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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理论是一门知识吗?对于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做否定的回答。但是,由于知识何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追问,肯定文学理论是一门知识并不会增进我们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认识。从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到文化研究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在知识学模式上的变化。
关键词: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变化
1文学理论知识概述
文学理论作为知识,体现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是人对于文学理性思考的结晶。而文学理论则是以概念的方式表达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在文学的直接性和感性面前,概念的逻辑性和符号特性往往是捉襟见肘、不得要领的。既然如此,文学理论对于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疑问,在晚近以来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讨论中十分流行。他们认为既然文学承担了理论的所有功能(例如反思),那文学理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理论的死亡”正是文学制造出来的结果。一个以阐释、守护文学为己任的文学理论,却被他的对象置于死地,这不奇怪吗?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希利斯•米勒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文学理论的繁盛之时,有时正是发生在文学的暗淡之日。不仅如此,文学理论还促成了“文学的死亡”:“当代的文学理论正出现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削弱之时。它是对这一削弱的间接回应。如果文学的力量和角色,仍然公认处于全盛状态,就没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理论化了”(米勒53-54)。希利斯•米勒揭示了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理论的兴盛恰恰出现在文学的衰退之时。
2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的变化
2.1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也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夹击中断裂,中国文学开始走上中西融合的现代化道路。文学理论方面,梁启超与王国维两人贡献最大,“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言志”、“文以载道”,重新阐释文学,使文学具有现代性意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往来密切。在这期间,他深刻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转而依靠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相结合的方式来救亡中国。他先后组织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三场文学革命运动,改良传统文学,以达到文化启蒙、文学救国的目的。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最能体现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与社会人生联系起来,小说成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变成一种新民的工具,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道”工具。他借助西方现代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转化,使文学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诉求,文学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职责,而不仅仅用于承载中庸之道。1917年,梁启超退出政坛,转向学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他不再单纯地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而是将启蒙的政治倾向与情感的审美维度进行调试,更侧重于文学的审美价值。王国维于1898年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时务报》工作,在这里,他开始学习日文,致力于“新学”,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他从哲学入手,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摒弃了传统文学观念,提出中国式“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点,并在《论哲学家与艺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文章中系统阐释了这一文学观念:“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在他看来,人生和自然是文学描写中最重要的内容,文学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生命状态,文学不是“政治教育之手段”,而是独立的,非功利的,审美的。王国维建立了以 唯“美”为核心的无功利文学观念,这是与梁启超前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对立的。由梁、王二人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的学术界正在慢慢实现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变,不再强调文学的政治、社会责任,而是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特质。从20年代文论教材的文学定义问题入手,可以更直观得看出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2.2模式的变化
2.2.1反映论
反映论进入文学理论体现了早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对于哲学方法论的依赖。思考文学的问题必得借助于业已形成的哲学观念。而早期唯物主义哲学无一例外均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展开,这就决定了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僭越性,认识论僭越于文学,把文学理解为对于社会生活形象的认识。文学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并达到对于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二是二元性,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置换成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强调社会生活第一性质,文学艺术第二性质,由此制造了生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在特殊情况下,“反映论”成了“工具论”。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反映论得以在文学领域盛行起来。
2.2.2文化研究论
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活动富有魅力和令人激动的领域”,实际与全球化语境下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质的凸显有关。文化研究的倡导者,无论是雷蒙•威廉斯、还是斯图亚特•霍尔,他们的身份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是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而不仅仅是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从对“日常的文化”的关注而引发了文化研究观念的转变。他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和社会”以及文化政治中的“漫长的革命”。斯图亚特•霍尔,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个编辑。在与帕迪•惠奈特合作的《流行艺术》里,霍尔试图将流行艺术与种族问题关联起来,从而揭示意识形态与身份之间、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位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霍加特则致力于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因提出“文化的领导权”而广为人知,作为意大利的政治活动家,其关注的问题也是在文化、种族和权力等方面。可见,文化研究的主体,是一批由不同学科门类、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构成的。身份的跨界性质,带来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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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明华.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01):74-80.
论文作者:赵晓磊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1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化论文; 反映论论文; 观念论文; 知识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力量》1月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