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杨向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7） 01—0094—04
杨向奎（1910—2000），著名历史学家。早在1935年前后，他就和自己的老师顾颉刚合撰10万字左右的《三皇考》，深受顾颉刚的器重。建国后，参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写作的过程中，受到侯外庐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研究方法的启迪，对其日后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并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认为清初学者最初即有反理学的传统，而后来的考据学者不谈政治，不反对理学，只谈考据，以方法为目的，致使清初以来的考据遂失去其思想内容而偏枯。1979年又发表了长达5万字的《清代的今文经学》。七十多岁后，更是老当益壮，撰写了总计350万字左右的八卷本《清儒学案新编》，对清代二百多年的显学——乾嘉学派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梁启超把汉学的兴起比做欧洲文艺复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乾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天是不能低估的，因为他们所发掘的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为现代中国文明开辟了先路。
一、十年一剑：《清儒学案新编》的编撰
有关清朝学者的学案，早在清中叶就有唐鉴（1778—1861）《清学案小识》，该书由五大学案组成，即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学案，意在表彰程朱道学，全书共15卷，著录256人。民国时期，由徐世昌（1855—1939）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共208卷，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黄宗羲、陆世仪，下到清末民初王先谦、柯劭忞，著录1169人。对这两部学案，后来学者多表不满，如钱穆（1895—1990）认为唐鉴《清学案小识》一书陋狭，缺于闳通，而徐世昌《清儒学案》一书泛滥，短于裁别。于是钱穆在抗战时期，受当时国民政府之命，在成都郊外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撰写了一部新的《清儒学案》，以清代理学为中心，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分四编，从《夏峰学案》到《东甫学案》，共六十四学案，可惜抗战胜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国立编译馆运往南京，中途坠落江中。全书仅存《序目》一篇，由于没有底稿，钱穆再也没写成此书，直到晚年，还深以为憾。张舜徽（1911—1992）在《清人笔记条辨》一书中也对这两部书发表评论，认为唐鉴《清学案小识》一书识见甚卑，门庭甚偏，而徐世昌《清儒学案》一书卷帙过丰，别择未谨。
杨向奎同样也对徐世昌《清儒学案》一书很不满意，认为该书的传记部分，不能起学术思想史的作用；其选资料也不典型，不能起学术思想史料的作用。因此杨向奎发愤著《清儒学案新编》一书，希望该书成为具有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料选辑的双重作用，由此可窥见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及流派。在案主评传部分，着重于学术思想内容的分析，在学术思想史料选辑部分，则旨在反映案主之学术思想风貌。本书选取的都是足以反映当时学术特点的学者，大体人自一案，师承、家学、交游等随案记述，不另立门户。但杨向奎对徐世昌《清儒学案》也不是全盘否定，认为有了自己的新学案后，旧学案也不应当废。因为旧学案收入的人数很多，有一千一百多人，而新学案最多收入二百人；此外旧学案选辑了很多资料，虽然对有些人只写了几笔，但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杨向奎对自己所撰《清儒学案新编》，充满自信，并极富使命感，他说：“我撰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对清代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作一番总结。我认为我应该写成这部著作。不然的话，以后这套学问就恐怕没有人去做了。”[1] 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杨向奎为撰写《清儒学案新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前后用了十年时间，“我做完这件事，大约要十年时间。我已经过了七十三岁，快七十四岁了，大约要到八十四岁才能完成改编《清儒学案》的工作。”[2] 真可谓十年一剑。《清儒学案新编》（共八卷）由齐鲁书社出版，此书出版历时十年，总计350万字左右，1985年开始出版第一卷，1988年出版第二卷，1994年出版第三至八卷。
《清儒学案新编》1—3卷主要写清初百家争鸣时期的学者。第1卷首先是《清儒学案新编》缘起及叙例，然后是孙奇逢，汤斌，傅山，黄宗羲，万斯同，毛奇龄，李颙，颜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学案。第2卷是陈确，谢文洊，费密，唐甄，刁包，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张尔岐，吕留良，戴名世，顾祖禹，胡渭，阎若璩，徐乾学，魏祥、魏禧、魏礼等人学案。第3卷是马骕，方苞，顾栋高，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曹鋡、曹寅、曹霑，施闰章，臧琳，李因笃，彭定求、彭绍生，李绂等人学案。杨向奎赞扬清初学者治学的博大精神，认为当时出现了很多具有开眼界、大心胸的英雄气概学者，如南方的黄宗羲，广泛涉及于史学、经学、天文、历算、音律等学，著述宏富，范围广阔；顾炎武研究经学是为了经世，开乾嘉学派之先声；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传统，在理气、道器等容易导入歧途的哲学问题上，捍卫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并且有所发展。北方的孙奇逢气魄豪迈，卓然自立，其务实作风影响到后来的颜元、费密；傅山卓然成家，并且为妓女作传，为畸人传奇，冲击了几千年束缚人们的礼法；颜元强调实践，反对静坐读书，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理学之残余。西方的李颙、费密、唐甄亦各抒己见，开辟未来。所以清初学者治学气象万千，各有成就，他们都具有学究天人，自立门户的特点，因此可比先秦诸子，形成了清初百家争鸣的局面。其实杨向奎本人治学亦具有博大的气概，他既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还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诚如何龄修在《风范长存——悼念杨向奎先生》一文中所评价杨向奎学风特点是“开阔爽朗，喜欢研究大问题，研究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统观全局进行分析。这种特点在他的著作中突出表现出来。他治学跨文、理两科，以史学为主，兼探索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奥秘，都有著作问世，在当代学者中仅见，令许多人为之瞠目。”[3]
杨向奎最初在《清儒学案新编·叙例》中拟作横向叙述，以时为纲，分作四代，但在写作过程中却改变这种写作方法。如果说前三卷是横向叙述清初学术，那么后五卷则是采取纵深的形式写纵贯清代二百多年的显学——乾嘉学派。这种写法，脉络分明，更有利于理解学术思想的发展。而现在一些评论杨向奎的文章，却仍然说《清儒学案新编》“分列：清初诸儒；乾嘉诸儒；道咸诸儒；晚清诸儒”[4]，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看到杨向奎在写作过程中前后体例的变化。
《清儒学案新编》第4卷写清代乾嘉以来的今文经学，即常州学派，包括庄存与（附：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孔广森，凌曙、陈立，龚自珍（附：戴望），魏源，皮锡瑞，廖平，康有为（附：谭嗣同）等人学案以及附录“受今文经学影响的‘《古史辨》派’”。第5卷写清代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包括江永（附：胡匡衷），程瑶田，戴震，段玉裁（附：江有诰），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金榜、金鹗，俞樾，孙诒让等人学案。第6卷写清代乾嘉以来的古文经学，包括邵晋涵、郝懿行（附：牟庭、王照圆），洪亮吉，孙星衍（附：江声），焦循，陈奂，胡培翚，刘宝楠（附：刘恭冕），刘文淇（附：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章炳麟等人学案。第7卷写清代乾嘉以来经学上不今不古之学，包括朱筠、朱珪，桂馥，崔述，汪中，张惠言，俞正燮，王闿运，蔡元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学案。第8卷写清代乾嘉以来的史学，包括王鸿绪（附：谷应泰、张廷玉），全祖望，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江藩，徐继畲，夏燮，夏曾佑，孟森，梁启超等人学案以及《清儒学案新编》跋。后五卷每卷最后一人学案都寓有深意，合起来可以说是晚清学术界五大家。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结束之大师，在政治上倡导变法维新；孙诒让是清代朴学考据之殿军，被章炳麟誉为“三百年绝等双者”，在政治上主张通经致用；章炳麟是清代古文经学结束之大师，在政治上倡导民主革命；王国维经学上不今不古，学术事业上是开辟未来新道路的大师，在政治上守旧保皇；梁启超是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大师，“新史学”理论的开创者，在政治上追随乃师倡导变法维新。
《清儒学案新编》也是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杨向奎先后邀请五位和自己思想路数相近的专家参与编撰。如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撰写胡渭，阎若璩等人学案；古籍整理专家王树民撰写戴名世，顾祖禹，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江藩等人学案；学术史专家陈祖武撰写顾炎武学案；思想史专家冒怀辛撰写方以智，施闰章，臧琳，李因笃，彭定求、彭绍生，李绂，朱筠、朱珪等人学案；史学史专家陈其泰撰写全祖望，章学诚，徐继畲，夏燮，夏曾佑等人学案。因此，《清儒学案新编》是杨向奎与五位专家联手十年一剑，奉献给学术界的传世之作。
二、双峰对峙：朴学派之考据与常州派之经学
杨向奎认为，清初以后，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风，经阎若璩、胡渭的发展，到乾隆朝而大盛，即考据之学，治学宗旨是反对宋学而提倡汉学，于是朴学兴而理学衰，乾嘉学派成为正统。与之并起的常州学派之经学，在清末与新潮结合而掀起启蒙运动。这两派，如双峰对峙、泾渭分流，至清末不衰。
杨向奎重点评价了清代乾嘉朴学派三大家戴震、王念孙、孙诒让的学术成就。认为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以分为皖派、吴派及扬州三派，“皖自江永开其端，程瑶田、戴震、金榜，光大门楣，而戴东原实为乾嘉学派之泰斗，由皖而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遂使朴学达到顶峰，阮元、焦循、汪中、刘文淇、刘宝楠等皆为后劲，遂使扬州学派，成为朴学传统，而吴中实非敌也。惠氏治易，但无新义，惠士奇《礼说》出色当行，但无传人。金坛段玉裁治《说文》有大名，但为学专断，论德论才都不如高邮王氏，东原而后论朴学，当宗高邮。东原朴学固属超流，但其意在夺朱子之席，在思想界占权威地位，阮元之《性命古训》亦有出色内容，非一般朴学所能理解，故论清代学术，当以皖扬为大宗中之大宗。”[5] 戴震继承前辈惠栋、江永朴学而兼及理学，并且都有所发扬光大，是朴学吴皖两派之集大成者。戴震汉宋兼及，强调以考核为通达义理的手段，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而汉学末流以考核为目的，戴震最有成就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莫不如此。他们不理解戴震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们在小学训诂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可以说是乾嘉汉学的顶峰，但也使乾嘉学派逐渐失去思想内容而走向一个偏枯的学派。因此杨向奎赞扬戴震是近二百年来中国以及国际上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东原（戴震）虽然批判程朱理学，但发挥了大程与横渠的学说，实在是近二百年来新理学大师，以其提倡六经，尊奉孔孟，我们可以称之曰新儒学大师。”[6] 王念孙是继戴震后，清代汉学家中正统派传人，他继承并发扬了顾炎武等人通过古音以求经之本义的治学基本信念。在治学方法上，王念孙有不同于过去的新内容，“方法缜密而逻辑性强，更为突出的现象是：王氏父子的文法观念强。我们过去缺少这种观念。戴东原治哲学喜用文义分析的方法，以了解经典中的本义，开清人文法学的先河。段玉裁也注意了这种方法，王氏父子于此更有较大发展。”[7] 以王念孙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治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他们终生以“学”为业，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考据学派的本色，清代汉学值得赞扬处在此。孙诒让，清代朴学考据之殿军，是经学大师，但不是学究，他关心国家大事，是一位爱国者。对于此三位学者，杨向奎认为：“清代朴学三大家，戴东原以朴学名，而长于说理，为哲学家；王念孙以小学名，为训诂师；孙诒让以注疏名，其《周礼正义》及《墨子间诂》，盖前无古人者。”[8] 杨向奎虽然客观肯定了清代朴学家的学术成就，但认为他们如果和清初诸大家相比，则未免相形见绌。杨向奎把清代学者的学术造诣分成三类：一类为思想大家，“清初诸大家，南方王、黄、顾，北方颜、李及傅山，学究天人，自立门户，可比于先秦诸子，是为思想大家。”一类为专科大师，“若戴东原，若王念孙，若段玉裁，若孙诒让，各有专精而造其顶峰，是为专科大师。”一类为章句儒，“若江永，若程瑶田，若金榜，及俞曲园，都能寻章摘句，有所发挥，而成一家言，是为章句儒。”[9] 从中可以看出杨向奎对清初南北诸大家百家争鸣之学的肯定，也反映了杨向奎追求一种有思想性学术研究的理念。
如果说清代乾嘉朴学有三大家，那么清代今文经学，即常州派之经学，亦有三大家，庄存与、刘逢禄、康有为。杨向奎论述了理学、朴学、今文经学三者之间正、反、合的递变关系，认为理学有流弊，朴学反对理学有积极意义，但就其哲学而言，朴学不足以敌理学，因为“就哲学思潮的发展言，理学是一个高峰，他们之中的大程一派的宇宙观是可取的，赞美我们的宇宙，爱护我们的宇宙，是人类永远的课题。用考据代替理学，亦‘由真返俗’之一环，他日‘返俗成真’，代替考据者，有晚清之今文经学。”[10] 今文经学代替考据，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因为清初顾炎武提倡通经致用，虽然从音韵小学入手，目的是下学而上达，由致知以平天下。但清代乾嘉朴学止于下学并不能上达，考据精良但不通义理，“幸有常州学派兴，发挥《公羊》三世义而张‘大一统’说，以致有康有为之维新变法。[11] 清代的今文经学根据其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刘逢禄、孔广森为第一阶段，是为发现何休《公羊解诂》时期；龚自珍、魏源为第二阶段，是以新知益旧学时期；康有为等为第三阶段，从《公羊》中求其变法而以西洋社会为指归。杨向奎认为晚清今文经学有三大家，皮锡瑞、廖平、康有为，并且论述了其三家学说之互相影响及各自特点：“盖皮氏受廖氏《王制》为今文注的理论，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而康氏受廖之影响，遂由平分今古，而尊今抑古，转而影响廖氏，又有《古学考》及《知圣篇》，三人互有影响，而康氏说恣肆，廖说善变，皮氏说较谨严。”[12]
杨向奎早年亦治今文经，对今古文之争等经学史及学术思想史上的问题，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现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绎史斋学术文集》中。总体上杨向奎对今文经学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今文经学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今文经学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无比的政治作用，尤其是《公羊》的大一统学说，对于团结中华民族，巩固中国之统一方面起了古文经所不及的积极作用。”但对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缺陷，也一针见血地批驳，他说：“在学术上，在纯学术立场上，今文学派之排斥古文经，斥之为伪，是站不住的，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今文学派在清代自刘逢禄以来，他们集中批判《左传》、《周礼》，以为是刘歆伪造的经典为助莽篡者，在三十年代，此说仍风行于世，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学术界已无人信此不实之说。”[13]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上产生很大影响，王国维把朴学考证转变为双重考证研究古史，在方法上开辟新途径，民国时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一步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而今文经学脱离政治后，转为疑古史学，以顾颉刚为代表，掀起了古史辨运动。杨向奎早年追随乃师顾颉刚，也是古史辨中的一员，后来与古史辨派分离，学术立场发生了改变，先后撰写了《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等文，对今文学派歪曲事实的历史，同古史辨派商榷。我们从杨向奎评价李塨在哲学思想上发挥了自己老师颜元之学，但在政治理论上却各不相同，对这种师生治学旨趣的差异，杨向奎发自内心赞美李塨：“他有勇气，‘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在这里体现出来，‘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用心良苦，亦豪杰之士哉！”[14] 我们感到，此处杨向奎是由感而发，以李塨自比。因此，我们也可以同样用杨向奎赞美李塨的话来赞美杨向奎，他也是一位和李塨一样有勇气“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豪杰之士。
杨向奎论清代学术，亦有可商榷处。如对清末民初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评价偏低，认为“以现代历史科学标准，衡量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诚有缺憾，虽然任公先生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始终没有说出来，历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清，虽万箭齐发，一无中的。所以到现在，王国维的著作重印，章太炎的著作重印，而任公的著作几乎被人忘却。”[1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有种种不足，但这部书既对传统史学方法批判性继承，又对西方近代各种科学方法吸收和借鉴，建立了二十世纪初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体系，有其不可磨灭的学术史地位，一直到现在各出版社也多次印刷，广为流传，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就把此书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中。梁启超的其它著作也多次再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因此，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梁启超（任公）的著作不会寂寞，永远也不会被人忘却。
收稿日期：2005—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