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因素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抗战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抗战也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与战时外交也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战争是外交成功的基本保证，没有不屈不挠的抗战就没有外交的成就；同时，外交上的努力与成功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有许多辉煌的篇章。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及有利害关系各国的支持；中国利用与德国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德国维持了半年多的中立；同时中国极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从1938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中国也努力推动美、英（尤其是美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反对两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使两国逐步确立起制日援华政策，为以后的盟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坚持抗战四年半之后，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别国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实际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就其综合国力而言与当时的其他三个大国不能同日而语，其他国家也还没有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因此在战时外交中仍然留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论是成就还是欠缺，它们作为历史现象都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里只想就影响中国战时外交的若干主要因素作些简要分析。
（一）
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
回头去看，中国抗战爆发时的国际形势是相当险恶的。面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欧洲弥漫着绥靖主义。1936年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意大利的侵略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谴责和反对，反而得到英、法实际的纵容。而当德国于1936年3月公然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时，英、法除了发出抗议照会外，对于羽毛未丰的希特勒居然不敢作出任何实际的反应。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英国首相，英国绥靖思潮更加发展，张伯伦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遭受日本的武力攻击，在初期我们是无论如何无法进行防卫的。”因此，英国政府认定，避免在远东的敌对行动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①。
美国的情况比英、法也好不了多少。美国本来有孤立主义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总统打破这种传统，派兵远征欧洲。但战争结束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破灭了，美国又未能确立起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不参与美洲以外事务的孤立主义重又泛滥。流行在公众中的一种思想情绪是：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牺牲，原来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
西方大国对中日战争也同样表现了一种暧昧的软弱的立场。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递交备忘录，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指出：“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②事有凑巧，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与罗斯福总统商量后于同日发表声明，通篇是空洞谈论信守国际协议、维护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贸易机会均等等国际关系准则，声明中稍有份量的话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或即将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形势都是使或者可能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声明没有片言只语谴责侵略，所以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在内的60个国家立即表示赞同声明的原则。在九十月间讨论中日冲突的国联会议上，英、法代表互相观望，不敢仗义执言。国民政府指望通过美国推动国联，遭到拒绝。赫尔冷冰冰地对中国大使王正廷说：“美国政府已经就此事强有力地公开阐明了政策，而别国政府却还在保持缄默……中国又能指望我们做些什么呢？”④在11月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之前，张伯伦阐述英国立场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⑤罗斯福也在10月12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协议求得当前中国情势的解决……我们的宗旨是要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⑥法国更认为，想通过召开有这么多国家参加的会议来做成什么事情完全是徒劳的。结果会议开了三周，除了空谈一些普遍原则外，毫无具体结果，成了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国家的一次示弱。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断挨打的积弱形象在国际上尚未改变，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又由于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妄图速战速决，扬言要用两个月时间结束战斗，因此国际上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普遍缺乏信心。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援助之前，坚持要同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因为它担心，中国一旦投降会跟日本一起反苏反共，用苏联的武器去打苏联⑦。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不出二三个月就要失败。在淞沪大战中中国方面投入了巨大兵力，鏖战三个月，损失惨重，空军几乎全军覆没，随之南京陷落。其时外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⑧。
但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拼死斗争，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坚韧不拔地坚持了下来，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图谋，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才使外人对中国抗战刮目相看。1938年3月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情报员卡尔逊报告说，中国军队正迅速得到改善，军官们正在进行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中国只要能得到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就能继续抵抗⑨。5月，美国使馆武官处的报告也指出，“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战线上都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人”，日本人战线过长，“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⑩。
如果把中国抗战与其他国家抵抗法西斯的情况作一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的抵抗在德国的闪电战中纷纷瓦解。英法大军先是任凭德国扫灭波兰，接着又在德国攻势下连战连溃，德军对西欧的作战仅用44天，其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相继沦亡，英军丢盔卸甲，丢弃大量坦克、大炮、机枪，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退守本岛。必须指出，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与德军并无大的差距，法国号称是“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但由于绥靖主义、和平主义思想作怪，这些国家从精神到物质都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部队缺乏训练，军纪松弛，斗志不旺，士气不高；加之军事思想落后，作战指挥多有失误，结果在德军的闪电战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但军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往往一战即持续数月，如淞沪大战就坚持了三个月之久，这在西方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抗战头两年中也丧失了大片国土，但日军为占领这些城池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在欧洲，德国无须克服顽强持久的抵抗即占领了鹿特丹、布鲁塞尔，巴黎更是不战而取。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连连失利，英国自称为“不可攻破的堡垒”的新加坡竟被日军偷袭成功，使丘吉尔也感到“不胜惊异”，“痛苦之至”。而同时，中国却取得第三次长沙作战的胜利，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在缅甸保卫战中，英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只想退守印度，无心认真作战，结果驻缅英军统帅也遭日军围困，中国军队及时前往援救，使包括英军统帅在内的数千英军和盟国人士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中国人民正是凭着自己的英勇抵抗，才改变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人欺凌的软弱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可以断言，没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外交上的成功是无从谈起的。
说到坚持抗战，又不能不指出，国民政府起来抵抗最初是迫不得已的。国民政府认为，日本是在袭用过去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和“速战速决”的策略，是在用“投机取巧”的办法，企图用微少的代价从中国取得重大的利益。国民政府的相应策略是“以战求和”，“以战促和”，即通过抵抗使日本看到中国的决心和实力，打消日本的投机念头，使其知难而退，回到谈判桌旁。而通过秘密会谈解决中日冲突也一直是日本统治集团中部分人的主张，因此中日间的秘密接触便绵延不断。这些谈判表现了国民政府决策者的摇摆性和抗战不彻底性，但有的谈判也有某种策略上的考虑，如阻挠汪伪政府的出笼，拖延日本对伪政权的承认。甚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时也向盟国抱怨打不下去了，那多半只是对盟国的一种警告和威胁，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政和物资援助。对此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
（二）
讲远一点，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也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战时中国外交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延续和发展。随着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了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己应有地位的斗争。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漫长过程。几代人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探索与斗争，其间有成功也有挫折，且往往挫折多于成功。大体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是在外交上结束了以往“始争终让”的行为模式，结束了不断的割地、赔款、丧失利权，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收回利权的过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中国也在收回利权方面取得若干实际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并开始与美、英等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问题。这个谈判为“九·一八”事变所打断，此后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情，也为了利用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没有再提出废约问题。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反映旧时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中国同美、英的盟国关系又格格不入，中美、中英修约和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既然这样，我们便可以说：第一，抗战时期外交的成就，不仅属于这一时期，而且属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属于这百年来种种为争取中国应有国际地位所作的努力；第二，战时的外交胜利不是一党一派的成就，而是全民族的功业。肯定了这两个大前提，其他问题就好理解了。
由此看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堪称收获季节，以前一个世纪前仆后继的斗争则是辛勤的耕耘。中国人民长期的反帝爱国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三）
抗战期间，尤其是前期，中国政府制订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与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于中国有利(11)。
抗战之前的十年中，中德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中德贸易增长迅速，1936年德国还帮助中国制订了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尤其是30年代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和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德国作用更超过各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的军火占从国外输入军火的80%(12)。它还帮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并派出以前国防部长赛克特和前参谋长法肯豪森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来华，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国民政府利用这种关系，并利用德国担心中日战争会使中国倒向苏联的情绪，努力使德国在中日战争之初保持中立。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两国贸易往来照旧，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80%左右来自德国(13)。在美、英消极观望、踌躇不前，而苏联援华大批军火物资又未及到达之时，德国军火对于维持中国抗战起了一定作用。当德国于1938年春改变对华政策时，中方一再与之交涉，力求延缓这种改变，不要给中国抗战带来太大伤害。但德国政府施以高压，强令德国顾问限期离华，并停止中德军火贸易。德国政策逆转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亲英仇德姿态，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德国的经贸关系，德国的军火弹药仍通过易货贸易流入中国大后方。
苏联是各大国中唯一与中国和日本都毗邻的国家，它的动向会对中日双方都产生直接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调整外交政策，修复了对苏关系，两国并就远东安全问题进行过多次秘密磋商。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看到英、美一时不会向中国提供援助，遂确定了联苏制日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蒋介石对立法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说，如果事态扩大，演变成全面战争，那末，“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14)。8月两国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接着，中国政府便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和国民党中央执委张冲赴苏，名为考察实业，实为获取军援。大约1937年10月下旬，苏联援华的首批飞机来华，随之，苏联开始向中国供应各种军火，并为此向中国提供三次信用借款，共2.5亿美元（实际动用1.7亿多美元）(15)。在抗战的头两年多中，苏联是给予中国实际援助最多的国家。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许多是苏军中第一流的，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这些装备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还派遣飞行员和军事顾问来华助战，即使在日苏订立中立条约之后，中国也尽可能维持与苏联的关系，以继续获取苏联的武器装备，这种供应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才告终止。在德国军事顾问撤走、美国志愿航空队尚未建立之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这种援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法国本身受法西斯德国直接威胁，在欧洲被捆住了手脚，无暇顾及东方事态。正如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1938年对驻法大使顾维钧所说的，欧洲能否在1938年内幸免于战争，现在还难于预料，欧洲形势不允许法国对远东采取积极态度(16)。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不放过机会推动法国援华抗日，在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曾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初步商定了一个中法军事合作计划，并得到印度支那总督的同意(17)。由于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但在日本封锁了中国沿海港口后，印度支那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之一（其余是香港、滇缅公路，最主要的自然是从苏联中亚到中国西北的运输线）。1939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后，维希政府实际沦为德国附庸。为了讨好日本，法国于9月宣布禁止任何物资从印支出口，使中国过境运输发生困难。中国政府与之一再交涉，10月法国殖民部长答应：“假道一切如旧，实际决不留难，附带权称禁止，以免日本借口”(18)。
英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日本的侵略威胁了这种利益，而且随着侵华战争的发展，英日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因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把英国和美国一样当作对抗日本的潜在的盟友。但英国也受到欧洲事态的牵制，在远东处于一种虚弱地位，对日本更多地表现出妥协倾向。中国政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尽力阻止英国的妥协。1938年11月日本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然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毫不掩饰其要把西方大国利益从东亚扫地出门的打算。中国政府乘机向英国施加压力，政府要人频繁会见英国大使卡尔，对英国反应不如美国积极表示不满。外交部长王宠惠提醒说：“须知英在华利益实较美国为大，英国如欲保全其在远东之地位，此时正应采取积极政策，免失时机。”(19)在中国推动下英国态度转趋积极，于12月中旬宣布向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用于新开通的滇缅公路的运输。次年3月又宣布提供500万镑平准基金贷款。
在英日就天津租界事件进行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一再要求英国不要交出行刺汉奸的嫌疑犯。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中国大使郭泰琪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协定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日军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土地都不享有任何权利(20)。蒋介石也公开发表谈话，否认协定的任何效力，并针对英国的苟且偷安的态度说：“除非英国放弃其在远东一切之所有……或者可以获得十年至二十年的相安。何况照现在所发表如此空泛而不可捉摸的协议，而谓即能真正妥协，其谁信之？”(21)。
欧战的爆发给中国外交造成有利态势，但英国为了不使日本公然站到德国一边，并维持其在远东巨大而脆弱的殖民利益，却打算对日本采取更妥协的态度，改善英日关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一方面提议加强中英法合作，并表示中国愿提供人力物力资源；一方面防止日本对英国的拉拢和英国出于仇苏心理与日本的接近，并要求美国劝告英国坚持立场，谨防英日同盟的复活(22)。
美国除了在中国有巨大利益外，它还是远东华盛顿体系和《九国公约》的倡导者，又是《非战公约》的倡导者，它对制止日本侵略是负有责任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美外交。虽然美国笼罩在孤立主义气氛之中，又有中立法的限制，一时还不能采取断然行动制日援华，但国民政府经过抗战头一年的种种试探、接触、交涉、比较，大致到1938年年中确定了以美国为主的外交方针。虽然苏联当时正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但蒋介石始终对苏联怀有疑惧，他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23)。因此他不能把苏联当作长期依靠对象。至于英国，一个多世纪来它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带头羊，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好的记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把英国的虚弱地位暴露无遗，因此英国也不能作为依靠对象。别的国家就更提不上了。而美国，它在1914年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又率先与南京政府解决了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率先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问题。抗战爆发后，罗斯福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关于像传染病人一样对侵略者实行“检疫隔离”的讲话更是使中国如空谷而闻足音。在抗战一年之后，美国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国民政府于是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蒋介石的分析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24)
为了实行这一外交方针，国民政府召回了不大受欢迎的王正廷，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除办理大使公务外，还四出奔走，出席各种群众集会，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日。他还积极游说国会议员，推动中立法的修改。1940年中，宋子文又作为蒋介石特使被派赴美国，以便加强与白宫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联络。中国政府积极争取美国财政援华、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并希望由美国牵头建立有关国家共同对日的统一阵线。当1941年美日谈判中美国考虑以暂时牺牲中国抗战利益对日妥协时，国民政府又表示坚决反对。
国民政府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收到了成效，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日的主要国家。但国民政府却把这一方针绝对化了，变成了对美国过深的依赖，反映了一种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弱国政府的心态：总要有一个靠山。它认准了美国的实力及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认定无论在战争中还是战后，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维持国内统治地位，都必须依靠美国的扶植和支持。因此，国民政府，尤其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表示遵奉美国的领导。1940年2月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访华时，蒋介石就一再表示：“远东和平，除交战国双方愿出席以美国为主席之和平会议外，绝无实现之可能”，“可以肩负此收拾大战残局之大任者，实惟罗斯福总统一人而已”，“中美两国战时之合作实为两国战后更密切合作之初步”(25)。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又对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表示，他“绝对信任”罗斯福，信任罗斯福的目的，及其宣布的原则，在行将举行的会议上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都将追随罗斯福的领导(26)。蒋介石对于美国坚持让没有参加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列名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对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对他的礼遇及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感激不尽。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领导集团与美国决策者的特殊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大战末期和战后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中的卷入之深是中国一个多世纪对外关系中没有先例的。
自然，国民政府的弱国外交还有别的表现。最主要的两件事是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对英国让步，以及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个现实：中国还不是一个与其他三大国同一水平上的大国，中国虽已取得大国地位，但还没有取得强国地位。
（四）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在抗战期间，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或亲或疏，或友或敌，无不以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为转移。
德国在中国抗战之初采取中立立场，自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因为：一、德国在一次大战后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在中国重建了利益，它不甘心就此放弃这种利益，也不甘心它的地位被苏联取而代之；二、中德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农矿产品，如桐油、钨、锑等稀有金属是德国所迫切需要的；三、德国认为日本侵华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背道而驰，这将驱使中国与苏联接近，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共产国际大战略。德国外交部长魏泽克在1937年7月20日给驻各国使团的指示通函中说：“本政府对远东冲突保持严格中立……中日之间的战争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乐于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并因军事行动受到削弱。”28日，魏泽克又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的指令中说：“日本企图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作是为履行反共产国际协定进行反共作战，这是一种误导。……协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国领土上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我们甚至认为日本的协定是违反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因为这将妨碍中国的巩固，从而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最终把中国驱入苏联怀抱。”(27)因此在抗战之初，德国确实希望中日冲突能得到和平解决，陶德曼在调停中也只是充当了递信人的角色。但毕竟德日两国在瓜分世界成就霸业这个根本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日本不断对德国施加压力，德国要忠实于盟友就不能交好于中国，中立局面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德国远东战略更需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只有日本能对付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1938年春，中德关系发生逆转。
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本民族的利益。中苏两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日本侵略中国，使苏联有唇亡齿寒之感。日本一直妄想“北进”侵犯苏联，也进行了两次“火力侦察”，苏联对日本企图了如指掌。苏联援华就是要让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陷在中国战场而无暇“北进”。1938年春孙科访问苏联，斯大林异乎寻常地与他作了长达六小时的谈话，斯大林坦率地说：“中国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在打俄国的仗。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中国将继续得到俄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包括弹药、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28)而苏联的援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那就是不超过日本可以容忍的范围。超过这个限度，把日本惹恼了，就又不符合苏联利益了。所以国民政府要求苏联直接出兵那自然是过高的奢望。但也许是为了鼓励中国的抗战信心，它也不断然拒绝中国的这种要求，总是说，苏联可能将来要对日作战，但现在还为时过早(29)，或称：“只有在九国公约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分，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即出兵。”(30)到了1940年下半年情况又有了变化。日本已决心改行“南进”方针；苏联已觉察到德国即将进攻，为了消除来自东方的威胁，便开始与日本进行磋商，结果于1941年4月达成中立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妥协，苏联因承认伪满洲国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这个条约确实为苏联赢得了某些安全保障，两个月后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因受条约的束缚没有乘机找苏联的便宜。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是以直接的民族利益为根据的。
美、英两国的政策也莫不受其本国利益的支配。由于中国坚持抗战而使日本“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美、英两国有识之士逐渐领悟到中国抗战对于维护远东和平，对于维护它们自身在远东利益的战略意义，并进而认识到，面对日本的野蛮暴行，声明和宣言已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是物质的抵抗；而如果现在不援助中国抗日，将来美英将自食恶果。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军界最早最鲜明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从1937年7月起即不断致函海军作战部长李海上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反复指出，中国的抗战事关亚洲的未来，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排除美国在太平洋各地的利益，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挫败日本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中国，这是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要不是中国牵制住了日本，日本就可能向加利福尼亚进军；美国务必着手援助中国，这不仅是为了高尚的道义原则，而且也是为了美国在亚洲的市场，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很快地阻拦日本，“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31)。李海把亚内尔的报告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及白宫班子中传阅，有的甚至直接呈送总统。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国务院官员范宣德也都表示了类似的意见。范宣德在1938年7月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总结了他与他充当日本政府顾问的朋友以及其他了解中日战争情况的官员的共同意见，指出：“中国坚持抵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重要的”，“除非中国的主权得以维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以维护，而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中国的主权才能得到维护”。他进而断言：“我们现在给予中国适宜的援助与日本侵华成功相比，后者使我们卷入现今冲突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32)稍后，在中美谈判抗战期间的第一笔借款桐油借款时，败政部长摩根索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明确、更强烈。他回顾了日本从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华北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历史，回顾了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到妄图控制整个北非的经过，以及纳粹德国从要求军备平等到进驻莱茵非军事区，直到入侵奥地利、捷克的历史，并由此得出结论，对侵略者不能姑息退让，法西斯欲壑难填，它们“在世界一地得逞，随之必定是在别处侵略的发生”。现在美国还可以用通过援助中国这样和平的方式制止侵略者，如果美国现在不这样做，不援助中国抗日，有朝一日美国总统可能要飞到东京，屈辱地向日本天皇献上半个菲律宾，以便避免战争，就象张伯伦七年前飞到柏林去那样。摩根索提醒说，“美国必须从最近七年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而不能重犯英、法短视的错误。”(33)
英国有识之士也得出了与上述美国人士类似的看法。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向外交部报告中日战争的进展状况，以及他的分析和判断。他在1938年5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而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他要求政府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在远东利益是否重要到需要我们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来加以拯救，或者干脆听任其被消灭。”他自己是强烈赞成作出这种努力的，那就要对中国提供援助，这多少有一点赌博的意味，“但这是一种可能提供巨大成功希望的赌博，另一种选择便是灾难，别无其他”(34)。5月31日，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关于对华援助的长篇备忘录中也写道：“中国是在为所有遵守法律的国家作战，恰巧也是在为我们在远东作战。如果日本打赢，我们在那里的利益注定要被消灭……只要中国能使对日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和美国人就能有效地进行干涉，并能在下一代也确保我们的地位安全无恙”，而中国得到的外援越少，战争便可能结束得越快，日本便可能越快实现其图谋，“英国在华利益被扫地出门的时间也就来得越快”(35)。
正是在充分意识到中国抗战与其切身利益的密切关系后，美英两国才迈开了制日援华的步伐，而且它们常常在中国抗战的紧要关头宣布新的举措：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是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签字后两天（1939年7月26日），宣布华锡借款正是汪伪傀儡政权出笼之时（1940年3月）；日本派兵进驻印支后两天，美国政府于1940年9月25日宣布了钨砂借款的消息，并对日本彻底禁运废钢铁；罗斯福赶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发表当天（1940年11月30日）发表财政援华声明，英国政府也采取类似行动。这些措施都表示，它们对中国抗战与本国利益的关系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重视了。
在修约和中国大国地位问题上美、英两国的不同态度也是它们不同利益的反映。英国决策者念念不忘战后恢复其殖民帝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决策者的殖民主义立场与反法西斯的立场是同样坚决的。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不是英王为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他在开罗会议上遇有机会便宣称：“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1945年4月他又对访问英国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他们同意与中国修约是很勉强的，而九龙租界地的问题是不许讨论的，正如丘吉尔对赫尔利说的，“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36)。对于修约，他们认为，如果美、英放弃同样多的在华特权，实际上英国损失的利益比美国大，因为战前英国在华的实业利益大于除日本外的任何大国。因此英国在修约时力图保留若干特权，如经营商业的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购置不动产权，并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了反复的交涉。最后在中英新约中还是保留了购置不动产权的条款，而这一条在中美新约中是没有的。(37)
美国不顾英国和苏联的不满和反对，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决策者意识到战后世界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老的殖民帝国将寿终正寝，但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将是不可避免的，战后世界将在这些大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秩序，而美国应当是这种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对其儿子埃辽特踌躇满志地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38)在亚洲，美国旨在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希望把中国包括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在这里的主要合作伙伴，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中国应当成为新亚洲这幢大厦的基石”。他在开罗会议前夕与密友、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工作关系作为基础。”(39)这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因此提高中国的地位也就是美国的本身利益所在。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抗战期间，美国为了使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致因中国内耗而削弱，采取扶蒋容共抗日的政策，但美国决策者对国共关系是很担心的。一则，中共在抗战中得到的大发展使它已经有实力与国民党进行权力角逐；二则，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勉强得以维持关系，但毕竟两党之间矛盾太深，一旦日本侵略这个压倒一切的因素消失，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丧失，两党之间的内战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三则，国共两党的内战极可能把美国和苏联都牵扯进去，两大国将不得不分别支持内战的一方，这样不但使美国决策者以中国作为亚洲主要稳定因素的希望落空，而且会使在大国合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秩序受到威胁(40)。因此美国决策者希望国共双方在战时就携起手来。但国共双方的立场却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样美国就必须作出抉择。既然在战争期间美国决策者已经对国民政府领导集团作出了巨大投资，既然美国决策者认定，蒋介石不仅是中国战时而且也是战后的唯一领袖，而且罗斯福把“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的政权”(41)，并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它也就只能支持国民政府，而不能支持中共，尽管这不是它最佳的选择。
（五）
从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还可以看到外交与内政的密切关系。
两个互相平行的政权的存在是抗战时期中国内政的一个主要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与国民政府对立的苏维埃政府是取消了，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它们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国共之间又摩擦不断。以战时外交的情况看，合作无疑有利于外交的开展，分裂对外交则是一种制约。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中国外交的成功与国际地位的提高。
具体说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既领导着独立的政权，进行着独立的外交活动，又一直在推动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并为之出谋献策。抗战之初，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建议国民政府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同盟及军事互助协定；中共警惕地注视着大国的动向，批评它们的妥协倾向，而对它们制日援华的步骤予以肯定和赞扬；中共对于《大西洋宪章》给予高度评价，而对1941年日美谈判中美国可能作出有损中国的让步则与国民政府不约而同表示坚决反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发表宣言，建议成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主张中国与美、英等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中共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给予高度评价。中共代表并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起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
国共合作使中国容易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正是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苏联才可以在抗战前期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搁在一边，放手地援助中国。这种援助是给予国民政府的，但它是用来抗日的，因此与中共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中共也明白表示，中共不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只要这种援助是于抗日有利的。
分裂制约外交的一个例子是中苏条约谈判。诚然，这个条约是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国民政府签订条约有被迫的一面；但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让与苏联权益，换取苏联在国共之争中支持国民政府，孤立中共。苏联看准了国民政府有求于它，谈判中态度强硬。1945年8月10日，当中苏双方仍在为某些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42)。最后达成的条约是双方有予有取的交易，苏联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作出了苏联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的承诺。至于以后如何执行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内政影响外交，外交反过来也影响内政。
外国影响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显著例子是各国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美、英、苏都表示了对事变的关注，希望国共团结抗日，而不发生内部分裂。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表示：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国共要团结抗战。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死亡(43)。皖南事变以前英国大使卡尔就曾经向蒋介石口头表示，希望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国共所面临的争端。事变以后，卡尔向周恩来了解了事变的经过情形，并向政府作了报告。英国政府也对此事表示关切，并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44)。皖南事变之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示驻华大使詹森可在适当场合向蒋介石询问国共之间存在的困难状况，并表示，“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的联合感兴趣，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45)。事变发生后，罗斯福的特使居里专门带来了总统口信，要求国共两党“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46)。居里还表示，国共两党的纠纷将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援助(47)。以致蒋介石在日记中既不满又无奈地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48)某种程度上是在美、苏、英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做出保证：中国决无发生内部冲突之危险，中共问题是一政治问题。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英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继续关注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关注国共联合抗日的问题。周恩来成了英国大使薛穆个人的朋友，薛穆与王炳南、章文晋等也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向这些共产党人了解情况，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49)。美国使馆官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庄莱德、柯乐博、武官包瑞德、助理武官德帕斯都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座上客。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主要就国共关系问题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重申美国政府的态度与两年前一样，希望中国避免内战。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也向国民政府作了类似表示，如代办艾切森在9月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的谈话中就对国民政府法西斯倾向的增强及民主政治的削弱表示不满，并认为在陕北的政府军精锐部队和被围困的八路军都应调到抗日前线去(50)。史迪威还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方案(51)。美、英政府的这些关注和表态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起了一定作用。
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外国影响主要是国民政府领导集团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美国在抗战末期对华政策的转变。对这种特殊关系中共自然看得一清二楚。这既是可以利用，又是令人担忧的因素。美国如果施加影响，要求战后中国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这种影响便对中共有利；而反过来，由于美国离不开国民政府，因此如果国民政府决心打内战，决心削弱乃至消灭中共，美国予以支持，那末形势对于中共又将变得十分不利。中共在对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进行工作方面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应当说大部分在华的美方人员都对中共得出了颇好的印象。一些大胆的有远见的观察家如戴维斯、谢伟思甚至断言：“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52)。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便是中共争取美国同情的一个成果。中共领导人更是抓住这一极难得的机会，与观察组成员促膝谈心，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支持蒋介石，而是牵制他，不让他发动内战；希望在战时与战后加强与美军的合作，并表示欢迎美国参与战后中国的重建。尽管许多美国外交官，尤其是较低级的外交官对中共很有好感，但如上所述，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由美国自身利益决定的，美国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无疑只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国共之间的分裂。这种支持在战后初期的突出表现是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而排除中共受降敌伪军。
自然，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因素还不止这些。国民政府常常在日本采取某一侵略行动（如提出“东亚新秩序”说、侵占海南岛等等）时作出相应的外交举措；中国的外交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如欧战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外交政策是要由人去贯彻执行的，抗战时期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上的有职业外交家，有非职业外交家，本文中提到一些人，更多的人未能提及；中国外交政策与各国对华政策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总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时外交，从而使研究走向深入。
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听取了杨奎松、王建朗二同志的不少宝贵意见，并参考了他们提供的一些材料，谨此致谢。
注释：
① W.N.Medlicott,Douglas Dakin and others,eds.,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coud Series,Vol.X XI(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P.788-799,810-812.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254页。
③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7,Vol.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P.699-700;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Cordell Hull(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8),PP.535-536.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IV,PP.3-5,11.
⑤ 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李家善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页。
⑥ 关在汉选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3页。
⑦
⑧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cond Series,Vol,XXI,PP.792-793.
⑨ Donald B.Schewe,ed.,Franklin D.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Second Series,Vol.IX(New York:Clearwater Publishing Company,Inc.1969),P.290.
⑩ Paul Kesais,ed.,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Report,China,1911-1941(microfilm),Vol.10,No.0694.
(11)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规定了五大外交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外求友，少树敌”。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12) 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the Republican China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37.
(13) 如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9集《八年抗战》，台北1982年版，第375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456页。
(14)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16页。
(15) 详见李嘉谷：《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6)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17) 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第785-790页。
(18) 《战时外交》（二），第762页。
(19) 《战时外交》（二），第30页。
(20)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Third Series,Vol.IX,PP.374-375.
(21) 《战时外交》（二），第102-103页。
(22) 《战时外交》（一），第86-87页，并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19页。
(23) 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1册，台北1977年版，第100页。
(24)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年版，总第1325-1327页。
(25) 《战时外交》（一），第593、551-559页。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atCairo and Tehran(GPO,1961),PP.102-103.
(27) Raymond J.Sontag and others,eds.,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D,Vol.l(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PP.733-734,742.
(28) Arthur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57.
(29)
(30) 《战时外交》（二），第339-340页。
(31)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23页。
(3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8,Vol.Ⅲ(GPO,1954),PP.235-237.
(33)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Second Series,Vol.Xl,PP.390-392.
(34)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cond Series,Vol.XXl,PP.762-763.
(35) ibid,PP.790-793.
(36) 参见拙文《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37) 试比较中美、中英新约文本，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56-1272页，尤其是中英新约换文附件甲第三条，第1269页。
(38) Elliot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A Renderzvous with Destiny:The Roosevelt of the White House(New York:G.P.Patman’s Sons,1975),P.345.
(39)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51),PP.170,151.
(40)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2.
(41) ibid,PP.151,154;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on to China(Washington,D.C.:GPO,1953),PP.264-265.
(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Vll(GPO,1969),P.968.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页；《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16页。
(44) 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译校：《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61页。
(4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Vol.IV(1955),P.476.
(46) 《战时外交》（一），第543页。
(47) 《周恩来年谱》，第492页。
(48)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37页。
(49) 李世安著、刘薇译、杜继东校：《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1942-1946)：薛穆大使的作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期。
(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hina(1963),PP.97-98,334-335.
(5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368.
(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44,Vol.Vl(1967),PP.69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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