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翻译主体的构成与姿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姿态论文,主体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那么，怎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文学翻译的重任呢？沈雁冰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1]中，提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了解新思想的人”、“有些创作天才的人”。郑振铎对于前两个条件表示赞同，对第三条则有异议，他认为翻译的人，不一定自己有创作的天才。只要他对于本国文有充分运用的能力，对所译作品的语言有充分了解的能力就可以了。“在翻译上，思想与想象与情绪原文中都是有的，不必自己去创造，所必要的只是文字运用的艺术而已。所以翻译家不一定就是创作家。”[2]不过，他也承认，如果用创作天才来翻译东西，他的翻译也许可以比别人好一些。在各国文学史上，单以翻译家著名的是不少见的。
从五四时期的情况来看，文学翻译者的确是“了解新思想的人”，虽然“了解”并不完全等于赞同。不少译者对文学确有研究，只是这种研究并不都是学有专攻，多数是为了更好地翻译而去研究相关作家和思潮，或者通过翻译而研究。至于“创作天才”，恐怕只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李劼人、徐志摩等少数人才能谈得上，多数则只能说是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而已，当然，翻译使译者的文学才能得到发掘与提高，从而改变专业走上文学道路的也不止一二。
五四时期绝大多数译者都至少通一门外语。其中有一批是留学生出身，如鲁迅、周作人、胡适、赵元任、李青崖、沈泽民、张闻天、夏丐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刘半农、李劼人、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章锡琛、孙俍工、吴宓、方光焘、方令孺、陈西滢、谢六逸、徐志摩、徐祖正、王独清、丰子恺、穆木天、梁实秋、朱湘、徐蔚南、黎烈文等。国内新文学运动尚未兴起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虽然所学专业不同，但出于学习外语的需要，接触了大量本色的（而非林译中国化的）外国文学，由于西方思潮的鼓荡，要借文学来启蒙，或出于良好的文史功底和浓厚的文学兴趣，早早地开始了翻译。如鲁迅与周作人，在留日期间，即译有《域外小说集》等。而胡适在出国前，就翻译过短文《暴堪海舰之沉没》、《生死之交》与诗歌《六百男儿行》、《缝衣歌》、《军人梦》、《惊涛篇》、《晨风篇》等；留学美国期间，翻译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百愁门》、《决斗》、《乐观主义》、《哀希腊歌》等。胡适、鲁迅等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不能不追溯到早期翻译的异质文化熏陶与文学训练和积累。五四时期出国或归国的留学生，由于新文学的召唤，文学翻译更为自觉。
国内外国语教育的发展，也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中国素有培养翻译人员的传统，明代永乐五年（1407年）创设四夷馆，先后设鞑靼（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后增设八百、暹罗等馆。清初改名四译馆，设蒙古、女真二馆。同治元年（1862年）创设同文馆，先后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东文等馆。20世纪尤其是民国成立后的新式教育，更加有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教育部1912年至1913年陆续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等法令，统称“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有条件的高小可开设外国语课。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但是遇到地方特别情况，亦可任选法、德、俄一种。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增进知识。中学四年外国语每年周学时分别为7、8、8、8（男生），6、6、6、6（女生）。外国语教学法基本上采用翻译法或阅读法，注重译解。1923年又颁布了《壬戌学制》，从学制、学科、教材到教法都由学日本转向学英美。中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初中外语占164学分中的36学分，约占21％，中文科、社会科的高中占91学分中的16学分，约占17.6％，重数学和自然科的高中占95学分中的16学分，约占16.8％。郭绍虞、傅东华、胡仲持等，就出身于普通或工科中等学校，但外语水平颇高，翻译成绩斐然。高等学校除了设有外语系科之外，其他系科也很重视外语能力的培养，沈雁冰、郑振铎、罗稷南、饶孟侃、潘家洵、李小峰、孙伏园、潘梓年、凌叔华等，即毕业于高等院校或其预科。教会大学对外语尤其重视，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不少翻译者出身于这类学校。如冰心是燕京大学出身，曾虚白、邹韬奋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胡山源是之江大学出身。外语专门学校更是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摇篮，瞿秋白、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出身，曹靖华上过上海俄文专修班，后又到苏联留学。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受过良好外语教育的生力军担当，但也有此前翻译文学成绩斐然的前辈仍在发挥作用。如近代文学翻译第一人林纾，1917年后继续他与别人的合作翻译，译有哈葛德《天女离魂记》、托尔斯泰《现身说法》、亚波倭德《赂史》、丹考夫《俄宫秘史》、斐鲁丁《洞冥记》、易卜生《梅孽》等。伍光建译有歌德《狐之神通》、斐尔丁《大伟人威立特传》、狄更斯《劳苦世界》、盖斯凯尔夫人《克阑弗》等。曾朴译有雨果《吕伯兰》、《吕克兰斯鲍夏》、《欧那尼》、莫里哀《夫人学堂》等。
另外还有自学成材的翻译者，如程小青自学英语，1915年起翻译英国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后辑入《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1-13册）、《福尔摩斯探案》等出版。王鲁彦高小未读完，后来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两度学习世界语，终于学通，以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五四时期出版的有《犹太小说集》、俄国马明西皮雅克《给海兰的童话》，稍后结集出版的有《显克微支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等。胡愈之上过新式小学，中学不到一年因病辍学，转入杭州英文专科学校仅仅半年，学校因故停办。他小学时学过一点日语，英语主要靠自学，世界语通过函授学习。《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逼促他边学习边翻译，经刻苦努力与数年磨练，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世界语和日语。1928年被迫出国，又学习了法语。胡愈之在五四时期发表了大量译文，如俄罗斯迦尔洵的《一件小事》，托尔斯泰的《三死》，契诃夫的《陆士甲尔的胡琴》，阿尔志跋绥夫的《革命党》，普希金的《丧事承办人》，高尔基的《消极抵抗》，爱罗先珂的《为跌下而造的塔》、《枯叶杂记》、《春日小品》，苏联赛甫里娜的《列宁和俄皇的故事》，英国王尔德的《莺和蔷薇》，犹太宾斯奇的《外交》，丹麦维德的《秋之火》，日本小泉八云的《街之歌者》，德国苏德尔曼的《欢乐的家庭》，西班牙贝纳文特的《怀中册里的秘密》，保加利亚伐佐夫的《失去的晚间》，捷克捷赫的《出了一册诗集的人》，波兰普鲁斯的《“她爱我吗？”》等，结集出版的有俄国陀罗雪维支的《东方寓言集》。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文学青年，也尝试着文学翻译。《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刊出了Y.Z.写给记者的信，信中说：“数年前夏天，我与我的姊姊，译了许多英美名家的诗，都是用白话译的。这番拿出来看看，已残缺了；我亲爱的姊姊，也是死了（今年春），真是悲伤哪！今附寄诗六首，其中译的三首，是我姊姊的遗墨；做的三首，是我学步你们的。”三首译诗都刊登出来，其中一首题为《不过》，S.M.Hagemen作，S.Z.译：
一 不过一个小儿罢了；/今天压死在场市的；/但是无涯的天国，/宿在他小心里。
二 不过一粒沙罢了，/海的波浪静的；/但是他总占着一个地方，/保持大陆的平衡。
三 不过一分钟过了，/现在想是无用了；/唉！没有这一分钟的链环，/便免去永劫的链。
这首带有哲理色彩的诗，虽然看得出初译者的学步痕迹，但五四时期普遍的翻译热情于此可见一斑。
五四时期社团蜂起，百家争鸣，不仅有新文学激进派与保守派、中间派之争，而且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无论社会发展观、文学观及审美取向有着怎样的歧异，对待文学翻译却都充满热情。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梅吕哀》与《二渔夫》（作者均为莫泊桑），林纾与陈家麟翻译的托尔斯泰《社会声影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胡适出版译著《短篇小说》第一集，林纾发表小说《妖梦》、《荆生》与《致蔡鹤卿太史书》等文章，攻讦新文化阵营，与此同时，也出版了译著《恨缕情思》（托尔斯泰）等。学衡派一方面对文学革命提出种种质疑（其中有些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也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吴宓、陈均、李思纯、陈铨等人翻译的沙克雷（通译萨克雷）、福禄特尔（通译伏尔泰）小说，西塞罗散文，柏拉图、葛兰坚、马西尔文论，李查生·渥温《世界文学史》，嚣俄（通译雨果）戏剧，安诺德罗壁礼拜堂诗，法国诗歌等。当然，学衡派的翻译使用文言，这是其可笑之处，但他们原则上并不排外，而是希望借助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与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来救治激进派的凌厉浮躁之气。《小说月报》经沈雁冰主持全面革新之后，多数带有鸳鸯蝴蝶派色彩的原班人马，如叶劲风、包天笑、李涵秋、胡寄尘、赵苕狂、张舍我、程小青、徐呆卓、何海鸣、范烟桥、闻野鹤、恽铁樵等人，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支持下重新集结在一起，于1923年1月10日创办了文艺周刊《小说世界》（第17、18卷改为季刊）。这一刊物尽力迎合小市民心理与欣赏习惯，发表作品讲究趣味。同时给外国文学译作不少版面，发表了托尔斯泰（《复活》节本）、契诃夫、莫泊桑、都德、法朗士、大仲马、狄更斯、王尔德、欧·亨利、显克微支、泰戈尔、国木田独步、久米正雄、德富健次郎、武者小路实笃、加藤武雄、岩下小叶、秋田雨雀、裴多菲、歌德、小仲马、克雷洛夫、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翻译，文体丰富，有小说（含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世态小说、社会小说等）、剧本、诗歌、歌词、传记、故事、寓言、童话、探险记、讽刺文配画等。译者不止于被新文学阵营视为鸳鸯蝴蝶派的恽铁樵、徐呆卓、周瘦鹃等人，也有近代翻译文学的前驱林纾、程小青等，还有来自新文学阵营的沈雁冰、苏梅等。由此可见，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
二
翻译者在选材与翻译及成果的发表诸方面，有竞争，也有相互支持。周作人译南非须莱纳尔《沙漠间的三个梦》，篇末就对借给他小说集的刘半农表示感谢；1921年5月27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刊出的《国际歌》译文，出自郑振铎与耿济之的联手；鲁迅翻译《小约翰》得到了精通德语的朋友齐宗颐的大力支持；未名社的成立，缘自鲁迅想帮助一班青年出版俄罗斯文学翻译作品。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翻译价值的认识与具体作品的译法等方面屡有论争，个中虽然不无意气用事的地方，但辩难其实也加深了对翻译价值的全面体认与对作品的准确把握。
译者从事翻译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无疑是缘自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发展的需求，就个体而言，情况则不尽一样。有的是出于景仰作家人格文品，有的是急于传达作品的意蕴，有的是要引进某种文体形式，有的是作为创作间歇的调整，有的是报刊约稿一时拿不出创作，只能以翻译应命，有的是为创作而演习，有的干脆是为了糊口。但此时，除了林纾等名家之外，普通文学青年的翻译稿酬较低，难以单靠翻译维持生计。所以，五四时期除了林纾等个例（注：商务印书馆给予林纾与曾朴最高标准的翻译稿酬：每千字银洋十六元，约合白米三石许。参照时萌《曾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之外，还没有新一代专以翻译谋生的文学翻译家。有些同人刊物不付稿酬，如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决斗》、《梅吕哀》、《二渔夫》，在《新中国》发表《一件美术品》，在《每周评论》发表《杀父母的儿子》、《爱情与面包》、《一封未寄的信》，就都没有稿酬。
无论译者最初的动因是什么，一旦开始翻译，便不由自主地将个人的思想、感情、才华投入到翻译过程之中，所以译者与译作之间的关系不是搬运工与货物那样简单的移动关系，而是一种原作与再创造的关系。清末民初一些译作属于译述性质，往往既不标明原作者，也不注明是译述，再加上改换了作品中的地名、人名，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译述者所著。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版权意识淡漠，另一方面也与译述这种形式改编成分较大有关。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等少数刊物，部分沿袭了这种做法，有些译述作品题目下面只署译述者的名字。而多数报刊则摒弃了那种著译不分的做法，编译、译述与翻译总是明确标出。但标出的细节却也耐人寻味。《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18年7月发行的第5卷第1号，除了第4卷第5号之外，翻译作品在目录上不标著者，只有译者署名，且不标“翻译”或“译”的字样，只是在内文里一一标明。从第5卷第2号起，目录上才标明著者与译者。《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即全面革新的第1期，一篇译作有三种署名方式，以《疯人日记》为例：
封面的要目：译丛 疯人日记 耿济之
目录页：译丛 疯人日记 （俄国郭克里著） 耿济之
内文中：疯人日记 （俄国郭克里著） 耿济之译
内文里的《邻人之爱》后面为（俄国安得列夫原著）。第2号封面的要目与目录页的署名方式与第1号目录页的署名方式相同。《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译作的署名方式，译者均为某某译，而作者有时是某某作，有时为某某原作。这些细微的差别反映出版权意识有所增强，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翻译文学的创造性价值十分看重，有意无意地强调译作与原作的差别，突出译者的地位。
由于翻译的急迫、转译的繁难与初学乍练的幼稚等原因，翻译文学中难免有一些粗疏之作，翻译界对此始终保持批评的态势。译者翻译的态度大多十分认真，虽然未必都像杜甫说的那样“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贾岛作诗似的推敲功夫却也是寻常之事。所以，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一面自嘲说“这一点小玩意儿——一个陀螺——实在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过在我是愉快的玩耍的纪念，不免想保留它起来”；一面又说“有喜欢玩耍的小朋友我也就把这个送给他，在纸包上面写上希腊诗人的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藏着个大大的人情’”。
翻译本身融会进译者的感悟与感情，寄托着译者对读者的希望。中国素有小说评点传统，近代翻译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往往在译本上加批点、题辞或序跋。严复译述《天演论》，附加按语28条，多达21000字，占全书近2/5，还对原文时有加译、减译和改写。“林纾的早期译本，几乎都有序文，他喜欢以司马迁的‘龙门笔法’来分析外国文学的艺术性，其中有一部分中肯的，可以说他与原作者具有通感，但也常常有迂阔之叹。对于某些杰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例如狄更斯的批判英国政治、社会的现实主义小说，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林纾都在序文中对他们的思想意义，给予高度赞扬，并且还联系中国的现实，在慨叹、惋惜的微词中，透露出他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政体的向往。”[3]林纾在不同形式的评点中也有可笑的误读甚至荒谬的歪曲。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中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并不重视这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批点绝迹了。实际上并未绝迹，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译者惟恐读者不能领会原作的意义，许多译作前有引言或译序，后有跋或附记，介绍作者的生平、创作氛围、题材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作品的艺术特点，表达译者的看法，还通过文中的括号或脚注、尾注加注释，可谓用心良苦。1927年2月27日至12月25日，在《生活》周刊第2卷第17期至第3卷第8期上，连载美国麦葛莱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署名邹恩润译述，译者实为邹韬奋。在开始连载的前一周，韬奋在这家刊物上以编者的身份作了介绍：“这篇内容极有兴趣，很有小说引人入胜的意味，而又属真确的事实，毫无捏造。”此书的翻译风格正如译者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所表示的，是“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亲切流畅，易于接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书44节译文，每一节译文前面，邹韬奋都写有“译余闲谈”，篇幅相当大，第一节的“译余闲谈”400多字，第二节的“译余闲谈”100多字，第三节的“译余闲谈”700多字。内容涉及自由恋爱、两性交往的人生智慧、批判包办婚姻与家族制度、国民性自省、关于时间与作客的国民性表现、娶妾制度、大家庭与小家庭生活方式问题、饮食大餐浪费陋习、生育——多子问题、节烈的荒谬、送客的吵闹等，译者就这些问题发表感慨与看法，有时还征引新闻报道的真实事件。可谓言之有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译作和倾注思想感情的“译余闲谈”唤起了读者的共鸣，连载期间就收到肯定性的来信近200封。1927年10月，韬奋在一篇来稿文后的附言中说：“我在‘译余闲谈’中攻击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唤起许多人的注意；大多数受过大家族苦恼的人，有的用口头，有的用书信，都对我说他们读了拍案叫绝。”应众多热心读者的要求，此书于1928年6月由生活周刊社在上海初版印行，1932年1月再版。翻译者认真负责、倾注感情，因而受到读者欢迎的主体姿态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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