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墨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再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及其发展提出了严肃的理论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其生命力?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每一个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研究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同样，这些问题也出现在80年代的西方学者面前。西方一批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学者也试图给出他们的理论回答。E.拉克劳和C.墨菲就是当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两位著名西方学者。
在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重新思考，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学说，已为国内学者耳熟能详。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解答，是建立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前提之下。在“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科技革命的浪潮，以及20世纪末的全球化大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显然不能很好地解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注：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序言，第3页。)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全球化问题和信息社会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象的。”(注：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序言，第4页。)因此，从他们这些话语来看，在新的形势下，“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就是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观点。那么，如何看待“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最新的社会思潮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本文的核心。为此，本文首先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围绕该理论的激烈争论做一概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做一评述，最后，我们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出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回答。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何谓“后马克思主义”?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已经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回答，但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还是有不同的回答和争论。(注：张一兵：“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我们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思潮进行划分。(注：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运用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理论视域，来解构或解读马克思主义，并试图批判或超越马克思主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专指拉克劳和墨菲的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他们在解构基础上的所建构的“激进、民主、多元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不仅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自称为“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1)而且，国外学界也公认拉克劳和墨菲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的代表。(注：Paul Revnolds,Post-Marxism:Rad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Beyond Marxism,in 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ed.by Mark Cowling Palgrave,2000.P.257.)
那么，拉克劳和墨菲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究竟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哪些“核心范畴呢”?通过对他们两人著作的研读，我们发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都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阐释：包括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宏大叙事的政治学说、作为社会主要组织原则的生产方式、阶级范畴和主体的概念、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论等。概而言之，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了系统地解构。现在具体地来看一下他们的观点：
首先，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理论，但他们并不认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统治的整个结构与生产和剥削并没有本质联系。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要拒斥的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的观点，而“经济决定论”则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经济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决定论的“不合时宜”。他们指出，经济决定论所主张的经济是一个自我规范的机制，是严格地依据“内在的”的法规运行，并不存在任何源于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干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经过他们的考证，他们否定了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论的观点，并且指出政治空间可以自我独立，也就是“经济空间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的观点。(注：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序言，第85页。)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他们把“经济决定论”归属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专利”是否恰当合适。单就他们把政治和经济分离开来这一做法，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举。也就是说，这一划分并不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原创。据我们所知，美国学者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提出三轴心说，认为经济、政治、文化围绕各自的轴心运转，相互分离。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都是自我建构的。同样，拉克劳和墨菲也是从这一划分出发，然后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致命性错误”，即马克思主义盲目地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错误的联系，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决定性打击。”(注：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并引申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反对观点，即对马克思阶级论中心论的反驳。
第二，反阶级中心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一种阶级还原论”，是马克思“本质主义的最后阵地”。(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6)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的本质主义集中表现为把政治关系归结为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对阶级还原论的解构，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进行“最后的再质疑”。经济范畴，特别是剥削关系与其他范畴或者统治关系没有本质的联系，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剥削的历史斗争，对于在其他领域内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意义，而且互不相干。他们的结论是，一个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要求以物质条件为基础。
第三，反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这一观点是“反阶级中心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也是他们反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自然结果。在革命的主体这一立场上，拉克劳和墨菲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在政治上是可商榷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和固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体是多元的，具有多样性的差异，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建构的。当然，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看法，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20世纪末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当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及其使命的变迁。至于其根据是否合理，则必须做深入的批判分析。
第四，与社会关联的话语理论。拉克劳和墨菲采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把社会分解成话语并由偶然性逻辑支配。在他们的视域中，社会是多元的，非决定性的，是由话语组成的，不存在历史的条件、联系和确定过程的可能性。只有任意并列、随机出现的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能把这些非连续的孤立的现实碎片聚集起来的“是话语的逻辑”，这就是他们的话语理论，我们会在后面谈及话语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话语理论，是拉克劳和墨菲建构其激进民主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五，用激进民主代替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激进民主政治是一个比传统社会主义更广泛的政治空间。他们用一个含义模糊的“人民”概念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概念。激进民主的主体是“人民同盟”，这一“人民同盟”并不由阶级关系构成，也不是由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社会主义的解放冲动并不起源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社会解放的推动力是由自由民主的话语实践构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政治实践都不存在特定的社会基础，话语就是一切。
总之，拉克劳和墨菲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多方面的解构和论证，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置于与近代哲学相一致的具有表征特征的“本质主义”的地位，如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与20世纪的急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也就难于跟上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的理论学说和社会实践。如此，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成了某种逻辑必然。所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的这一理论规定，绝不是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设想的那样简单。《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刚一出版，马上就在西方社会招到了激烈的批评和争论。一时间，赞同和批评的声浪一齐涌来。
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争论
围绕着《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主要观点，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加拿大女学者艾伦·伍德就是一位坚决的反对者，她在《阶级的退却——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剖析并反驳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另一位著名的反对者则是诺曼·格拉斯。他在《新左派评论》发表长文，激烈地批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同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首先，格拉斯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在反本质主义的旗号下，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如“历史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利益”等范畴都被拉克劳和墨菲贴上了“本质主义”的标签。为了避免“本质主义”的错误，拉克劳和墨菲的结论是：必须放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范畴，否则会导致违背多元主义的二元论。(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50)其次，格拉斯认为，拉克劳和墨菲并不是在具体的理论层面上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从基础理论上推翻马克思主义。他们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否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否定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定了劳资对立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理论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抛弃，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彻底背叛。再次，格拉斯指出，拉克劳和墨菲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简单化处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多样性的概括是：列宁不是考斯基，葛兰西不是托洛斯基和卢森堡，拉克劳和墨菲不是葛兰西。格拉斯的结论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主张与其说是“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前马克思主义”，他们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建树，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读和任意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彻底抛弃。
面对格拉斯的批判，拉克劳和墨菲在1987年166期《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长文予以回应，并概括归纳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立场。首先，拉克劳和墨菲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他们说，历史的发展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理论不能固守过时的传统，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引起了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2)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深刻而不断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3)福利国家的官僚化，引发了新社会对抗形式的产生。(4)第三世界的群众运动并没有遵循传统阶级斗争的逻辑模式。(5)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体制危机，以及以无产阶级名义建立的新的统治形式。(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57)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对这些历史新变化既不能忽视也不能歪曲，“不能让历史的新变化去适应过时的教条”，而是应当建立适应历史新变化的新理论。
其次，拉克劳和墨菲回应了格拉斯关于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和误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批判。他们指出，新理论超越旧理论，是对旧理论的发展而非“背叛”。他们反唇相讥到：依照格拉斯的逻辑，那么，哲学史的发展是否表明了“亚里士多德背叛了柏拉图?康德背叛了莱布尼兹?马克思背叛了黑格尔?”(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59)。如果是这样的“背叛”，那么，他们崇尚这些建构者的“背叛”信条。格拉斯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看成是经典的真理性认识，未来的一切发展都能其中找到根据，任何企图超越这种僵化的认识，都被指责为“抛弃”。拉克劳和墨菲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指出，根据格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认识和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可以这样描述：伯恩斯坦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苏联官僚阶层背叛了革命，西欧共产党背叛了他们的革命成果。拉克劳和墨菲尖锐地指出，如此描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导致的结论是：真理的坚持者越来越少，而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却越来越多。
在上述反驳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发表了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看法：(1)经典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策略建立在不断使工人阶级中心化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简单化了。(2)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描述并不一致，它朝着非中心化的方向发展，第二国际不能回答这一发展趋势为什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致。(3)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民主成为一项新的任务，新历史任务需要建立新的领导权，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没有预料到的。(4)从列宁的阶级联盟概念到葛兰西领导权概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不断挣脱本质主义的内在趋势，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引入新概念的连接点。因此，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描述，拉克劳和墨菲得出这一结论：本质主义已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整合为一个整体，“新的政治逻辑和思考开始取代马克思主义”，而这才是他们不得不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缘由，当然，它也是这一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再次，从根源上看，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格拉斯之所以坚决反对“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于其固守本质主义的传统，无法理解他们对本质主义立场的批判。格拉斯对他们的批判重复了本质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是多元的，非决定论的，向所有的可能性和价值开放的。“激进民主社会的首要条件是承认偶然性和向所有价值全面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抛弃了对单一基础的渴望。”(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63)这一斗争策略无基础、无中心、无必然的确定性，不能还原到任何一种单一的基础上，来确定那一种策略行为优于其他策略。这些多元的政治行动只有差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格拉斯坚持僵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根本认识不到本质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没有看到思想史中的反本质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反映。拉克劳和墨菲追述了本质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反本质主义出现的历史条件。他们指出，在前现代的社会性中，由于技术不发达，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基本是重复性的实践，也就是说，是由语言话语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稳固的。这种现象产生了一种幻觉，把纯粹是社会建构的客观存在等同于事物本身。这种世界观的确立导致了本质主义的产生，它表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拉克劳和墨菲指出，这一本质主义的基本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存在的历史性。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变化的节奏加快，话语在建构客观实在中，其历史性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作为整体的当代思想，在更大的范围内试图适应这种不断增加的变化，其表现就是不断地远离本质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转向，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激进批判，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批判，正统认识的危机等等，这些方面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远离本质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当代思想史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断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不断使自己远离本质主义。”(注：Sim(ed.)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58)因此，拉克劳墨菲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并没有“背叛”和“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远离本质主义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系谱中的一个环节。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与方法
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提出了话语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解中心化策略，也是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这一话语理论是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具体体现。这一话语理论关注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确立的可能性条件。概括地讲，话语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1)在可能的客体建构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语法，这个语法促成了和实在的联系，围绕着持续的话语现实化，在反抗的语境中进行社会认同的建构。这种现实化并不和特定的客观事物相联系，而是把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再描述的可能性作为主要的关注点。(2)这一话语概念不仅仅是讲话和写作，因此不能把它归类于语言学。话语总是表现为语词和行动的结合，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来看话语理论的建构，它同时包括了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在意义的总体中出现的话语，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超语言学的，而是必须先于这种区别出现的。对语言行为来说，这种表现维度是本质的内在的，因此一个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东西。(3)为了表达话语理论的历史性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们把事物的存在和实体作了区分，认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和事物本身的实体不是同一个东西。事物的存在是历史的变化的，而实体则是不变的。显然，这一思想来源于海德格尔对存在(being)和实体(entity)的区分。拉克劳很早就指出，事物的存在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如果把事物的存在固定化，会导致两个错误：一是把客体质化，把主体还原为已经存在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二是把主体本质化，把客体还原为思想的客体。
为了进一步把握拉克劳和墨菲的解构的逻辑，需要认真梳理一下他们抽象的和颇具争论的“话语理论”。他们采取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认为研究的重点不是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差异。《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提出四个核心概念：即“链接”(articulation)、“话语”(discourse)、“要素”(moment)、“成分”(element)。所谓“链接”被拉克劳和墨菲定义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要素(moment)，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成分(element)”(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05)拉克劳和墨菲用话语理论消解了社会的概念，论证了社会的不可能性，他们把社会归结为话语，社会不是由统一的逻辑建构的总体性，话语是由差异逻辑支配的，社会只能被缝合，是对统一性的否定而不是总体化，那些不能被链接的话语要素成了总体性的碎片。偶然性产生的碎片是对总体性的否定。差异关系而不是整体性的关系，是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
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社会主义新策略：不同的领导权斗争是从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入手，通过不同的话语实践，置换对经济不平等批判的话语，走向对其他从属形式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权利要求。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单一的，主体也不是单一和固定的，而是多元的，是在不断变化中建构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被排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主体，如环保生态、女权、学生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平等的多元的主体的崛起。如此，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就远离了葛兰西思想中的两个带有本质主义的关键内容：(1)葛兰西坚持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葛兰西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的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围绕着单一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注：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73页。)这样就在新的后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策略中，彻底清除了葛兰西思想中“最后的两个本质主义的因素。”
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基本思想是：总体性社会概念是不存在的，也就是拉克劳所说的社会整体的不可能性。社会就是话语，是通过话语建构自身的意义。主体并不是先于话语存在，而是通过话语获得自身的意义，不同的主体是由不同的话语建构的，主体和话语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拉克劳的解中心化的逻辑是，不同话语的差异性显示了话语的同一性，不同建构性主体的话语偶然性，显示了其必然性。也就是说，不同话语的同一性，就是它们所具有的差异性；不同主体话语实践的必然性就是他们都必然具有偶然性。这样就彻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范畴中具有确定基础的真理概念，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概念，以及能解释政治行为的确定的经济概念和阶级中心化的概念。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看法，在话语理论的视野中一切都是偶然、差异、变动、不确定，在建构领导权的话语实践中，再也没有本质主义的立足之地了。这就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话语理论的逻辑。
四、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几点反思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理论反思。拉克劳和墨菲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僵局，不能解释变化着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不断被削弱，根本原因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掺杂着几乎不能成立的一系列认识论假设，只有把这些假设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假设”如下：(1)历史决定论的假设，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有发展规律，是进步的。(2)经济还原论的假设，认为马克思用难以证明的方式特许了阶级劳动等范畴的解释权。(3)马克思的解释框架，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当成本体，而不是功能性的。(4)社会主义的多元可能性，在马克思那里得不到概念化的阐释。(注：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姜辉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50页。)“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如果不重新建构阐释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解释当代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
那么，如何来评价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呢?我们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首先是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认同了西方部分右翼学者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论调，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脱节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被宣布为很少或干脆无助于说明社会，甚至或许成了改造社会的一种障碍。”(注：贝斯特和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第262页。)综观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暗合的前提：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对此，西蒙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掏空了所有真正的希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个新的开端，也不是理论化的出路之路，而是对失败的承认。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彻底拒绝，对辩证法的彻底抛弃，在哲学立场上滑向唯心史观，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决定论立场。它在方法论上完全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范式，站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客观性，否定真理。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一切理论建构都是无意义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建立可供批判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方法是异质的、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逻辑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拉克劳和墨菲却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其“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相反却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借助这些理论工具，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和“对一元论渴望”的真理观。
再次，“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读。贝斯特和凯尔纳说：“正如格拉斯和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注：贝斯特和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这具体地表现在：第一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本质主义是错误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发展、变化和联系，它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相信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不相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本质主义”概念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用法中，其含义十分混乱。正如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一样，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就有多少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后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正是反本质主义立场把他们与后现代主义整合在一起(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是反还原论，即反总体性，反普遍主体，反目的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现象不具有固定的统一性和主体性，否则会导致凝固的总体性的后果，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文化关系都不例外。反本质主义论者认为，人们不是社会决定论的产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人们是建构和正在建构的产物，是相对的、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依赖我们的话语而存在，整个世界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事物内部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必然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就是事物的本质。现象和本质是事物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是包含着偶然性的必然性，是辩证的“本质主义”。事物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事物的本质凝固化，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观。而“后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学片面立场出发，只承认偶然性，否定必然性，只承认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只承认差异性，否定统一性，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能陷入一种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之中。
最后，必须明确“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声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一个新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比拟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最后，我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其特征就是视域的扩大。同样，非欧几何学并没有否定欧几里德几何学，相反却把它视为更大选择空间中的特殊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必须被视为更广阔的可能话语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注：E.Laclau,(ed.),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66.)就此点而论，我们并不能完全赞同拉克劳和墨菲的结论。因为众所周知，非欧几何对古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否定，的确是空间和视域的扩大使然；但如果使非欧几何的应用条件重新回到欧几里德的条件之下，那么，欧几里德是完全成立的。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假如把“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一些结论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的条件和视域之内，其结论能成立吗?显然，对此问题的回答绝非像拉克劳和墨菲所设想的那样简单明了，其答案很可能也是否定性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遭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都被它解构和摧毁了。这样，如果我们仍然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入马克思主义之列，那我们又有什么根据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加以革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个别结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基本理论观点在当前社会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与“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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