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货币危机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货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地区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中隐藏的经济失衡，因而这次以泰国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给予国际金融界一次深刻反思的机会。中国作为近年来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发展中大国，成功地进行了包括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坚持贯彻了稳定汇率、增加储备、利用外资、适度从紧等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针，在强调以吸引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的管制，对外发债和股票发行都有严格管理，具备了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能力，因而免受了这次货币危机的冲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仍然潜藏着局部性、部门性的风险，值得我们从东南亚货币危机中引以为戒。
一、汇率定位要兼顾国际收支和经常项目的综合平衡
从运行机制上看，以泰国金融风暴为代表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和此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具有共同性，固定汇率使市场调节机制失衡，引发货币危机。在这个运行机制中，汇率的定位具有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理论上说，汇率的确定应该综合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整体平衡。但是经常项目的平衡反映了一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对于维持国际收支的稳定和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地看，泰国政府坚持将资本流入作为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繁荣经济的政策目标，泰国的经常项目几乎近30年连续呈现赤字，经常项目逆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8%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国1996年高达147 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深刻反映了本国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技术进步缓慢、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等深层次的弊端，同时也反映了泰国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主要集中于电子产品等少数品种，因而1996年世界电子产品需求大幅减少直接抑制了泰国出口的增长，加剧了经常项目的赤字。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将汇率的波动区间控制在一个十分狭窄的空间之内，因而即使是在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保持高额盈余、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时，中央银行依然通过大量买入外汇、投放基础货币的形式阻止汇率的升值，从而使得上述金融危机的运行机制在大量“外资流入”与“国内货币升值”之间被打断。所以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批评中国的汇率决定不是以整个国际收支平衡为基础，而是以进出口贸易收支平衡为基础，从而给予外贸企业以特殊的政策倾斜。应该说这一政策措施是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鉴于中国经济对外贸的较高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外贸的脆弱性，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听任汇率升值，必然会使中国出口陷入崩溃。不过，在汇率确定过程中，适度偏向于扶持外贸只能是一时之计，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推进外贸体制改革，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
因此，外贸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基石。在对外贸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一定要坚持不断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推进外贸结构调整，增加竞争能力。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制成品出口中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的产品仍然居多。在我国强劲的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一比重依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这表明我国外贸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力廉价的比例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不及时推进技术进步，那么泰国所遇到的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技术进步缓慢、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也会在我国外贸发展中遇到，这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损害。
二、汇率制度必须及时根据特定的经济环境予以调整
从汇率制度角度看，东南亚地区普遍实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引发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如泰国、菲律宾实行的是与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外汇市场的汇率波动一般不超过3%，马来西亚等国的汇率制度也与此类似。
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从理论上说各有优劣，只要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两种汇率制度都能够很好地运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都有十分成功的例证。固定汇率有很多优点，如便于投资者作成本和收益估算，便利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有利外资流入和通货膨胀的控制等。中国的香港、拉美的阿根廷和中欧的捷克等都成功地运用了固定汇率制度。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汇率制的成功运行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如出口稳定增长、被钉住货币币值稳定或者略有贬值、外资持续流入且债务负担较轻、监管当局能够有效监控国际资本的流动、国内市场上的利率和工资等价格杠杆能够基本自由浮动以适应被钉住货币的波动、本国与被钉住货币国有非常相近的经济条件等。一旦这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就必然使得固定汇率制成为扭曲经济运行、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同时，由于主要宏观经济决策习惯于依赖固定汇率制度，改变这一体制将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如果若在需贬值时处理不好会引起更为剧烈的贬值和震动。1994年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7 月以来以泰国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东南亚货币危机都表明，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人为维持固定汇率是十分困难的，对汇率的长时期管理不善必然会酿成严重后果，并会压抑金融业的改革。
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采用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不过，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人民币汇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人民币与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则通过与美元的汇率换算，这样，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做出很大努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波动间隙十分狭窄，从而在事实上使得人民币与美元形成了相对比较稳定的汇率关系。这有利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但是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迟缓，利率管制依然保持，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外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国际贸易市场趋于多元化等，维持这一汇率制度的成本正在增大。如这一汇率制度使得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汇率风险大大降低，高利率和相对稳定的汇率并存，无疑增大了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吸引力。人民币与美元相对稳定的汇率关系，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外汇风险观念，一些为规避汇率风险而设立的金融产品（如外汇远期交易）等难以开展起来，从而影响了外汇市场的深化（如从1997年中国银行试行外汇远期交易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的高度稳定，企业根本没有积极性从事这种保值交易）。从目前情况看，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是改善当前汇率制度的关键性步骤。
从泰国的实践看，泰国的贷款利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上、并长时间将汇率控制在24～27铢兑1美元的狭小空间内， 从而同时严格控制了利率和汇率这两个重要的市场杠杆。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当局从维持整体经济平衡出发，就不可能同时控制利率杠杆和汇率杠杆。如果要强行为之，必然会以经济运行在长期内的结构失衡为代价。从货币危机的运行机制看，尽管中国的经济运行通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强行干预维持了汇率的稳定，使得我国进出口避免了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在新的条件下依然可能形成新的危机机制：即经济高速发展并伴随金融自由化——大量外资流入——强行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稳定汇率关系——外资继续流入，相当部分外资流向房地产业等非贸易部门，技术进步迟缓，国际竞争力提高缓慢——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泡沫经济——国内经济失衡逐步累积——经常项目出现持续性的赤字——人民币与美元相对稳定的汇率关系难以维持，被迫大幅贬值而形成危机。
三、外资和外债管理失控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从外资和外债管理的角度看，泰国金融危机的基础之一就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外债。近10年来，泰国成功地保持了8%左右的年GDP增长率和4～6%的通货膨胀率，但这是在对国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高度依赖下取得的。
在反思泰国的金融危机时，泰国总理差瓦立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我们欠了很多债”。外债规模失控，外债使用效益不高，确实是泰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东南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目前，东南亚地区各国均持有高额的外债，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分别达到900亿美元、1000亿美元、 500 亿美元和350 亿美元。 泰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从1992年占GDP的5.9%逐年上升到1996年的8.3%。为弥补赤字， 外债从1992年底的396亿美元增至1996年底的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泰国经济对外资和外债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为偿付债务，泰国必须保持15%的外贸年增长率和不断的外资流入，一旦外贸增长率下降或者外资流入减缓，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正由于此，泰国1996年外贸大幅滑坡，出口下降了2.1%，直接抑制了GDP增长（降至6%）， 并酿成了金融危机。
（一）关于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主要依赖外资，而需要依靠国内储蓄。从总体上说，中国高水平的国内储蓄完全能够支持国内的投资。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持续大幅顺差并存，并直接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从而在实际上使得我国在需要外资流入的经济起飞阶段形成了资源向国外输出的格局。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国外金融报刊（如英国的“金融时报”）评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本输出国的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这样的高储蓄大国，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应该是本国的金融资源，而引进外资的动机之一，就是刺激国内金融体系更加有效地充分运用国内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应该居于补充性的地位。这也就是理论界一直争论的所谓“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以来，我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的增长持续高于贷款余额的增长，从而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资金“存差”（1994年以来，国有银行的存差分别为273.3亿元、2490.6 亿元和2625.6亿元），同时，我国又借用了相当比例的外资。于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存款和贷款在期限和规模等方面的对称问题，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高成本存款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而被闲置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外资对内资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不是“互补效应”。显然，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银行吸收的存款闲置并存，反映了我国外资政策需要调整。
（二）关于外资的流量管理
外资的流向一般包括产业流向、区域流向等。如果对外资缺乏有效的管理，如引进的外资中短期资金比例过高、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借入的外债使用效率不高等，不能充分发挥外资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就可能使外资反而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力量。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引入的外资主要投向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行业，但是也确实有相当部分是流入了房地产业。从区域结构看，外资流向集中于东南沿海，在客观上扩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三）关于外债的总量管理
外债的总量管理，就是要控制外债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控制外债的增长速度（其主要参考指标之一就是外债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较）。
对于外债的总量管理，我国一直主要采取的是计划管理的形式，这种方式对于计划外债务的管理（主要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债务、租凭、补偿贸易、延期付款、海外私人存款等）还十分薄弱，这些外债环节基本上还是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在地方政府较多介入经济运行的背景下，追求短期政绩的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利用非正常渠道借入外债，从而使计划外债务成为潜在的外债失控点；另外，一些隐性外债，如境外企业通过其国内母公司担保进行融资、“假合资，真融资”、境外机构将其借款以不同形式转为国内使用等，也会在事实上形成外债规模的膨胀。从发展来看，在新的条件下，我国外债管理政策在区分外债管理规则时要根据“国民待遇”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够简单地根据内外资来区别；在加强对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借债管理的同时，要逐步放开一定限额下的其他经济成分的借债管制，从而将外债的计划审批转向事后的动态监测，以及时有效地监控外债规模。
当前，我国的外债管理机构还比较分散，主要由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等部门进行管理控制，部门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和协调，使得外债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及时得到解决。
（四）关于外债的使用
外债的使用包括使用方向与使用效益两个方面。外债的使用方向，是指将外债引入后投向国民经济的哪些部门、哪些产业。外债的使用效益，就是外债的增殖性。只有有效益地使用外债，偿还外债才有现实基础。随着资本市场在内的国内市场的逐步发展，要加强对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监控，防止出现泡沫经济。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有些效益不好的外债项目之所以没有出现对外逾期，是由于国内转贷或担保的金融机构为了维护信誉而对外垫款偿还，并非外债项目本身有偿还能力。这实际上是把偿债风险由借款部门转移到国家银行的身上。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在使用外债的过程中，一方面防止短期借款的比例过大（这一方面我国的外债管理是比较成功的），另一方面要保证未来偿债压力的相对均衡，防止在特定年份出现偿债压力过大。在1985年以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建设资金缺口，将短期借款用于长期项目（特别是基本建设），形成外债期限上的错配风险。有不少外债投向了不创汇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外汇平衡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四、不能对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防范能力估计过高
高额外汇储备常常作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防御手段，从东南亚各国的情况看，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外汇储备分别达到377亿美元、100多亿美元、近200亿美元、280多亿美元和1000多亿美元。从传统观点看， 如此高的外汇储备是能够应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特别是泰国，其外汇储备高达377 亿美元，几乎达GDP的20%和6个月的进口值。显然，以泰国金融危机为代表的东南亚货币危机显示，不能对外汇储备的风险防范能力估计过高。换言之，外汇储备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其稳定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宏观经济基本平衡、无长期性的结构性失衡存在、有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等。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巨额国际投机资金的存在，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物经济而不断膨胀，使得单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整个外汇市场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目前国际外汇市场上外汇交易量以万亿美元计，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的国际短期资本就高达7.2万亿美元， 一个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市场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同时，国际资本能够运用巨额的资金，采用多种金融工具进行投机，以获取高额利润，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近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将国际投机资本疯狂炒作各国货币的“货币操纵”行为宣布为非法行为，并点名指责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索罗斯（据称其在英镑危机和此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分别盈利达20亿美元以上）。在国际范围内，一般倾向于用储备支持进口的时间长短来监测外汇储备的充足性，一般要求“储备率”，即储备与进口额的比例（R/MM）要维持在25%左右，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度上浮至30～40%。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指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表明了一国现有的储备能够满足进口需要的期限。统计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储备率一般要高于发达国家，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其次，健全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抵御金融风险最为有效的工具。外汇储备规模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只能用于调节短期性的市场波动，对于经济的长期性失衡的调节十分有限。从世界储备变动趋势看，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外汇储备变动幅度相当大。宏观金融调控当局基本上不把外汇储备作为宏观政策目标，外汇储备只是政府立足于达成内外均衡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产生的最终后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汇储备及其变动不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直接调节目标，它必须服从于整个宏观金融调控的需要。外汇储备及其变动也不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操作目标，因为外汇储备只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终端变量而不是初始变量。换言之，外汇储备及其变动更多的只是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而运用外汇储备调节整体经济失衡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结构性、长期性的宏观失衡时更是如此。对于长期性的失衡，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消除。因此，我们不能将外汇储备的增长作为宏观政策的目标，也不能由于有121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认为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金融风险，更不能因此而放松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第三，外汇储备的不同来源对发挥外汇储备的稳定作用影响很大。在正常情况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主要应该来自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通过对日本和我国台湾省外汇储备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相关分析，其外汇储备基本上是由经常项目的顺差堆积起来的，这与其国际竞争力的逐步提高是基本一致的。从中国的情况看，1994年以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在低位徘徊，并随着国内经济的周期波动而波动，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呈现出急剧上扬的势头，从结构来看，由于央行入市干预，外资的大量流入取代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地位，直接推动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因而我国储备中有相当比例的不稳定的“借入储备”，这对于外汇储备稳定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金融市场化增大了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
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动员储蓄、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等。不过，如果在推进金融市场化的进程中不相应强化风险管理，就会威胁到转轨经济中金融运行的稳定性。
一是关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1996年底，我国已有信托投资公司244家， 资产总额达到6161.78亿元；证券公司96家，资产总额达到1590.53亿元；财务公司69家，资产总额达到1096.9亿元；保险公司21家，全年承保金额达到156763.5 亿元，保费收入达到776.6亿元。不过，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许多矛盾，特别是在基层信托公司中，不少矛盾已经酿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如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万国证券公司等先后陷入困境。不少非银行金融机构缺少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违规经营十分严重，特别是在沿海的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上，利用违规资金进行炒作，炒作的利润由本公司获取，而形成的风险则由全社会承担，从而导致所谓“利润局部化，风险社会化”的局面。根据人民银行的安排，1997年将在认真审查、清产核资、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完成银行业与信托业的脱钩工作，一方面银行业要承担原来信托经营不善所形成的高比率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分离出去的信托公司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经营，而不能再依靠银行的资金输入；同时将80多家地市级信托公司归并到城市合作银行或者转变为省级信托公司的分支机构，这样，基层信托公司违规经营所积累的风险可能会由新的接受机构承担，金融风险可望有所化解，但是如何防止形成新的风险，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二是关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问题。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过热时，商业银行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和内部控制能力，盲目介入这些市场，随着泡沫经济膨胀继而破灭，从而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这一危机形成机制在泰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泰国商业银行过度介入房地产业，在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后，形成了高达200 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引起数家银行危机，促使国际金融界对泰国金融机构评级下调，进而诱发了泰国铢的抛售风潮。
六、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只能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整
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毕竟是在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是“前进中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来调整，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节，而不能重新回到行政管制的老路上去，否则只会打击国际市场的信心而加剧危机的扩散。
首先，在市场日趋国际化的前提下，对市场的调控措施必须尊重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在这次货币危机中，马来西亚为了控制股市的外资撤离而同时打击股市和汇市，于1997年8月27日宣布新的管制措施， 限制投资者进行股票抛空。这一措施极大地打击了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信心，使得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处理市场危机的方式、危机过后的市场开放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等方向开始表示怀疑，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气氛。从马来西亚的教训看，在处理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时，如果过于依赖行政命令或者盲目改变市场规则，反而会打击投资者信心而引发新的资金撤离行动。与马来西亚一时限制外资撤离、一时欢迎外资进入的多变态度相比，香港的态度就显得成熟得多，香港金融当局就宣布，香港的市场波动是正常现象，市场资金有权自由进出，这样反而强化了市场的信心。从马来西亚调节市场的措施中还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一些言论带有十分强烈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比较偏激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对于外资的市场行为只能严格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予以约束，从比较偏激的民族情绪出发，将市场问题政治化，只会令寻求利润的外资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其次，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稳定市场，必须注意控制金融危机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递和扩散，防止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互相牵引下不断下跌。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国内金融市场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汇市场的下跌引发了股票市场上外汇资金的撤离，导致进一步的货币下跌风潮，这显示出外汇指数高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另外，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关系，使得稳定市场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市场中的一个环节，就必然会带动相关环节的大幅波动。一般人常常认为国际投机资本只是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的国家大发其利，在香港并没有获取多少利益，因为港元一直比较稳定，实际上国际资本同样利用了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在冲击东南亚货币之后，转而利用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冲击港元，港元一受冲击，必然拉高市场利率，进而打击香港股市，影响地产股、银行股的盈利预期，于是投机者就可以利用港元利率、股市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之间的投机操作盈利，并导致多个市场环节的不稳定。
再次，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整市场，就必须将金融危机的爆发视为促进金融改革的契机。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风波的爆发常常在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一国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如墨西哥等。因此，各国应该充分把握危机爆发的时机，及时在危机之后推进经济调整措施。在货币危机爆发后，政府是很难独立支持一个与实际经济运行脱节的汇率水平的，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允许货币迅速调整到一个相对较低同时政府又可以维持的价位（如菲律宾7月中旬将其货币迅速下调到一美元兑30 比索附近），以稳定市场信心。同时，政府要及时采取一系列配套的经济调整措施，化解危机爆发的根源，并将危机的不良影响缩小。
七、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金融合作
金融体系特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易引起国际金融界的联动效应，一方面，单个国家的干预力量在强大的市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风波会很快传导到相关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个区域内的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国际金融市场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和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投机资金的存在，为各国监管当局维护市场的稳定加大了难度。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汇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并吸引了大量投机资金的介入。现代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的创设和迅速推广提供了技术支持。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庞大的交易规模，已经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经济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为困难。据统计，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上，日交易规模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仅仅从稳定汇率角度看，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很难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有效地干预市场。因此，同一个区域内的有关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在维护区域性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鉴于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时各国的援助和基金组织的支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的亚洲国家在第52届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年会上就建议成立专门的用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基金；有的国家则建议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实力和监管范围，这都表明了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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