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赫鲁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印度共和国的缔造者、国大党著名领袖尼赫鲁是战后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不结盟思想在世界现代史上形成得最早。早在1946年9月7日，他就明确地说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避开互相敌视的大国政治集团”；“结盟反对他人”只能“把世界引向战争”。[1]（P.3）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1949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时主张：不要用与集团结盟的手段，而要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来追求和平。到了60年代又认为，“不结盟”已变成对与一切国家友好，不介入军事条约的政策所作的总结性论述。[2]（P.455）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印度人民对外要求独立自主和向往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则于1982年初步形成。1982年9月1日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以后，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亦不断地丰富与发展。1984年5月29日，他进一步说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P.57）1986年6月18日又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3]（P.162）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表达了新时期中国人民对外争取世界和平与追求独立自主的美好心愿。如果将战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与新时期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作些比较，则可以发现两者具有许多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当代发展中国家不结盟外交理论与政策的一般特征。他们的相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尼赫鲁和邓小平都主张不同世界上任何大国集团结盟
尼赫鲁鉴于独立后印度的发展迫切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同时为便于印度在战后国际舞台上能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主张印度不同任何大国集团结盟。1955年11月30日，尼赫鲁在欢迎苏联领导人访印时说道：“我经常说我们不打算加入任何阵营或联盟，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他所倡导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既指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也指避开互相敌视的大国政治集团。“对美国要十分友好，期望从它那里得到许多领域的帮助，尤其是技术帮助”，同时“要充分同情苏联，它给世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总之，既“不能与美国对抗”，也“不能与苏联对抗”。[4]（pp.29～30）尼赫鲁的这些主张，便于独立后的印度能得到国际上多方面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亦有助于缓和战后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邓小平鉴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使中国不卷入美苏冷战之中，避免加剧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为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亦明确主张中国要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参加世界上任何大国集团。1986年6月18日对此说道：“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3]（P.162）
（二）尼赫鲁和邓小平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尼赫鲁认为，独立后世界各国对印度均保持友好态度，所以印度要在友好的基础上去对待整个世界，亦即主张印度要同世界各国密切合作，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总结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认为，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此基础上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指出：“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3]（P.353）1990年7月11日又指出：“惟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3]（P.361）邓小平主张同世界一切国家都友好来往，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促进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三）尼赫鲁和邓小平都主张要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
尼赫鲁鉴于印度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境遇，因而对这些国家和民族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有着充分的了解和尊重，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1946年9月7日，尼赫鲁在阐述印度不结盟政策时就指出：印度“特别关注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的解放，关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承认所有种族平等的机会”。1961年6月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人还共同发表声明，“尊重各国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消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5]（P.18）尼赫鲁的这些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求民族独立、对外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
邓小平亦主张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早在1978年10月11日他就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支持他们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6]（P.139）1989年3月23日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3]（P.289）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有助于树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庄严形象，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四）尼赫鲁和邓小平都认为不结盟并不是“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地能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现实政策
尼赫鲁认为印度的不结盟并不是“中立”，而是一种积极能动的政策。1949年他在美国国会讲话时说道：“一旦自由和正义受到威胁，或者发生侵略，我们不能也不会采取中立。”[7]（P.16）1955年初，他和铁托发表“联合公报”，又声称他们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的同义语，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5]（P.1）正因为不结盟并非“中立”，相反能积极有效地为印度的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尼赫鲁十分推崇这种政策。
邓小平亦认为中国的不结盟并非“中立”，而是一种独立、积极和现实性的政策，既能为维护世界和平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亦能充分地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他多次指出：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最有利于世界和平”。1989年10月31日特别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3]（P.330）邓小平主张要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来独立自主地、现实地处理对外关系，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亦有助于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
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之所以具有许多相同点，主要是因为：
1、战后印度和新时期中国的国情具有许多类似之点。印度曾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民族资本始终不能充分发展，社会经济贫穷落后，独立后自然面临着建设与发展、实现工业化等现实问题，因而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各方面的援助。而新时期中国虽然各方面比以前都有所发展，但依然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政治力量仍不够强大，仍然面临着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同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各方面的援助。所以，尼赫鲁和邓小平都主张不同任何大国集团站在一起，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密切合作，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尼赫鲁和邓小平的自身情况亦有些近似。作为亚洲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具有振兴印度的伟大抱负，主张要将印度建成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外交主动的现代化强国；尼赫鲁又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一切服从实用和国家需要，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注意从印度经济不发达的现状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力图避开冷战。而邓小平亦具有振兴中华的伟大抱负，主张将中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还以务实著称，在考虑外交政策时亦注意从中国落后的现状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主张中国摆脱东西方冷战，成为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尼赫鲁和邓小平的这些近似之处有助于他们都主张实行不结盟政策，使他们的不结盟思想出现许多相同点。
二
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自然亦存在一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既体现了他们不结盟思想的各自特性和差异性，又反映了独立后印度和新时期中国不结盟外交和对外政策的各自特色和特殊性。他们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尼赫鲁首先要考虑印度的利益，其次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邓小平既考虑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的利益
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其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所以，他认为，“考虑任何问题首先得从印度的利益着眼，其次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8]（P.54）在尼赫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独立后印度政府认为只有继承英国在喜马拉雅山诸较小国家和地区的特权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而无需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正因此，独立后印度不时出现对邻国和小国的某些偏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行。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尼赫鲁不结盟思想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则主张，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要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邓小平虽然亦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但主张既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3]（P.330）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邓小平不结盟思想的公正性。
（二）尼赫鲁主张在国际上要独树一帜，发展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邓小平则主张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
早在印度独立前，尼赫鲁明确主张印度将来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9]（P.57）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为印度制定了不结盟政策，其动机之一就是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发展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与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并立，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正因此，1947年尼赫鲁倡导召开了亚洲关系会议，1948年在国大党年会上提出趁中国忙于内战之际“建立一个由印度作为神经中枢的亚洲联邦”。50年代以后，尼赫鲁上述思想并未减弱，他以“不结盟领袖”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身份不断周旋于世界舞台，力图确立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袖角色。
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不结盟政策，其意图则并非要在国际上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三势力，更反对当第三世界的头。他多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3]（P.363）邓小平主张中国不当第三世界的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正确地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特色。
（三）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明显地带有亲西方的倾向；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则主张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曾明确指出：“当我说我们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时，它显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不能比另一些国家的关系紧密一些。”[10]（P.257）战后初期，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印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上都要通过英国来进行。所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自然应该与西方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他对此说道：“如果我们完全脱离英联邦，那么那时我们就完全孤立了。”[11]（P.349）事实上，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与英国的联系是最密切的，其对外政策明显地带有倾向英国的烙印。
邓小平则主张，中国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他多次指出：中国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但“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3]（P.56）“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亦体现了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特色。
总之，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亦存在一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说明他们的不结盟思想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亦表明独立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和新时期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各有其特色。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之所以具有一些不同点，主要是因为：
第一，尼赫鲁和邓小平所代表的阶级属性并不相同。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首先要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亦即维护印度统治阶级的狭隘的民族利益。所以，他认为，“考虑任何问题首先得从印度的利益着眼，其次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亦正因为他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极力鼓吹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所以，主张印度在国际上要独树一帜，发展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担当第三世界领袖。而邓小平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主张，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要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既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亦正因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邓小平并没有中国在国际上要独树一帜，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三势力这样的思想，更反对中国当第三世界的头。
第二，独立后的印度和新时期的中国在国情上还是有些不同。独立后初期，印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上通过英国来进行，印度国防亦由英国控制。在印度的军队中，英国人还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因此，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明显地带有亲西方尤其是亲英国的倾向。而新时期中国自然不存在这些情况，同时因为国力不够，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邓小平并没有中国在国际上要独树一帜、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三势力这样的思想，更反对中国当第三世界的头，只能主张中国要“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以上将战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与新时期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简单地作了一些比较，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两人的不结盟思想既具有许多相同点，亦存在一些不同点。由于尼赫鲁和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存在许多相同点，同时，新时期邓小平多次提到了尼赫鲁，如1982年10月22日在谈到“国际关系准则”时就提到尼赫鲁，并指出：“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3]（P.19）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说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3]（P.283）因此，尼赫鲁当年的不结盟思想对新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当有一定的影响，成为邓小平不结盟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自然，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极大地超越了战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不仅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不结盟外交理论的特色，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新世纪初对中国如何开展外交活动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