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返魅哲学的创见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见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2-0039-07
近一个时期以来，后现代思潮的文化话语和哲学精神，在世界各国文化与学术领域进一步扩展渗透，并同其他各种思潮和理论学派不断沟通对流。另一方面，它所参与的国际文化交互变动，又反过来推动了后现代哲学的进一步演进，以致后起的后现代哲学修正派，开始在总体上对各种纷争歧异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思想观点加以取舍、调整与整合，一反前期后现代哲学家激进否定的情态，毫无模棱两可之言地宣称，要重构后现代世界观和后现代世界。后现代哲学这一最近的理论意向是在美国学者格里芬等人提出的后现代返魅哲学或后现代返魅世界观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显著地标志着西方后现代哲学已由前期侧重于否定性解构转入近期以来的侧重于解构中的重构。
格里芬等人以现当代量子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和宇宙学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数学推导支持的科学假说中相关内容为依托，初步阐明了当今美国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并由此而极为明确地涉及了宇宙世界的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等问题，其立论既在当今世界文化学术领域又在世界历史实践上提出了双向挑战，即：怎样重新解释世界与怎样重新建构世界。在此，本文不妨对其主要理论观点予以回应性的扼要述评。
一
在后现代返魅哲学家们看来，当代科学的实质性发展，已经为消解现代祛魅的科学世界观、也为接应和澄明古老的神秘主义形式的附魅世界观中的基本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相关论据，从而为建构后现代全新而返魅的科学世界观清理并奠定了基础。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至今，世界科学发展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所利用的当时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科学成果和二十世纪初列宁作《唯批》时所利用的电子学为代表的科学成果。可以说，以量子物理学、微电子技术为首的当代科学确实正在为刷新人类的世界观酝酿着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也为远古神秘主义世界观所言及的“万物有灵”、“自然附魅”的迷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提供了更新的现实可能性。
在当代科学变得如此空前博大精深的背景下，美国学者格里芬等人协同科学界同仁，以后现代有机论或后现代有机整体论的形式，扬弃现代“自然祛魅”观点而回归前现代“自然附魅”观点，推出了其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内容。其主题可扼要而等值地概括为：宇宙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着的、部分与整体既相互直接包含又直接内在重叠的物质实在。就这一主题，他们初步形成了若干带有假说因素的基本观点。(1)他们确认，宇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物质实在，现今已经认识到的各种物质形态乃至物质世界的各种层次的自然属性及自然法则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固定永恒的[1](P71)。(2)他们设定，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作为其长期进化后的现有形态，都已内含着各自以往的全部经验，构成其经验性的动因，同时，与生俱来地固有各自作为主载体的自决性，亦即各自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目的性。各自的目的性作为各自的内因制约各自当下和今后的运动，从而显示一定程度的有序守型的能动性。(3)他们推定，由原初的有机体所构成的物质形态，其目的性程度是不平衡的，带有明显的强弱反差性。一类复合的个体能产生无所不包的个体，如动物等，因而科学地理解这类事物的行为就必须既依据其动力因（或外因）又依据其自身对动力因（或外因）有目的（内在制约性）的反应。另一类属于非个体化的客体，如石头等，则不具有统一的主体性，因而科学地理解这类事物时，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其内在的目的性因素，而只考虑其外显性动力因。依笔者之见，这意味着格氏要表明：石头这类事物的目的性对人的生存与理解的影响是弱小得接近于零的无穷小量，可以忽略不计。(4)他们中有人根据生物及物理全息理论，概括出物质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完整统一论。大卫·波姆（结合物理数学推导）精辟地指出：“由于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他还具体地说明了部分与整体相互直接包含的普遍内容实质，如“每一物体的信息都包含在它的每一部分之中，……因而，全息摄象昭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对宇宙的全新的理解，那就是整体的信息包含在每一部分之中，世间万物便是这种信息被展示的结果”。[2](P92)(5)大卫·波姆还提出了关于隐性秩序的假说，指出显性的外部联系及其显性秩序是第二位的，隐性的内部联系及其隐性秩序是第一位的。依笔者的理解，这意味着，显性的外部联系及其显露的秩序只是隐性的内部联系及其隐性秩序的表现，或作为物种既有的外部扩张规模量度的表现而已。
显然，在上述格氏等人多少带有含糊不清、文过饰非之嫌的后现代返魅哲学论辩中，确也包含着某种卓越的世界观创见，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汉译术语来说，它属于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创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在19世纪的科学成果基础上创发并随着20世纪新的科学突破而得到一定的丰富和完善的。因而，限于以往科学成就的内容与水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只是强调了物质运动的五种形式及其由低到高的辩证发展、世界统一于物质、精神仅仅依存于人脑的独特机制、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守恒性、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原理，但却尚无科学依据和可能来明确抽象概括或推测宇宙本身、物质原素、物质各层次及其属性、规律或法则的长期进化的现实可能性，相应地也不能得出整体与部分相互直接包含、直接内在重叠的观点。
后现代返魅哲学能够基于当今量子物理学、生物学与物理全息理论等科学成果以及有关的科学假说，提炼整合出“宇宙物质世界、物质形态、物质原素及其本质属性、规律乃宇宙长期进化的结果，宇宙物质世界任何部分与宇宙整体相互包含并内在重叠，宇宙物质形态具有显隐二重实在性”等新的世界观要素，恰恰正在应验着恩格斯的那个著名的论断：“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第四卷，P224）尤其是后现代返魅哲学关于物质事物的显隐二重性的世界观基本点，是对物质范畴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因为这一观点第一次揭示了物质固有的显隐二重实在性，接近于把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概念深化为物质的显隐二重客观实在性有机统一的概念。这样，物质客观实在固有的深层矛盾统一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就第一次获得了理论性的科学表现。后现代返魅哲学虽然是以不满机械论、还原论（包括一切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姿态而出现，却又必将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刺激唯物主义由辩证唯物主义的现有形式向更高级的形式演进。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本身内含着的新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也将促发和推动当代真正的马克思学派传人，弄清楚应当如何站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石上来批判地回应后现代返魅哲学，吸取其富于科学创新性的世界观要素，并将此作为新的逻辑支点，以主动进取的态度充分搜集和占有最新近的科学材料，从而抽象提炼出崭新的辩证唯物论的有机整体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简言之，如果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对其他一切现存的世界观的有力挑战，会招致什么最有力的应战的话，那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学派世界观的奋起应战。
此外，后现代返魅哲学能站在当今的科学之巅，俯视东西方神秘主义世界观的遗产，立意接应和试图澄明其执著猜测中的合理性因素，也体现了一种世界观探索、重构的开放精神。人们感到无奈且难以否认，释、道、医、武及巫术等这些东西方远古文化中的身心修炼实践形式，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确实引发过或多或少由意念与外物的非直接显性的物质接触而感应动变的奇人奇事，并伴随着一些相应的民间口传和文献记载。彻底辩证而唯物地说，神秘意识也是反映着某种客观实在性或特异自然力的。但是，恰恰对于这一点，许多主张辩证唯物论的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研究。说到底，任何人都无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切都是骗局或魔术戏法”的全称判断。假如，某些人自我关注，仅凭意念活动直接导致外物动变，那就昭示：宇宙世界除了具有普通常规的人的经验所把握的自然力之外，可能还有只知其果然尚不知其所以然的特异自然力的存在。近年来，连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根据大量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直观经验和科学实验材料，斗胆公开确认：“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实的”。[4](P4)而且，他还全力支持、鼓励中国科学界探索人体特异功能的奥秘。因此，后现代返魅哲学家看重东西方神秘主义世界观及其偶然的应验，预示着一种努力：依据当代量子物理学、全息理论等科学及假说材料，来尝试解决神秘主义世界观及其实践关于心物偶发特异感应致动现象中只知其果然而不知果之所以然的矛盾，以图澄明其中隐形物质实在性妙机之所在。这体现着信息时代的气氛和实事求是、解疑释惑的科学世界观探索精神。后现代返魅哲学不仅接应和有助于澄明远古东西方神秘主义世界观中模糊意会猜测的合理性，而且还无意之中接应、激活并助长着另一个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猜测：低级物质也有类似于高级生命物质形态的感觉的反应特性，……（狄德罗最先提出而列宁大加赞许的命题）。这对于辩证唯物论拓宽关于意识在宇宙世界中的起源、进化过程这一难题的研究是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的。总之，后现代返魅哲学关于物质事物显隐二重性、全息实在性的观点对于解释意识在宇宙中的起源、人的先天的无意识和后天的实践意识等问题也许会产生积极而重要的理论突破作用。
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有上述这些创见的同时，也有下述若干局限性：其论者有的是从事宗教哲学或神学研究的，尽管这一学派的人总结当代量子物理学、生态学及全息理论等最新科学成就，概括出了物质形态显隐二重实在性的理论，但他们在将远古神秘主义“万物有灵论”、低级物质形态的自决反应印记特性、动物的心理反应和反映以及人类独有的自觉意识与物质隐性实在及其秩序的全息机能观点连贯起来运思蒸发之后，已经有意地重铸了精神范畴或概念。在这种理论思维境域中，精神范畴或概念的外延已经不仅仅特指人类的感性、理性的反应与反映，而且已若明若暗地立意在指称宇宙自然物质世界万物各自固有的全息机制所维系的隐性秩序。这种关于精神范畴或概念的理论规定，确有故意模糊或淡化人的精神自觉意识与其他宇宙万物各自固有的隐性实在及隐性秩序的全息机能在质上的重大差异之嫌，诸如“万物平等说”、“本体论平等说”就是其例证。其更为明显的局限在于，他们仍然使用陈腐的宗教神学的范畴或术语，诸如“上帝”、“神圣实在”、“造物主”、“神”等等来指称当代的物质隐性实在及其秩序说这种最新的科学内容，甚至往古老的宗教、神学上嫁接这些科学成果。其实质在于调和宗教与神学，企图让后现代返魅哲学的有机整体世界观演化为后现代宗教神学的教条，变为当代与未来人类顶礼膜拜的最新神圣偶像。这种对传统宗教神学的妥协态度，势必严重阻碍后现代返魅哲学理论思维的积极进展。
其次，后现代返魅哲学虽然努力科学地接应和澄明古代哲学的“万物皆有目的论”以及民间神秘主义意识与实践的“万物有灵论”中的合理性意会猜测，但同样缺乏实质性科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后现代返魅哲学并没有恰如其分地看到，神秘主义世界观及其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至多在于：模糊地反映了那偶然应验的物质事物隐蔽层次中的特异自然力同个别显露有特异生理心理物质机能的人之心理意念活动之间一种极不稳定、难以重复的直接联系。而神秘主义世界观及其实践的唯心主义性质则在于：将这种只知其果然而未知果之所以然的个别人的心理意念活动与外物的有效感应致动（如意念致弯金属器械、意念致动外界实物等）大惊小怪地夸大为任意的精神绝对自由论和精神万能论（但不讲也无法讲清具体条件），将偶发的心物特异感应现象以无知的惊奇心态想当然地、无实证检验地宣布为普遍事实，将偶然、可能的东西当作必然、现实的东西来言说张扬，甚至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为社会邪恶势力所利用而导致祸国殃民的恶果。人类的意识与外界物质事物之间有无特异层次上的特异物质自然力的联系及其效应的问题，是一个有待于科学进一步研究证明的问题，但是，特异功能或特异自然力作用，绝不是一个超出宇宙物质范畴之外的虚拟实在的作用。
最后，尽管后现代返魅哲学持之有据地合理提出“宇宙是一个处于长期进化中的、部分与整体直接包含且内在直接重叠的有机整体化的物质实在”这一新的世界观理论概括，但同时却拒斥或淡化本体论维度的矛盾斗争普遍性问题及其积极意义，这可以说是后现代返魅哲学有机整体世界观致命的局限性所在。因为，否认或轻视本体论维度的矛盾斗争，人类也将无法理解宇宙作为部分与整体互相直接包含、内在直接重叠的有机整体的物质实在，如何会有长期进化的动态过程，也无法理解宇宙世界何以呈现有序与无序、负熵与熵增的普遍现象。总之，抛弃了物质世界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于内部的矛盾斗争的普遍原理，也就使物质世界物种的多样性有机整体统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分析与综合。
可见，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的卓越创见无疑是一个向度的惊人的理论进步，但却又伴之以另一个向度的令人遗憾的理论退步。
二
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绝非仅要表明他们对于宇宙世界奥妙的单纯理论兴趣，而是旨在以他们重构的世界观为指导，针对当今世界人类社会久已存在并继续日益深重的若干现实问题，探索出普适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他们的后现代返魅哲学社会历史观一系列基本观点的初步提出和发挥，就是这种动机的体现。
（一）格里芬等人通过批判地考察现代哲学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思想及实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男人与女人三大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日益严重的个人主义中心论倾向，以及相应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倾向，分别阐明了后现代返魅社会历史观对于这三大关系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或范式。
(1)格里芬等人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是彼此内在地相互构成、相互包含的关系，这种内在关系具有实在性，并非作为可有可无的偶性而存在。因此，他们激烈地冲击了现代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主义中心论。[2](P4、P21-22)
(2)他们批判地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决非机械二元论和实利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人为中心、目的，自然为奴隶、手段”。相反，人类是在托管照看自然当中与自然保持亲情关系、互惠互利的，而不能在强力统治、占有自然之中掠夺、扼杀自然。当然，他们一方面肯定自然不同层次的个体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目的性的自由，承认人类思想或灵魂是完全自然的，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人具有明显而非凡的自由自觉能力。但是，他们强调更应看到，人类的自由自觉能力作为一柄双刃剑，具有可以谋福利和可以作恶的二重性。总之，他们强调的是，万物各自的目的性、自由的必要性，在宇宙本体论坐标系中是相互平等的，而万物各自目的性及自由灵性的发展程度、水平上的高低差异，不应成为顾此失彼的根据。
(3)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首先是作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为自然而基本的关系内容得以存在的。后现代返魅社会历史观空前重视这一问题在当前和未来世界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深刻揭露了源远流长的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势力造成的种种历史性危害和社会不和谐状况，力主重构后现代男女关系，极力推崇女权主义的后父权制社会发展观。他们清醒地看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对于后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基本关系重建问题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并为男女社会生态平等关系的要求及其合理性提出宇宙本体论的论辩。
关于上述“三大关系”问题，格氏等人固然给予了合理性创见，对三大关系的异质性统一内容较为隐蔽的层面进行开拓性探析，为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实现更深层的内在有机统一，消除三者既往深层的冲突，提高当代和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的质量提供了积极的理论要素。但对于上述三大关系的统一性内容任何层面合规律相联结的特殊对立斗争及其可行的形式或方式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揭露，致使三大关系的内在有机统一性显得缺乏真实性。况且，更没有足够地涉及三大关系所依凭的具体历史条件及得以立足的一定社会历史实践基础。因而，格氏等人的三大关系论所昭示的后现代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取向，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二）格氏等人的后现代返魅哲学社会历史观有关人类社会秩序问题，诸如经济、政治、农业、科学政策、技术、性别、全球秩序、教育和其他社会政策的后现代探讨尚在初期，但他们在批判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理论思考中，已对未来的后现代人类社会总体转向问题进行了若干积极的探讨。
格氏等人的历史性考察指出，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中心论取向的历史实践导致了个人与巨型国家机构的二分化、宗教与政治和经济与政治的两对分离、社会生活实践的机械化、价值取向的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格氏等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1)提倡公共或社区主义，以变革、改造现代性造成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割裂状态，强调社会政策的导向，重在保存和重建不同形式的地方社区。为此，应以家庭和教会为中心，并支持诸如生物区域和文化地区等多种形式的社区，大幅度削弱既有民族国家的职能，增设新的全球性机构。
就其公共或社区主义的基本内容来看，它是很富有积极的实践意义的创见，旨在为密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中介、纽带和渠道，组建各种类型的社区并赋予其以较多的社会权利和职能，削弱传统的民族国家其旧有的权利和职能，尤其增设新的全球机构以协调世界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社会之间在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上的利害关系。这其中确是透露了某种划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有益于世界大同与和谐。然而，这一切却要指望以家庭和教会为中心或依托，未免立场过于保守，机制陈腐而无力，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拆除道德自律的现代假设，确信道德观最终扎根于宗教，因而，反映道德价值的公共生活及其政策，必须体现宗教价值，以达到保证社会的健全和维系之目的。当然，后现代返魅社会宗教观主张宗教多元平等化，提倡各种宗教真理与价值交流互补，彼此互相改造。
格氏等人沿这种主张拆解道德自律之现代假设的后现代伦理道德重建的思路，合理地确认了道德他律的绝对性和自律的相对性，看到了二者的统一总是需要基于具有某种道德示范训化职能的社会组织机制，尽管带着宗教的眼镜，也看到了公共政策、道德与世界观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蕴涵地表达了高度重视世界观的指导作用的远见卓识。然而，将宗教及其世界观作为唯一的机制和根基，支撑、调节社会的道德训化教育和道德行为监督，并据此推进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的改善，是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因为，即使后现代宗教及其世界观渗透了更多的最新科学实证因素，而纳入了宗教教条主义框架的最新科学世界观要素，难免也要贬值、削弱应有的活力和丧失开放精神。
(3)有关经济问题的后现代返魅社会历史观点，主张克服现代社会机械化的片面性，拒斥现代社会实利主义的政策及其所导致的经济无限增长的过度行为，呼吁转变现代无限增长的经济为后现代稳态经济，强调稳态经济将构成所有后现代社会建设的中心。
这是一种包含着全球人口增长与全球资源消耗在总体定额上实行优化的强硬控制、局部分配实施上采取弹性控制的后现代稳态经济的战略思路，它无可争议地要被看作是后现代返魅哲学社会历史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创见。因为这一观点在逻辑上蕴涵着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观点——生产力观点的最为及时的补充和深化，透露了作为现实合规律并合目的的社会历史性的生产力是有其客观极限或量度的，生产力或经济发展中的过与不及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性的危机。但遗憾的是，后现代返魅社会历史观论者都没有能看到这一十分重要的关节点，却将反对无限增长的经济并代之以转向稳态经济这一划时代的社会历史观命题，同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根本对立起来；自以为驳倒了“经济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决定力量及基础”的命题，却不知他们自己已经为该命题提供了有利的反证。
(4)格氏等人更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暴力革命问题。他们认为，暴力革命是比现代性具有更大、更迅速的破坏性的东西，因而企图通过建立、普及新的世界观及其精神，进而产生新的利益、价值、方法和实践的和平方式以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避免灾难性的暴力革命。即使这样有陷于幻想的危险，他们也宁愿视之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
格氏等人有关当今和未来社会暴力革命问题的忧患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代世界军事实践已进入核能兵器的开发备用阶段。据精确科学测算，现有世界核摧毁力量已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一旦核能兵器大规模用于未来战事，人类军事实践将彻底异化为反天道反人道的千古绝恶。因此，原则上尽可能避免或排除暴力革命的形式而取和平革命变革的形式，是适应当今世界时代具体状况的。但是，问题在于以何种有效的途径争得和平革命的形式而实现改造世界。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而避免一种人为的物质力量发作，同样需要适度优势的物质力量配置为后盾。暴力资源配置自然是十足的物质力量，因此，要有效地防止核能兵器参与未来大规模非正义社会暴力事变，切不可排除反核能兵器的居适度优势的社会正义暴力资源配置为后盾，由此方能产生扶正压邪的威慑力。所以，格氏等人原则上过早地笼统地一概取消暴力革命的形式用于改造世界的幼稚幻想，是难以否定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在当今和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科学有效性与现实意义的。
（三）在后现代返魅社会历史观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现代性社会。通过对此两种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理想品质实现的形式、程度及成败的权衡对比，他们一致赞同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持扬长避短的态度，如格里芬明确指出，迈向一个后现代世界，“意味着要吸收现代性的优点并克服它的缺点。这些优点中包括共有、自由和平等的理想。[2](P34)
格氏等人关于现代性社会理想品质供后现代继续的原则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连续性。他们极为注重并合理地阐明共有、自由和平等三者之内在有机联系，理论地冲击了传统的私有制和特权制，这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可贵的政治革命性的。尤其是其中共有原则作为首要因素被强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在逻辑上或许是默契的，这显然使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落实有了现实的前提与基础。但不能不指出，格氏等人所表达的后现代社会“共有”原则，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抽象笼统的理论地步，如：共有什么？共有的内容与形式有哪些？这一切，他们都尚未给予具体而明确的科学经验实证和科学理论辩证。
综上所述，格氏等人结盟研讨的后现代返魅哲学世界观及社会历史观中的创见与局限，同样是明显的，它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联系、区别也是不难辨析的。因此，我们在满怀敬意解读后现代返魅哲学与科学联盟者的杰作时，切不可迷失真正的马克思学派所指明的正确的理论思维取向。
收稿日期：200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