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以《水浒传》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为例论文,的诗论文,结构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前的小说批评家们由于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总是不能理解小说之为小说的本体属性与文化美学意蕴。当他着眼于一部具体作品当中的人物事件与某种客观社会现象之间的“源”、“流”关系时，“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这些文学的核心性质往往就极不应该地被忘却了，以至于把“因文生事”的小说叙事混同于“以文运事”的历史叙事（注：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把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理所当然地视为某一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再现。当他认定自己在作品中发现的某种单一思想意义就是小说作者所要刻意表达的本真主题时，小说与哲学的区别也就仅仅剩下前者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后者用三段论法说话这一点了，小说就成了通过社会生活事件的描写和特定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表达某个先在思想观念的文本形式。
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本体属性就是它的诗性。就小说而言，在其诗性内涵与叙事结构之间有一种互动、共生关系。小说批评家只有把握住了小说叙事之诗性与结构的互动、共生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和独创性地揭示一部经典小说的叙事生成过程和无限可阐释性。就笔者的实际研究过程而言，正是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这一问题意识的自觉，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对《水浒传》（注：本文所研究的《水浒传》，是指现存的最接近于其祖本或曰原本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其著者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主题做综论性研究的新视角，借以实现对《水浒传》之文化美学意蕴的深刻揭示。反之，又是对《水浒传》叙事结构之生成过程的考察，对“替天行道”在《水浒传》中之诗性隐喻的揭示，使我们感受到并最终提出了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这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理论问题。
在反贪官叙事表象背后
从最直接的阅读感受说，弥漫全书的反贪官气息无疑是《水浒传》这部古典小说最基本的、一以贯之的叙事表象。然而反贪官所具有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却为人们对《水浒传》主题做主观任意性理解留下了思想缺口。评论家们总是把个人基于某种阶级意识的读解感受视为对《水浒传》主题的学术发现，并以这一“发现”为前提逆推作品的创作倾向与主题的形成原因，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成为对读解感受的注释说明，读解感受又成为对评论家先在思想成见的注释说明。评论家们还总是搬用自己所遵奉的某个既定小说观念硬性地裁剪或规范《水浒传》及其主题，从而形成了各抒己见的众多“主题说”。如：根据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可以得出《水浒传》“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注：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至第11期。）的结论；根据中国古代“言志”主义文学观，可把《水浒传》后二十九回半判为“续改盗加”，再把前七十回半视为“有志图王”的罗贯中要“替天行道救生民”（注：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的心迹表露；根据“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又可把《水浒传》说成是对奉行“传统的忠义观念”（注：孙一珍《〈水浒传〉主题辩》，《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的道德英雄的文学写照；根据中国小说与历史传记的渊源联系，还可以把《水浒传》视为一帮绿林豪侠之传奇经历的摹写（注：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3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评论家们关于《水浒传》主题的看法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观点分歧，其学术追求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史贵于文”的观念的长期浸淫。依照文学理论常识，评论家可以接受小说创作“离不开想象、虚构”的观点，甚至可以把小说看作是一种“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注：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3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的文学体裁，但在分析《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时，却总是以“并非全出虚构”为借口，对本文中被认为是“真实再现”或“近于实录”的内容情有独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想象和虚构在形成作品叙事结构过程中的美学塑型作用。
《水浒传》不是作者既无时间延续性、又无文化氛围的思想意图的孤立表现，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它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水浒传》不是所谓由“宋江起义……提供了最基本的故事框架”（注：引自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第4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的历史写实小说，是由社会心理与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想象和虚构”生成其情节结构的供人娱乐审美之需的诗性叙事话语。《水浒传》不是可以用现成的小说定义加以阐释的标准型小说，它的生成、存在与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小说与中国小说观念的流变史。
《水浒传》的源头，也和整个中国小说的发端一样，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众流言。宋末人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序》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金圣叹也明确肯定《水浒传》的“庶人之议”性质（《第五才子书》第一回总评）。进一步而论，为什么宋江会成为当时人们热衷于谈说的“热点人物”，以致于这些“怪诞虚妄”的“委巷之谈”竟成为波澜壮阔的“水浒话语”长河的最初源头呢？查宋、元两代的正、野史籍，关于宋江的记载零星、散乱且多有龃龉。所能提供的信息仅仅是“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剧贼宋江剽掠至海，……叔夜募死士千人，……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等一鳞半爪，足见其规模之小。从流言生成的条件看，恰恰是人们对宋江一伙事迹、行踪知之甚少这一情况，大大增强了“剧贼宋江”的神秘性和传奇性，也为人们在道听途说过程中发挥虚构和想象留下了很大的心理空间。
任何民众流言都只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一种存在时间极为短暂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什么单单关于宋江的传闻会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并最终发育生成了不朽的文学巨著《水浒传》呢？这是因为特定的转化契机促使宋江传闻发生了从社会流言转变为口传文学的质的飞跃。这个对揭开《水浒传》原初题旨、叙事表象、故事框架生成之谜有着重大意义的转化契机，就是南宋人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如下一段文字：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这段后来为官修《宋史》所采纳的文字，尽管频频被研究者们作为对宋江事征实考信的史料来引用，其中的史实性也仅仅在于，侯蒙陈“招降宋江，使讨方腊”的“制贼计”，曾被宋徽宗称许为“忠臣”。但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与口传文学“水浒话语”的生成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美学联系。前此的社会流言，仅仅涉及宋江等“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王偁的历史叙事却因侯蒙推测宋江三十六人“其材必过人”而有了“招江征腊”的政治动议。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对抗官府与忠君忧国在政治倾向上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使宋江对抗官府（“叛贼”）与侯蒙忠君忧国（“忠臣”）之间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意连。如果说“叛贼”与“忠臣”的意连使王偁的历史叙事获得了复杂文学叙事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张力与复调思想价值，并为口传“水浒话语”集反抗官府和忠君护国于宋江一身铺下了想象和虚构的引线，那么口传“水浒话语”本身，则是特殊社会环境中历史意识与现实心理激烈碰撞的创生。换句话说，只有把口传“水浒话语”放在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能深刻揭示其故事框架及反贪官意绪的创生机制。
第一，口传“水浒话语”寄寓着下层民众对官僚阶级和封建官府淤积千载的仇恨心理。自秦以降的二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其说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倒不如说是官僚阶级与平民百姓的矛盾。因为，即使是地主，如果不能为官或攀附于官，在官民对立的政治格局中，也只能划入受压迫、被蹂躏的“民”的一方。根据王亚南的研究，与西欧各国相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持续之久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包容性（宗教、法律、财产、学术、文艺等文化事相都为官僚政治所包容，并作为工具服务于官僚政治这个核心）、贯彻性（官僚政治的支配、贯彻作用造成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生观都拘囚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三大特殊表象（注：请参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3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对上曲意逢迎、对下恃权妄为，是每一级官僚甚至每一个官僚的生活常态。上对下，官对民，在命运、财产、自由和人身权利等一切方面，都具有生杀予夺、任意处置的绝对权力。从纵向看，平民百姓生活在欺凌累加的十八层地狱；从横向看，平民百姓无逃于官僚政治的天罗地网之外，“天下乌鸦一般黑”；从个人遭际看，“官大一级压死人”，“不怕官，就怕管”的现象极为普遍；从历史兴衰看，则被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语说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社会境况教会了下层民众诉诸于一无作为的忍耐求生存，却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官僚阶级乃至封建官府山岳般的仇恨。自秦政开基至北宋末年，这种仇官心理在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积淀了一千多年，又被赵宋王朝皇帝荒淫昏聩、权臣作乱行奸、吏治腐败已极的黑暗现实所大大强化。所以，关于“剧贼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就很能快意于下层民众的积愫和怨心。与此同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和他人审美娱悦的心理需求，讲说的人们又总是借助于虚构和想象，把故事编造得更加合情合理、曲折生动一些。如果说，流言形态的宋江传闻只是说者信其真也希望听者信其真的无意识虚构，那么，作为口传文学的“水浒话语”，就已经演变为以文学审美为心理驱动力的有意识虚构了。可以想见，当他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宋江等“三十六人”如何英勇神武之时，昔日在官吏官府面前那种惊恐畏惧、卑微懦弱的晦气和无奈，定然会一扫而空。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水浒传》为什么会把高俅、张都监、殷天锡、刘高、黄文炳、贺太守等一个个官僚写得那么可恶，以至于令人恨之入骨的解释；也可以得到为什么这些官僚的下场不是被打死、活剐，就是“满门良贱”尽被斩杀的解释；还可以得到为什么那个不问青红皂白轮起板斧乱砍乱杀的李逵总能快意于读者之心的解释。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传》在处理“官逼”与“民反”的关系时，并不是通过控诉“官逼”来号召“民反”，而是通过描述“民反”以更深刻有力地控诉下层民众所遭受的“官逼”之甚。第31回的“血溅鸳鸯楼”与第41回的“割炙黄文炳”，是全书当中场面写得最血腥残酷、因而也是杀得最过瘾解气的两幕。因为这里体现的已经远远不是武松对张都监、宋江对黄文炳的个人私仇，而是体现了受尽欺侮蹂躏的社会下层民众对历朝历代官吏官府淤积了千百年的、充满原始野性的复仇意识与怨毒情绪。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梁山英雄并不具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所热切期待的农民起义的政治革命性。
第二，口传“水浒话语”体现着下层民众集忠臣义士于一身的人格理想。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奉行道德立国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抽象的道德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代替法律，指导行政，而且还是识别好人与坏人，评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圭臬。由此看来，在两宋见于史籍记载的四百三十起之多的武装叛逆、暴民造反与草寇滋事（注：参读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7月版。）当中，下层民众之所以对起事规模极小的宋江青眼相看，以至于成为口传“水浒话语”的引子，不仅仅在于宋江的战斗力极强，素有“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的传闻与威名，还在于王偁的历史叙事中“叛贼”与“忠臣”极为罕见极为偶然的意连，为“水浒话语”之原初胚胎的生命合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因素。一方面，下层民众要借宋江传闻之酒杯浇心中恨官仇官之块垒，除了使用当时在全社会通行的带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代码语言，别无选择。他们基于政治经济生活中官民对立之现实而淤积的恨官仇官情绪，一旦经由文学语言宣泄出来，就转变为基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忠奸对立思维模式的对贪官贼臣的憎恨。忠臣与奸臣，是封建时代下层民众在一切场合表达道德感情所惯常使用的词汇。另一方面，经由封建统治者千余年的思想灌输与熏染，传统生活方式的经验性驯化，使得皇权天授、忠孝节义等观念已经成为下层民众的文化无意识与第二天性。正是仇官情结与忠孝观念在头脑中的同时存在，才使得下层民众对王偁历史叙事中“叛贼”与“忠臣”的意念一拍即合，大为兴奋，并由这种兴奋所激发的艺术虚构创设了“水浒话语”聚义、招安、征腊三大叙事板块。“草寇”宋江既为钦许“忠臣”侯蒙所荐举，也必定是强徒盗匪中的有忠有义之人。既然抽象的封建道德高于法度与行政，那么，身为盗贼草寇的宋江只要被赋予了传统道德上的正当性，他们蔑视法度、对抗官府的“弥天大罪”，也就不再被视为“恶人丑行”，反而被歌为英雄壮举了。“忠”并不是对皇帝真有感情依恋与政治责任，而是满足下层民众对传奇英雄道德人格完美性的心理需要。由此可见，“忠义”的意蕴在民间口传文学阶段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水浒话语”的本体结构，并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剥离的构成因素而存在。“忠义”使起事规模和影响微不足道的“宋江”雄视两千年间无数揭竿而起的反叛英雄，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重要文学地位与丰富文化意蕴。“忠义”使“水浒话语”中的宋江三十六人，在既是创作者又是接受者的下层民众心目中获得了宣泄仇官心理与寄寓道德理想相统一的整合性美学价值；“忠义”使“水浒话语”吸纳了南宋时期北方民间抗金组织“忠义人”的生活素材（注：此处吸收了香港中文大学孙述宇的研究成果，参见孙述宇《〈忠义水浒传〉序》。），经过艺术化处理，使“征辽”成为体现《水浒传》题旨的又一基本叙事板块，并以富豪绅士、文武官员出身的“忠义人”形象充实且代换了“宋江三十六人”的原初构成，而“忠义人”正规作战经历的被融入，也大大改变了宋江一伙作为小股盗匪打家劫舍、流窜取事的原初形象。总之，“忠义”观念使关于宋江的人和事在口传“水浒话语”中越来越远离历史本事之真，越来越走向虚构和想象的文学叙事之幻。
第三，口传“水浒话语”显露着下层民众对锄强扶弱、济难救困的绿林侠客的企盼情结。在较原初的史籍当中，宋江的姓名之前每每冠以“淮南盗”、“山东盗”、“剧贼”、“草寇”等称谓，并不曾有“侠”字出现。受口传“水浒话语”影响的南宋人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对宋江有“识性超卓，有过人者”，“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等称颂之语，元初艺人说话的脚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宋江杀阎婆惜之后曾题诗于壁：“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宋江身上才开始有了些“侠”气。最早明确指称宋江及其党徒“勇悍狂侠”的是元代人陈春的野史笔记《所安遗集补遗》。据此断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一支亦‘盗’亦‘侠’、无意称王的游侠武装”（注：张锦池《“乱世忠义”的颂歌》，《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显然失之草率。但事实却足以表明，下层民众在对口传“水浒话语”中的人和事做艺术想象和虚构过程中，曾受到传统侠文化的浸淫，曾被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的慕侠情结所左右。下层民众在口传文学中把宋江塑造成侠义英雄的美学驱动力首先来自“侠”阶层的特殊社会性。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格局中，侠的活动既具有非官方、非正统性，又游离于一般平民的生活常规之外，是一股笑傲江湖的独立而自由的力量。侠之为侠，固然离不开勇力、胆识、武功，其核心性的因素还在于“义”。唐代李德裕《豪侠论》有“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之说。侠不免有一些为盗打劫的扰民行为，但那种秉天地之正气的追求，却使他们常常无视官府之森严、法度之酷烈、奸邪之贪暴，不吝个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去做一些符合正义、情义、适义（宜）、节义、仗义、仁义之要求的善事或壮举。其“贼心”和“义胆”，都是一般平头百姓不敢望其项背的。因而，“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书评议》），能够带给下层民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其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矛盾的文化心态。宋元时期的下层民众耽于“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吏，陷害天下百姓”，“满朝文武，俱是奸邪”的现实，已经不再有依靠圣明天子、忠臣清官普救天下的传统幻想，统治阶级千百年的道德驯化又使他们对李顺、王则、方腊、钟相等农民起义领袖无君无父、僭号称制的行为深恶痛绝，从而只能把主持世间公平、正义的期望寄托在舍身好义的江湖侠客身上。再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险恶的生活境况。“官”与“匪”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古已有之的两股暴民掠民的为害势力。宋元时期，随着官僚政治的日趋腐朽，随着商品流通的频繁化与居住社区的城镇化，不仅“官”与“匪”为害民众的猖獗程度无以复加，还出现了一种社会新毒瘤——市镇恶霸（《水浒传》中的郑屠、西门庆、没毛大虫牛二，就是对这种“霸”的写照）。对于人之为人尊严和权利的心理期待，成为促使他们把宋江等三十六人塑造成对抗邪恶、趋解民悬的江湖豪侠最根本、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官民对立是反贪官意绪得以生成的现实政治基础，忠奸对立又赋反贪官以传统道德的正义性，那么，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则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虚构中的反贪官提供了主导性的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口传“水浒话语”中的反贪官意绪和聚义、招安、平腊的故事架构，是特定历史境况中的下层民众，以宋江传闻为起点、以王偁的历史叙事为转化契机，在仇官心理、忠义观念及慕侠情结的共同作用下艺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后来的话本杂剧阶段、小说成书阶段，正是对口传“水浒话语”这一诗性内涵的秉承、深化和创造性升华。指出这一点，是本文对《水浒传》反贪官叙事表象与叛、忠、侠诸语境因素之关系所做的学术开掘：其一，揭示“水浒话语”瞬时发生与历时发育相统一的生成机制。“水浒话语”首先是一个以王偁的历史叙事为契机，在社会心理、正统伦理与绿林哲学等因素的激烈碰撞中瞬时合成的文学胚胎，随后又经历了一个由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的历时发育过程。与此密切相关，依次由下层一般民众、话本杂剧作家、小说集撰人组成了一个从主观方面制约着“水浒话语”发生发育的作者系列。其二，揭示“水浒话语”与语境的关系特性。从共时角度看，与“水浒话语”相对应的语境是一个包容了多种文化因素的不可割裂的网络，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脱离开网络整体单独与“水浒话语”发生对应性联系；从历时角度看，语境又是一个不断有新因素融入的发展变化的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同样不能脱离开系统整体对“水浒话语”之发展变化产生绝对唯一的决定性影响。其三，揭示《水浒传》主题的诗性内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水浒传》这类作品的本真主题，并不是某种在全书中居于“核心”或“主导性”地位的思想意义，而是那个隐形于叙事表象背后的、有着特殊诗性内涵的题旨结构。这一题旨结构的诗性内涵，一方面促使参与该叙事话语发生发育的原初基因及语境因素在互渗融合中发生质性变化，在失去各自独立性的意义上，具有了不可还原性；另一方面又使得该叙事话语严格区别于有确切具体指称对象（事件或思想）的实用话语，成为具有无限解释之可能性的诗性话语。作为艺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小说叙事正是由于失去了确切具体的指称性，才作为一种纯粹审美性的话语获得了诗学上的无限可阐释性。这就意味着，先前关于《水浒传》主题的“农民起义说”、“忠义道德说”、“绿林豪侠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等等，尽管都自认为是对小说之确切思想指称的科学客观揭示，实际上只是对《水浒传》题旨结构之无限可阐释性的个别阐释，只是对题旨结构中某一不可还原的构成因素所做的对应性还原，根本没有触及到题旨结构的本体存在。
“替天行道”之诗性隐喻
研究《水浒传》诗性结构，绕不开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尽管某些不辨历史实录和文学叙事之差异的学者把“替天行道”当作北宋末年宋江起义自相“标榜”的“口号”（注：何心《水浒研究》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但实际上，“替天行道”却最早出现于元代水浒杂剧当中。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元代水浒杂剧是“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一个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阶段。
首先，元杂剧使“水浒话语”获得了独立的文化地位，自成一个系统。前此形诸文字的“水浒话语”《宋江三十六人赞》只是野闻杂识笔记《癸辛杂识（续集）》收录的诸多笔记中的一种，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以生活淫逸腐败的宋徽宗为叙事主人公，叙及“梁山泊聚义本末”的部分只占很小的篇幅。元代水浒杂剧却成为一种具有空前规模和独立地位的文学现象。水浒杂剧虽然是不同的作家各自独立的个人创作，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地域中心“梁山泊”，共同的人物中心“宋江”，共同的精神旗帜“替天行道”，展开各自创造性的艺术想象，从而使水浒杂剧成为一个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着的作品系统。
其次，元杂剧使“水浒话语”的题旨结构趋于圆成。就故事梗概而论，《大宋宣和遗事》宋江是怒杀阎婆惜、题诗于壁，主动投奔“梁山泊”晁盖而“落草”，“行忠义，灭奸邪”仅仅是天书预言。到了水浒杂剧中，宋江则是“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被“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梁山过”被晁盖救上山。这样，《大宋宣和遗事》“广行忠义”的天书预言就内化到宋江失误获罪、被动落草的经历与行为之中，使反叛与忠义的矛盾对立在宋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联系水浒杂剧诛恶除奸、主持公道正义的基本内容，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江的经历及性格在“水浒话语”发育过程中由“主动落草，被动招安”到“被动落草，主动招安”的变易过程和“水浒话语”之反贪官叙事表象的一贯性。
再次，元杂剧对“水浒话语”历时发育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还在于提炼出了作为“水浒话语”之灵魂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现存6种元代水浒杂剧，《燕青博鱼》的收煞语只是一般性地表白“俺三十六员耀罡星，一个个正直公平”，其余5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替天行道”。《李逵负荆》第一折和《争报恩》“楔子”分别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一作救生民）”等语；另三种杂剧宋江的“收煞”唱词当中则分别有“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双献头》），“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英雄”（《还牢末》），“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妻团圆”（《黄花峪》）等语。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杂剧，则围绕维护梁山“替天行道”的精神旗帜采用“误会法”构思了李逵与宋江之间的戏剧冲突。
元代水浒杂剧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的一个特定阶段，其核心性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的萌生，不仅受“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之传承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宋元时期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
第一，“替天行道”是以宋元时期“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为前提条件的理念存在。北宋统治者偃武修文、虚外守内的既定国策使得宋朝成为一个官僚集团恶性膨胀、边庭战事屡受屈辱的积贫积弱的王朝。从徽宗君臣的昏聩荒淫，到赵构、秦桧的苟且偏安，下层民众对赵宋皇帝远离天德、天道的行径积淀了太多的失望与绝望。当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人间便是好世界”广泛流传之时，当北方“忠义”奋勇抗金、名将岳飞惨遭朝廷杀害之时，“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成为下层民众流传宋江奇闻、虚构“水浒话语”一股巨大的现实推动力。但“替天行道”这一思想理念的创生，注定是在由宋元之后才具备条件。这是因为，元代统治集团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把身为亡国奴的汉族民众推入了“天道不行”、“有天无日”的痛苦境地，也就使得秉承儒家正统观念的汉族下层民众在思想上把元代皇帝排除在体现天德、天道、天理的真龙天子之外，古已有之的官民对立在本朝达到一种空前尖锐的程度，官方意识形态对下层民众的禁锢也空前地松弛和缺乏震慑力，从而为“替天行道”的萌生准备了适宜其发育成长的气候条件。
第二，“替天行道”是从宋元理学思潮的母体中孕育、衍化出来的。宋代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回答“性与天道”这一传统问题，不仅抽象出最高精神实体“理”，建构了“天理”本体论哲学，而且通过把天子与天理（即天道）相剥离，使得自天子至平民都只能作为天理覆盖下的一种偶然性的个人存在。也就是说，“存天理，灭人欲”是贵为天子的皇帝和社会普通民众所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这无异于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人格独立提供了哲学依据。与汉儒专事训诂注疏的经学不同，二程、朱熹以己意解经、发掘义理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其理学注重“自家体贴”、精思决疑的学术风格，也使主体自我在解经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遇的突出和强调。南宋陆九渊以批判朱熹的姿态出现，开创了“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的心学流派，其“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语录”）的人生观，其“不倚师友载籍”，“六经皆我注脚”的方法论，则使下层民众在摆脱儒学经典之精神羁绊的同时，获得了对天理、天道师心自用的解释权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行动权。另一方面，宋元理学主流派的思想家们都有着清晰而强烈的用传统的伦理纲常约束禁锢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的政治意图，这就使得下层民众自主性的人生思考又不能不向反理学阵营或理学内部非主流派的思想家寻求思想的启迪与借鉴。从王安石的“可革则革”，“顺人之性”，到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从朱震的“顺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汉上易传·大畜卦六五》），到黄震“人之所常行者皆道”（《黄氏日抄》卷九十五），“以行道救世为心”（《黄氏日抄》卷二）的思想，都为“替天行道”在元代的生成提供了观念和方法上的滋养与哲学立场上的支持。
第三，“替天行道”还是宋元时代下层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艺术折射。有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经济向人文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到遍及全国的都会、城镇、市井生活的繁荣，从行商坐贾的贸易往来，到勾栏瓦舍的书会杂剧，从升官发财之竞奔，到宴饮狎妓之消遣，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下层民众追求奢侈享乐生活的物欲，也引发了市井社会对人生意义的普遍关注与思索。与此同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基本构成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宋代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开放弃为官，聚徒讲学之风，与下层民众有了更多的思想联系。入元以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入仕无门，科举路断，其社会地位仅仅略高于乞丐而低于娼妓，这就打破了文人儒士充任统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梦想，迫使他们或闲适自遣、诗酒为乐，或自觉融入梨园书会之中从事商业性的创作演出，成为社会下层民众感受时代冷暖、宣泄郁闷忧愤最敏感的神经末稍和思维器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替天行道”的提出标志着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下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他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家。
必须指出，元代前期水浒杂剧中的“替天行道”，不同于元末明初由施耐庵集撰的《忠义水浒传》（注：关于《水浒传》的著者问题，学术界多有歧见，笔者取“施耐庵著”说，请参读拙文《〈水浒传〉祖本问题补说》，《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中的“替天行道”。前者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单面性的政治理念，其价值存在仅仅限于寄寓下层民众追求公道、正义、人道的社会政治理想，赋梁山好汉杀人放火、诛恶锄奸等反正统秩序之举动以道德上的正当性与神圣性。后者作为“水浒话语”最终完成形态之内在灵魂的集中体现，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有着丰富独特意蕴与深远历史影响的民间哲学形态。纵观“水浒话语”的历时发育，如果说《大宋宣和遗事》的梁山泊聚义本末在下层民众心目中主要是一个满足其审美猎异心理的侠盗传奇故事，那么元代水浒杂剧的主导倾向则是基于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极度憎恶，虚构了一个反叛性的政治理想国，这就决定了水浒杂剧缺乏深度叙事意识、以图抒泄现实郁愤的内质特点。由此而论，“替天行道”所蕴含的思想新质不可能骤然擢拔于元代水浒杂剧的显性层面。只有到了《水浒传》当中，“替天行道”潜在的哲学因子才发展深化为显在的民间哲学形态。这首先取决于《水浒传》作为史诗性的巨型叙事话语所具有的涵容性。从禁苑大内、州府县衙、地主庄园、佛寺道观，到妓馆酒楼、勾栏市井、荒村野店、绿林山寨，从地域空间的极为广阔，到各色人等的并列杂陈，《水浒传》堪称是宋元社会世态万象的全景式扫描；从官民对立、忠奸对立、侠邪对立之暗隐统绪，到儒、道、佛三教共存互动之显性景观，从伦理纲常之抽象说教，到饮食男女之生存欲求，《水浒传》又是对总体历史文化思潮的艺术透视。进一步而论，《水浒传》这种包孕深广的涵容性是建立在高度浓缩的融合性之上的（或者说，在涵容性与融合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水浒传》对人物事件充满历史深度、文化深度及人性深度的叙述描写，把前此“水浒话语”当中一直并列存在的反叛、忠义、行侠三种思想色素高度浓缩、融汇化合为以“替天行道”为象征符号的整一性的题旨结构；《水浒传》以“替天行道”为构思端绪来统摄对各类人物的形象塑造，从台阁重臣、州县政要、文官武将、吏员狱卒到世族乡绅、娼优商贾、和尚道士、盗贼草寇，都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对“替天行道”态度的“很赞成、比较赞成、中性、不大赞成、很不赞成”之一元性链条和“赞成—反对”之两极性趋势组合排列，足见“替天行道”是《水浒传》本文情节安排统“多”为“一”的内在神髓；《水浒传》还把儒家“忠孝仁义、保境安民”思想、道家“功遂身退，贵生远祸”思想及佛教“佛性常保，修得正果”思想融汇化合到“替天行道”的理念之中，赋“替天行道”以更加浑厚深远的思想文化史背景。《水浒传》这种融合性不仅是“替天行道”高度浓缩前提下包罗万象的保证，即透过“替天行道”可以触摸到每一种促使“水浒话语”历时生成的语境因素的存在，更重要的还在于“替天行道”的意蕴能够在超越有限前提下趋于无限的人类生存空间，亦即《水浒传》诗性结构不仅大于语境因素之和，而且蕴含着趋向于人类未来新的美学生活建构的无限生成性。
《水浒传》所精心构筑的虽然是一个奇异罕见、危言耸听的侠盗聚散故事，但在生活意识层面上，却是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下层民众基于常态生活的愿望、理想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的表达。从小说可以看出，贪官这一封建专制政体的毒瘤之恶性膨胀导致了朝政奸邪污滥当道、德才贤能者不得仕进，导致了社会恶霸暴虐无度、黎民人身财产安全一无保障，只有宋江这类既敢于打击破坏官方腐败的政治统治秩序、又具有公正坦荡、忠孝仁义之人格境界的侠盗，才能倚仗超人的武功、勇力及胆识，扶危济困，保国安民，从而使天道借助人为的力量得以替行。《水浒传》还深入刻画108将的身世、命运、性格及心态，用以展示“替天行道”之人不仅勇于承担维护公道恪守人伦的社会责任和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道德义务，而且还拥有追求个人幸福享乐、抗拒不公正命运侵侮以及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等项权利。既然“圣明天子”可以私造妓馆寻欢作乐，广罗民间花石珍木，蔡京、童贯、高俅以下大小官僚极尽搜刮，聚敛不义之财，“替天行道”的好汉当然有权冲决“灭欲”、“守节”的道学思想禁锢，坦荡磊落地追求物质享受与人生快乐。无论是众好汉“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的物质享受，还是鲁达、武松、李逵、阮小七等不受拘戒、自便快活的性格心态，都体现了对幸福自由的追求。既然高俅、张都监、阎婆惜、黄文炳、殷天锡、毛太公等邪恶势力的勒逼加害无所不用其极，那些披肝沥胆的英雄就不能株守“安于义命”（程颐《伊川易传》“未济”）的奴才哲学而坐以待毙。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大闹飞云浦，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攻打高唐州等，都是向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与挑战。既然108将一个个或德或才或文或武秉天地造化各有“一身本事”，就理应抛开“谦柔以下”，“遁世无闷”（程颐《伊川易传》）的庸人自牧心理，刚险奋进，拼搏呈显，才“不枉了为人一世”。从史进寻师“也要那里讨个出身”（第3回），到三阮高叫“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第15回），从杨志等对“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第12回）的期待，到孔亮对梁山好汉“做下这等大事业”（第58回）的艳羡心仪，所体现的都是对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强烈渴望。至此，可以说一个体现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的主体意识日趋觉醒的民间哲学形态已经呼之欲出了。“替天行道”既秉承了中国官方哲学传统的道德精神，又合成于宋元理学之道德规范与下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严重错位之处，其最深刻独特的思想内涵在于，使社会下层民众在固守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前提下，第一次从哲学上获得了反抗不公正命运、追求幸福自由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权利，寄予着社会下层民众遵奉传统道德与满足个人物欲相统一、维护社会公道与实现自我价值相统一的生活理想。随着《水浒传》在明代中叶的被竞相刻印与广泛传播，“替天行道”的这一思想内涵不仅对市民社会兴起的关注人的幸福自由、人的存在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与文化氛围当中置于前景的主导性因素对整个明清思想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开启先导作用。长期以来，对“替天行道”之独特思想意蕴与深远历史影响缺乏必要的学术关注与理论发掘，不能不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一个令人遗憾的盲点。
“替天行道”丰富的哲学文化意蕴，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在《水浒传》题旨结构中的独特诗性功能。任何正统性的官方哲学命题都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来支撑，都与统治阶级的现实政治利益相联系，因此，尽管在理论哲学层面上，它们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开启民智、解放思想之历史意义，但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他们却有着确定唯一的阶级意识内容，并且是统治阶级对社会民众进行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替天行道”作为文学性的民间哲学形态，则是靠《水浒传》这一史诗性的叙事话语揭示其思想意蕴并支撑其文化存在。由于“替天行道”的本文价值生成于《水浒传》反叛、忠义、行侠三种基本语境因素的合一之处，它就天然地成为了《水浒传》本文叙事策略中的关键性、核心性因素，并对《水浒传》的文化美学意蕴发挥着最为深刻独特的诗学功能。“替天行道”连接了小说本文在阶级意识层面上的不完整性和相互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精神线索把个人行侠、会合聚义、接受招安、平辽征腊等几大板块，贯穿聚合为整一性的叙事结构和反贪官的叙事表象，并为仇官反叛情绪、正统忠义道德、落魄士人心态、豪侠刚险欲结、市井福乐渴念等这样一些互不联结、甚至相互排斥或否定的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共同存在于其中的诗性话语空间。“替天行道”作为《水浒传》中梁山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把有着不同身世、经历、境遇、才具及人生追求的108将凝聚在一起，并在充当梁山全伙道德人格身份证的同时，文学性地虚拟了等级制度的消解与思想世界的狂欢。“替天行道”还是神化宋江的象征符号，在梁山集团内部，《水浒传》要塑造一个“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第68回）而居108人之尊的宋江，就要假借天意天道的神秘性在宋江与众弟兄之间造成一种“质”的区别，恰恰是“替天行道”在本文深层叙事策略中的道具作用，才使得宋江与众弟兄的关系和佛教中佛陀与众生的关系以及原始文化中祭司与众人的关系有了某些相似之处。在梁山集团外部，《水浒传》又是靠了“得道”之人宋江和“替天行道”旗帜的存在，才使得108将区别于古往今来一切恣意妄为、肆虐为害的绿林强贼，并在文学叙事层面上成为奇冠古今、生民未有的忠侠义盗。总之，是“替天行道”在《水浒传》本文中的诗性功能造就了《水浒传》题旨结构的独特唯一性，进而造就了《水浒传》本文这个独特唯一的艺术世界。反之，又是《水浒传》本文世界的独特唯一性以及题旨结构的独特唯一性，使“替天行道”获得了远比任何官方哲学命题都更为重要和丰富的内涵，这正是哲学理性之思想价值与文学审美之思想价值的根本区别所在。由此而论，“替天行道”在《水浒传》本文中的存在有三个层面：在阶级意识层面上，“替天行道”是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在时代精神层面上，“替天行道”作为一种民间哲学形态，有着社会思想潮流与总体时代精神的统合性，由此奠定了《水浒传》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上一种文学话语的思想文化史价值。在文学功能层面上，“替天行道”则使《水浒传》成为哲学意蕴的丰富深邃性与美学内质的新颖独创性互为因果的共生体，从而以其巨大的思想情感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往探险览胜。
结语
通过解读《水浒传》之诗性结构，提出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这一理论范畴，除了可以把关于《水浒传》主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揭示其最为深刻独特的文化美学特征之外，更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借此突破现行文学理论体系当中关于文学作品主题的既定成说，揭示小说叙事之为小说叙事的文化生成机制与美学价值特征。与此同时，这一研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可用于对人类文学宝库当中一切堪称艺术的经典巨型文学叙事进行综合读解的新方法，即文化美学的批评方法。
从另一方面说，解读《水浒传》之诗性结构，是一项有多方面重大学术意义的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开端，笔者有志于和海内外《水浒传》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一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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