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实践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8)03-0071-06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现实与主体的多重性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的艺术生产一方面担负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和审美需要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引导人们正确把握现实关系、树立真正主体的美育任务。而所有这些的实现与完成，都是在全球化或者说是在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相结合，是这一科学理论勇于面对现实、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表现。或者说，为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现阶段的目标。艺术生产理论只有转化为实践的力量才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实践化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一
艺术生产作为一种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审美需要的生产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最大任务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产品的需求。这项任务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这个阶段，不仅我们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与人们的实际需要处在一个相对不平衡的阶段，而且更为重要和更为基础的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中被视为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在是在同一个空间中共存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态，是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纠葛。[1](p279～280)多元的经济结构必然带来多元的文化价值观。这就呈现出主体的多样性、观念意识的多样性和审美需要的多样性，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艺术生产明显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异化劳动的合法存在，使得人们精神生活的分裂感越来越明显和强烈；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精神生活享受的需求已经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人们开始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上寻找满足精神需要的各种途径。因此，在这个时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无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试图解决人们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秩序问题的一种积极、科学的探索。无论合理与否，各种主体在当前都合法而且客观地存在着，对各种审美需要的产生不应该作高低优劣的区别对待。艺术生产领域要尽可能提供能够满足人们多种需要的多种性质的艺术产品。在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指望单一性质和风格的艺术产品占据或主导我们的文化市场，显然是不可能的。多元共存，利益分享，是当代艺术生产的基本格局。但是对艺术生产的发展走向我们必须有一个善意的、合理的导向。这里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即主导文化的核心地位的敏感问题。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掌控与灌输对于任何国家和执政党来说都是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形势下，应该使主旋律的弘扬形式与不断变化中的、大众日新月异的审美需求结合起来；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活动往往表现为文化产业或者说大众文化的形式，大众文化的中心化为新时期表达、灌输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提供了更为大众化、多样化、趣味化的表现形式。在人们欣赏、消费这些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艺术产品的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p12)。这样，国家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借助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获得更加持久深远的影响。前些年我们的“五个一工程”、“红色经典”、“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等的评选和流行，就是利用大众文化的形式弘扬主旋律的成功例子。
艺术生产理论的导向作用体现在为艺术生产服务，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实践化问题。艺术生产是一种生产，但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生产似的生产活动，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生产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不仅艺术品以物化的形式生产出来，而且还生产出各种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和新的审美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整个经济基础的生产要朝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方向发展，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而且在理论高度上意识形态也要求把这个生产方向落实于精神生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文学的党性原则”、“两种民族文化”、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这些理论命题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生产实践从展开到遭到失败，而市场化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力冲击着艺术生产的各个环节，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作出相应的调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发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建设是相互统一的。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而言，如何让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焕发生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王杰先生在《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一文中对国内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概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国内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文艺生产作为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文艺生产等某些精神生产领域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应历史地、具体地而不能抽象地去把握等内容；二，文艺生产在精神生产领域内部同其他精神生产领域的相互关系，包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既有相同的规律又有各自不同的规律，等等；三，文艺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规定。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们着重强调了艺术想象和幻想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加工、运用美的规律来创造、富有激情等独具的特征。”[3](p131～132)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缺乏深刻性和前瞻性，难以体现理论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正如王杰接下来指出的：“现在看来，这种表述仍然停留在较为表层的归纳阶段，没有在学理的层面上抓住根本的问题并展开系统的分析。”[3](p132)造成这种理论效果的原因，间接原因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而直接原因则是由于当时艺术生产状况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代，艺术生产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生产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这种生产强调的是艺术和审美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的类同化。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权威意识形态规定着艺术和审美意义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并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之中。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一种在国家指导下将所有领域融为一体的制度，它通过党的渠道强制地规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方向”[4](p60)。在这种体制下，艺术生产者基本上受雇于国家机器，而不是作为自由的劳动者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磨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的最大作用，就是通过艺术生产弥合自己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距离。最危险的情况是：一旦国家意识形态在缺乏必要监督而出现错误的时候，艺术生产就会步入歧途。我们“文革”时期的艺术生产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极“左”的、单一的状态之中，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是对这种畸形的艺术生产状态的形象表述。这种不正常的艺术生产状态既不符合艺术生产的规律，也与人民对艺术和审美的具体需求相违背，必须加以改正。
在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现实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艺术生产理论的建设和实践条件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无法预知的，而且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们所陌生的。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同时，理论内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
二
我们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艺术生产在意识形态实践上的问题，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或者说实现这一理论的现代化，就需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贯彻到其中。为此，我们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确立当代中国艺术生产理论的中心话题。这个中心话题与文化有关，确切地说就是艺术生产如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刘纲纪先生曾指出：“我们既要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同时又要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与西方极不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谈起来津津有味的话题不一定就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而且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来看，也不一定就是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它所谈论的某些话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也是我们要重视研究的，但我们还必须找到自己的中心话题。这个中心话题，我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5]他的这一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缺乏对现实的关注。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又缺乏了解（当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总之，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是不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理论空白。但对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来说，必须在艺术生产理论的思考中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我们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建设上必须体现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现实的情况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国家权力不再是文化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调配者。国家权力应该对整个艺术生产活动具有监督、调控的职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艺术生产体制逐步走向改革的时候，政府在把文艺推向市场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当代中国的艺术生产是紧紧围绕着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来开展的，这样就势必要大力发展我们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文化产业无疑是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式。从中国的现状来看，美学转向文化研究也是合理的。但是正如刘纲纪先生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缺陷，就是他们缺乏对根本性哲学问题的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理论传统和优势。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从来没有遗忘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通过对实践本体论的探讨，把主体性问题深入到现实的层面，并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了起来。因此，当代中国艺术生产理论的中心话题，不是在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上泛泛而论，而是要切实地探讨如何把恢复人的主体性、如何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艺术生产的中心任务和方向，如何让艺术生产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只有把握住了这一点，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第二，关于主体的定位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真正充当主体的往往是人的异化的对象。劳动已经失去了本真的性质，人作为劳动的主体没有任何自主性。只有当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历史合理性重新确立之后，才科学地阐释了实践，并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全面性联系起来。马克思不仅赋予人主体的身份，而且给予了现实的实践的身份。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地凸现人的本质，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辨清异化劳动的存在和主体的身份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十分重要。伊藤诚在《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视为资本的人格化，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的阶级增值和积累运动是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主体。[6]在异化社会，主体从来没有回复到人自身来。马克思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而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用、消灭旧式分工而实现人作为主体对社会力量的控制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并在上层建筑上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基础，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得到鼓励。应该说，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面貌，对我们以往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冲击。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体性往往理解为人民主体或历史的主体。这一思想直接的理论源头应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其中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长期以来是作为我们倡导的人民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则。我认为，毛泽东此处的重要贡献不在于指出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哪几类人，而在于他提出文艺应该服务于整个人民大众。而人民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毛泽东对人民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解决当时抗战这个主要矛盾有利的所有阶级阶层，比如城市小资产者、在陕北的土地改革实践中有一部分主张抗战的地主和开明绅士，都被归纳到人民主体之中。这就是说，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有利的所有力量都应该成为阶段性的人民主体的一部分。这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人民含义的核心所在。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廓清了“人民”的真实内涵，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主体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人民”的理解和态度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在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且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或者个人）主体的构成问题深深影响着需要的性质：什么样的主体需要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应该鼓励哪一种艺术和审美需要的生产？不能只为真正的主体服务，但又不能鼓励为所有的主体服务，艺术生产显然成了一个需要统筹安排的系统工程。一系列经济学的新动向，正如同后现代西方美学对大众文化的经济基础的重视一样，也引起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新认识。就像丹尼尔·贝尔和詹明信看到的一样，晚期资本主义的分裂状况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尾声，也包含了新的阶段的开始。进入后现代之后，对资本主义主体结局的两种认识——它要不是在官僚的雄霸之下解体，就是自始至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象——主体的灭亡成为资产阶级独立个体的结束。但是，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清醒地看到，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较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程度参差不齐，在中国这种情况可能相反。主体的灭亡——当然有些西方思想的游丝在各处闪现，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五四以来长期没有完成的主体建构的任务，更何况真正的主体的思想是人的全面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7]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的确像学者们估计的那样，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和共同发展，给人的主体实现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同时存在着，而每个人都不断地生产着需要。马克思的价值论蕴涵着重新整合审美二重性的希望。这种希望在西方近代哲学和现代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中也曾经出现过。感性与精神、欲望与理性之间在异化时代就出现了的分裂事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同样也出现了。在商品经济的形态下，只要商品是最高的支配者，这种情况就不能最终扭转。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努力唤起了一种革命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探询隐藏在人的需要和生产性身体中的理性源头；身体的欲望和需要在实现的过程中摆脱不了两个过程——一个是身体与自身的异化过程，一个是与各种非身体性的需要相结合。[8](p203)当前艺术生产的现状，正在赋予所有的主体以合理性。不是因为他们是合理的，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着。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冲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严峻事实。人的全面性如同在夹缝中进行着冲锋。
第三，现阶段艺术生产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方向，也就是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艺术生产理论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不仅是一个艺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艺术生产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即艺术生产以何种方式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审美需要的问题。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生产为大众的指向。生产是为了消费并承载着提升大众审美水平的责任。“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9](p95)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艺术生产发展的积极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9](p94～95)。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生产成为弥合艺术家同广大群众之间的审美差异或者陌生化的媒介。本雅明吸收了巴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尽管他直接提及意识形态的地方并不太多，但是他认为新的艺术形式促使艺术参与者扩大到整个人民群众，并且在实践上导致了机械复制时代特有的艺术形式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事实上就是一次使意识形态由人民外的客体成为人民自身主体的过程。
我们始终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生产实践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进行。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要把工农兵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家应该从工农兵的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应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这个提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对主体的理解。长期以来，文艺界对“雅”与“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无论从生产的角度还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作为进行改造世界和历史的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民同时也应该是艺术生产领域的主体。艺术生产应该以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为目标来进行规划和发展。今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艺术生产中始终包含着用一种意识形态教育群众、丰富群众生活的姿态。在这一点上，我们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必须确立社会主义艺术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规范艺术生产为人民的发展提供健康、高质量的消费产品。因此，我们应该鼓励用真正的艺术感染、教化、影响消费者，坚决反对用拙劣的感官刺激误导毒害消费者。当然，在文化交流、文化冲突的当代文化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文学艺术现象是丰富复杂的，不能指望艺术生产的是一种单纯的、只体现某种理想和欲望的产品。在这种多元的艺术产品的基础上所积淀的审美经验，也一定会是多色彩的。因此，我们更需要强调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审美鉴赏和鉴别能力，让人们清楚什么样的艺术产品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理想家园的描绘最为需要的。这是当代艺术家和理论家共同的责任。
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求必须理清艺术家同艺术生产资料的关系、消费者与艺术消费品的关系，研究者必须花费足够的耐心去考察生产流程和消费过程中人们所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中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已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相关的理论素养，也要求研究者具备良好的数学统计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以及文化、审美时尚具有敏锐的辨别和判断能力。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公有制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存在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要求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除公有制经济主体外，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化进程所伴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格局必将对艺术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艺术生产必然呈现出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状态和风貌。例如，现在学界热议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的逐步确立，使原来局限于物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法则，逐步渗透于精神文化领域。文化事业单位由国家包办，到“以文补文”再到企业化，文化产业从无到有，渐成规模，至今已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予以培育和发展。
我们强调艺术生产活动应该被作为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服务的一项实践来理解，这就要求在考察复杂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关系的时候，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只要是有利于满足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文化艺术，都应当支持；同样，只要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文化艺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也一定能够走下去。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基本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文化消费能力大大增强，鉴赏水平不断提高，审美需要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相形之下，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群众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2003年6月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事实上就是在不触动艺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其重点仍然是对以往艺术院团的艺术生产模式进行“转企改制”。2005年3月29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指出，“转企改制”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文艺政策对于民间资本进入文化市场是有限制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称霸世界？》一书中指出中国在文化的全球性普及上是薄弱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薄弱之处具体体现在经济总量相对弱小，总体结构上缺乏大集团，资源配置缺乏国际化的配置能力。[10](p35)在我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生产资料在分配上与物质生产部门的状况是相悖的。意识形态的变革较经济基础更为复杂之处在于，意识形态从来不可能像经济那样较为单纯地追求效率。中国的文化体制在经历了长久的僵化期之后，要变动绝对不是朝夕之功。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行提供必要的、充足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一旦过快放开，则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大混乱，甚至是社会局势的大动荡。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虽然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对多元经济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采取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容态度，又要能够有效地掌握控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11](p36)这其中需要讲究工作的方式和技巧。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处于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地位的事实面前，我们的工作更应该讲究策略。开放不等于失控无序，调控也不意味着僵化死板。有鉴于此，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趋于平稳之后的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才开始真正试点，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实现艺术生产资料的多元化占有，也没有对国外开放文化市场，其中有抓紧培育公有制艺术生产单位的竞争力和保护民族文化产业的考虑，有关部门的用心可谓良苦。[12](p97)
总之，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发展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开展，特别是要围绕如何使艺术生产活动成为人们认识现实的真实关系，努力实现自身主体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一项实践活动，提出自己的问题，对现实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阐释和指导。[13]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只有转化为实践的力量，才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收稿日期］2008-02-14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人的全面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