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弛禁”问题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琦善论文,弛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清政府在高级官员中组织了一次关于禁烟问题的讨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史学界多认为，在禁烟讨论，特别是1838年的讨论中，存在着严禁与弛禁两个派别，弛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本文即以这次讨论及其后发动的禁烟运动为范围，对琦善的“弛禁”问题重新作一考察。
一 琦善与1838年的禁烟讨论
1838年6月，面对日益严峻的鸦片泛滥形势，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请求厉行禁烟。道光帝当即批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直省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至11月，包括琦善在内的各地将军、总督、巡抚共29人陆续奏复；以一批监察御史为主的朝臣也纷纷上书，痛陈时局；军机大臣、大学士们审阅奏章，斟酌取舍，形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禁烟讨论。为了正确判断琦善在这次讨论中的态度，首先必须弄清黄爵滋在奏折中提出了哪些问题，琦善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并参考其他官员的态度。在奏折中，黄爵滋提出了三个问题：银贵钱贱的根源是什么？首禁吸食还是首禁兴贩？要不要重刑禁烟？此外，关于整肃吏治问题，黄爵滋没有提出来。但是，琦善及其他参加讨论的官员们纷纷涉及。讨论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银贵钱贱的根源是什么？
19世纪30年代，清朝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反常现象。黄爵滋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外国鸦片大量流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1838年7月，琦善应诏上书。在奏折中，他首先对黄爵滋的判断表示赞同：
臣查该鸿胪寺卿原奏，以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所称银价日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及州县征收地丁钱粮，以钱易银，无不赔垫，均属实在情形。（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朝官员们对于银贵钱贱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懂得货币与商品间的关系，纯粹在货币问题上绕圈子。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绝大多数人总算弄清了鸦片与银钱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引发银贵钱贱的真正原因。黄爵滋的见解，代表了这种认识的结果。琦善赞同黄爵滋的观点，表明在银贵钱贱的根源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与黄爵滋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琦善的认识还有糊涂的部分。他在肯定了黄爵滋关于“漏卮在鸦片”（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4页。）的见解以后，接着补充了两点看法。其一，清朝开国两百年间，人口大量增加，耗费也随之增加。制钱每年都在铸造，白银却未见增加，这一多一少，自然成为引发银贵钱贱的一个因素。这种见解，依然是单纯在货币问题上打转的陈腐观点。其二，洋货盛行，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加剧了银贵钱贱的趋势。他不懂得，对外贸易中，只要进出口保持平衡，就不会出现白银外流的问题。事实上，在正当贸易中，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清政府依然处于顺差地位，每年都有二、三百万两的出超。只是由于大量鸦片走私入口，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才出现了对外贸易总量上巨额逆差的现象。
在有关银贵钱贱的问题上，琦善虽然存在一些糊涂的观点，但他承认“漏卮在鸦片”，与黄爵滋的见解基本一致。参加讨论的将军、督抚们，绝大多数也都同于或趋近于黄爵滋的见解。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认识，他们才看到了鸦片输入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正在和将要造成的可怕的后果，诚如黄爵滋所言：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办理，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5页。）
认识到要塞漏培本，就必须禁绝烟毒，从而促进了在禁烟问题上的决心和行动。
还应当予以肯定的是，关于鸦片输入的危害，黄爵滋仅着眼于财政方面。琦善不仅看到了它对于清政府财政的危害，而且看到了它对于中国人民肉体上、精神上的毒害，以为“鸦片烟非（戕）人躯命，贻害尤深，自应妥议章程，严行饬禁。”（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
2、首禁吸食还是首治兴贩？
19世纪30年代末，清政府禁烟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可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贩运猖獗，吸食成风，竟形成为积重难返之势。“善筹禁烟之方”，成为讨论中最热烈的话题。黄爵滋以为，历来禁烟所以难以奏效，在于重兴贩，轻吸食。现在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首治吸食。
夫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6页。）
琦善不同意黄爵滋的见解。他认为：“鸦片烟流毒民生，为害日甚，非先杜绝兴贩之源，势难禁止吸食之患。”（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史料》第1册，第355页。）他说，解决鸦片问题，首先要分清源与流、本与末，遏流必先清源，治末必先正本：“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亦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就国内与国外而言，外国鸦片走私入口是源、是本，中国鸦片泛滥是流、是末。鸦片“若不贩自外洋，各省从何吸食？”就国内而言，兴贩是源、是本，吸食是流、是末。兴贩有大有小。粤东之囤贩，勾结外夷，取其鸦片，以转售于各省；出其纹银，以偷漏于外洋，实属罪魁祸首。禁烟理应循流溯源，拔本塞源，加强海口查禁，严禁囤积兴贩。鸦片之源杜绝，“而吸食之风自止。”其次，就治理的策略而言，兴贩者纵有党翼，总是少数，而吸食者人数众多。“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注：以上引文均见《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积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
在1838年的禁烟讨论中，绝大多数将军、督抚与琦善一样，都不同意黄爵滋首禁吸食的意见，力主首禁兴贩。湖广总督林则徐曾经是黄爵滋首禁吸食主张的坚定支持者。1839年初，他到了禁烟第一线的广东，耳闻目睹外国鸦片走私及内地烟贩的猖獗情形，认识有了改变，以为“断绝鸦片，首贵杜其来源”（注：《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为察看义律及英国奸商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史料》第1册，第744页。）；以为“鸦片贻害中华，久已势成积重，欲非筹拔本塞源之道，断难收一劳永逸之功”（注：《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会同林则徐力陈鸦片毒害片》，《史料》第1册，第530页。）。他在广东全力以赴、成效最大的禁烟活动，就是收缴了英美鸦片贩子的鸦片230多万斤。林则徐思想认识和实际作为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首禁兴贩的方针是正确的。
3、要不要重刑禁烟，吸食论死？
黄爵滋不仅主张首禁吸食，而且主张重治吸食。凡吸食者，置之重刑，由旧律处至杖一百、徒3年加重至死刑。具体办法是，给予一年戒烟期限，愈限吸食者，平民处死；官员照常人加等，除本人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官亲、幕友、家丁，除本人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他认为，“天下大计，非常情所及”（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7页。）。当此鸦片泛滥之际，只有置之以重典，威慑以死刑，已吸食者才会惧刑而洗心革面，未吸食者才会畏死而不敢染毒。
琦善不同意吸食论死。他认为，“立法贵乎平情，而惩恶在于诛首。”兴贩与吸食相较，前者是源，危害大，罪行重；后者是流，危害相对小，罪行相对轻。立法要讲求公正，量刑要合乎情理。以杀人罪而言，主谋系首恶，胁从次之；以盗窃罪而言，盗窃者为首恶，窝赃、买赃者次之。“各律皆然，要皆正本清源之意。”对兴贩者不置一词，对吸食者却要处死，显然既不合理，也不符情。他认为，限期戒烟，未必都能戒除，“彼时诛之既不可胜诛，不诛则法立不行”（注：以上引文均见《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积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4、293页。），骑虎难下。
琦善虽然不同意对吸食者处死，但对于黄爵滋重刑禁烟的思想是赞同的。他认为，旧律对于兴贩、售卖、开馆、诱人吸食罪量刑过轻，应当加重。兴贩罪，旧律仅枷号1月，发近边充军。他主张，应加重至发往新疆。特别是，他主张对违禁官役从重处置。吸食罪，旧律仅处至杖一百、徒3年，官役加一等。他认为，常人可以维持旧律，官员则必须从重处置，发往新疆，永不叙用。有的评论认为，琦善反对吸食论死，是为了达到明禁暗弛的目的，以维护那些与鸦片有种种利益关系的官员们的利益。果真如此，琦善就不会提出加重兴贩罪的建议，就不会提出加重处罚违禁官员的奏议，而且这种处罚较之旧律大大加重，即发往新疆，仅次于死刑。琦善也说过“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4页。）的话，但是，如上所述，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吸食论死而言，并非就整个禁烟刑律而言；主要是针对常人而言，不是就官员而言。
琦善强调指出，鸦片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走私贩的猖獗、吸食者的众多，也不在于规条不密、刑罚不重，而在于有治法无“治人”，在于官员们不能认真实施朝廷的禁烟举措。他们认为“一经查办，未获认真之奖，已罹失察之愆，非惟累及前官，并且身膺吏议”，因而“瞻循顾虑，相率不前”，与其察办而背失察之名，不如放任自流，敷衍搪塞，庇护纵容，皆大欢喜。“积习因循”，“不能实力查拿”。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官役兵丁，见利忘义，或内外勾结，受贿纵放；或兴贩开馆，参与吸食。稽查者即包庇偷漏之人，查拿者即开馆吸食之人，靠这些人去禁烟，当然只会愈禁愈烈。他反复强调，禁烟“惟有治人无治法，尤在实力奉行”，“惟在令行禁止”。他力主整饬吏治，肃清官场，从重查处官役兵丁中的违禁案件。“如有不肖官弁，通同兵役，得规庇纵，应请旨照枉法赃律，加等治罪。其兵役得规纵放，该管官毫无觉察者，亦仍治其失察之咎。”“至现任文武官员，乃竟从而吸食，尤属骫法妄为，亦应从重发往新疆，永不叙用。”（注：以上引文均见《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4、295页。）
1838年禁烟讨论中，同琦善一样，大多数将军、督抚都主张整饬吏治，从严查处不法官员。有的更将吏治腐败提到“源中之源”的高度，认为“行法必自官始。……吏习一清，民风自然易革”（注：《广西巡抚梁章钜奏为塞漏培本必清源息流严惩兴贩及开窑囤烟之犯折》，《史料》第1册，第325页。）。他们的见解，道出了禁烟所以不能奏效的真谛，真正找到了禁烟的突破口。禁烟讨论及其后，清政府大张旗鼓，集中查处了一批官员违禁、失察案件，其中包括一些地位显赫的王侯、督抚。一时间朝野震动，有力地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开展。
1839年6月，在禁烟讨论的基础上，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制定了严禁鸦片章程，旋即由道光帝谕令颁行。章程指出，鸦片泛滥的原因，其一在于外国走私犯、内地不法分子与稽查兵弁相互勾结，走私贩运；其二在于“各省大小臣工视为具文，不肯认真查办”。在治理的主次方面，章程坚持了首治兴贩而塞弊源的原则，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了治理吸食的重要性，综合起来，就是“严兴贩以清吸食之源，治吸食以绝兴贩之望。”在量刑方面，确定了“非严刑峻法不足挽回”的原则，具体规定：兴贩罪，处至斩立决；开烟馆，至绞立决；吸食，给予一年半戒烟期，逾限吸食，处绞监候。章程指出了整肃吏治的重要性，强调：“惟有治人而后有治法”（注：以上引文均见《大学士敬敏等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严禁鸦片折》，《史料》第1册，第565、585、598页。），制定了从重处罚在官人役违法及失察行为的条款：凡受贿纵放，处至绞立决；吸食，限内照平民加等治罪，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失察罪，处至降两级调用，而且要追究上一级管官直至督抚的责任。从这个章程来看，道光帝既未完全采纳黄爵滋等人的意见，也未完全否定琦善等人的意见；既未完全否定黄爵滋等人的意见，也未完全采纳琦善等人的意见，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见解。
论者常以是否赞同首治吸食、特别是重治吸食作为划分严禁派与弛禁派的界碑。林则徐等人赞同以死论吸食，因而是严禁派；琦善等人不赞同以死论吸食，于是就成了弛禁派。这种划分，未免有违史实，未免过于简单化。如上所述，禁烟讨论是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的，吸食量刑仅是其中一个问题。在银贵钱贱根源于鸦片泛滥的问题上，琦善与黄爵滋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在首治吸食问题上，他与绝大多数官员都不同意黄爵滋的主张，但他们是正确的；在吸食论死问题上，他虽然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但他赞同黄爵滋重刑禁烟的思想，主张从重处置兴贩者及吸食官员。尤为可贵的是，在整肃吏治这一关键问题上，黄爵滋的奏折虽然涉及了吏治腐败的问题，但他避开了整饬官场的问题；而琦善和其他绝大多数官员都强调肃清吏治的至为重要性，并力主从重查处官员中的违禁及失察行为。总的说来，他的意见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他决不是弛禁派，也不是表面的严禁派、实际的弛禁派。他与黄爵滋的争论，是在一致主张严禁鸦片基础之上的争论，是关于禁烟方法、策略的争论。结合他在直隶的禁烟实践，就更难得出他是弛禁派的结论。
二 琦善与直隶禁烟运动
禁烟运动开始以后，清政府在严饬各地切实查办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广东、直隶两省。广州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外国走私鸦片的出入门户。截住这个总源头，烟毒即“日就肃清”（注：《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协心同力严禁海口鸦片贩运等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483页。）。1839年初，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宜，查处了一批违禁、失察官员，一举收缴外国走私鸦片230万斤，在内地收缴鸦片84万余两。广东禁烟运动的胜利，为各地禁烟运动树立了楷模，增强了清政府禁烟的决心，推动了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
直隶虽然远离南方，但是，兴贩、吸食现象也很严重。两广、福建商船，往往夹带鸦片，由天津海关走私入口。郡城店铺，接运囤积，转销京师及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吸食成风，肆无忌惮。不法奸商，“四路贿通”（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史料》第1册，第355页。），稽查官员，“类皆迁就”；府县家人书役等，“得规包庇，或自行吸食”。（注：《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史料》第1册，第352页。）禁烟运动开始以后，京师查获了一批官员吸食鸦片的案件，更引起了清廷的警觉。1838年9月6日，道光帝向京师及各省发出了禁烟运动中的第一道禁烟谕令，16日又发出了第二道禁烟谕令，这道圣旨，就是给署直隶总督琦善的。谕令强调：
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果海口搜查净尽，则京师转贩亦少。（注：《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办奸商囤贩鸦片等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53页。）
紧接着，又在9月23日、10月9日接连发出谕旨，强调直隶禁烟的重要性：
天津为京师贸易来路，查拿不净，根株何由断绝？（注：《著署直隶总督琦善立定章程严密查拿不准烟土上岸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63页。）
天津为京师来路，查拿稍懈，立见蔓延。（注：《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仍遵前旨缉拿烟犯并一面另筹良策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81页。）
直隶禁烟运动开始较早。禁烟讨论开始不久，琦善即已着手访查天津鸦片走私情况，分析闽、广商船来往天津行踪规律，并在南方商船即将抵津之际，“严密访查，务得其销售之路、窝顿之家，悉力查拿，以期破除积弊。”（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5页。）9月中旬，湖南巡抚钱宝琛、湖广总督林则徐相继奏报禁烟成果，与此同时，琦善也送出了第一份禁烟成果奏折。
不过，禁烟运动初期，琦善存有畏难情绪，过份强调查禁中的困难，故拿获甚微。9月15日，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上奏，揭露天津鸦片泛滥及官府查办不力情形。次日，道光帝即谕令将狄听奏折抄给琦善，令琦善就折中所指各情严密查拿，按律惩办，根究同伙，杜绝来源，并告诫琦善“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注：《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办奸商囤贩鸦片等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53页。）3天后，琦善奏复，承认天津鸦片泛滥事实，报告业已采取的禁烟措施及拿获情形。同时竭力强调客观困难，称商船停泊海面，水手众多而凶悍，如遭拒捕，扬帆逃逸，一无水师追拿，二不掌握烟犯姓名，故海上查拿难；货物繁多，难以一一开验，故海关稽查亦难；店铺开设多年，收藏隐秘，故入店搜查亦难；风声日紧，罪犯“踪迹愈密”（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史料》第1册，第355页。），设计诱捕，亦未奏效。23日，道光帝批复琦善奏折，指出稽查虽有种种困难，“然不能因此遂令奸徒借以夹带售私，该地方官等转得借口不办。”令琦善“立定章程，严密查拿，总不准烟土上岸。”再次告诫琦善：“现在整顿积习，该署督等断不可稍涉因循，致贻后患。”（注：以上引文均见《著署直隶总督琦善立定章程严密查拿不准烟土上岸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63页。）
经朝廷督饬，琦善一扫往日畏难情绪，振作精神，严饬下属，全力查拿，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果。10月6日奏报，破案4起，捕获人犯10名，缴获烟土310包、1万6千余两；11月5日奏报，缴获烟土14万4千余两，特别是在大沽海面一举查获金广兴商船夹带鸦片12袋、13万余两大案；11月16日奏报，破案16起、缴获烟土3千余两。短时间内，即破获20余起，捕获人犯40余人，缴获烟土烟膏16万3千余两，烟具1800余件。11月13、14日两天，将缴获烟土、烟具尽行销毁。其缴获烟土数同期仅次于广东，不仅超过了其它省份，而且超过了福建、浙江等南部沿海省份。
琦善在直隶禁烟的具体作法，一是“购觅眼线”，掌握线索，以便扼要截拿，人赃俱获。所收买的暗探，或向与商船熟识，为商船卸运之人；或向与店铺熟识，与店铺交易之人。暗探或虚与讲价，包管起卸；或托言代它省客商大宗购买，并预将银两兑存钱铺；或佯出高价，使其上钩。“不遗余力”，“百计诱捦”。尽管烟贩狡诈多端，不肯轻易出手，但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10月先后缴获烟土1.6万余两的4起案件，都是根据眼线“寻踪
访”所提供的线索破获的。（注：以上引文均见《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天津拿获兴贩鸦片人犯审办缘由折》，《史料》第1册，第355、365、356、365页。）
第二，文武配合，将士用命，周密部署，讲究策略。11月，金广兴、金允发两商船于卸货领照后，仍在大沽海面停泊，形迹可疑。眼线探查结果，船上有夹带鸦片，尚未起运上岸。天津镇、道文武官员刘允孝、王允中以查察海口为名，飞速赶至大沽。先将兵役排列河岸，再以金允发船有在逃罪犯为由，将两船水手诱至岸上，逐一点验。与此同时，刘允中亲率弁兵10余名，分驾小舟，先登金允发船搜查，未果。继而靠近金广兴船，船上剩余水手执拿刀枪，其势汹汹。刘允孝身先士卒，拔刀跃船，厉声镇压。水手人少，只得退避。当即于后舱起获烟土13袋，重达13万1千余两，烟枪107根，以及其它违禁商品。罪犯供认，因见天津查禁甚严，不敢卸下，准备驶往奉天等地出售。
第三，多方堵截，不使漏网。除在天津海口加紧缉拿，堵住源头外，并于通往京师及山西、河南等地水陆交通要隘10余处派驻兵役，严密盘查，不使烟土流出。1838年秋，赴津商船纷纷起碇出口，较之往年提前。究其原因，在于天津查拿紧严，夹带鸦片不敢起卸上岸，这些商船向来有卸货后北上奉天收购黄豆南返的惯例，为防止这些商船将夹带鸦片运往它处销售，琦善飞速通报盛京将军及奉天府尹，“一体设法访捕，严为堵截。”（注：《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闽广商船提前离津恐系夹带鸦片开往奉天片》，《史料》第1册，第387页。）稍后破获金广兴商船夹带鸦片大案，罪犯供认，欲转往奉天等地出售，证实了琦善的推测。
为使禁烟事务更加周密并制度化，1838年11月，琦善主持制定了天津海口禁烟章程。他亲赴海河一带，详细勘查地形；将历来商船进口查验章程详加考核，取其可用之处，补其未备之点。章程规定：第一，闽、广商船出海，由当地府州县查验，给予照票。照票内填注船名、装载货物、客商及水手姓名、年龄、相貌，所携带枪械数量，并出具无夹带鸦片之印结。第二，商船进口，由官役上船搜查，如无夹带烟土始可放行；派兵役押运速行，不许沿河停泊；只许雇佣官府指定引路渔船，严防渔船私自出口与商船交给。抵关后，派员弁赴船搜查。沿岸陆地，派员弁兵役巡查，严防附近居民、小船与商船交易。第三，商船报关后，只许停泊指定河面，不许挨近民房；只许单独停泊，不许与本地船只及上海来津沙船杂处。第四，严密查验商船货物有无夹带鸦片。无论包裹箱只，均须抽样开验；验货完毕，再进入各舱搜查。第五，海河南岸居民铺户以及城外行栈店铺，一概实行牌保制，如有违禁，一并惩办。行栈铺户夹壁地窖，悉行拆除平毁；滨河铺面所有后门，悉行堵闭。
章程特别强调稽查官役的责任，规定文武员弁各司其职，不力者严办。凡闽、广地方官稽查不严，所发照票与所至海口查验不符，应“查明严行惩处”；海口文武官员、税局丁役、员弁，凡稽查不力，“即行严参惩办”；凡兵役巡拦人等敢于循情纵容，“从严究办”。（注：《署直隶总督琦善奏复稽查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烟土章程折》，《史料》第1册，第399页。）
1839年秋，闽、广商船160余只驶抵天津。琦善督饬天津海口，依照新的禁烟章程，严密稽查。委派督标军官赴津，会同当地汛弁，前赴海上巡查，驱令商船进口，防止内地不法小船出口私相接运。委派督标将领，率兵在两岸支搭帐房，在商船进口后节节催查，不许沿途上岸，防止内地小船拢近。抵关，镇、道、府官员亲自上船，开舱查验，未查完，则在舱口贴上封条，来日再查，并派兵住船看守，防止夜间偷漏。卸货后复由总兵刘允孝亲自进舱细搜。由于盘查严密，抵津商船无一敢于夹带鸦片。个别水手挟带零星烟土，企图上岸售卖，亦被查获。
直隶的禁烟运动卓有成效，道光帝大加赞赏。1838年10月初，琦善奏报查获鸦片1万6千余两，道光帝批示：“可见认真查拿，不难即时破案”（注：《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亲审所获贩烟人犯并酌保破案出力人员事上谕》，《史料》第1册，第380页。）。11月初，奏报一举查获金广兴商船夹带鸦片13万余两，道光帝批示：“查拿甚属可嘉”（注：《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天津查获兴贩鸦片洋船严加讯办折》朱批，《史料》第1册，第393页。）。中旬，奏报焚毁缴获鸦片及烟具，道光帝批示：“消患不少矣，可嘉。”（注：《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焚毁查获烟土情形片》朱批，《史料》第1册，第402页。）12月20日，巡视东城户科给事中察琼上奏，请求在严治兴贩、吸食同时，严治窝庇犯。奏折述及数月来全国禁烟形势喜人，成果显著，首列京师，次及湖广，第三即直隶。直隶的禁烟运动与广东一起，南北呼应，对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成为了投降派，对此，历史已有公论。但是，不能因为他后来成为了投降派，就否定他在禁烟运动中的表现。他在禁烟讨论中的主张以及在直隶的禁烟运动证明，他并不是所谓的弛禁派人物，对此，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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