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名在两宋的晦显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李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3—0094—07
李贺写诗在谋篇命意、修辞设色诸方面极富创辟精神，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恢诡幽艳的艺术境界、惊心炫目的艺术效果在中、晚唐诗坛产生了极大震动。中唐作者竞写“长吉体”诗，一时几成风尚；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盛赞贺诗奇警荒怪的艺术风格；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歌创作都深受李贺影响。所有这些，反映了中、晚唐诗人重主观、喜怪奇、尚艳情的美学趣味和诗歌理想〔1〕。时过境迁，北、 南两宋的诗人对李贺歌诗的接受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解答这一问题，对深入探究两宋诗坛风尚的变迁以及进一步揭示李贺歌诗的特性都是极有意义的。
一
李贺在北宋一代的声名相对消沉。对其歌诗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卓有所见的固然不多，学习贺体的诗人亦屈指可数。据现存资料，宋祁在《新唐书·李贺传》中评贺诗曰：“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显系由杜牧之论而来，没有新的发展和创获。张耒有两首缅怀李贺的诗，《岁暮福春怀古四首李贺宅》有云：“少年词笔动时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2〕（卷19）认为贺诗风神超迈、深得造化之妙； 梅尧臣《答仲源太傅人日遣酒》有云：“李贺诸王孙，作诗字欲飞。”〔3〕（卷22 ）体会到贺诗词采、意气的飞动。梅、张所论都是有得之言，但亦不过稍稍提及而已。秦观倒是写有一首《秋兴·拟李贺》的诗，但更多的却是秦诗自身的格调，哀感凄迷，精巧流丽，有类其词。
北宋时期对李贺歌诗的批评渐趋严厉。由五代入宋的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写道：“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以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表示赞同杜牧关于贺诗少理的意见。南北宋之交的张戒则云：“杜牧之序李贺诗云：‘骚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牧之论太过。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4〕（P94）同样批评贺诗少理，张戒义正词严，言之凿凿，全没有孙光宪的诚惶诚恐、吞吐委婉。即此一端，亦可见李贺声望在北宋诗坛的隆替之迹。
按上引两段文字所谓“理”的含义实质并不相同。孙氏之“理”，当指诗歌的思理、理致，“尝疑其无理”云云，实已隐然透出宋人作诗重思理，尚议论的风气。张戒之“理”，指诗歌思想内容的充实与否，和杜牧序中“理”的含义大体一致，是北宋文人关怀社会现实问题，勇于参政议政的精神在诗学上的反映。李贺歌诗在“理”的这两个方面都有缺失，这是它在北宋诗坛受到冷遇的重要原因。又张戒将李白、李贺相提并论，揭出有关李贺歌诗“韵”的问题，亦颇值得重视。所谓韵，当是指诗情与诗境的天然溱泊，言近旨远，余味悠长。照张戒看来，李贺歌诗瑰奇谲怪则有之，但毕竟伤于刻至。笔力纵横、逞才铺排虽是李贺擅场，但若求之言外意，意外味，味外韵，追踪李白诗歌飘然挺秀风神，则不免瞠乎其后。例以李贺歌诗，张戒所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它的弊病。“韵”之不足，是贺诗在北宋诗坛不受重视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宋诗是在经历了宋初六七十年对晚唐、五代诗风的沿袭之后，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生、发展为契机，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尚和风貌的。北宋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和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制度极大调动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以通古今之变、究治乱之源为指归，所作诗文往往议论风发，感情气势充沛，思想内容充实。同时，理学的兴起锻炼了北宋士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文化事业的发达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促使北宋诗文创作中的议论日益精深繁富。与唐诗的兴象精妙相比，北宋诗的词理精严尤其显得突出。严羽所谓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5〕（P26），钱钟书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6 〕（P2），均有见于此。与宋代诗坛的这一风尚直接相关，宋人尤其是北宋诗人尊崇的艺术典范乃是开宋调先声的前辈诗人，如杜甫、韩愈等。钱钟书先生云：“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6〕（P2）韩愈力大思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7〕，固不待论，即如杜甫， 宋人亦许之以思理缜密，“盖其诗缜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其浅近者所能窥者？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8〕（前集卷6）。同时还应指出，宋人对杜、韩的推崇是以对他们关怀现实、忧国忧民人格精神的认同为前提的。以杜甫而论，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云：“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9〕（卷50）；黄庭坚云：“老杜虽在流落颠沛， 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10〕（P310）着眼于杜诗的思想内容体会作者的精神境界，深致感佩之意。
李贺歌诗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征显然与上述北宋文人的好尚大异其趣。自杜牧谓李贺歌诗少理及君臣理乱、未足以激发人意，指出其思想内容的缺陷以后，贺诗“少理”似成定论。宋人发挥此说，认为贺诗的少理，尚含有思想、理致方面的不足。李纲在《读李长吉诗》中即写道：“得句乃足成，还有理致不？”〔11〕（卷9）即是说， 在宋人心目中，李贺歌诗不惟缺乏杜、韩诗文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也缺乏他们念念不忘的思理、理致。这样，李贺歌诗的可取之处似乎只有艺术表现上的奇险新创和风格上的哀感顽艳了。可是即使这一点，宋人也不甚许可。
宋人尊崇的另一个艺术典范是陶渊明。陶渊明那种直书襟怀、无意于诗之工拙的自然平淡风格是他们最终的艺术追求。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一文中写道：“至于陶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面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穷于检括者辄病其放。……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12〕（卷26）表示了对陶渊明朴拙浑成、自然任真诗风的向往。苏轼对陶渊明更有独特解会，他说：“吾于诗人，无甚所好，独爱渊明之诗。渊明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13〕由上引两段话可知，苏、黄都是把陶诗的风格作为美学的最高典范来标举的，这种风格即是平淡。但这种平淡不是诗意的淡乎寡味，枯瘠平直，而是所谓“外枯而中膏，平淡而实美”〔14〕（《评韩柳诗》），“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12〕（《与王观复书》）。它超越了对诗艺的刻意追求，不尚雕琢和藻饰，讲究以简御繁，以淡寓浓。范温在《潜溪诗眼》里将这一平淡境界概括为“韵”。他认为“众善皆备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是有“韵”，“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10〕（P373）以如此之韵求之于李贺歌诗，则无异于缘木求鱼。盖李贺作诗呕心沥血，刻意搜奇，诗风险怪艳丽，正是所谓韵的反面。宋人每每批评贺诗雕琢险怪，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云：“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15〕（P455）相当明确地道出了北宋文人的诗学思想和对李贺歌诗的一般意见。
二
李贺在北宋诗坛知音难觅的情形到南宋发生了变化。尤其南宋中、后期，李贺声望日隆，影响日深。严羽在他的诗学名著《沧浪诗话》里将李贺歌诗单列一体，吴正子、刘辰翁分别撰有《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刘克庄、谢翱是学习李贺诗风卓有成就者。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南宋诗人、学者自觉抵制江西诗派末流影响的努力直接有关，同时说明南宋一代的文学思想、审美风尚较之北宋已有显著不同。
南宋前期的诗坛基本上为江西诗派所笼罩。江西派揭橥“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15〕（陈师道《后山诗话》）的创作主张，诗风倾向于朴拙粗率，与李贺歌诗呈现的奇艳风貌全然不同。诗派中人于李贺自然无所称扬。至南宋中期，江西末流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流弊日生，已为当时有见识的诗人所不取。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等所谓南宋“中兴四大家”皆能出入于江西，另出手眼，自立门户。他们作诗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新鲜感受，注重才情气质的自然流露，追求鲜活流荡的诗境。在对前辈作家的继承学习上，他们眼界开阔，不拘一格，故能博观约取，为我所用。这样，富于天才奇气的李贺及其歌诗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他们的接受视野。“四大家”中，除尤袤诗文多有散佚，不见有对李贺歌诗的评述外，其他三家都对李贺歌诗表现出兴趣。陆游在《赵秘阁文集序》中写道：“魏陈思王，唐太白、长吉，则又以帝子及诸王孙，落笔妙古今，冠冕百世。”〔16〕（《渭南文集》卷14）杨万里认为李贺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是“惊人句”〔17〕（《诚斋诗话》）。范成大写有《夜宴曲》、《神弦》两首效李贺的诗歌。他们于李贺歌诗虽无独特的发明，称扬亦不甚力，但对照北宋苏、黄、欧、王诸大家无片言只字提及李贺的现象则可发现，两代诗坛作手在接受李贺过程中的态度确乎转变了。
陆、杨诸人之后，严羽、刘克庄对李贺歌诗作了较高评价。严、刘都是江湖诗派中人，他们关于贺诗的论述也与不满江西末流之弊的诗坛风尚有密切联系。在《沧浪诗话》中严羽认为李贺歌诗自成一体，并说：“大历以后，我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5〕（P59）值得注意的是，在严羽开列的名单中，刘言史是颇有李贺诗风的一位作者。皮日休《刘枣强碑》中说：“有与李贺同时，有刘枣强焉。先生姓刘氏，名言史，不详其乡里，所有歌诗千首，其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18〕（卷4 ）这说明严羽对长吉一派的欣赏和重视。针对“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的旧说，严羽说：“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5〕（P161）鬼仙者， 谓其所作非徒鬼气弥漫，就中奇气、灵气、飘逸之气亦不可磨灭。“鬼仙”之词的面貌若何？严羽命之曰“瑰诡”，说：“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5〕（P178 ）这就不仅准确抓住了李贺歌诗的主要特点——瑰诡的通俗说法即是奇艳，奇使其区别于、元、白，艳使其区别于韩、孟，这两点确乎是李贺在中唐诗坛的安身立命之地，而且对具有此一特点的李贺歌诗许甚高——乃天地间不可或缺之一体也。
我们知道，严羽论诗标举盛唐气象，对中晚唐诗人多不甚许可。那么，他对李贺的推重该怎样理解呢？这其实关系到严羽基本的诗学思想。在《沧浪诗话》中，严羽激烈批判了所谓江西诗病；针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5〕（P180）的创作倾向，严羽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5 〕（P26）“别材”、“别趣”正是严羽诗论的核心， 与北宋以来作诗尚理致、重理趣的正统诗论观点根本对立。李贺歌诗历来被目为“少理”，但它却正好拍合了严羽的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卷150 ）这就揭出了严羽激赏李贺歌诗的原因。
作为江湖诗派的后期领袖，刘克庄不遗余力地称扬李贺歌诗，不仅体现了他的美学趣味，还另有其他较为深刻的用意。在《跋方寔孙乐府》一文中，刘克庄说：“昔之（乐府）名家惟张籍、王建、李贺。”〔19〕（卷100）在《跋吕炎乐府》中则说：“乐府李贺最工，张籍、王建辈皆出其下。”〔19〕（卷100）足见对李贺评价之高。 刘克庄摘引了李贺歌诗中许多名篇名句，评论说：“长吉歌行，意新语险，自有苍生以来所绝无者。樊川一序，极骚人墨客之力，非长吉不足当之。”〔19〕（卷186）刘克庄还写过一首《昌谷》诗，对李贺更是备极推崇：“王孙乘颢气，九万里空洞。春风吹玉唾，点点成彩凤。口惟仆命骚，直恐无《雅》《颂》。”〔19〕（卷47）认为贺诗不惟奴仆命《骚》，直可突过《雅》《颂》。这显然是惊世骇俗之言，不免褒奖过当。
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盛极一时。但限于才情学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原因，江湖诗人作诗专学贾岛、姚合，诗风务求纤巧清切。递相祖述，流弊日生，下者流为寒酸纤琐，油腔腐语。刘克庄对此洞若观火，深为不满。他在《林同诗序》中曾写道：“余尝患近人之作，多俗间浅近之言，少事外高远之趣……情见乎词，千人一律。”〔19〕（卷96）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刘克庄称道李贺，着重其乐府歌篇的成就，对其歌篇的语意新奇尤其赞不绝口，实在是欲以李贺之古体济江湖之专工唐律，以李贺之警拔救江湖之浅俗，是他作为诗坛盟主眼光超卓、取径高远之处。
随着李贺声望的提高及对其作品研究的深入，南宋末年出现了两部李贺歌诗笺评著作，即吴正子和刘辰翁分别完成的《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两部著作的侧重点不同：吴著重在笺注，刘著则重在评点。以下只对刘氏的评点稍作分析。
刘辰翁对李贺歌诗的评点精义颇多，这得力于他通脱拔俗的艺术趣味和好奇尚变的文学思想。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首刘辰翁有言曰：“（杜牧）谓其理不及《骚》，未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之所长正在理外，……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辰翁所论，当系受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影响，此处之“理”，乃是事物常理之意。辰翁盖谓李贺歌诗非拘于常情常理者，故不能斤斤求之。而杜牧所谓“理”则指诗歌的思想内容，二者含义并不相同。
基于以上见解，刘辰翁批评贺诗主要着眼其遣词命意的奇绝险怪、自出机杼处。如评《绿章封事》“石榴花发满溪津，溪女洗花染白云”两句云：“不必题事，但一语如此，谁不惊异，神奇，神奇”；评《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句云：“浑浑语奇”；评《恼公》“心摇如舞鹤，骨出似飞龙”两句云：“怪、怪”；评《苦昼短》诗云：“亦犹多神俊”；评《江南弄》“酒中倒卧南山绿”句云：“无不奇绝”；评《月漉漉篇》“月漉漉，波烟玉”两句云：“不可解，亦自好”……此类甚多。辰翁对李贺歌诗的奇情壮采别有会心，以艺术审美的眼光品评贺诗脱略常情常理之笔，确是他的高明之处。贺诗奇异，以理求之，宜其不解，跳过此障，则涣然冰释。北宋诗评家科贺诗以理致，恨其怪奇。刘辰翁无此偏执，对李贺诗之奇赏爱有加。文学思想、诗坛风尚的变迁于此等处最可见出。
三
本节试图通过对南宋仿习李贺诗风的作家作品的考察，揭示李贺歌诗在南宋诗坛渐次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前所述，江西诗派独霸南宋前期诗坛，其时几乎无人问津李贺歌诗。诗坛中兴以后，诗人眼界日广、好尚日繁，始有人注意到李贺歌诗词采、意境的不同凡响，遂刻意模拟。范成大是南宋较早自觉学习李贺诗风的诗人，他有两首标明效李贺的作品，一首《夜宴曲》，一首《神弦》。李贺诗中有《夜来乐》、《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和《神弦》、《神弦曲》、《神弦别曲》等篇目，范成大的两首从制题到词采、意境都尽力模仿这几篇歌诗。但是我们发现他这种亦步亦趋的模写显然并不成功。《夜宴曲》繁缛不堪，《神弦》亦病堆砌。
学习李贺诗较能脱略形貌近似而得其风神是在南宋后期。刘克庄不仅在理论上大力鼓吹李贺乐府，以此为标本指导后学；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创作长吉体歌诗。据刘克庄称，他年轻时即学贺为诗，老而无所得，乃止。其实，刘克庄是学习李贺极有成就的一位作者。由于刘氏对李贺歌诗的精神内涵体味较深，能将其风格独具处一眼觑定，故所作几首长吉体诗意趣不俗，意味比范成大的两首要深厚些。我们看他的《东阿王纪梦行》：
月青露紫翠衾白，相思一夜贯地脉。帝遣纤阿控绿鸾，昆仑低小海如席。曲房小幄双杏坡，玉凫吐麝熏锦窠。软香蕙雨裙衩湿，紫云三尺生红靴。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情一点蔷薇血。海山重结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孙枝，陈王此恨屏山知〔10〕（P606）。
表面看来，此诗亦妃红俪白，形近贺诗。但这首诗的真正胜处在刘克庄以艳冶之笔写幽深恨意，景愈丽而情愈苦。全诗意象虽密而不觉繁缛，刻画极精犹未失灵动，盖因笔致折叠变换，情思随之疾徐起伏。情境相生，遂极尽缠绵幽咽、迷离游移之致。结束三句合白居易之流丽与李贺之奇峭于一手，弥见作者笔力。
刘克庄的几篇长吉体歌行人称“绝类长吉，其间精妙处，恐贺集中亦不多见也”〔10〕（P506），并非泛泛吹捧。克庄之外，学习李贺诗风者尚有多人。吕炎乐府学李贺，刘克庄为之作跋。萧熬天“善作李长吉体”。韦居安《梅磵诗话》称“近世襄邑许介之集中，亦有《染丝上春机》、《美人对镜歌》，颇得长吉体制”〔17〕。周密以词名家，写有《拟长吉十二月乐辞（并闰）》十三首，吐属华美，意象新异，颇能仿佛李贺风神。这说明南宋后期，随着评论家对李贺歌诗艺术成就的揄扬和艺术特质的发明，创作家于贺诗沉潜玩味，体认日趋精深细微，渐喜借长吉体逞才斗巧，间有写作高妙者竟可乱真。由范成大至刘克庄，隐见南宋诗人学贺诗由形似至神似的轨迹。但这些作家大都只限于摹写长吉体歌篇，并不能将李贺诗风真正融入自己的整体创作中。
南宋末年的谢翱是真正将李贺歌诗的神髓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而取得较高成就的作者。《宋诗钞》称谢“古诗颉颃昌谷，近体则卓炼沉着，非长吉所及”〔20〕（《晞发集钞》卷首），可见评价之高。翱生当南宋衰亡之际，眼见国势危殆，竟至无可收拾。身历覆国巨变，忠愤哀怨之情郁结于中，发为歌诗，遂深得李贺诗凄绝怨断之风调。钱钟书先生云：“皋羽（谢翱字）亡国孤臣，忠爱之忱，洋溢篇什”，其“《晞发集》能立意而不为词夺，文理相宣，唱叹不尽。”〔6〕（P47）言下盖谓谢翱甚至克服了贺诗甚少“言及君臣理乱”的缺憾，故诗味更其醇厚。谢翱最为人称道的是下面这首《鸿门宴》歌诗：
天云属地汗流宇，杯影龙蛇分汉楚。楚人起舞本为楚，中有楚人为汉舞。鹈淬光雌不语，楚国孤臣泣俘虏。他年疽背怒发此，芒砀云归作风雨。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终闻楚歌〔20〕（P3647）。
贺集中《公莫舞歌》与此写同一题材。两相比较，贺诗铺张恣肆，笔酣墨饱，气象森严，于穷形尽象的描摹中流荡着一股雄浑之气，极完美地体现了李贺风格。谢诗吸取贺诗运思突兀、遣词奇诡的特点，而能出以己意，将自身亡国之痛打并入诗中，沉挚苍凉，不胜其悲。末两句尤其悲苦无告，读之令人泣下。杨慎谓此诗视贺诗为青出于蓝”〔17〕（《升庵诗话》卷14），不为无见。
谢翱学贺卓然有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李、谢二人具有极相似的创作心境和对外物的审美感知视角。据《宋诗钞》载，谢翱“每执笔遐思，与天地俱忘”，语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20〕（P2828）与李贺呕心沥血为诗的情形差相类似。唯其处心积虑， 故能抉幽发微。谢翱写有《废居行》，很能见出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刻画形容的艺术：
海涛翻空秋草短，白蛇入窠啖雀卵。经年废屋无居人，孕妇夜向船中产。归来多雨臼生鱼，穴虫祝子满户枢。邻家置屋供官役，买得沂王园令宅〔20〕（P2836）。
极写废居之荒凉颓坏，满目令人神寒心悸之景，反映了作者幽独近乎变态的心理。李贺《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之二“荒沟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蛴螬”两句，《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横庭鼠径空土涩，出篱大枣垂珠残”两句，与谢翱所写意境相类。这种对幽微冷僻物象的共同兴趣正是谢、李二人心神沟通的契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情趣的投合是谢翱接受李贺影响且能融会贯通的内因。
其次，作为一介忠义之士，谢翱猝然面对亡家失国的社会现实，心灵世界势必产生极强烈的悲剧意识和荒诞感，这也使他对李贺歌诗发生了情感的认同。宋元之际，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群情怨愤郁结。谢翱眼见国家社稷沦于敌手，亲尝流离失所的辛酸耻辱，痛惜忠臣烈士的无力回天，心中浸染了极其浓郁的悲剧意识，所写《花卿冢行》、《后琼花引》、《邳州哭》、《古钗》等均是这种悲剧意识的体现。又当此变乱之时，社会人情每每阴差阳错，贤愚混一，上下倒置；人生旦夕祸福，无常变幻。文人儒士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受到无情的冲击和践踏。诗人敏感，谢翱更于此体验到深深的荒诞意味。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荒诞感使谢翱对李贺歌诗之“恨怨悲愁”和“虚荒诞幻”产生了共鸣，贺诗的真精神因此得以在谢翱那里发扬光大。
收稿日期：1999—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