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对“五四”的追溯：面对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只能是当代的追溯，借用一个“后现代”的词语，是“当下”的追溯。
在“五四”新文学倡导过程中，发难者们已经开始了对其发生过程的描述——也包括近距离的追溯。早有人说过，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体十年一变。每一变都会引发文化观念与评价尺度的一系列变化，同时人们会对历史有一番新的阐释，有一番热闹的争论。被关注的历史阶段会有所不同，而“五四”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始终是被关注的热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并不平静，但毕竟没有战争，没有“运动”，在看似乎稳的社会氛围中，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变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视角。
1993年，郑敏先生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以独特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文章的冲击力和思考深度尤其体现在对“五四”新文学发难者思维方法及其历史影响的概括：“更能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文学史理解的清晰度的，是那些选择的具体现象背后的决策性思维，简而言之，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推动历史：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思维。”郑敏先生尖锐批评“五四”文学革命形成的“正统逻辑”：“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是简单化的二元对抗逻辑。”
《世纪末的回顾》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更能够感受它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如今，“二元对立”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和论文中使用率极高的词语，而且无一例外地用之于贬义。
郑敏先生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理论依据是解构主义。她说明她的评说和结论是“从今天的解构思维来看”。
郑敏先生认同并热情赞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著述由于其构思复杂，表述曲折，旁征博引，文化内涵多元，读起来自非轻松，但其美感有后现代雕塑的素质，每换一视角，迁移一时空，都会发现新的内涵，以‘迪’论为例，即使读过十数遍，也仍感自己的疏漏之处比比皆是。”“作为中国当代人的我们如果能耐心读德里达的经典著作与新著，会惊讶地找到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亲历的历史判断。”（《解构主义在今天》）
德里达在他生命最后的谈话中说，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非常优秀的读者”在读他的书。这几十个“非常优秀的读者”中，应该包括中国的郑敏先生。
郑敏先生以“耐心”的研读和辨察认同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有谁曾像郑敏先生那样深入地钻研德里达的著作吗？我们大多数只是通过西方文论的中译本，获得着对于解构主义的一知半解，何况德里达著作的中译不少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其“信”的程度难免可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定的时代气氛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依照对于德里达理论最易理解最易接受的诠释，将“构思复杂，表述曲折”，难以言说甚至不可测度的解构主义哲学，聚焦于锁定于对“二元对立”的批判与颠覆。
我们认真思考过颠覆“二元对立”意味着什么吗？
“二元对立”并非结构主义者的发现，它有十分久远的渊源，是人类有史以来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不但西方希伯莱文化传统和希腊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中都包含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以二元对立作为基本的概念模式。天／地，阴／阳，好／坏，善／恶，美／丑，真／假，上／下……二元的区分与判定，虽然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赋予过很不相同的、甚至相悖的涵义，然而正是这种区分与判定，以及德里达所说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沿着另一个单项”，为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信念和精神支撑。
德里达以自造的关键词“differance”（中译“延异”或“异延”，音译“迪菲昂斯”）挑战“二元对立”。德里达指出：“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那么，“解构”要做什么呢？“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就是在一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立场》）德里达以“延异”颠覆他所命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作为本源的终极真理。解构主义不仅力求撼动西方文化赖以支撑的基石，而且其颠覆标的指向了人类各民族社会形成以来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郑敏先生热烈赞扬解构主义划时代的意义，她说：“这古怪的‘迪菲昂斯’正在揭开思想史全新的一页，结束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一元论、二元论，引进了当代的多元时代。多元时代的灵魂正是‘歧异’和由歧异推动的‘变’和由变引来的无绝对真理、无绝对中心、无绝对权威的新历史阶段。”（《解构主义是否已过时》）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活力四射。他解剖过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胡赛尔、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大师的学说，而他的解构理论也被别人所解构。解构的手术刀似乎无往而不胜。所有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思想家都难逃解构的法网。一些西方学者在惊叹解构主义理论的犀利性的同时，对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持审慎态度。例如乔纳森·卡勒在介绍德里达的文章中问道：“倘若我们在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德里达，时间还会证明他在哲学史中曾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吗？还会认为他参与创立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解释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会把他看作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吗？”（《雅克·德里达》）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领悟解构主义的颠覆性之前，就接受了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批判。
解构主义诞生于1968年的法国。1968是西方知识分子精神行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巴黎“五月风暴”以及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风潮之后，激隋的60年代结束了。读读贝尔纳·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之我见》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他们对60年代的描述引发着我们的联想，但更容易与之相类比的中国情景，却并非60年代而是80年代。1968年之后，西方知识分子从历史舞台政治舞台撤退，从颠覆现实秩序转为颠覆语言秩序。人类的知识积累与理论思维发展到20世纪后期，已经不可能出现博大浩瀚、包罗万象的学说。“68后”的不少西方理论家将深刻性、尖锐性寓于反叛性与颠覆性之中，把自己抓住的“理”推向极致，形成诸多走偏锋的理论成果。正是解构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后”学思潮，铸就了90年代之后中国的学术语境。
在1989年，我们以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激扬而生动的80年代，经历的精神变化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迪克斯坦对告别了60年代之后西方知识界的描述，竟仿佛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如果60年代的口号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那么现在许多人能勉强生活就心满意足了。（例如，学生们从学文科转而学习谋生糊口的课程，并不顾一切地挣学分。）……一种前景暗淡、乌托邦幻想破灭和心理资源枯竭的感觉对艺术产生了限制性的影响，这精确地反映了意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挣钱和花钱在继续，很多人放弃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希望，而去寻找家庭、妻室和私人生活的乐趣，或钻研业务和严格工作的满足。”（《伊甸园之门》）
也是在90年代初，霍金的《时间简史》被介绍到中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推动丛书”第一辑共九种中竟有三本是霍金的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时间简史续编》、《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在60年代，以霍金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家发动了又一场物理学、宇宙学的革命。霍金论证了宇宙的有始有终和时间的有始有终，论证了在时间的边缘“奇点”，所有定律和可预见性都将失效。人类以往的追求和探索、理想和信仰、哲学和宗教，都以对时间永久性的信任为依托，人类正是依仗着对“永远”的信任，前仆后继地追寻超越现实层面的终极意义。康德提出的世界开端问题曾经使西方人感到恐怖，那么，霍金对时间终结的论证会对人类精神生活造成怎样的震撼？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变化是由哲学推动的，而哲学的变化则受惠于新物理学。在时间终结的论证与解构主义宣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想当年，鲁迅“反抗绝望”，而那“绝望”毕竟是有限度的，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如汪晖在《反抗绝望》书中所说，鲁迅“确认了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死了”说（“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和各种“终结说”（如“历史的终结”、“科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西方文化的终结”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势和文化氛围中，解构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取向。
德里达在《延异》中说，对于本原的失落，对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被颠覆，“我们不应当带有怀乡之情”，相反，应当像尼采那样，“将断定以某种哭声、某种舞步置于嬉戏中。”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通过对解构主义灵活的误读和粗糙的理解，解构成为一种学术游戏，也出现了郑敏先生所说的“形形色色的对‘解构’的庸俗滥用。”（《解构主义在今天》）
而郑敏先生严肃地、郑重地研究和介绍解构主义，她以解构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质疑尖锐而犀利。德里达颠覆二元对立是从言语／文字这一对概念开始，从解构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语音中心主义出发，德里达推崇言语／文字二元对立中处于低一等位置的文字，推崇以西方眼光看来极具独异性的汉字。当郑敏先生以“解构主义奠基人德里达反对索绪尔等结构语言学者及西方哲学其他逻各斯中心论者的重口语轻书写的原则”批评“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倡导者，使人疑惑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过“语音中心主义”吗？套用德里达的说法，胡适等所面对的不是中国传统中的文字中心主义吗？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则表现出充分的复杂性，既非沿着“五四”新文学发难者所宣示的取向直线行进，也非“拥护—打倒”的二元对立所能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但解构主义被“庸俗滥用”，而且郑敏先生《世纪末的回顾》中的论点也被“庸俗滥用”。不但“二元对立”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贬义词，而且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反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反二元对立”成为这组二元对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单项。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延异”“在一个区分和延搁的替代链中永不停息地自我移位”，那么，如果我们有兴趣加入这永无止境的游戏，是否也该解构“反二元对立”／二元对立这组表现出“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和平共处”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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