问题
陈云同志在50年代就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至今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他说：金融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银行信息最灵，银行要研究经济。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提出，银行要抓经济，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当前经济中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金融撂域中来，金融领域成了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解决社会问题，金融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也应该充分估计到金融部门的功能还是有限的，没有相应的体制、政策、法规和社会各部门的理解和配合，单靠金融部门的努力，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有人说万事俱备只缺资金，我觉得万事俱备就能解放资金，资金缺一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把金娃娃丢在毛厕里。
目前金融领域中面临的问题有多少呢？我把它归纳为十个方面的矛盾现象：
1.货币供应量的超量增长，与企业资金不足的矛盾；
2.投资规模和在建规模膨胀与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矛盾；
3.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长和商品市场回笼滞后的矛盾；
4.企业定期存款上升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不灵的矛盾；
5.抱怨银行贷款利率过高，又强烈要求银行扩大贷款的矛盾；
6.银行盈利下降、亏损加重，与高息揽取存款的矛盾；
7.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与借用外债规模不断上升的矛盾；
8.银行有钱不敢放款、企业有钱不敢还款的矛盾；
9.政策性银行扩大商业性业务与商业银行承担政策性业务的矛盾；
10.财政资金信用化与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矛盾，等等。
这些矛盾的现象，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只是经济上的两难选择。从去年金融机构贷款增加，本来应该使企业资金周转有明显的松动，照理说企业的活期存款应该有大幅度的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银行投入的新贷款哪里去了呢？从大帐上算，一小部分转成了单位定期存款，其余转为居民储蓄存款，表现在储蓄增长比国民生产总值净增加额要多出1—2倍。企业资金这样紧张，而银行投入新的贷款起不到经济催化作用，变成了金融资产的空转，转入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之后又失去了资金的流动性，由此再要求银行增加贷款，于此循环下去，不仅达不到松动资金的目的，反而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货币和资金的循环更加恶化。
基于这样一种状态，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
当前经济金融问题的症结，不是货币总量问题；货币政策也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手段，过多地运用货币政策，反而会导致相反的效果；现行的银行信贷手段也难以适应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客观上要求加快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务的创新。
三、对当前经济状态的制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17年中，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启动作用。特别是“六五”、“七五”时期，都有过成功的实践经验。为什么到了“九五”计划起步时期，各方面都在呼吁中央银行放松银根，通过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我在这里反而强调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如果不调用货币政策，还有什么办法可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过头来再作一点制度分析。
1.对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历史回顾。
我们不妨对历史经验作一下简要回顾，看一看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货币政策和金融手段起过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作一下对比分析。
（1）金融受到计划和财政深度压抑阶段。在1979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的分配以财政为主，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24年高于30%，只有5年略低于30%；国家资源的配置，以计划和财政为主，银行的活动领域十分有限，只是计划和财政部门的会计出纳而已。
（2）财政和计划支持银行改革的阶段。从1979年起，银行开始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用几千元几万元贷款就为企业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全国用了几十亿元就支持了不少企业搞了一大批挖潜、革新和改造项目，而且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支持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理论界也为之呐喊，宣传银行的重要性，只要运用银行这一工具，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在那种条件下，货币政策松动一下，金融工具灵活一点，经济就马上活起来了？恐怕不能完全归功于银行。因为在整个经济格局中，计划是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财政有雄厚的势力，可以作为经济的后盾，所以把银行放松一点，不会引起经济的震动，反而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
（3）金融支持财政和计划体制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开始，银行统管企业流动资金，同时正式进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承担了许多政策性业务。银行存款的快速增长，为银行超负荷运转提供了基础。银行当时能够扮演新的角色，为计划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当时的财政计划体制改革，是以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为动力的，国家财政有相当一部分财力转为预算外管理，国家计划所控制的资源转为市场配置，国家可支配的财力不断缩小，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如果没有银行提供相应的财力支持，那么当时的许多改革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条件。
（4）财政和金融双重拖累阶段。从1989年后，财政、银行竭尽全部财力支持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清理“三角债”、放开产品定价权、发展股份制经济、开拓证券市场、兴办开发区，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要求财政、银行提供巨大的财力支持。财力从哪来？实际上靠财政和银行的双赤字来支撑。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不断加大，银行的货币投放也急剧扩张，在这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下，使经济一度过热增长，到了1993年7月，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到目前为止，无论财政也好、银行也好，潜在的财力已经挖尽，再也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靠财政和银行的现实财力来支持企业制度的改革；目前企业也没有足够的潜力来支持财政银行渡过难关。这就是当前财政、银行、企业三者困惑不安的实际状况。
2.从微观经济结构的变化方面作一些分析。
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国有企业制度。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税收和利润，国家所集中的资金也主要投入国有企业。几十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是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个人得零头作为政策导向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种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主要标志是：
国民收入分配中，个人所得比重已经上升为主导地位。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的份额由1979年的25%下降到1995年的12%；企业由2.5%下降为负值；个人所得由72%上升为88%。企业部门的收入本来就不高，而今成为负收入部门，许多难题都与此有关。
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明显下降，国有企业所提供的新增产值已由70%多下降到45%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国家预算收入中，国有企业的税利仍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相当规模，已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有生力量；但非公有经济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以及对非公有经济的政策保护还没有法制化，它们的行为也没有规范化。
地区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东部经济有了快速发展，而中西部经济相对滞后；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地区，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规模迅速扩张，而原料产区的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市场风险漩涡之中。
产业结构的更新加快，传统产业陷入了困境。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多年来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农业投入连年萎缩；曾经作为主导产业的纺织业受到了严峻考验，大批纺织工人遭到了失业的威胁。矿工、森工、军工企业也一蹶不振，前景不明。这几年来发展的新兴产业，如电子、汽车、服务业等，还没形成产业优势，有些产业的发展后劲不足，也有些产业的发展失控。
3.从经济管理方面作一点分析。
在这十几年来的改革中，无论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方面，为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引进了许多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从实物经济的管理转为价值形态的管理；由指令性的指标管理转为经济杠杆的调节；资源的行政配给转为市场配置；等等。在金融领域中，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所运用的一些管理手段，我们都在学、都在用。敢于把国外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引进来，敢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民族兴盛的标志。不过，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反思和总结，不妨举几个例子加以讨论。
（1）负债经营的误区——权力经济和负债经营的结合，导致了投资融资体制的混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当时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可以自豪的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中，负债经营的战略使不少国家获得了成功。中国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负债经营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负债经营要有明确的负债主体，要以按期清偿为条件，要严格履行债信和契约。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负债经营有利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负债经营需要若干基本条件的一面，特别是在产权主体和经营责任模糊的条件下，导致了过度负债的严重后果。现在企业债台高筑、财政债务依赖度过高、对外债务已居于世界上前几位，使我们的回旋余地在缩小，经济承受能力相当脆弱。在“九五”时期以及2010年如何运用负债经营战略，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投融资体制，大幅度减少政府对投资的行政干预，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风险和责任。
（2）放权让利的误区——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淡化，导致了动力机制的缺损。放权让利，在改革初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突破高度集中体制束缚的有利武器。如果没有放权让利的政策，调动两个积极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放权让利的初衷是为了建立一种利益激励机制，由放权让利，得到放权创利。实行放权让利之后，出现了层层设“小金库”，层层留后手，造成了财力的严重分散，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的下降。现在的经济运行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很少考虑，而把分利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
（3）企业承包的误区——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的合法化，导致了资本积累机制的缺位。企业承包制，是从农业承包制中套用过来的。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农村的小规模经济中是非常适用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内，仍将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把农村承包制拿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并一度成为主要的经济管理制度，由于产权主体到不了位、没有完善的经营成果考核手段、企业内部没有自律机制、承包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因而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不少企业由于承包者负盈不负亏，结果肥了承包人，亏了投资人，苦了第一线的工人。不少企业在承包过程中，不但没有形成新的资本积累，反而把老本赔光、分光、吃光。
（4）发展三产的误区——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全民经商，导致了社会分工和技术专业协作的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出现产业的延伸和职能的专业化，服务业、旅游业、信息业等等逐渐成为重要的产业。在西方国家把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作为经济发达水平的衡量标志。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相当规模，有许多劳动门类需要专业化，有许多创造价值的社会资源需要利用，有许多劳动力要找出路，适度地发展第三产业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严格的市场规则，一哄而起、急功近利，把发展第三产业变成了全民经商、以权谋利，导致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社会风气的败坏，不少社会恶习死灰复燃。
（5）引进外资的误区——把引进外资变成了重外轻内，导致了国内资源和技术的流失。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技术、引进了管理经验、引进了现代经济观念、也引进了市场变化，所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但是，在引进外资中，我们吃亏上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重外轻内，甚至崇外压内的事情也不少见。我们有一些企业之所以破产，就是由于盲目引进外资所造成的恶果。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说改革的方针错了，也不是说要求所有的改革都要十全十美，而是说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路程，有利于正确估价我们的成绩，有利于找到深化改革的途径，有利于避免改革中重蹈复辙。
四、对当前货币政策的争论
在“九五”时期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来已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文件之中，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已通过了决议，不需要再进行讨论。但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果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执行中不坚定、操作上产生失误，那末一项好的政策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供给总量的调节，来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政策。直接的目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这些道理恐怕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货币政策不是孤立的政策，而且不能脱离环境去实行货币政策。所以围绕货币政策问题经常产生各种争论，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当前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教课书中有非常严谨的数学模型论证。陈云同志的四平衡理论也是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经济事实为基础的。作为理论经济学，不能不讲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这一点中外都是如此。然而在现实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怎样理解、怎样计算、怎样操作、怎样评价和如何实现平衡，就大有差别了。目前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要状况如何，经济界和理论界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总需求仍然大于总供给，控制需求是促进平衡的主要手段，增加有效供给是必要的但远水不解近渴。第二种判断是当前总供给和总需求接近平衡，总量控制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调整供需结构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第三种是目前的问题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又限制了供给萎缩，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刺激需求，特别是刺激有效需求是当务之急。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分析模型，未必是经济管理的天经地义的戒律。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承认，这种模型的理论价值大于操作价值。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计算是事后的，不是事前可做得到的；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确定性因素是非常多的，谁也不可能估计得那么准确；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孤立地研究一国国内资源和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已失去了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比较简单的、又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参数判断。用什么参数去判断？首要的是就是物价水平的升降，其次是利率的高低，再次是汇率的涨落。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参数本身也不那么灵敏，但上面讲的三个参数基本上可以反映市场供给的总体趋势。看来第二种判断比较接近实际。
2.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
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是1949年以来历次通胀中涨幅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95年10月份以后，通胀幅度逐步回落。我粗略地算过一笔帐，每降一个百分点，国家直接付出的代价达100亿元，如果要算上社会各方面付出的代价恐怕远远高于这个数额。现在通胀下来了，又有一些人为通胀翻案，说通胀并不可怕，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大得很，两位数的通胀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银行总行有明确的鉴别力，有坚定不移的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绝不会动摇。但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什么，还是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弄清这个问题，有利于正确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经济学界对这一轮通胀大体上有五种基本观点。第一种是双膨胀论。主要论据是几年来的投资高增长和消费基金的无序扩张，是形成这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货币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由于金融机构的利益冲动，管理不力，导致了信贷扩张，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成因。第三种是价格论。认为这一轮通胀是由于价格放开，特别是国家加大了农产品提价幅度，从而带动了物价上涨。第四种是非货币论。认为这一轮通胀是由于一系列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特别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了经济运行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物价失控。第五种是改革成本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没有代价，通货膨胀是改革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东欧等国家要少得多；另外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出现通胀也有必要付出代价，所有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
对通货膨胀根源的分析，以上五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反映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特定方面的因素。我认为作为理论研究，还可以再深化、再讨论，但作为货币政策，主要是三点：一是要求承认通货膨胀这个客观现实；二是要求承认控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必要性；三是支持各种有利于消化通货膨胀后果的各项经济政策。根据历史经验，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综合治理、整体消胀、长期监控，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吃猛药、动大手术，是承受不了的。
3.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目前通胀率已经明显地降下来了，各方面要求放松银根，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不应当放在抑制通货膨胀之上，而应更多地顾及经济的发展。稳定币值，从理论上讲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稳定的安全网。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难操作，运用三大政策工具就可以应付各种难题。中国的条件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复杂得多，经济环境的差别性、经济利益的多元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经济行为的随意性、经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金融调控工具的可靠性等等方面，都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银行制度方面的限制性因素。从市场方面来说，我们的市场是一种双缺陷相结合的市场，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市场经济的缺陷两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而两者的优点很难体现出来。这也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所在。这两个方面，恐怕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中最难以突破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可能采取哪些对策，需要作出准确的环境判断和客观的政策评估。现在的局面有些类似于1990年的状态，各个部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少的政策建议，比如：增加贷款进行生产启动；降低利率，鼓励消费，推动市场启动；扩大投资，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投资启动；加快企业制度改革，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寄希望于制度启动；等等。这些设想和建议，究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恐怕要作深入的分析。简单套用1990年的作法，不会成功的，何况1990年所实行的那一套作法，本身也有不少教训。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的问题。
在“九五”时期，要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人对此发表过评论。有人主张：紧财政、松货币；也有人主张：松财政、紧货币；有人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应该紧总量调结构；也有人提出连续五年的从紧政策是一反常的政策，在各国反通胀的历史中，没有这样的先例。
五、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为“九五”和2010年的宏观目标作出新贡献
“九五”时期和201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人民银行和各总行都有规划，1996年全国金融业提出了“四讲一服务”的目标和要求。在这里，我只是从理论研究和业务讨论的角度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建立完整的健全的信用制度，是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基础。
金融改革的十几年中，在许多方面确实有了根本性的重大突破，如中央银行体系和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制度的确立、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管理模式的改变、金融法规的颁布实施，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改革的具体成果。但是我认为金融改革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用制度的建设。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信用，是无限的经济资源；信用，是有别于财政的根本标志；信用，是金融社会化、国际化的通行证。以商业银行为基础、以银行信用为主导、以多种信用为补充、以中央银行信用为统帅（上层建筑），是整个信用制度完备、健全、有效的标志。十几年的改革中，对于商业信用问题没有放到信用制度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规划、指导和推进，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误。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说明我们受到了信用制度的惩罚，证明我们信用制度是非常脆弱的，很不成熟的。在“九五”时期的金融改革方面，如果不在信用制度的基础建设上有重大突破，那末，要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实现金融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没有希望的。
2.树立完善的成熟的市场金融意识，是推动金融改革深入发展的前提。
严格来说，我们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是非常不足的，我们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也非常有限。我们过去热心推进的一些改革内容，今天又成了改革的对象；许多改革，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自己就成了改革的阻力。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同其他领域一样，也沿用了放权让利、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思路；在金融发展中，同样习用的是数量扩张、小而全大而全、争贷款挖存款、占地盘抢客户和行政干预等手段；在金融业的社会效果方面，同样是高投入、高成本，低产出、低收益。金融是百业之首，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成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我们还要通过金融活动来引导和规范他们的金融行为，但是金融业自身的市场意识、市场责任、市场规则、市场行为和市场适应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恐怕还远远没有解决。在金融深化中，金融意识的深化是一个前提条件。
3.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业欣欣向荣的大舞台。
国外金融创新的动因多种多样，在我们国家，金融创新的动力从哪来？这是一个大的经济机制问题。现在强调金融法规的严肃性、金融业务制度的统一性、金融操作的规范性、金融服务的标准性，这些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把金融业变成死水一潭，变成机械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种经济活动还是要讲求社会效益，讲究公共准则。在金融领域中，可以创新的空间还是很宽的，而且各地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当前企业制度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市场体系建设以及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金融部门需要创新，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创新。比如直接金融的开发、中小企业的金融辅导、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货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金融信息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服务、企业诊断和评级、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等等，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
4.金融部门要有共同防范风险的意识和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
在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各种风险将会进一步暴露，各种矛盾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系统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许多部门都想在金融部门打开一个缺口，从金融部门得到他们从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东西。这种局面现在已经有所反映。如：金融部门成为社会上犯罪分子作案的主要目标；金融部门也是大案要案的多发区；金融资产不断被蚕食；国际国内的经济波动都会突然引发金融危机。所以金融部门不能再搞自杀性的无序竞争，而应该是高水平的以优质服务为主导的竞争。现在实行主办行制度，增强了企业负债情况的透明性，但仅此还不够，还可以建立企业大额贷款的通报制度；大额贷款的事先协调制度；企业风险的定期协商制度；资产保全的联手防范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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